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律师，正在迈出大湾区

港澳律师，即香港和澳门执业律师群体。与之相对的则是由内地执业律师组成的国内律师群体。

当前，国内律师人员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状，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处理跨国诉讼的律师处于“金字塔”的尖端，数量极少；而律师事务所“走出去”的更少，截至2022年底，内地律师事务所仅有近180家境外分支机构。由于专业能力差异、法律制度不同等多方面因素，内地律所在涉外业务方面常常受到掣肘。

与内地律师相比，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具有融通国际法律规则的天然优势。

香港作为亚洲法律服务中心地，已经过百年的发展，在国际法律业务方面更是有着深厚的经验。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制度的城市[1]，又兼具与内地文化相通、地理相邻的优势。

这些特点使香港成为向内地和外国企业提供国际法律及仲裁服务的理想平台。在香港，香港律师依据职能的不同，分为律师与大律师。律师监管主要由香港律师会和香港大律师公会负责。

规模方面，截至2023年8月，香港共有11425名律师，1596名执业大律师和1434名注册外地律师。律所方面，香港律师行共计931家，其中2至5名合伙人的律师行占42%；此外，香港还有75家注册外地律师行以及34家联营律师行。

澳门法制属于大陆法系，鉴于澳门过去几个世纪一直由葡萄牙管治的原因和影响，且澳门现行的五大法典均是澳门立法机构在澳门回归前参照葡萄牙的相关法典后制定。

因此，澳门律师不但熟悉澳门法律制度，而且一般都认识葡萄牙的法律、司法见解和法学理论；基于工作、多元文化教育和历史等关系，有相当部分律师同时属识汉语、英语、葡萄牙语，乃至其他语言。

规模方面，由于澳门经济行业相对较单一 ( 例如没有证卷交易市场、没有矿业等领域的法律法规)，澳门律师事务所由于规范较小和业务范围相对较窄。截至2021年9月，澳门律师公会数据显示，澳门共有注册律师467人，独立律师事务所108家。

事实上，港澳与内地律师语言相近、文化相融、习惯法基础相通，具备相互沟通与协作的先天条件。澳门律师熟悉葡语系国家法律，香港律师熟悉普通法，且可以拥有多个国家的法律牌照。一方面，港澳律师通过与内地合作利用对国际法律服务市场规则的了解，做大做好跨境法律服务。另一方面，内地通过拓展港澳人员参与，既能进一步提升内地涉港澳纠纷的司法公信力，也有助于增强港澳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信心。

随着国家司法考试中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的人数逐年增加，以及大湾区法律服务一体化的发展，三地律师融合发展及异地执业问题的需求

政府意识到三地律师合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一些新的尝试也在不断进行。其中，大湾区律师内地执业试点，实现了港澳律师执业范围的质的飞跃：

根据司法部部长贺荣的说明，试点工作尚在进行中，需要更多时间来评估政策效果。受到新冠疫情以及对内地政策不熟悉等因素的影响，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合格人员中，近一半尚未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已经取得内地执业资质的律师执业时间也不足一年，业务开展较为有限，其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试点政策的优势和效果尚未完全显现。

因此，延长试点期限有利于全面评估试点成效，系统总结试点经验，为港澳律师在内地执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时间，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服务的一体化发展，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支持和经验积累。

在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法律事务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港澳律师越来越多“走进来”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国际法律服务。

港澳律师在大湾区内执业，一方面为港澳律师提供了机遇扩展自身的工作地域；另一方面也深化粤港澳三地法律服务“软联通”，为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更好的平台；也有利于内地青年律师的培养，法律思维、法律逻辑和法律技术等方面港澳律师有其独到的优势，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相结合，对培养青年律师的思维、工作方法、工作模式和提高工作效益都有很大帮助。

港澳律师是内地新的“客人”，广东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优势，以及毗邻港澳和东盟的地理优势，携手港澳，三地律师优势互补，携手开拓国际业务。

大湾区作为拥有7200 多万常住人口，超过3000 万流动人口的世界级城市群，2020 年生产总值超过11 万亿，是中国外商投资集聚最多、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这也是《延长试点工作期限的决定》继续圈定大湾区9市的内在原因。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9个城市中，深圳是最吸引港澳律师的城市之一。据公开资料整理，在当前“大湾区律师”执业范围覆盖的广东9市中，有超过150名（即近50%的大湾区律师）选择在深圳执业。

可以看出，大湾区律师的本质即异质同向发展、功能互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型共同体，而超过半数大湾区律师选择深圳，则是看中深圳逐渐呈现集聚效应。

大湾区律师的融合发展和一体化建设，是港澳律师通往内地市场的一个窗口，那么未来港澳律师如何进一步深入内地市场，实现真正与大陆法律法律服务业深度融合，共同发展？

某种程度上，“大湾区律师”是基于大湾区区域市场经济环境及一系列政策导向下衍生出的适合港澳律师异地执业发展的成果。其本质就是港澳律师在“一国两制三法域”背景下实现与内地市场接轨的一种形式，港澳律师参与国内法律服务市场仍在探索中。所以，港澳律师的脚步不会局限于“大湾区”也不会局限在“广东省”，而是整个中国。

那么，什么才是港澳律师进一步在内地发展融合的载体？

对于港澳律师而言，由于法域、执业区域、习惯及经验等方面的差异，使其在内地拓客、执业、经营等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及压力。因此，法律服务环境是否完善、法律资源聚集度是否足够、相关政策及资金支持是否全面及时成为港澳律所、律师能否实现异地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

2019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伴随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

2020年，全国首个省级层面推动建设的现代法务集聚区——天府中央法务区在四川成都天府新区落地；2021年海丝中央法务区落地福建省厦门市、上海虹桥揭牌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2022年深圳前海全力建设深港国际法务区；2023年广州全面推进湾区中央法务区建设，中央法务区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功能区，在各大城市群中实现创新探索。

中央法务区建设的基本路径是综合考虑社会需求、市场发展、建设成本、服务效益和便利度等因素，通过服务场所的集中加速人才、机构、资金等法律服务生产力要素的集中，进而完善法律服务产业链和服务功能，创新法律服务方式，推动法律服务生产力水平整体提升。

对于港澳律师来说，各地中央法务区法律服务业聚集发展，产业要素集中，在此更易于开拓法律业务，实现律所、律师之间协同合作。此外，对于港澳律所入驻机构，中央法务区更易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渠道，机制保障将更加全面完善。以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为例，对于入驻的港澳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将会享有上海市虹桥商务区专项发展资金无偿资助，资助方式包括租金补贴、开办资助和专项补贴等。

展望未来，港澳律师在大湾区的发展只是一个起点，未来有望在更广泛的领域和地域中发挥作用。而现有相关法律规制是港澳律师融入大湾区以外广阔舞台的最大制度障碍。因此，放松规制，突破现有相关法律限制是推动各地法律服务集聚发展的必由之路。

2023年-2026年，新一轮试点的延长，就像一个特殊的“切片”，它们是历史的注脚，是时代前行的足迹。未来随着2026年新一轮试点的结束，以及各地法务区建设的进一步完善，配合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双轮驱动，促进港澳法律服务机构在中央法务区等产业集群的集聚，实现知识外溢效应，相信后续三地律师的合作会越来越默契，融合程度更高。

尽管“一国两制三法域”使得港澳律师在异地执业及融合发展上存在障碍，但当法律制度协同画出“同心圆”，这种制度之异恰恰释放出更多制度之利。

2003年至今20年来，内地法律市场携港澳律师，大胆试验、勇敢创新，形成了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伴随着国内各地、法律限制的逐步解绑，推动法律服务集聚区发展，相信未来，港澳律师在“大湾区”以外的广袤大陆，预见更大的机遇，迎接更大的市场。发挥专业优势，在跨境贸易、国际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施展才华。

目前，内地法律服务业正处于渐进式的开放阶段。而对于港澳台律师服务业的开放使港澳台地区的优秀律师能为内地企业和跨国企业提供更高质量和更专业的法律服务从而促进各地区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发展。

未来，随着内地、香港、澳门律所及律师的融合发展，不仅将会提升我国整体律师的专业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同时也将成为中国对外国开放更高层次律师服务业的经验借鉴模式。

共同探讨如何拓宽大湾区律师执业之道。期待双向奔赴，大陆与港澳协同画出“同心圆”。培育一批精通多法系法律知识的高端法律人才，使他们成为中国律师共同体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