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为何被查？

2023-10-25 04:10

10月22日，富士康旗下多家企业忽然被查。截止发稿，富士康大陆上市子公司工业富联股价下跌至13.60元，市值2701亿元。

据环球时报报道，税务部门近期依法对富士康集团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进行税务稽查，自然资源部门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重点企业用地情况进行现场调查。也就是说，富士康集团正面临大陆两大重量级部门的双线稽查，一条线是税务部门，调查其有没有偷税漏税；另一条线是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其违规使用土地情况。从程序上看，都属于正常的行政审查，只是时间比较耐人寻味。

消息登上热搜第一让很多外资企业非常意外，因为就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还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清单，以彰显扩大开放之决心。鸿海22日下午回应称，“合法合规为鸿海在全球各地的基本原则。集团会积极配合相关单位的作业办理。”台伪“经济部”则称，会与鸿海集团保持密切联系，视情况提供协助。

纳税大户

众所周知，富士康一直都是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的大户，所以成为各地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为此，地方政府不仅在土地、资源、税收方面开出了极大的优惠，并且“保姆式”为其解决动辄上万的招工需求、各种道路交通等基础建设配套。比如郑州给出的税收优惠包括：在富士康投产前5年，郑州政府免去企业税和增值税；接下来5年，税收减半。富士康员工可以少交社保及其它费用，每年累计减轻成本可达1亿美元。

凤凰网《风暴眼》梳理发现，由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等原因，富士康在天津、南宁、上海、贵阳、深圳、河南、山西、武汉等多地大约17家公司享有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税率按15%计算。根据2022年年报显示富士康在去年1-12月累计支出税费32.86亿元，算是缴税大户，今年上半年的支付的各项税费为17亿元，全年估算下来应该也就是30多亿元的规模。

但富士康作为一家跨国企业，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营和供应链条都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可能导致企业在税务处理上出现各种问题，例如复杂的财务流程、人力资源管理和合同执行等都可能带来税务风险。从以往曝光的高科技企业处罚案例来看，税务部门的主要核查方向通常有以下几种：

第一，高新技术企业常用虚增成本来避税。包括多报工资和劳务费虚增成本费用，利用咨询费、会议费等业务形态虚增支出等行为尤为常见。更有甚者以虚开研发费用发票为手段，虚列企业所得税计税成本，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第二是延后申报收入。收入低意味着利润少，延后申报可以将纳税义务往后推。此外，另一大税收增值税的销项金额与收入息息相关，延后申报同样可以减少当期缴纳的增值税。还有就是“研发支出”资本化不及时，比如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支出中符合资本化的部分按规定应及时进行资本化核算，转入无形资产分期摊销。如果直接计入当期费用，将增加营业成本少计利润，存在少缴税款的风险。

当前对于富士康来说，应积极配合税务部门的调查，若确有违法违规行为，应认错认罚加紧整改，确保企业的税务合规性是至关重要的。

隐藏的地产大鳄

1988年，站在深圳龙华一片荒地上，郭台铭大手一挥对当地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之后随着国内土地资本化的大戏愈演愈烈，制造业和地产业的利润分配日趋失衡，加之大陆用工成本不断上升，郭台铭也在地产之路上一去不回头。

尽管郭台铭曾一再强调自己不会涉足房地产业务，但早在2005年，富士康就悄悄地搭建了自己的地产业务平台——香港轩盛投资有限公司。这家地产公司十几年来一路攻城略地，在上海、长春、贵州、太原、深圳、武汉、重庆等地陆续获取商住地块。对外口径中至少先后披露过五个商业地产项目、两个住宅项目以及47个工业园区。

这种被质疑为“圈地运动”的内迁模式造就了内地城市“凡有工业处就有富士康”的盛况。47个工业园区分布在28个城市，已知总占地面积超过9200万平方米，2022年员工总人数突破120万。光是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就相当于14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一度吸纳了40万人就业，这比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的人口都多。

其它比较引人关注的地产项目，就是位于上海的富士康大厦。除此之外，还在重庆投资了商住项目，在长春做了玉兰新天地，在贵州和乐山做了商贸城。唯一的两个住宅销售项目，武汉“轩盛·湾郡”项目以及武汉富士康工业园区附近别墅项目得以在2010年和2011年开盘。

疯狂拿地的背后，还伴随着各级政府招商引资时提供的优惠条件。2017年2月17日，富士康集团子公司超视堺国际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以9.89亿元拿下位于增城经济开发区、面积接近1900亩的一类工业用地。该价格是按照起始价成交的，折合楼面价仅约263元/平方米。河南郑州为了让富士康项目落地，更是豪掷15亿作为其建厂补贴。

对于富士康这种大型制造业企业而言，如果存在违规用地等问题，将会对社会资源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被查也就无可厚非了。

地方政府“富士康依赖症”难解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尽管富士康创造的税收、利润和它的规模有些不对称，但投资、产值和出口几个数据上的贡献却大得惊人，而后几个数据才是当地GDP的关键。尤其对人力资源丰富的地级市或省会城市来说，地方大员的任期不过4到5年，代工业的成长逻辑也正好符合他们的升迁需求。

但是，当我们把时间维度拉长，地方政府在享受辉煌成绩的同时，对于富士康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

2019年郑州富士康以316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位居全国之首，是当年我国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进口额164亿美元，仅次于两桶油。当年富士康一家企业就占了郑州出口总额的82%，其他依存度较高的城市还包括太原、衡阳、南宁等占比都超过30%。与此同时，郑州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也从2010年的不到200亿元，攀升至2021年突破5000亿，成为郑州第一大产业。仅航空港区以富士康为主导的电子信息工业产值，在全市占比就高达80%左右。

一位长期关注富士康与河南依附关系的河南学者表示，由于长期对本土企业、中小型企业的培育不足，加之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环境欠佳，河南经济的“内生”成长性和扩张性严重不足，只好通过“招大商”和“一企一策”的办法来提高招商效率、促成招商效果，催生河南经济水平的提升。也难怪有媒体说，郑州富士康“打个喷嚏”，河南省的经济跟着立马“感冒”。

黄奇帆在《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提到：在经济热度高的时候，不同体量的项目充分，沿海和内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可以各取所需。但在新常态下，有效供给的工商产品、工商项目没那么多了，区域间互相招商引资的方式将遇到更多的阻力。同时，真正好的企业更关注全产业链结合和未来发展，压低成本式招商、办大会粗放式招商都不是最实用和有效的办法。

在此背景下，招商引资需要改变策略：了解最新趋势，找准产业定位；促进产业融合，布局错位协作发展；洞察产业需求，实现精准招商；推动产业迭代，引领高质量发展。

时代的郭台铭，还是郭台铭的时代？

从1974年的那家塑料加工厂开始，到现在10家上市公司，财富也让郭台铭成为了能够掌控甚至改变游戏规则的人物。2012年，富士康进入全球企业前50强，郭台铭也越发飘飘然。认为是自己为大陆创造了上百万的就业岗位，自己是大陆的“恩人”，所以他一度嚣张地表示：“我给大陆赏饭吃，大陆离不开富士康。”“敢打，我就敢送，如果大陆敢收台，将散尽家产阻止。”甚至还在8月28日宣布自己退出国民党，并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加2024年岛内竞选。

说是竞选，实则是去搅局的。

毕竟岛内的现状是，在野党根本不团结。柯文哲代表公众党参选，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分流了相当一部分选票，削弱了侯友宜的根基。郭台铭的竞选策略极有可能是为了给毒派的赖清德铺路（郭台铭和柯文哲也不是两岸和平统一的使者），靠着金援等手段把在野党搞得四分五裂。四人参选的情况下，郭台铭支持率达到8.6%，而这些都是分化泛蓝的票。如果他不参选，无疑会提升蓝白的力量，提升胜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