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镀金时代的“离经叛道”
中国读者通过《从0到1》认识了彼得·蒂尔这位硅谷教父级人物，也通过他和埃隆·马斯克的交往了解到当年“PayPal黑帮”在硅谷的影响力。相对于马斯克成功地持续创业，蒂尔则转身成为投资人和导师，收获了一批年轻的门徒，包括今年大红大紫的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大数据分析公司帕兰提尔的首席执行官乔·朗斯代尔，以及在线支付公司Stripe的创始人帕特里克·克里森等。
《彭博商业周刊》专栏记者查夫金的这本《逆势者：彼得·蒂尔传》，可以丰富我们对硅谷、对创新、对商业成功带来的影响力，对美国政商互动的认知。蒂尔是多重身份、多重光谱的合集：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离经叛道的创业者、洞若观火的战略投资家（准确地预测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却没有像《大空头》里描述的那些人那样通过做空赚钱）、继乔布斯之后的硅谷教父（包括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内的不少创业者的引路人）、《从0到1》的布道者（强调创业的目标是找到垄断的市场并构建维护垄断的护城河）、富可敌国的风投家、特朗普在硅谷的知音、新时代数字军工复合体的塑造者（创建了帕兰提尔）、用金钱碾压媒体的大亨（为了报复媒体爆料他为同性恋）、担心世界毁灭的偏执狂（在新西兰修建地堡）、追求长生不老的显贵、鼓吹解构政府在海上构建没有监管的“伊甸园”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极少数出柜的共和党人（保守派歧视同性恋，反对同性婚姻）……
蒂尔身上所具备的这种少有的多样性，被查夫金称为“逆向思考者”，或者矛盾综合体。他和一个世纪前美国镀金时代的强盗大亨有类似之处，都鼓吹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运用超级财富施加政治影响，成为密室政治的幕后金主以确保自己的商业利益，精明地投资而变得富者恒富。但蒂尔身上也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和他的门徒在推动科技变革中收获了亿万财富，其致富之速历史罕见，这也让他有更多时间超越财富，在思想界留下自己的遗产，当然也有更多财富去塑造他理想中的未来，推动社会的改变。
西方商业语境中的“学而优则仕”通常指向哲人王这一终极目标。成功的商人希望自己留给未来的遗产不只是商业传奇，更有影响后世的思想。蒂尔显然有类似的抱负。问题是，他有机会成为新镀金时代的“哲人王”吗？通过梳理蒂尔的经历，我们能对美国科技公司主导的金权世界有更透彻的理解。
首先，蒂尔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思想，财富让他可以更好地推进和传播自己的思想，无论是参与政治，还是推动“海上家园”，都是其思想的实践。蒂尔在大学时就成了自由意志主义者，并在斯坦福大学创建了《斯坦福评论》这一保守主义阵地，《斯坦福评论》的历任主编中很多更是成为“蒂尔江湖”的成员。
其次，蒂尔是天生的少数派，他背离了大多数精英沿袭的职业生涯。他有机会按部就班上法学院、在大法官身边做实习生、加入知名律所，一步步向上爬到合伙人的位置，成为富裕阶层的一分子。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与那些精英不同，他并不适应“枯燥”的职业生涯，也不具备在名校毕业生中脱颖而出的特点，所以在律所工作7个月后，他选择离开，到硅谷创业。他知道要真正出人头地，需要成为有行动力的少数派。美国律师从政者如过江之鲫，的确不稀罕多一个、少一个。相比之下，硅谷的成功创业者、投资人加教父的身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再次，蒂尔虽然创建了不少公司——PayPal、帕兰提尔，但他不是贝索斯或马斯克那种推动一家公司发展、从成功到卓越的创始人。创业对他而言只是为了致富，致富之后则另有宏图。他用出售PayPal的第一桶金转身成为对冲基金经理，随后又成为成功的硅谷投资人，滚雪球一样地致富。蒂尔是那种很快套现的投资人，PayPal上市后不久就被卖给易贝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套现。他成功投资了脸书，如果选择在脸书上市后持续持有其股票，蒂尔的财富至少可以再多十倍。从某种意义上讲，投资变现获得的回报可以让他有更多子弹，投入他看中的创业公司。在蒂尔的财富观中，拥有塑造未来的子弹，以及投向他看准的年轻人帮助他们成功，比从长期持续的成功中挣钱更重要。
蒂尔成立的创始人基金的投资策略在硅谷独树一帜。一般而言，基金总希望对创始人有一定约束，在公司发展出问题的时候也可能推动“宫廷政变”，迫使创始人下台。两大著名硅谷独角兽优步和众创空间WeWork都上演过类似的戏码。蒂尔的基金却以对创始人异常友善著称，他的投资哲学认为创始人不需要培养，更不需要空降成熟的首席执行官帮助实现规模化，真正优秀的公司、能实现指数级增长的公司，其创始人一定是卓越的。创始人基金从没有在董事会上针对创始人投过反对票。
最后，致富可以满足自己富豪的生活方式，但更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蒂尔是商人参与政治的典范，尤其以其右翼政治观点而“鹤立鸡群”。大多数人眼中的硅谷富豪是科技乌托邦主义者（以谷歌为代表），或者是极客型（书呆子），认为科技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蒂尔则不同，他拥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认为美国政府的各种监管日益膨胀，不易于创新发展，希望推动减少监管。他自己并不投身政治，却是幕后的大金主和策划师。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蒂尔是硅谷为数不多明确表示支持特朗普的企业家。
蒂尔代表了一种另类的“理想主义”吗？他的门徒显然是这么认为的，他们相信拥有金钱和才智就能够推动社会进步，而他们在商业领域的成功证明了自己的才智，也拥有了亿万金钱。但蒂尔身上的自相矛盾之处又让人担心，这种商而富则学——成为“哲人王”的冲动本身并不那么纯粹。
积极构建全新的数字军工复合体是蒂尔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作为保守派，他不认同大政府，也积极推动去监管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努力帮助硅谷的高科技公司赢得五角大楼的巨额投资，甚至他支持特朗普也带有某种政治投机的私心。
蒂尔帮助创建的帕兰提尔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抓捕本·拉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蒂尔和公司高管毫不掩饰地推销其情报分析的背景，希望在军方数据分析和情报分析中抢占巨大的市场。特朗普政府第一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在阿富汗担任美军情报主管时就对这一软件的功效大为赞赏，并且在阿富汗推广。但是帕兰提尔的软件在美国陆军的推广却遭遇重重阻碍。蒂尔下注特朗普，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开军方市场。
马斯克的SpaceX其实也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受益者。军方仍然是美国创新模式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没有军方或者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巨额经费支持，SpaceX根本不可能实现大发展。马斯克曾经为了入局航天采购而对美国航空航天局提出诉讼（因为它倾向于使用波音等既有供应商）。这为蒂尔打开了新思路，他在2016年起诉美国陆军，就是为自己的数据库和情报分析软件入局做准备。
蒂尔在商业领域推崇的颠覆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虽然他似乎与马斯克一样都是商业推动变革的鼓吹者，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蒂尔推崇的颠覆与乔布斯和马斯克很不同。乔布斯推崇的颠覆是通过创业让每个人都能够挖掘自己的潜力，也可以通过设计思维为大众提供真正具有变革性的产品和服务；蒂尔推崇的颠覆则是打破当下的常态，单点突破，在新秩序中作为先行者而赚大钱。
乔布斯拓展的是那种希望给人类赋能的价值创造的思路，执着于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执着于改变世界、实现理想、创造价值，执着于艺术与技术的十字路口。从这一意义上而言，马斯克的确是乔布斯的传人，他甚至认为烧投资人的钱是可耻的，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自己投资的事业不惜倾家荡产，包括去年在收购推特上砸下440亿美元。
蒂尔布道的“从0到1”则把颠覆本身作为创业的目的，而不是因创业而带来的成果。改变成为一种宣言——挑战既有秩序的宣言。扎克伯格和优步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就是蒂尔式颠覆的拥趸，他们找到了现有秩序中的薄弱环节，想方法用更好的方式来取代，无论是广告（脸书）还是打车（优步），或是住宿（爱彼迎）和办公室（WeWork）。当然，在颠覆既有秩序的过程中，他们也会赚得盆满钵满。
马斯克颇得乔布斯的真传，无论是电动车致力于应对气候变暖问题，还是可回收的火箭让人类有可能成为跨行星生物，都给人以一种正向突破的激励。相反，蒂尔的拥趸所创建的公司，无论是社交媒体滥用的“眼球经济”，还是出行、办公、住所推崇的“分享经济”，都呈现出优劣并呈的状态，离经叛道在所不惜。
换句话说，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乔布斯和马斯克拥抱极致的企业家精神，蒂尔则积极投身于找到赚钱的全新风口，赢得财富以实现其他宏大的目标。虽然企业家精神的极致也是利用积累的财富回馈社会，像盖茨基金会那样，但其前提和出发点是做出极致的企业。然而，蒂尔所呈现的则是硅谷最近10年快速致富的道路，虽然运用财富带来改变的理想主义不乏真诚之处，但快速致富的过程可能毁誉参半。
蒂尔的自相矛盾之处也恰恰是硅谷的自相矛盾之处：一边是自负的科技万能主义者，另一边是寻求快速致富的“淘金者”。财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成功则有自信的光环加持，与镀金时代相比，硅谷的年轻优势也让他们可以更早地运用财富推动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是这种理想仍然和蒂尔一样，有些离经叛道，本质上是“少数派”。
整体而言，查夫金的这本蒂尔的另类传记可以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新一代硅谷创业者超越财富的抱负背后的思想来源。在未来与硅谷的合作中，对中国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来说，蒂尔无疑是一个值得细细品味的人物。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著有《超越乌卡》《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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