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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白与黑：国父的女儿们》里谈到，人们会用不同的方式留下自己的历史痕迹，大人物会留下肖像、文字作品、演讲稿，不太显眼的人会留下书信、受洗的记录或法庭诉讼，还有人根本不会在历史学家关注到的地方留下痕迹。作者凯瑟琳·柯里森的工作，就是把所有这些人一起召唤到历史前台。颜色、荣誉、劳动在英式英语(上)与美式英语(下)中拼写的不同
这本书的方法论有点像书中提到过的一个单词“color”。革命后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有了各种新气象，在文字领域，诺亚·韦伯斯特编撰了一本韦氏词典来规范拼写，取消了英国的一些习惯用法，比如说color原来的拼写是colour，韦氏词典把这个“U”给去掉了，以此印证新生的共和国公民可以用多么直接率性的方式来生活。这本书就是要把被去掉的“U”召唤出来，并且说明被去掉的“U”是美国的潜意识。在这一方法论的引导下，《白与黑》这本书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从微观看到了宏观。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书中召唤出来的58个哈丽特·海明斯。这本书讲了国父杰斐逊的三个女儿，大女儿玛莎的形象最明确，二女儿玛丽亚因为早逝，形象相对模糊，三女儿哈丽特·海明斯是通过历史考证构建出来的。哈丽特·海明斯在18世纪90年代后期可能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图为在蒙蒂塞洛重建的海明斯小屋的外景与室内照片。林鹤：我稍微给不熟悉的读者加一点点注释。为什么会有58个哈丽特的说法呢？哈丽特是杰斐逊和他的黑人女奴生的私生女，在当时她没有拿到被释放的证明文件，在杰斐逊的默许下从庄园逃走了，逃走以后，她为了掩盖自己黑人和奴隶的双重身份，把自己变身为一个白人自由女性，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据推测，她是去了华盛顿特区，并且定居在那里成家生子。后来的历史学家在找她的时候，因为已经失去她的所有踪迹，只能在各个图书馆、教堂、市政厅的档案里面去找，推测究竟谁有可能是她，于是就找到了同时期58个也叫哈丽特的女性去进行甄别。毛尖：我自己最喜欢书中这个部分，因为寻找哈丽特的过程变成了寻找“哈丽特们”，作者在这里把个人叙事转化成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写作，通过这种写作方式，这些普通男女的人生汇集到哈丽特的名下，展现了当时的时代图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哈丽特为什么要离开？是杰斐逊不够好吗？在文本中，这些指向的都不是家庭问题，而是时代问题。哈丽特到底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要和父母彻底断绝关系离开？这些构成了整本书的一个线索，一个疑案，一个问题。它有一种历史的文学性贯穿其中。另一个例子是，书里谈到了两份巴黎合约，召唤出了一种矛盾性。林鹤：关于两个合约，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签订的“巴黎合约”，另一个是，14岁的黑奴女孩萨莉·海明斯跟杰斐逊一家到巴黎做女佣，16岁的时候又随他们回到美国，当时她已经怀了杰斐逊的孩子。法国当时是不承认奴隶制的，她如果不回美国，在法国就是一个自由人。杰斐逊想要萨莉陪他回去，于是就要谈条件，她为自己的子女和杰斐逊谈了一些条件，这也被他们自己家的人称为“巴黎和约”。毛尖：一个是美国外部的、明面上的合约，一个是杰斐逊家里的、内部的合约。这两份合约一下子就把美国社会历史的切片给切出来了。
王炎：“A纪实”译丛是一个非虚构系列，我就借着这个线索走下去。首先我们实际上有两大种叙事类型，一个是所谓的虚构性的fiction，小说、戏剧、电影，都可以归入这个类型；另一个是非虚构，传统来说，我们会把它归于“经典”（classics）或者是历史学。我读完《白与黑》之后，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呢？就像毛尖老师也提到的，它介于两者之间。这本书写的是一些边缘的、非常细微的私人史，但实际上谈的是两个“大历史”，两个巨大的历史，一个是美国革命，一个是法国革命。这两场18世纪的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到了20世纪，整个东西方的革命从某种意义来说，都是在或隐或显地模仿这两场革命，或者被其启发。但这两场革命非常不一样，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清晰、系统化地把两场革命的特征做了区分。这本书恰恰涵盖了这两场大革命，并投射于一个主人公——美国国父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
杰斐逊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美国的国父，革命的先驱。1784年他出使法国，到了1789年7月，杰斐逊在巴黎见证了另一场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大革命。当时杰斐逊作为美国革命的亲历者，很多人在当时是想向他请教美国革命到底怎么回事的。这里面的故事非常有意思。但是，《白与黑》这本书不像传统史家那种正襟危坐的讲法，把历史档案一一摆出，引经据典，那是传统的严肃史学家做的工作。那么，到了21世纪，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呢？是新的历史观，是把旧的历史观的骨架加上血和肉。
《白与黑》从一个非常私人的视角，谈到杰斐逊作为美国人到了当时的世界之都巴黎，第一件事是去买衣服，换掉在美国的那套老土的衣服，以免被人看不起；谈到杰斐逊的大女儿玛莎到巴黎学语言，上教会学校，父亲杰斐逊既觉得女儿上学没有那么大用处，但又不想耽误自己的孩子等等复杂心理；谈到巴黎的气味既有羊角面包和咖啡的气味，也有屎和尿的气味；谈到巴黎既有宏伟的新古典建筑，也有极其破旧窄小的穷街陋巷；也谈到了很多细节，包括教会学校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同学之间的关系，巴黎的沙龙里女人们谈着政治，男人们分享着对革命前景的种种担忧，等等。这样的历史观补充了传统史观的盲点，而这正是我们以往读到的历史文本里缺少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大的历史事件放入到具体的历史的细节之中，放到气味、空间、时间、私密的生活之中，那么，我们的历史会是极其干涩的，而且没有具体的含义。林鹤：这体现了西方学术界目前的一个走向——重新解释历史，并对以往的宏大叙事进行补充和解构。当一些历史细节逐渐被揭开后，你会发现，我们过去所了解的一些理念可能跟原始状况并不一样。
毛尖：我很同意，这种新的非虚构写法其实是一种新的史观。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作者在提问的时候是有一种激情的，比如她会问：这么多女性的人生、天赋和激情，为什么从美国革命的历史遗产中删除了？为什么在美国革命发生那么久之后，还有人被迫要在家庭纽带与肤色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为什么某些关于性别和种族的声名狼藉的意识形态依旧如此强有力地控制并分裂着美国人？但是作者寻找答案的过程，不是用激情去寻找的，而是非常细致地去考证。我很喜欢《白与黑》里所呈现的那种数据现实主义，每一章都有非常详细的数据，很硬核，很扎实，可能作者自己不是特别有意识地突显这一点，但是她带进了一个新的史观。我也联想到，最近教英国文学备课会看拜伦、雪莱的很多传记，有些传记片做得蛮好，在描述拜伦、雪莱的时候，同时也会提到他们的仆人，即便是轻描淡写的一笔，也改变了历史的格局。比如拜伦不断地搬家，不断地有新的女友，他的老实的、胖胖的仆人特别渴望在生活中安定下来，娶妻生子，但是因为拜伦，他就被耽误了。还有雪莱之死。雪莱死的时候非常年轻，人们都在哀悼诗人雪莱之死，但是新的传记影片会提到，和雪莱同船死去的还有一个年轻船夫，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就打开了历史的切片。以前我们都是英雄史观，但《白与黑》作者柯里森会谈到奴隶的年龄、身份等等。这些人突然有了自己的轮廓，有了自己的眼神，有了自己的面庞。这种非虚构写法既有历史的文学性，也有文学的历史性。我很喜欢书中谈到的16世纪的法国骗子阿诺·迪蒂尔假冒马丁·盖尔的故事。作者进入这个故事，去看在动荡的变革时代，为什么所有的人会接受这个骗子，为什么会欢迎他。并展示了法国农民是如何思考、相信、感受并相互联接的。我觉得这种将文学叙事转化成文学性的历史叙事的写法非常硬核。林鹤：关于历史的文学性表达，我想添一个例子。书里有一个特别细微的细节，非常具有打动人心。在《白与黑》中第109页的地方，作者谈到黑人奴隶少女萨莉·海明斯回美国之前说服哥哥带她去买东西，在巴黎黎塞留大街的一家药店买了一瓶润肤霜，这好像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一个细节。但是过了两个世纪后，在第240页的地方，作者说蒙蒂塞洛（杰斐逊庄园）的考古学家在桑路园挖出一个润肤霜瓶子的碎片，小心拼回去看，原来是巴黎货。萨莉为什么把这个瓶子扔了？作者猜测可能是因为1809年杰斐逊卸任后，大女儿玛莎一家全部正式搬到蒙蒂塞洛来住。打碎、被掩埋、重新被发现的润肤霜瓶子。上面的字：“巴黎黎塞留大街，弗伊咖啡馆对面。”
过去杰斐逊在华盛顿工作，萨莉在大宅里面的生活相对比较自由，如今这样的生活即将终止了，萨莉就要回归她的奴隶角色了，所以萨莉的梦碎了，于是她就把这个法国纪念品扔进了垃圾堆。我在网上找到了瓶子的照片，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我没有写到译注里，但是它的内容让我们产生一个遐想：这个咖啡店的名字叫Foi，Foi可能是咖啡店老板的姓，但同时这个词在法语里有一个解释是信念，或者承诺。在巴黎的时候，杰斐逊为了劝萨莉一起回美国，给了她一个美好生活的许诺，但20年后她把这个瓶子扔了，她的梦碎了。咖啡店的名字恰恰有一个许诺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伤心、也非常讽刺性的细节。
毛尖：我对《白与黑》的作者特别有好感的一点是，在“白与黑”的问题上，她始终没有妥协。她在书里非常敏锐地问了一句，“蓄奴体系生成并强化了一种肤色等级序列，在其险恶作用下，哈丽特是否也形成了某种凌驾于黑肤色奴隶之上的优越感？”因为哈丽特是7/8的白人血液，她的皮肤已经很白了。这让我联想到，当年电影《紫色》上映后，很多人指责这部电影美化了黑人。为什么说它美化了黑人？因为他们觉得，黑人在当时怎么可能有房子和田地？好像在一般人的想象中，黑人就应该生活在贫民窟里，就应该是《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因此“美化黑人”这个指责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就包含了种族歧视在里面。就像《白与黑》里所写的“在弗吉尼亚报纸的广告版，白人用了至少61种不同说法来形容在逃奴隶的肤色。”也就是说，有些问题是隐晦的，他可能换了另一个名词来称呼黑人，导致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但是你不能因为他换了一个词语，就觉得他好像更好一点。网上有一个著名笑话，美国一支橄榄球队的教练因为严重的种族歧视，教练位置有点不稳，俱乐部老板找他谈话说，以后你要改改黑人歧视的表达。之后这位教练就把队员叫到一起对他们说，从今天开始，我们队中就没有白人球员和黑人球员之分了，在我眼里只有绿人球员，因为他们的队服都是绿色的。“好，”他说，“现在开始训练了，浅绿色的站左边，深绿色的站右边。”在《白与黑》的结尾，我们也一样看到，今天这样的状况还是没有怎么改变。还有一部影片《隐藏人物》，讲得是1962年三个美国黑人科学家在NASA工作，为地球轨道飞行做出了贡献。其中有一个情节，女主人公之一凯瑟琳是个黑人，因为种族关系，NASA研究中心里不允许黑人随便上厕所，有一次大雨磅礴，她要跑到另外一个很远的地方上厕所，来回花了40分钟，于是凯瑟琳就被主管骂了，后来她提出了抗议。这个情节很好，但是我曾经看到有人做了一个研究说，那时NASA研究中心距离厕所并没有那么远，但是电影喜欢突出这一点。这在历史上肯定发生过，但我觉得言过其实，包含了一种对于不平等的过度想象。
这里要说明的是，戏剧化有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历史感，因为它会取消“灰色地带”的微妙，凸显一种对胜利的拙劣想象。戏剧性的表达很容易变成一种廉价的胜利。影片《隐藏人物》剧照
无论是《隐藏人物》的结尾设定，把所有有色人种的厕所牌子拆除，还是影片《绿皮书》的最后是以南北一家亲的方式表现白人和黑人握手言和的剧情，都是用一种过度戏剧化的方式把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问题解决了。但事实上，就像《白与黑》所展现的，在白与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灰色地带。《白与黑》在白与黑之间扫出了一个光谱。作者没有用特别戏剧性的方式，而是瞄准了这些“灰色地带”，使得读者看见，哈丽特身上也有她的矛盾性。她好像并不是一个在反抗奴隶制的人，她在反抗奴隶制的过程中，可能也采取了一种奴隶的、甚至是奴隶主的姿态。作者也讲到“哈丽特在纺织厂里工作也并不是完全不开心”。因为“她的工友都是年轻人（12个人当中，至少有9个人的年龄在10到17岁之间，其中4个是男孩），而且厂里似乎也没有特别严格的监工”。我觉得这个历史学家的笔法特别好，数据特别扎实。林鹤：还有一个细节，是写哈丽特在纺织工厂里做纺线工的经历。普通小黑人纺的是亚麻和大麻，比较伤手。而哈丽特因为有特殊待遇，所以纺的是羊毛纱。作者写道：“在所有纤维中羊毛最容易纺成纱，她手上的羊毛富含天然羊毛脂，摸着更柔软，而亚麻和大麻则是硬硬的，过手时会磨痛拇指，而且需要不断润湿以保持不断线。”
“A纪实”译丛
作者: [美]凯瑟琳·柯里森
译者: 吴秀杰、白岚玲
审校: 林鹤
活字文化 策划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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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纪实系列——透视美利坚 通过鲜活的显微切片，探知美国的社会机理，看见真实的美国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有三个女儿——两个自由的白皮肤女孩，一个被奴役的黑皮肤女孩。在初获独立的美国，这三个女孩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作者为我们重新讲述了这三位女性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如今回望她们，这些故事促使我们去追问：这么多女性的人生、天赋和激情，为什么被从美国的历史中抹除了？经历过两百多年为独立自由的奋斗，关于性别和种族的偏见为何依旧强有力地控制并分裂着美国人？ |
《白与黑：国父的女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