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构建：基于金融服务实体的省份比较视角

摘要：针对地方金融安全如何测度的问题，本文基于金融服务实体的省份比较视角，从“存量、增量、潜力”对应的“规模、增速、结构”出发，以赋权方式构建了地方金融安全指数体系，得到我国各地2014-2020年指数运行结果。研究发现：从时间序列看，2018年以前，我国各地金融安全发展相对稳健，金融安全指数缓慢提升，2018年以后，受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各地金融安全波动幅度相对变大；从空间区域看，东部、南部地区金融安全程度较高，且波动幅度较小，西部、北部地区金融安全程度较低，且波动幅度较大。整体上，金融安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强相关性，金融安全的提升依赖于经济发展。政策建议：化解政府财政风险、降低经济增长风险、降低人口结构劣变风险。

关键词：地方金融安全；指数构建；省份比较

随着各地金融的不断发展，金融日益渗透到各个地方区域的经济、民生、社会方面。金融安全对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生福祉等形成全方位、系统性的影响。金融安全的程度越高，金融对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全方位的支撑度就越大。金融安全既是地方安全的基石，也是地方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地方金融安全是地方发展的前提，地方发展是地方金融安全的保障，监测地方金融安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如何测度地方金融安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构建地方金融安全指数。通过分析判断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数值和变化趋势，可对未来一定时期内该地金融风险情况进行评估，得出我国各地金融安全指数的波动情况。地方金融安全指数反映了各地方经济的进程内容，反映了各地方在全国的领先、滞后情况。一个地方的金融安全指数值还可以与全国其他地区进行横向比较，为该地提供参照和定位。

因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于金融服务实体的省份比较视角，构建地方金融安全指数，为我国各地方提供信号体系。第二，根据指数得到2014-2020年我国地方金融安全的实证结果，揭示了各地金融安全水平的差异和变动趋势，为各地相关机构提供明细直观、可用于比较的金融决策工具。

（一）地方金融安全定义回顾

从已有研究看，多数学者从金融机构这一层面定义地方金融安全。邹小芃、牛嘉、汪娟（2008）认为，地方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流动性困难，并导致地方经济金融秩序紊乱和社会福利损失的后果及可能性就是出现了金融风险。张世军（2013）认为地方金融风险是指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发生某些偏差, 从而导致地方金融秩序混乱、资产及社会福利损失的后果及可能性。梅波（2014）认为，地方金融风险主要源于不受银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直接监管, 但却具有金融性质的地方准金融机构引起。地方准金融机构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 业务发展不规范，且具有隐蔽性。

但这些研究尚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大多数地方金融机构处于跨区域经营，当地金融机构的金融安全难以代表当地的金融安全。其次，金融机构在全国各地分布不均匀，这将使得地方金融安全指数测度失真。再次，地方金融安全内嵌在地方经济发展和安全中，单独评价金融机构的安全，不能充分反应一个地方的金融安全程度。

（二）地方金融安全的研究指标回顾

已有文献对地方金融安全的指标选取，根据研究目的和偏好的不同，选取标准各有侧重。Allen和Rosenberg等（2002）提出基于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区域宏观金融风险的分析框架。仲彬等（2002）则将指标分为微观审慎指标和宏观先行指标。前者以非银行现场监管指标为基础；后者则基于政府财政调控能力、企业效益、债务清偿能力、外汇与资本、经济增长能力和银行业规模六个维度构建。谭中明（2010）将指标分为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分为宏观经济指标、货币指标、对外经济指标和资产价格指标，内部影响因素分为金融机构经营指标、区域经济指标、区域金融生态指标和特殊影响指标。张安军（2019）将所选指标分为内源性金融风险指标和外源性金融风险指标,内源性金融风险指标包括宏观经济运行风险、金融机构运行风险、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和政府内债偿还风险;外源性金融风险包括对外经贸依存风险、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威胁风险、国际热钱冲击风险和对外债务偿还风险。

综上，已有学者选择的指标主要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但较多指标存在不足。首先，一些指标，如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指标等指标的及时性、公开性等特征关联度较弱。其次，汇率、利率、通货膨胀等指标是全国性指标，难以体现出不同地方的金融安全差异。最后，金融机构的不良率指标等指标，同样存在金融机构安全与地方金融安全不匹配的问题。

（三）地方金融安全的研究方法思路回顾

从研究方法看，虽然国内外相关文献在度量指标选取上各有侧重，但研究方法大多是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该类统计分析经过矩阵算法处理后，结论的可解释性和可观察性大幅降低，直观性不足，无法直接显示地方金融安全的动态变化。

在研究思路上，已有文献多从金融稳定性、金融风险控制和金融违法犯罪角度出发，也尝试对地方区域间的金融风险传导（Anders，2010；袁睦淇等，2022）、风险积聚（刘凤根等，2022）、风险形成（周开国等，2023）等进行刻画，但主要是理论阐述，并没有给出实证结果。较少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结合实际数据，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数值。其次，多数研究往往忽视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定位，较少从实体经济这一镜子的“镜像”来观察金融的安全与风险。最后，从研究结果看，部分报告揭示了国内金融安全具有“东强西弱”的空间特征，发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金融安全程度具有相似性，符合金融发展现实。但研究结果往往仅以某一年为研究时间区间，不具备持续性和时间上的可比性，难以捕捉我国地方区域金融安全的动态演变特征。

基于上述现状，本文尝试基于金融服务实体的省份比较视角，得出国内各地方的差异性评估结果，从而为提高我国各地的金融安全能力提供参考性价值。

（一）指数的监测内容

正如前文所述，直接对地方的金融机构进行监测评估，难以科学测度地方的金融安全程度。因此，本指数并非着重于监测注册地的金融机构，而是从地方经济的实体经济各方面入手，基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地方居民三类市场主体，考察地方金融安全。

首要的监测对象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政府通过直接发行债券、调节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等方式，不仅可以决定地方区域的资产负债总量及结构，还可以通过影响所控股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和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和人口政策，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和居民的生活决策。

其次要监测的对象是地方企业，企业是现代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当政府的收支出现问题、地方银行坏账率上升，本质上是由企业引发，例如部分房地产企业出现问题，使得村镇银行资产恶化。同样，企业的工资支出是居民的收入来源，企业变动也会导致居民收入出现问题。

再次要监测的对象是地方居民。一个居民在一个固定地方得到了持续发展，或者从一个地方迁移至另一个，会对该地方的消费拉动、劳动力供给、技术传播和产品产出产生影响，继而引起经济发生积极或消极变化，从而影响金融安全。

（二）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监测层次

基于“金融源于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定位，将“地方金融安全源于地方实体经济安全”作为指数构造的重要原理。为了较为清晰监测实体经济的变化，从地方实体经济的运行的存量、增量、潜力三个层次进行厘定。

首先是存量层次。存量的经济规模，反映了地方已经具备的金融安全实力。一个地方的经济存量越低，经济基础往往比较薄弱，辐射全国能力的能力越低。存量规模对经济的支撑度，决定了金融安全度。

其次是增量层次。经济增速决定了金融发展的快慢，如果经济存量规模较大，但增速较差，则未来增长可持续性面临问题。相反，如果部分地方区域存量实力不高，但增速较高，根据“发展促进安全”的原理，金融安全也将处于较高水平。

第三是潜力层次。除了存量与增量，经济金融的发展潜力较大同样可为安全提供保障。在经济运行活动中，潜力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上，当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源于高质量发展、更多产值来源于高端工业与服务业、更多从业者从事非农业的科技性劳动时，经济潜力较大，金融安全的程度也较高。

（三）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监测内容

结合监测对象和监测层次，可以得出指数的总体监测内容。根据已梳理的相关文献，结合前述的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地方居民三类对象与存量、增量、潜力对应的规模、变化、结构三个层次，构造“3×3”的监测矩阵。通过监测该矩阵，注重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联动，既能抓住各地方金融安全的主要矛盾变化，又能兼顾地方区域内经济结构的特点以及全国的数据可得性，保持统一口径，便于对各地方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各地的地方金融安全程度。

（四）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指标选择

基于上述监测内容，地方安全指数的具体指标选择，需要从多方面综合考虑。一方面，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指标选取需要具有代表性、独立性和获得性。另一方面，构建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指标，尽量保持直观易解释、清晰有效性，不脱离实体经济本身。因此，本指数从各地方的实体经济角度出发，寻找各地共同可比较的“公约数”金融指标，按照前述的“3×3”矩阵监测内容，筛选出了9个核心指标。筛选出的核心监测指标，汇总如表1所示：

表1 地方金融安全指数核心指标

（五）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合成方法

确定具体指标后，本指数采用通用的权重法，通过一定标准化和赋权方式，通过对规模、增速、结构占比的加权，使指数结果较为直观，将各维度的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数。首先，将单一指标去量纲化，再赋予指标适宜的权重。其次，从最大公约数角度出发，选用年度频次，以保证31个省级地方的数据保持在同一频次。最后，权重合成后，得到指数值，指数值得分越高，表明金融安全程度越高。

将以上构建模型用于我国各地方，得到我国2014-2020年地方金融安全指数的测度效果，如下图1和图2所示：

图1  2014年以来全国各地金融安全指数值

图2 2014年以来全国金融安全指数表现（以2014年为基期）

图1展示了监测窗口期内各地金融安全指数值，图2展示了各地以2014年（窗口期第一年）的安全指数值为基期的变化趋势，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

（1）从时间看，以2018年为分界线，各地金融安全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稳定发展期和震荡波动期。2018年以前，各地金融安全发展相对稳健，金融安全水平缓慢提升，波动幅度较小；2018年以后，受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各地金融安全波动幅度相对变大。

（2）从地域看，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我国地方金融安全指数值呈现递增态势。东部、南部地区金融安全程度较高，且波动幅度较小；西部、北部地区金融安全程度较低，且波动幅度较大。

（3）从经济发展来看，虽然短期的“灰天鹅”、“黑犀牛”金融事件和一些金融制度安排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健性，比如新冠疫情等，但从整个窗口期时间来看，金融安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金融安全的长期稳定和提升依赖于经济发展。

（4）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对金融安全的影响更显著，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增长，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高度成熟的工业体系之上，对金融安全的影响稍弱。最后，相比较第三产业，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和金融安全的关联更弱，金融安全更多体现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安全而非单纯金融行业的安全。

（5）从全国角度看，具有维持金融安全的资源优势的地区存在三类代表：首先是北京、上海，其特点是第三产业相对发达，但第二产业比重较低，虽然金融安全水平相对较高，但仍然存在提高空间；其次是天津，其特点是产业结构合理且发展较为成熟，但增长潜力较低，因此金融安全程度虽然较高，但增长缓慢，部分年份甚至负增长；最后是广东，其特点是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快、结构合理、增长潜力较高，表现为“高金融安全”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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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