“离了，终于离了！”

热搜爆了！

汪峰终于得偿所愿上了头条，只可惜是和章子怡官宣离婚的新闻。

一整天，人们对这对夫妻的八卦津津乐道。女方的粉丝和路人都在庆祝，“终于离了！”

男方的粉丝……暂时还没看到……

实际上两人从结婚起，男方便一直不被看好。这些年，关于男方，大众嘴里的谈资只剩他与上不去的头条之间那些神秘的故事。

很少人记得，在被人嫌弃的开始，他还是一个心怀梦想的音乐人。

“终于不用吹头了。”2021年4月份，汪峰剃了寸头，他的私人造型师薛凯发出这声长叹。

剃寸头的这一年，是汪峰人生中第50年，是他跟章子怡婚后第6年，距离小时候第一次被迫拿起小提琴，已经过去46年。

岁月的风，曾一度吹乱他不羁的长发，吹疼他苦涩的童年、叛逆的少年、迷茫的青年。

而现在，再大的风也无法让他的发型凌乱了。

从90年代的长发飘飘，到世纪初先锋式的挑染，再到不惑之年耸立的鸡冠头，薛凯为他吹了20多年头发。

汪峰的发质细软，为了让发型多维持几个小时，薛凯常常需要在包里塞几罐发胶备用。然而即使是这样，汪峰依然坚持着各种各样极致的造型，标记着人生的不同阶段。

当一个人主动为自己打上某种标签，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认为的；另一种是希望被认为的。

唱着“我该如何存在”的汪峰大概属于后者，徘徊在苟活和展翅高飞之间，寻找着和世界相处的方式。

1993年，汪峰22岁，他低着头跟在父亲身后，父亲让他走远一点，儿子的一头长发，让他觉得丢人。

那个时候，鲍家街43号乐队刚刚成立，汪峰还没有大学毕业，行走在高雅的中央音乐学院，他迫切需要一种方式，将自己与主流文化区分开来，于是，在清朝的大辫子消失近百年后，他蓄起了长发，及肩的那种。

“摇滚乐手的头发不是头发，是精神。”朴树的妻子吴晓敏曾如此评价这些经常在她家出没的“披头士”。

长发，让汪峰的父亲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儿子的反叛精神，他不加思索地厌恶，那是一种期望付诸东流之后的怒不可遏。

汪父是海军军乐团的团长。汪峰3岁那年，一家人在北海公园划船，一首《小小竹排》唱下来，没错一个音，父亲就动了让汪峰子承父业的心思。他在乐团里为儿子找了一个小提琴老师，从此，汪峰便过上了提线木偶的生活。

多年以后，汪峰成为《中国好声音》导师，经常问参赛选手一个人生问题：你有什么梦想？

拿起小提琴的童年汪峰，恐怕不会有跟音乐有关的梦想，下面这张珍贵的老照片上，那生无可恋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

从4岁开始，汪峰每天都要拉琴4小时，他记得，老师说话的时间大概只有2分钟，说得最多的就是——“继续拉”。

十余年如一日，他像演奏机器一样被调试着，只有偶尔琴弦崩断，抽到脸上，才得到片刻休止符。

彼时，汪峰不需要思考自己该如何存在。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一个穿着黄军装、挽着裤腿、其貌不扬的家伙扯开嗓子，轰出了那句留名青史的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那一年，汪峰15岁，扯开脖子上的小领结，被禁锢的世界得到一丝喘息，“有一个人替我们讲出了心里的渴望”。

古典音乐传递的是作曲家的灵魂，而当时的他，需要的是表达自己。

那是一个心潮澎湃的年代，很多人都需要一种东西表达喷薄欲出的内心，这种东西，或许是诗，或许是酒，或许是歌。

压抑彷徨的汪峰，注定要选择最爆裂的歌——摇滚。

后来的日子里，争吵无休止地发生在汪家。看到新世界的汪峰曾经试图逃离那里，在某一个凌晨，走在暂时安静的长安街，恍惚间躺倒在一辆平板车上。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他随着平板车滑到马路中央，周围车水马龙，自己格格不入。

汪峰形容那几年的自己是极度分裂的。

白天，他是国家芭蕾舞乐团的首席提琴师，左手按着4根弦的中提琴，右手握着琴弓，“红色娘子军”和着他的旋律优雅起舞；

夜晚，他穿过漆黑的楼梯走进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左手多了2根弦，右手的琴弓变成拨片，糊在墙上的破棉被是唯一的降噪工具——手里的乐器，变成了吉他。

每当他穿过乐团的麻将局，把食堂的饭菜打回家，心里便升起恐惧，《李建国》就是那个时期的作品：

他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他有一个美满的好生活/他爱穿时髦的便宜货/喜欢看七点钟的新闻联播

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选择，1995年，世上少了一个体制内的“汪建国”，多了一个春天里的汪峰。

年轻的他写了一首《小鸟》，演绎最后一句“生—来—自—由—”时，会一字一顿拖得很长，观众随之陷入狂欢。那时，他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还会有另外一首代表作，《生来彷徨》。

2013年，水木年华的卢庚戌导演了一部电影《怒放之青春再见》，讲的是摇滚青年的那些年。剧本写了3年，在他采集素材的众多对象中，便有汪峰。

片中，男主角有句台词“可能你们觉得我特孙子”，是汪峰的真实写照。

事到如今，提起鲍家街43号的解散，汪峰还是会诚恳地归咎于自己，“我就是一个孙子”，然后在后面缀一句“可没办法”。

关于21年前的那个抉择，他无法逃避。

鲍家街43号的成员们，跟汪峰一样，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鼓手是学打击乐的，键盘手是学作曲的……学古典乐出身的男孩们，天然带着一种未经生活打磨的纯粹。

他们拒绝一切商业演出和地下走穴，只在酒吧舞台的方寸之间，即兴地编，即兴地弹，即兴地唱，门票虽然只要几十元一张，但那是入场的必要程序之一。

“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有点像零几年的朴树，一点儿杂质都不能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汪峰说。

他在舞台上站着、跪着、砸着吉他，好像走进了更广阔的天空，但是很快，他开始租不起房、吃不起饭，当时的女朋友也离开了。那个很多年前的春天，他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1997年，汪峰带着鲍家街43号签约京文唱片，与崔健成为同一家公司的艺人。

然而，第一张专辑，乐队里每人分到了1000块；第二张专辑，分到7400元。

这让汪峰感到极度愤怒，他认为自己的商业价值被低估了。“我从5岁开始学音乐，到13、14岁对音乐有了意识，再到26岁出了两张专辑，我20年以来所有努力的价值，只等于7400人民币。”

和京文唱片的合作没有持续多久，汪峰又回到了骑着自行车四处投递专辑小样的日子。对方是否懂音乐不重要，“只要是我认识的，比我富裕的就行”。

1999年，鲍家街43号的歌迷把他们的专辑小样递给了时任华纳唱片中国公司总裁，许晓峰。

很快，汪峰在北京朝阳公园的一间餐吧里，见到了风尘仆仆的许晓峰。对方递过来一份几厘米厚的全英文合同，语气强硬：“你肯定看不懂，条件丰厚，但只签你一个人。”

见面只持续了20分钟，汪峰心里便有了答案，却用了一个礼拜做出决定。

那一年，在北京东直门的一个饭馆，汪峰坐在桌子对面，对乐队的兄弟说：华纳只签我个人，咱们乐队没法签了。

“那我们就散了呗。”大家都没有说什么，坚持把饭吃完了才散。

他的发小杨青伟是当时鲍家街43号的经纪人，在乐队初创时期，把自己的十几万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乐器。

解散的那天，汪峰专程去了他家，半天没张开口，“事情只能这样了”。当时，杨青伟对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继续，要拿出所有好的作品来。

聊了差不多一小时，他笑着把汪峰送出门，但是当汪峰发现没带外套，折返回去时，看到了他的眼泪。

签约华纳之后，他的及肩长发被打理成各种时髦的形状，身上的发胶香味挥之不去，是那个时代独特的精致。

第一张个人专辑《花火》的封面是他的面部特写，风格与当时流行的港台风无异，歌词耐人寻味，像是一则宣言，又像是一句预言：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包含所有荒谬与疯狂/现在我有些倦了/所以我/开始变了

发行这首歌之后的汪峰，确实开始变了，人变了，生活也就变了。

2000年，搬过十几次家的汪峰一次性交了两年的房租，变得像花火一样，迷恋瞬间的美丽。

回忆里，他终于过上了“比较有尊严的生活”，却在十年后追问“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物？”

在商业逻辑里，“摇滚歌手”，首先是歌手，再是摇滚。 为了让形象更为国际化，他在专业造型师的安排下穿上皮裤，铁链从腰间垂下。开始时，他不太适应，常常忍不住要用手遮挡这条链子。“虽然穿成这样并不代表你就摇滚了，但歌迷认为，那就是摇滚。”

也是在那段时间，电影《十七岁的单车》需要配乐，导演王小帅找到了汪峰，说服他的方式很简单，“让他以为这是一部地下电影，不商业”。

显而易见，他依然留恋“地下”的时光，就像那双遮挡链子的手，不由自主。于是，落在地上和地下的分界线上，他学着匍匐前行。

在2004年，鲍家街43号解散的第5个年头，汪峰找到当年的鼓手单晓帆，来参与自己的新专辑《笑着哭》的录制，初录地点就在单晓帆租来的一间普通民宅里。

有一天，汪峰在客厅里唱《飞得更高》，单晓帆听了几句，说他扰民，把他赶到厕所里。然而，汪峰当时的经纪人姜南洋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我们听到了钱的声音。”

果不其然，第二年，中国移动买下《飞得更高》，作为广告歌曲在央视黄金时段播放。这首歌跟着“神舟六号”升空。从那以后，汪峰成了晚会上的摇滚歌手，拎着装有伴奏光盘的塑料袋，“到处去唱卡拉ＯＫ”，在《同一首歌》上肆意地嘶吼。

一个摇滚歌手被打上励志的烙印，算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在一年唱了300遍《飞得更高》后，汪峰写了首名为《机器》的新歌，歌词里，矛盾和愤怒无处不在：

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为一台报废的机器

这就是我梦想的仙境/一望无际无爱的丛林

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为一台精良的机器

这就是我梦想的仙境/钢筋水泥荒芜的丛林

总裁许晓峰不允许如此讽刺的字句出现在汪峰的上升期，正准备否定这首歌时，当时的企划主管李志明劝阻“如果歌词可以改动，将意境贴近《飞得更高》，这首歌也许会成为一首金曲。”·

商人们不愿意浪费任何一个可以变现的机会，而身段灵活的汪峰也如他们所愿，仅仅花费一周就修改了歌词，歌名也改成了《怒放的生命》。

在歌曲的MV里，汪峰一人分饰两角，扮演两个自我：一个处在昏暗逼仄的空间内，神情颓丧；另一个则站在空旷的公路边，潇洒自如地高歌，

在自我的分裂和搏斗中，《怒放的生命》像《飞得更高》一样，将汪峰带向了各个榜单的首位。

矛盾暂时被掩盖起来，后来的汪峰将头发越吹越高，造型师薛凯解释是因为他的音乐势力在变强，头发也要跟着夸张。

他不再遮挡腰间的铁链，渐渐的，短夹克、尖头皮鞋和黑墨镜与之相映成趣。

2013年11月9日，在上海八万人体育馆的演唱会上，汪峰向台下的章子怡进行8分钟的表白，“想对你说：我想象有一天，这个社会不会把你我曾经生活的迷惘和坎坷看作是放荡和污垢。”

之后，他演唱了《我如此爱你》。此时，42岁的汪峰，发型已经变得中规中矩。

2013年11月9日，汪峰告白章子怡，并演唱《我如此爱你》。

然而，这首歌是他写给前女友葛荟婕的。战争一触即发，前女友、舆论、同行将他拖入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漩涡。

那些被他称作“迷惘和坎坷”的终究被看作了“放荡和污垢”。

那一年，他发行了专辑《生无所求》。其中有一首《一瞬间》，像是对自我状态的白描：

对着镜中的我仔细端详/这是个怎样陌生的人啊/那醉生梦死的皮囊后面/竟是这满目疮痍的悲凉

他是一个擅长自省的人，每一首歌都是他人生的镜子，他不断审视着自己：

一个摇滚歌手选择融入人潮，那是一条从未有人踏足过的路，没有参照，他只能自己校准，是非对错，留给后人评说。

他始终在寻求世界对他的认同，那是他得以存在的方式。

然而，怅然若失，才是人生的常态。

在妻子章子怡对他的无数次告白中，最让他安心的是那句“就算全世界都不支持你，我一定会站在你身边”。

家庭，或许是他人生中最为深刻的转折。

这两年他的作品变得柔软而琐碎。在50岁这一年，他放弃了夸张的造型，第一次以寸头形象示人，没有了刘海的遮挡，观众可以更加清晰地打量他的表情，好像比从前亲切了许多。

经历了半生的挣扎、迷惘和焦虑，他找到了一些答案，也放下了一些问题，还是有很多非议，被一批人调侃着，但是当他站在舞台上开始歌唱，总有一些人相信：

信仰还在空中飘荡。

只是，头发不再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