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底气和前景
今天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危机便是二战之后建立的基于工业经济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衰落。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高科技公司的垄断、社会的分化、政府的低效……“超级全球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也导致了极端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的极端分化，从而破坏了西方民主的社会基础。
中国经济崛起的外部性一直备受西方关注。多年来，西方一直唱衰中国经济，也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妖魔化中国。因为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往何处去有很多不确定性。一些西方国家更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逻辑强加在中国身上。
郑永年教授在《中国叙事》一书中提出，市场经济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但关键是中国具有诸多制度优势来化解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问题。和其他所有大国比较，中国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的可持续稳定。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创新是对唱衰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回应，也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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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面临的三重危机
20 世纪80 年代，英国和美国相继发生了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即人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减税、私有化、放松经济管制（尤其是对资本主导的金融业）、削弱市民社会、限制和弱化工会、削减福利等等。不过，新自由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并不自由，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和价值需要通过一个强政府（甚至政府强权）加以实现。为了强化内部民众的支持，两国对外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英国因此和阿根廷发生了马岛战争，而美国则把针对苏联的冷战引向了一个高峰（即最后的决战）。
新自由主义从反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开始，最终演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西方自20 世纪80 年代之后的30 多年可以说是达成了“新自由主义共识”，或者说“华盛顿共识”。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新自由主义畅行无阻，风行全球。但新自由主义造就了今天西方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西方今天面临着三重危机：一是经济危机（滞胀、就业不足、投资疲软等）和经济学危机（经济学没有任何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和现实经济毫不相关）；二是急剧恶化的收入不公平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顶端极少数人手中；三是民主政治被强大的经济精英“俘获”，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工具。
收入和财富差异的急剧扩大是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些年来，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说已经汗牛充栋。不管以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包括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异、社会1% 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和99% 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中产阶层规模的迅速缩小等。自然，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也表现在国家之间，包括西方和非西方、穷国和富国、北方和南方之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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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暴露弊端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还是对的，即：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避免不了出现周期性危机；资本主义导致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最终酿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危机。
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深，社会分化也越来越甚，最终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也就是说，目前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所经历的政治危机是经济不平等和社会高度分化的必然产物。正因为如此，改革资本主义体系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2021 年1 月26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发表了主旨演讲，质疑当代资本主义，直接表示“现代资本主义行不通了”，资本主义“行不通了” 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失去人道主义和道德关怀、对资本主义经济外在性（环境和公共卫生等） 的漠视等。
马克龙表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为中产阶层提供了进步机会，但这个体系如今已经破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存在一种感受，他们（因为失业）失去了用处。在当前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模式与开放经济行不通了，从这场疫情中走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打造一个更加专注于消除贫富差距的经济。”
马克龙说的这些的确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现象的描述。不过，马克龙的这些描述也避重就轻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现实远比这种描述严峻，尤其在社会分化方面。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一方面，经济下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实在在地砸在普通人身上：全球经济衰退，失业率暴增，中低收入者承受了更大的生存压力；全球更有 70% 的人口的基本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保障。但是另一方面，2020 年全球绝大多数资产价格大涨，富者暴富。
正如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指出的，美国最富有的0.1% 人群的净财富接近底层90% 人群的财富总和。目前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达到自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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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
当代东西方世界的一个显著对比便是西方世界的“乱”与东方中国的“治”。西方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便是民粹主义泛滥与基于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的崛起，动摇着西方社会稳定的基础。这种现象在一直被视为西方民主典型的英美两国尤其严峻。
另一方面，东方的中国表现为“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时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之治尤其表现在政府应对危机管理上，包括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 年，中国是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同时，中国也是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为世界的扶贫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体。
中国之治”指的是过去40 年中国同时实现了三个“可持续”。第一，中国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第二，中国实现了可持续的社会稳定。第三，中国实现了可持续的政治制度支撑和领导。这三个“可持续”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同时实现这三个“可持续”的，在世界范围内看，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中国是唯一的大国。
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制度根源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来透视。从宏观上说，制度根源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否能够实现均衡。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同时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发展之上的可持续稳定。一旦经济和社会两者的发展失衡，那么不仅社会稳定的基础会遭到破坏，遭到破坏的社会还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一角度看，西方之乱的根源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失衡，而中国之治的根源在于实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均衡。
从微观层面看，制度根源在于一个国家是否存在一个强健的政治主体，即执政主体。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存在一个政治主体，这个政治主体在最低限度上维持法律秩序（“守夜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服务和应付各种危机（尤其是没有预见到的突发危机），在最高限度上促进和维护国家的统一、统筹，主导国家的发展，增进人民的福祉。政治主体表现为各种形式，包括执政集团、政党或者社会阶层等。一个政治主体是否强健，取决于这个政治主体代表谁的利益、是否有意愿来实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均衡、是否有能力实现这种均衡。从这个角度看，西方之乱表现为政治主体的衰败，而中国之治则表现为一个强健的政治主体有意愿、有能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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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前景
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的制度体系根本没有变化，因为中国并没有西方所定义的改革，即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如果从中国传统的现代化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首先，中国一直坚持的是一个至少有三种资本、三个市场共存的大结构：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都是自由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微企业；还有一个中间层，就是国家跟民间互动合作的这一部分，在近代被称为“官督商办”，今天被称为“PPP”。在这个结构中，关系到国民经济支柱的领域，或者自然垄断领域，国家一定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经济空间要放给民间自由资本，同时在中间层，政府和民间资本积极互动，有合作，也有竞争。通过三层资本结构，政府维持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履行经济管理的责任。所以，从结构上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其中国家占主导地位，但不仅不排斥市场，而且包容和支持市场的发展。
西方干预经济实际上只有两个工具—税收和货币。当国家债务过大时，税收政策就不起作用；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也不会起作用。所以美国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今天完全靠量化宽松来稳定经济。但量化宽松并不能解决问题， 只是把问题推后了。中国除了财政和金融货币两个方法以外，还有庞大的国有企业。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国企发挥了“保底”的作用；在平时，国企扮演着“平准（市场）经济”的作用；而在一些领域，国企便是举国体制的有效工具。尽管中国的三层资本混合经济体制仍然有很多可改善的空间，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这种经济制度肯定会比西方资本主导的经济制度更有效。
其次，中国内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雁形模式”。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内部发展潜力巨大。以前日本经济学家提出了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形模式”，说的是东亚如何从日本开始实现经济起飞，然后扩展到其他经济体。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和经济起飞的经济体，之后随着日本内部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等， 一些附加值低的产业开始转移到其他经济体，而日本本身转向附加值高的产业。亚洲“四小龙”继日本之后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经济现代化扩散到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中国是后来者。
直到今天，只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部正在起飞，西部仍然有待开发。就技术而言，尽管外部环境并不明朗，但经过四十来年的发展，中国的技术也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可以实现起飞的程度。总体而言，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很多穷人。这些都指向中国今后发展的巨大空间。同时，就外部而言，中国也在通过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策略大力发展国际经济，开拓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国在今后一个阶段里有潜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也是中国最近提出“双循环”策略的理性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在满足了温饱、总体上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对美好环境、社会公平正义、政治参与等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进而显现出中国经济和社会、经济和环境或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既是问题，也可以变成进步的动力。所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此外，中国的发展是包容式和嵌入式的。包容式或者嵌入式发展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之后实现共同富裕。为了改变以前普遍贫穷的状态，就必须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更多的人和地区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全面富裕。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不断增加，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
衡量一个社会是不是发展，不一定要看这个社会培养了多少富人，更重要的是看这个社会减少了多少穷人。中国在过去40 多年里让8 亿多人口脱贫， 十八大以后就有1 亿多人口脱贫，这是世界奇迹。中外经济学家普遍承认，过去40 年的世界扶贫事业，大部分是中国贡献的， 印度也贡献了一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非洲国家不仅没有脱离贫困，反而变得更贫困。在这方面，哪怕是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变化也是惊人的。美国今天的铁锈地带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前是多么辉煌，尽管美国在过去40 年里也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但为什么出现铁锈地带的快速衰败呢？
中国的包容式或者嵌入式发展并非市场经济单一因素所造成的，而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决定的。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任何其他社会都做不来的。大国如美国和印度，都无法理解中国的跨区域对口帮扶政策，中央政府怎么能有权力把广东、浙江和上海的财富拿去帮助贵州、新疆、西藏？很难想象印度的一个邦去帮助另外一个邦，美国的一个州去帮助另外一个州。
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分化，这具有普遍性。在中国，市场经济也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但关键是中国具有诸多制度优势来化解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有了获得感，社会就稳定了。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下一个历史使命是追求共同富裕。今天西方世界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一部分人太富裕了，大部分人富裕不起来，社会不公平。没有基本社会公平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可以预见，一个共同富裕的中国必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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