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割肝救父:身体会留下疤痕,医生说必须丈夫同意 | 人类真实故事集32
大家好,我是陈拙。
用什么方法,能检验感情?
很多人都说是生病,比如去年集体发烧的时候,平时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的大人会和自己小孩抢药喝,有的自觉远离家人,跑去户外搭帐篷。
在医院,每天都有更多这样的检验,让人看清生活的真相。
2021年,东北女孩金昭辰将自己的大半块肝移植给了父亲。手术结束,多家媒体想采访她,希望能借她的案例宣传道德正能量。
但是她全都拒绝了。
很多人了解到的,只是一个女孩割肝救父这一部分。然而在完整版的故事里,促使她割肝的并不是道德正能量,而是看见了人性中各种不道德的龌龊。
她要用割肝反抗这一切。
以下是她的讲述。
肝移植手术前两天,我剪短长发,算是给自己表明决心。
父亲肝衰竭,徘徊在死亡边缘,而我即将把肝的大部分割给他。
如果手术成功,我的肝脏将支撑父亲继续活下去。而我,不光肚皮上会留下可怖的伤疤,还可能患上各种与肝有关的并发症。
最可怕的情况是,父亲的肝衰竭治愈,而我再患上肝衰竭。
在我决定割肝之前,移植的最佳人选本是我爸的同胞兄弟,他们不仅有血缘关系,我爸还帮过他们不少。
我爸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常年带着我妈在哈尔滨跑工程,我一年也见不到他两面。
自八岁起,我就被寄养在姨夫家,上学时写关于我爸的作文,我只能照着姨夫的形象去写。直到中考完,我妈回家照顾我,我才算是拥有自己的家。
虽然我爸把自己家的日子过得千疮百孔,但兄弟姐妹出事,他却要抢在前面。
二姑在吉林老家卖电器,不景气的时候,他出钱帮忙;二叔和老叔没工作,跟着他做工程,多年来没少赚,最不济也是他给找工作,就连俩姑姑家的儿子,我的两个表哥,考大学时都是他辅导功课。
我爸唯一一次跟他们生气,是我读大学的某一年春节,大家一起吃饭时,老叔老婶和我爸几句话不对付,说我爸啥也不是。我爸拍桌子,直接走了。
我妈和我追出去,见我爸在街上徘徊,不说回家,也不说去哪,只是沉默,漫无目的地走着。
我追问我妈,究竟出什么事了?
考公前全家合影
我妈这才告诉我,我爸带着长年失业的老叔到外地做工程,地产商拖欠款项许久,于是我爸带着老叔去追债。没想到对方叫来黑社会,把我爸打了一顿,老叔跑了。
黑社会闹完,地产商通过中间人,把拖欠的款项、我爸的医药费,总共二十多万结清。我爸满身是伤,还在医院躺着,老叔从中间人那里拿到钱,只给了我爸两万。
尽管我妈百般抱怨,我爸病愈以后,依然没将这件事捅到一大家子面前。
听完这些,我当时就想冲回去,和老叔老婶对峙,可是我妈拼命拦着我。
这依然不是事情的全貌。多年后,我在我爸的办公室意外翻到一份文件,那是一份类似警方卷宗的复印件,上面详细记载我爸遭遇黑社会的整个过程。
那不是普通的街头斗殴,是将人捆在椅子上动刑。文件附着几张照片,照片里我爸的脸已经没有人样,橘黄色的衣服被凝固的血污染成黑色。
在我们到北京做手术前,他的兄弟姐妹还在信誓旦旦告诉我们,别说换肝,卖房卖地也得救哥哥啊,要切肝也得先切我的。
结果我们一到北京,真正进入肝移植筛选流程,这些兄弟姐妹都哑火了。这个说自己酒精肝,那个说自己脂肪肝,还有说岁数大不合适之类的话。
我爸走到这一步,是从几个月前开始的。
2020年11月初,我突然接到我爸的电话。他肝硬化住院,医生说现在情况危急,必须有家属在,让我过去陪护。接到电话前,我还以为他和我妈在哈尔滨做工程,对住院的事一无所知。
这年3月,哈尔滨的建筑工程全部停滞,眼看没有收入,我爸在江苏找到一个小工程。临走时我妈还在感慨,得有三十年没见你爸戴过小黄帽了。
那是工地上的安全帽。通常管理层戴红帽,工人戴黄帽。我爸去江苏不是做施工经理,而是卖力气搬砖。两个月,赚两万块。那年他已经五十三。
从江苏打回的视频里,我爸皮肤黑了,也挑嘴了,尤其喜欢吃冰激凌,还爱上喝酒,每晚睡前不喝酒,就不得劲。
我们从没听说过他喜欢吃什么,更没酗酒的毛病,老了,有喜欢吃的东西,喝两口小酒,有什么问题呢?我和我妈都没有察觉到异常。
后来我才清楚,我爸患上肝吸虫病,回家住了七天医院,每天输液打针,吃药排虫。肝吸虫病在我老家并不算罕见,通常住几天医院,接着吃药一个月就能治好。
我爸患过乙肝,本来靠药物维持得挺好,肝吸虫病也导致不了大问题。可是我爸竟然听从姑姑的建议,跑到吉林面诊一位老中医,从此停掉抑制乙肝的西药,专吃汤药。
等我在医院病房里见到他时,他眼白发黄,肤色黯淡。他本来肤色比我更白,现在整个人都呈现出一种黑黄的肤色。视频里看不出来,亲眼目睹就能发现,这绝不是风吹日晒出的颜色。
在本地医院住了几天,我爸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肝移植手术3D建模
一天清早,他五点起床,将整个病房大扫除一遍,边边角角都没有放过。这还不够,他把自己的衣服全洗了,仿佛浑身有撒不完的劲。
我一个人阻止不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做完,让他赶紧卧床歇着。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疲惫,开始与同病房的室友聊天。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一口气说那么多话。更关键的是,他整个人的精神极度亢奋,近乎吼叫,每句话都指点江山,恨不得整个走廊都能听见。
那天上午,我们遭到好几个病人投诉。
这是肝性脑病的开端,是由严重肝病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调,早期症状就是性格大变,外向的患者变得抑郁,内向的患者精神亢奋,欣快多语。
我爸突然感慨,病来如山倒,以后得好好生活,烟酒戒掉,工作也不能太劳累,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给你俩买辆车,上班也方便,我以后得修身养性,多听那些舒缓的音乐。
他东一榔头西一棒锤扯了许多,总之都是对以后生活的期冀与向往。讲完这些,他说:“爸累了,想睡会儿,两点钟叫我起来。”
两点钟,我叫我爸起床。他迷迷糊糊睁开眼,拿毯子当裤子穿了半天。我提醒他,他像是没听见,一直重复那个动作,一直想穿毯子。
我学过学前教育,知道自闭症的孩子会有刻板动作。他们会一直重复一种动作,拿这种动作当成一种秩序,一旦你破坏秩序,他们便会与你吵闹。
肝性脑病又往前走了一步。我感到大事不妙,赶紧去给医生打电话。
下午三点,医生进病房问我爸:“老金你告诉我,100-7等于多少?”这是老年痴呆症的测试题。我爸坐在病床上,瞪着眼睛嘀咕:“100-7等于……100-7等于……”
我的心态濒临崩溃。
他做了一辈子工程,每一笔款项都能结算得清清楚楚。现在,一道小学生都能算出来的数学题,将他牢牢困住了。
我感到自己已经照顾不了我爸了,赶紧给我妈打电话,她正在哈尔滨照料工程,接到电话立刻动身返回老家。
我爸常年在外地奔波,我妈经常埋怨我爸不好,说他在外面享受,吃独食,只顾那些兄弟姐妹,还有江湖上的朋友,把我们孤儿寡母扔在家里不管。
多年前高考完的暑假,因为我妈长期抱怨,我也怀疑我爸是不是独自在外面花天酒地,就独自去了他在哈尔滨的工地,住了一个月。
结果令我大跌眼镜。
我爸和工人们一起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房里。蓝钢瓦房,手指轻敲,墙面嗡嗡响。屋里除了洗漱用品、床铺和几件正装衣服,就是数不清的图纸和工具。
甲方的老板、售楼处的同事听说我来,都要请我们爷俩下馆子吃大锅台。
饭桌间隙,我趁我爸不在问一位婶子,我爸平时都跟你们下馆子吃?她大笑说,这也就是你来了,你爸能跟你吃点好的,平时他都跟工人一起吃食堂。
后来我才知道,跟着我爸出来做工程的叔叔,都受不了工地饭菜的寡淡,得到熟食店买火腿肠,而我爸连火腿肠都舍不得吃。
下过馆子,我跟着他吃了一星期冷面。工地的食堂是馒头配白菜炖土豆,没什么味道都没有,吃过两回我就没再去了。
每天凌晨三点,我爸要起床一回。我在他办公室住,他起来,我就穿好衣服,戴好小安全帽,跟着他到工地。
那是还没有建完的施工楼,没有人,只有灯。我爸刷刷刷爬上去,我屁颠屁颠跟在后面,看着他,在灰尘满布的施工现场转了一圈。我问,爸你看啥呢?他说你甭管,走,回去睡觉。
八点钟,我爸重新起床回到工地,叫所有工长临时开会。西墙的水准线矮了五公分,从哪里开始偏离五度,南面哪个线条歪了,没弄瓷实。分毫的差距,他都能肉眼看出来。六个工长,谁也不敢直接反驳他。
有人小声发出疑问,到施工现场拿仪器一测,和我爸说得一点不差。刚读完高中的我,被这一幕看傻了眼。他不是靠权威压人,而是摆出事实,那是多年知识和经验展现出的力量。后来我渐渐了解,才知道他不光能管工地,还能看懂设计图纸、做建筑财务,身兼数职。
考到哈尔滨的大学以后,我偶尔去工地上看我爸。他的居住环境时好时坏,好了就是蓝钢瓦房,独门单间。差了就是和工人一起的通铺工棚。
有一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深夜的工棚像是一条黑暗而幽长的隧道,隧道里亮着一点微弱的光。那是我爸床前的孤灯。整排整排的工人都睡着了,唯有他还在为考证做复习。
下午五点,丈夫冲到走廊,叫我赶紧回病房。我爸大小便失禁,满地都是屎尿。
我们给他换衣服,尽量收拾干净,又赶去找医生。
医生给我爸开了镇静剂,自那以后,我爸就陷入昏迷。肝性脑病已经走到最后一步。那天夜里我意识到,我爸待在这里,就是在等死。
第二天,医院开好转院证明,以我爸现在的状态,只能乘坐救护车前往哈尔滨。
转院那天,所有亲戚都在医院门口等待。我已经安排好,抵达哈尔滨的医院,就开始做人工肝。那是我在网上查的一种治疗方法,主要是针对肝病患者,能把患者的血液引到仪器里,把有毒物净化后输回患者身体。
可是万没想到,拦在救护车前面的,是我妈。
她刚从哈尔滨赶回来,看到我爸躺在担架上,情绪崩溃,大哭着让我留下我爸,理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
情况紧急,救护车在等着,每耽搁一刻,我爸就离真正的死亡更近一点。我让姨夫一家拦住我妈,和丈夫像像逃难似的,跳上了救护车。
在哈尔滨的医院做肝移植手术
前往哈尔滨的要开四个小时,我一直在平复自己的情绪。
我做出了整件事中最理性、最重要的判断:我爸不能死,因为他死不起。
首先,家里既有我爸的负债,也有尚未追回的欠款。尤其是欠款,涉及到建筑工程资本层面的事情,能够算清楚的只有我爸。他死了就意味着,会有很多人到家里要债,但是别人欠我们家的,我却追不回来。
其次,我爸家的亲戚们都不是省油的灯。我爸一旦不在,他们必定争夺我爸遗留的财产,其中两个叔叔都和我爸做过工程,要是说出我爸欠他们什么,我们孤儿寡母必遭他们欺负。
最重要的,就是我妈。我爸是我妈的精神支柱,她这一辈子都围绕着我爸转,倘若我爸去世,我甚至觉得过不了两三年,我就会成为一个既没爸、也没妈的人。
就在此时此刻,我爸的亲戚,还有他那些江湖上的朋友,已经开始动手脚。一个工程合伙人私吞掉了老板提前支付给我爸的五万块工程款,还有些趁我爸不在,干脆抢走了他的生意。
“豺狼环伺,前路未卜,但是尽人事,听天命就够了。”在救护车上,我心想。
没想到抵达哈尔滨大学第四医院后,我再度迎来新的绝望。
医院的胡主任告诉我,人工肝并不是治疗手段,对于轻度肝硬化的患者,一两次人工肝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像我爸这样的情况,人工肝只能作为手术的辅助手段,不是最终的解药。
绝望之际,胡主任问,你们考虑肝移植手术吗?我可以帮你们联系。
肝移植手术,就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切掉原有肝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再换上一个健康的。肝的来源可以是亲属捐献,如果是非亲属的肝还要排队。
我爸已经走到肝衰竭的边缘,移植是最终的解决方法。我几乎立刻答应,与此同时又拜托身边的亲朋,希望找到更进一步的人脉资源。
这时我妈也乘火车赶到哈尔滨。眼睛半睁,却无力清醒的我爸看见我妈,忽然咧开嘴,呢喃地叫着宝贝。
通过一层一层介绍,我们联系到了北京友谊医院。
由哈尔滨到北京的救护车,大概需要十四个小时。与上一回的救护车旅途不同,这次我再也没有什么情绪波动,手里攥着手机,捋着通讯录打电话四处筹钱。
算了算,我和丈夫管亲朋借的钱、商业保险的赔付、信用卡、水滴筹,大概能筹到七十多万。我还想着卖房。家里在内蒙有几套房子,都是我爸追不回的工程款抵的。有时老板不愿结尾款,就拿房子抵。
夜里十点多,救护车开到四平加油站。我爸突然清醒了,问我这是哪里。
我说,咱们现在去北京的路上,做肝移植手术。他一听要做这样的大手术,就像小孩一样哭起来。
我忍着哭意,跟他说,医生告诉我肝还可以再生,手术住院也没有那么贵,咱们有商保重疾,还有医保,算下来家里就掏三万。这个数字当然是哄他的。
最后听到三万,他才闭上眼睛睡着了。
抵达北京,我爸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五天,等到病情稳定,再转到移植病房。
此时,我爸的亲戚们非但不施援手,还说风凉话,说他都不行了,我却逞英雄,折腾全家人。
我觉得有一点悲哀。这样一个人,工作能力好,又对所有人都善良,结果世道是这么对待他的。我咽不下这口气,即便出于道义,我也一定要让我爸活下来。
亲戚们说风凉话,此时已经不能波动我的情绪,真正让我难受的,是母亲对肝移植手术的阻挠。
北京友谊医院当时在封控,只能有一位家属看护,其余家属不能随意进出。我妈要住进医院护理我爸,她嫌我们看护得不仔细。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个大错。
因为我和我爸的体重差距大,要想肝移植手术更顺利,我必须拼命增肥。丈夫在医院附近租了间房子,不会做饭的他开始学会做饭。每天吃着丈夫做的鸡胸肉、红烧肉,我眼看着自己变胖。
但与此同时,病床上的我爸日渐瘦削。
等到我们做完各种体检,跑完保险流程,办理完各种器官移植手续,已经到十一月中下旬,却发现医生迟迟不给安排手术。打电话给医生,人家只是说,你们家属的意见要一致。
我们思来想去,排除种种可能,最后确定,是我妈搞出问题了。
金昭辰出院前与父亲和医生合影
我妈心里其实并不相信肝移植手术的治疗方案。她怕女儿的身体出现问题,拖累孩子。
眼看着我爸在医院里的状态日趋平稳,她越来越想舍弃手术方案,改用保守治疗的方法,吃药维持。
可是她并不清楚,我爸现在平稳的状态,来源于每天几千块钱的医药支出,一旦离开医院,很可能立刻没命,而这样拖延下去,状态只会越来越糟糕,病情甚至可能出现断崖式的加剧。
她不敢直接拒绝,但是每逢医生到我爸的病房里查房,她就痛哭,闹情绪,以这样的形式拖延手术。
我和她讲道理,她竟然让我去解放军医院再挂个专家号,打听打听能不能不做手术。直到同病房病友的变化,才让她彻底打消自己的想法。
那个位病友与父母年纪相仿,每天聊天,看上去气色挺好。突然有一晚被推进重症监护,第二天清晨,护士过来收拾他的衣物,整个病床清空。
我妈再也没见到那个病友,她终于明白,什么叫病情断崖式加剧。
医生终于安排手术日期,可是经过我妈这样一折腾,想省钱的我们相当于多在医院住了四十天,多花出去二十多万。
手术前两天,医生让我重新做了体检,又分别找我和丈夫单独谈话。
与我的谈话很快,基本上就是看看我的心情和状态是否合适动手术。与丈夫的谈话却非常漫长。那晚我问丈夫,医生和你谈了什么。他不回答,让我静下心好好准备手术。
很久以后我才清楚,医生给他看了很多献肝者的照片,肚皮上丑陋的伤疤触目惊心。
医生告诉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妈妈给孩子捐肝,肚皮表面留下伤疤,爸爸以提不起性致为由离婚。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最后医生对他说:
“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我会以一个专业性的医学借口为由,推掉这台手术。”意思就是,他的态度能决定一切。
我丈夫被医生的话惊住了。
整个事件中,他一直陪伴着我,帮助我许多,甚至筹集的治疗费用也是最多的。他家里并不富裕,工作没几年工资也不多,这些钱都是管亲戚朋友借的。
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场救命旅途最后一张牌,竟然在他手里。他说:“我们就是来做手术的,美不美观不重要,有命就行。”
手术当天,我被推进手术室。陌生的医生问我个人信息,姓什么叫什么年龄多大,我心里寻思着,这些信息你们不都清楚吗?没想到话说到一半,就睡过去了。
之前,医生为我讲解过手术流程。首先将我的主肝割掉69%,缝合,同时将我爸衰竭的肝切除。
我的肝脏需要冷冻四十分钟,而这四十分钟,我爸的心跳停止。用什么技术维持他的生命体征,我没听仔细,听到四十分钟没有心跳,就已经有点懵了。
四十分钟后,将我的肝脏移植到我爸体内,手术完成。
肝移植手术记录
醒过来的时候,我独自躺在重症监护病房里,喘不过气,嗓子眼里睹得慌。我赶紧叫护士过来吸痰。呼吸舒畅后,又觉得渴,可是手术刚完不能喝水,难受得要命。
重症监护共有三间,依照病情轻重划分。我爸就躺在最重的那间,全程有护士看护,需要住一周,而我在最轻的那间里,同病房里有一位老大爷,还有一个医院的护工,住一天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那天夜里,重症监护室的自动门总是莫名其妙打开,每次开门吹来一股走廊的凉风。可是我看了好几回都没人。回想起来跟鬼故事一样,可是当时我极度虚弱,根本没有精力联想到那么多。
转移到普通病房后,我一度患上重症监护综合症,产生幻觉,浑身像火烫的一样,吃了止疼药也不管用。
幻觉没持续几天,我开始患上小肝综合症,这是活体肝移植后会产生的病症,其实就是身体和被切掉部分的肝还无法适应,因此产生各种症状,而每个患者体质不同,症状也有所差异。
对应到我,最显著的两个症状就是,体虚,不想吃肉,闻到都觉得恶心。那段时期,我只能每天吃草莓充饥。
术后一周,我渐渐开始下床活动。医生让我多卧床休息,可是我不信邪。一天吃完饭,我帮我妈收拾桌子,然后拿过碗要去刷。
刷着刷着,我突然发现自己明明是站着在刷碗,却不自觉地越来越佝偻,最后干脆是趴着把碗给洗完了。
幸好这些都是暂时的。
在重症监护观察一周,我爸终于转到普通病房。全家人都很高兴。趁着同在病房,我每天都跟他聊天,试图改变他以往的生活态度。
酒得戒掉,累得少受,别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别人的事,再也别那样放在心上,别人没那么重要,咱家你最重要。
偶尔医生查房,听到我们的对话,也朝我爸说:
“你这手术只是治疗的一种手段,最终决定生死的,是你的生活态度。”
我在医院待到一月中旬,我爸待到三月。在那以后又过了好久,我才敢跟他讲述他那几位兄弟姐妹的嘴脸。我爸听完,大哭了一场。这些年我没见他哭得这样伤心过。这场痛哭更像是一场告别,与过去的自己告别。
自那以后,亲戚家的事,我爸再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对江湖上的朋友更是如此。
我爸做的是亲缘肝移植,但毕竟是本体外来的肝脏,抗排异的药物要吃一辈子。
他现在只做安全管理技术员,工作量比原来减掉三分之二,其余的精力还能去法院给执行局提供线索,把原来的账收一收。
我妈也发生改变。我和丈夫不断给她做思想工作,鼓励她要有勇气走出去。她这辈子都围着我爸转,几乎没有独立生活过。今年九月,她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每个月三千块钱,虽然不多,但是变得开朗不少。
以前父母从不和我商量任何事,如今每做出一项决定,他们都要与我和丈夫商量,生活劲头正盛。
我的精力也不如以往,患上长期的缺铁性贫血,需要慢慢修养,还想着来年备孕。
我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经过这件事后,虽然家里背着债、养着伤、打着官司,但是每个人都见着亮了。
金昭辰告诉我,之前她拒绝接受采访,是因为很难讲清这件事对她的意义。
通常,人们听说一个女孩割肝救父,本能地会想到她很孝顺。连医生都说,从移植比例和临床经验来说,她的行为是个例。
然而,她从没有过想过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牺牲。如果真的要说意义,她觉得自己是通过这件事获得了成长。
父亲刚住院的时候,她只是被动地听从医生的安排。眼看病情加剧,她开始在网上查找医学资料、托朋友转院。到后来,她能完整背出父亲身体的各项指标,护士都怀疑她是否学过医。
每一次看似无路可走的时候,是她自己主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短短两个月内,她从慌张无助、崩溃哭泣,变得成熟、理智,让一家人获得了新的生活。
金昭辰对我说,希望她的分享,能对独生代的同龄人有所帮助,遇到困难变故不要慌,因为这个世界上能拯救自己的,还有自己。
编辑: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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