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脑”之思与哲学植物：读马尔德的《植物之思》

文 _ 章文（中国美术学院影像史学与文化研究硕士在读）

2017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公布了一项名为“先进植物技术”（APT）的合成生物计划，据称能“通过改变植物的基因组或遗传物质建立一个智能植物网络，当特定环境变化触发植物体内一定的生物反应时，卫星或其他远程监测技术便能获取信息，用以密切监视周围环境中的化学攻击行为甚至电磁脉冲产生的影响”。这一计划利用了植物对环境（如光照、温度、湿度等）的高度敏感性，此外，植物易获取、成本低、具有顽强的适应力及“非人”的特点，也是军方将其纳入该计划的原因。此类植物智能实验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开始。196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测谎员巴克斯特（Cleve Backster）将一个电流计连接到龙血树上，并默想这棵树着火了，此时电流计竟开始摆动——他由此认为植物能从他的思想中感受到压力。有学者怀疑此实验中植物的“能动性”，认为这只是激素反应，植物并不具有所谓的人格、意志或目的。

而达尔文早在其1881年出版的著作《植物的运动本领》（The Power of Movement in Plants）中便探讨过植物如何对震动、声音、触摸、湿度和温度的转变做出反应，这也被认为是“植物智能”（Plant Intelligence）的早期雏形。“植物智能”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曼库索（Stefano Mancuso）则认为，除了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植物还具有其他15种感觉，如计算重力、磁场等。此外，植物还具有记忆、习得、交流等智能，如树木可通过地下真菌网络分享养分，并向其他树木传递警告信号。

The Works of Charles Darwin:  The Power of Movement in Plants

Routledge 2016

这种植物对外界的反应及植物处理问题的能力——“植物智能/智慧/智性”——近年愈发成为生态学、生物学、植物学、环境科学乃至人类学与哲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西方哲学与人类学的“动物转向”及“去人类中心主义”趋势使得动植物、真菌、矿物等一系列非人类被纳入讨论重点。哲学中的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与人类学中的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便是两种较为典型的方法。例如人类学者罗安清（Anna L. Tsing）与世界松茸研究小组一道，关注作为一种与他者共生关系较为明显的真菌，松茸如何具有主体性，并通过跨物种、跨民族、跨学科的方式编织起一个政治、经济与多物种之网。

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

[美] 罗安清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哲学家马尔德（Michael Marder）认为，在西方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动物始终处于边缘位置，植物更是处于边缘的边缘，于是他试图通过三本论述“植物哲学”的著作将植物从边缘地带拉回到聚光灯下。借由马尔德的观点来说，“植物哲学”与“哲学植物”的区别是：前者指带着既有的思想形态去研究植物，是“关于植物的思考”（thinking of the plant）；后者则将植物之生命融于思想本身的形态与发展运动之中，是“朝向植物的思考”（for plant-thinking）。意大利哲学家瓦蒂莫（Gianni Vattimo）认为，马尔德的这种植物式思考是一种孱弱之思（weak thought），反对的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形而上学与逻格斯中心主义。

在Plant-Thinking: A Philosophy of Vegetal Life（《植物之思：植物生命的哲学》，下文简写作《植物之思》）一书中，马尔德将“植物之思”定义为一种非认知、非观念、非图像的思考模式，即无脑思考（thinking without head），只要人类一启动植物似的、去人类的思考，便已经遭遇（encounter）了植物世界。随后，他进一步将植物之思划分为植物时间、植物自由与植物智慧。

Plant-Thinking: A Philosophy of Vegetal Life

Michael Mar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植物的时空概念与人类、动物的不同。由于会更为直接受到光照、温度等环境因素影响，植物时间是朝向他者的，季节变化既使多年生植物的存在具有周期性与迭代性，也体现了一年生植物的有限性。另外，植物时间也难以与空间分离：植物永无止境地向外生长与扩张，形成了“坏无限”（bad infinity）的时间性，超越了人为控制（比如长时间不打理，植物便会“一团乱”地肆意生长）。“坏无限”带来的冗余是一种耗费的经济学，即植物的枝叶常常耗散式地扩张生长，这是一种植物自由。植物的冷漠（indifference）特质则把自我、同一性、身份认同、存在乃至意识形态一并抛弃，解构了人类中心与形而上学。

马尔德认为，植物朝向他者的生长体现了一种无意识的意向性（non-conscious intentionality），不是通过回到自身来建立自我认同与同一性，而是完全导向他者，并以非个体的立场颠覆了“我思”及“自私”，带来一种无身份的思考（thinking without identity）。马尔德的观点倒转了列维纳斯的“无意向的意识”（non-intentional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是列维纳斯对胡塞尔的“意向性”的颠覆，后者认为意向性正是意识存在的体现。另一方面，“无意向的意识”也反对了方向性与自我意识，它既无外在目的，也无内在自我，瓦解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然而，与无方向的、总是朝他者外溢的“过度意向”不同，马尔德认为植物有其意向性，但不是单向的——比如，它们的根茎不仅会在土壤中寻觅养分，还会感知土壤的温度和湿度，并避开邻近的其他植物的根系。

倘若植物的意向性不属于意识，那么它应该属于生命力本身，或古希腊哲学家所言的“植物灵魂”：它不仅关注植物的生殖与繁衍，还关注其感知与精神层面。因此，植物的无意识生命是一种“思考前的思考”，一种独立于先天适应与形式智能的创造性。与其说植物生命的不可控是超验的形象，不如说是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言的“纯粹内在性”（pure immanence）。因此，从“无意识的意向性”角度来理解植物更为准确，其意义也更多样。

内在经验

[法] 乔治·巴塔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尼采认为植物的记忆是无图像和非表征的：“例如，在含羞草中，我们发现了记忆，但没发现意识。植物中的记忆当然不涉及图像……记忆与神经或大脑无关，它是一种原初的性质。”在这一层面上，记忆是植物身体上的铭文，登记的是来自外界的物理刺激（如触摸、光线），即便此次刺激消失了，这些记忆仍可以在下一次刺激中恢复。尼采的论述道出了植物对环境的敏感性（sensibility）与应激性（irritability）。尽管人类能记住光线中出现的事物，但植物却能保留对光本身的记忆，这是一种非人类中心的“原初性质”。无意识的记忆只是灵活多维的植物智能的一部分。哲学家谢林（F. W. J. von Schelling）假设植物的生命与其思维模式是同一、连续的，亚里士多德在思考人类灵魂、动物灵魂和植物灵魂之间的关系时，也暗示了植物灵魂“潜在”地存在于动物的敏感心灵和人类的理性灵魂中——人类不仅是人类，也是一种潜在的动物和植物，人类、动物与植物在互相生成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压抑、转化其潜能。

植物与其生长环境的不可分割及其对明确自我的生活方式的缺乏，体现了植物的“无身份的思考”，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动态扩张的、不稳定的生命/生活：在生长繁殖过程中，在转化为人类与动物的潜能中，植物不断朝向他者，成为他者。“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任何事物，却仍旧在思考或不思考，那么他和植物有什么区别？”亚里士多德的表述无意间在字面意义上消除了人和植物之间的形而上学差异。像植物一样的人不是不思考，而是不遵循形式逻辑来思考。思考并非主体或人类的唯一特权，只有改变逻辑思维的形式并囊括其矛盾对立的方面，才能召唤出“无身份的思考”（非同一性思考），才能从思想者自我封闭的身份中解放出来。植物之思实则是非个人化、非主观化和非人格化的“思考”。

对生命客观意义进行探寻的哲学不适用于植物存在的本体论，因为植物没有内在统一的自我——植物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它拥有模块化的器官与冗余的结构（没有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能以此应对外界的伤害，比如，即便被野兽咬下叶片或其他部位，植物仍能继续生存。因此，植物自身便是一个“集体”，一个庞杂的网络。植物的多个部分之间也没有内在联系，正如其种子与果实彼此漠不关心。但同时，植物也会“无私地”将自己的花粉授予蜜蜂，将根茎交给真菌，将危险信号传送给同伴，这是植物拥有的“群集智能”。

一方面，植物对自身身体与同伴的冷漠（植物的身体是可切割的，和其同伴也不轻易交流）以及对自我、逻辑、目的性的漠不关心将植物从身份认同、意识形态与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形成拥有诸多独一性的个体，即“一个便是一群”，而非“一群仅是一个”。另一方面，植物与同伴的交流通信以及多物种间的协作共生则体现了植物的群体性，这一群体性基于诸多冷漠个体而展开——从个体出离朝向他者，在朝向他者中筹划自身，这便是共同体（community，也有动植物群落之意）的要义。

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认为，个体的独一性与有限性的外展（exposition）及二者之间隔的存在，使敞开沟通交流成为可能。在一个高度集体化的群体中，个体反而容易丧失相互交流的潜能；当个体触及自身或他者的有限性边界时，才能够认出自己，并与他者分享，且这一“触碰”必须是身体性的书写。不同于动物或人类，植物反语言的“具身媒介”（embodied agent）将感知、“思维”与身体紧密结合，其认知与身体机能不可分割。植物与外界的这种身体性“触碰”使其与他者的充分交流和共同分享成为可能。

在南希与马尔德看来，共同体是不可完成的，因为其永远在动态过渡中生成。共同体应当是超越性的，不同于“超验性”的形而上含义，这一超越性抵抗了内在性与“极权主义”。因此，共同体不应该是实体化的“作品”，而是永远在沟通交流、共同分享的未完成的“礼物”——它是赠予，是献祭，是爱。植物是敢于献祭自身的：花蜜可供采撷，种子随风飘荡，果实成熟下落……此种“献祭”解构了个体与集体，又使二者同时成为可能并发挥新的潜能。而植物的永恒生成和动态生长的未完成姿态体现在时—空两种维度上（虽然植物的“时”与“空”密不可分）：时间维度体现为植物一天中的不同姿态（如某些植物在夜间睡眠时会暂时闭合叶片和花朵）及其在短时间内无限扩张、生长的耗散；空间维度则体现为植物可随时“献出”的模块化器官及与多物种紧密协同的共生本能。在不断献出自身的动态过程中，植物朝向他者，又回到自身，（在“利他也是一种利己”的意义上）最终联结为一个“他者的共同体”——如果在植物世界中还能称“自身”与“他者”的话。

马尔德的论述中还隐含着一种植物自律（autonomy）与他律（heteronomy）的辩证法：植物的漠不关心带来了一种自律，更重要的是其导向的他律，即依赖他者（例如阳光）而存在。植物之思与他者（“非思”）紧密交织，一体两面，它的“思”即“非思”。植物的根茎也呈现出一种非层级的水平联结，在黑暗潮湿且不可见的地下蔓延开来，搜寻着养分，与其他植株或物种达成共生关系。在加塔利（Felix Guattari）与德勒兹的笔下，根茎式的思考发生在节点与节点之间的交互联系中，在交流与共享的差异之逃逸线中，节点从自身当中出走，超越了虚构的疆域与自足的身份认同。于是根茎成了一种“下”对“上”的抵抗、水平对垂直的抵抗、差异对同一的抵抗，在朝向他者中成为他者。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

 [法] 吉尔·德勒兹  [法] 费利克斯·加塔利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在柏拉图主义中，“明亮的太阳”常被认为有助于生命的生产和创造。启蒙运动将理性比作（中性的）光线，能够冷静地照亮一切。20世纪的现象学则致力于探寻事物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如何被点亮并被赋予意义。然而，植物之思似乎仍处在这三种举足轻重的西方古典思想的暗面——在无意识被压抑、非理性被剥削以及形而上学的剩余地带。我们是否能说，在对非人的研究、多物种民族志及去人类中心主义流行的当下，植物身处的黑暗地带将逐渐被点亮？这于植物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在植物世界里，会有好坏之分吗？

[1] DARWIN C. The Power of Movement in Plants[M]. New York: Appleton andCompany, 1881.

[2] 南希. 解构的共通体[M]. 郭建玲, 张建华,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3] 加塔利, 德勒兹.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M]. 姜宇辉,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4] MARDER M. Plant-Thinking: A Philosophy of Vegetal Life[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列维纳斯. 总体与无限: 论外在性[M]. 朱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6] NIETZSCHE F. Writings from the Early Notebooks[M].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9.

[7] 巴塔耶. 内在经验[M]. 程小牧,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8] 曼库索, 维奥拉. 它们没大脑, 但它们有智能: 植物智能的认识史[M]. 孙超群,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

[9] 姜宇辉. 哲学植物的前世今生[J]. 三联生活周刊, 2017(32).

[10] 朱剑峰. 跨界与共生: 人类并非生态危机中的唯一主角[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11] 罗安清. 末日松茸: 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M]. 张晓佳,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