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秋天

2023-11-05 01:11

这是纪录片导演陆庆屹在《人物》开设的「四季专栏」的第二篇。

1994年年底，经朋友介绍，陆庆屹搬离了哥哥陆庆松位于清华的宿舍，来到圆明园画家村——这是一个现已消失的名称，起初只是在城里租不到房子的画家无奈之下选的落脚点，后来越来越多画家加入，近三百名艺术家最终在这个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形成了一股艺术热潮。在那里，陆庆屹画了很多画，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度过了人生中特别的一年。他说自己像是偶然闯入了一段中国艺术的转折时刻，见证了这里的热闹，也亲历了它的消亡，看着从圆明园离开的画家又搬去了离城市更远的宋庄，在那里开启了新一次的艺术热潮。陆庆屹记录下了那段迷茫但自由的时光，那些鲜活的人，还有那个告别圆明园画家村的深秋。

文｜陆庆屹

图｜（除特殊标注外）陆庆屹

我兴冲冲搬进圆明园画家村的时候，没想到那将是它存在的最后一年。我原本把未来的希望——绘画的提升、视野的开拓、交朋结友等等——寄托在了这一趟旅程里，如果我意识到那是它最后的辉光，或许会更珍惜在那里的每一天。然而，我却浑浑噩噩而去，茫茫然离开，最后只留下了一筐零散的记忆碎片，时不时从脑海里筛落出些碎屑来。

1994年底的一个大雪天，昌熙骑车到清华来找我玩，和他同行的两个女孩拍打着衣服和头发上的雪，兴冲冲地嚷嚷说：「走走，出去看雪吧。」她们连名字都没问，却像认识很久似地催促我。

雪下得很大，一团团，纷纷扬扬飘落。隔着雪看过去，人影、树影、楼影，像被镂空了一样，在一片白色里慢慢消散。我们沿着河岸漫无目的地跋涉，去了很多著名的地方。我渐渐感觉到身上增加了重量，脚步也越来越滞涩，听着她们尖脆的欢叫从落雪中传来，恍恍惚惚中，心里竟生出了一种风雨同舟的情谊。

那时候的我很喜欢交朋友，能给逍遥却单调的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何况还是两个性情外放的女生。这样我就跟芝芝和金燕也成了朋友，她们跟昌熙一样，叫我「陆陆」。一开始我对这个宠物般的称呼感到羞耻，但后来也就习惯了。

「陆陆，陆陆，」一个忽寒忽暖的初春下午，金燕急匆匆跑来找我，一边整理围巾一边说，「我帮你找了个房子，要不要现在去看看。好几个画家也都看上了，我让房东帮我留到明天下午。」

「是吗！太好了，房租多少？」

「七十，再加十块电费，各月各交。」金燕得意地挤挤眼，圆圆的脸上散发出红润的热力。

「嗯，那就是八十……」我迟疑地扭头看我哥，他说过会承担我头几个月的费用。不过，年前她们说差不多要六十块，没想到翻过年，就多出了二十块。

「没问题，」哥从床上弹坐起来，在床边的琴谱里翻了翻，抽出一张百元钞票递过来：「给，觉得合适的话，就把房租交了。」

金燕噗嗤一笑，说：「别着急啊，搬进去那天才开始算，现在交太亏了啊。这么着急摆脱你弟吗？哈哈哈。」

哥也笑了，视线在我脸上停留了两三秒钟。

「还好，也不是很着急。」

出门前，金燕问他要不要也去看看。

「不看了，又不是我去住。」他抬起胳膊伸懒腰，打着长长的哈欠：「你们去吧，我再睡会。」

院门敞开着，房东是个中年人，穿着灰蓝色的秋衣秋裤在院子里溜达，听见拍门声，转过头来：「哟，这么快就来啦！」他引我们到东屋，指出那间房的好处给我看，「瞧，这墙才刷了半年，多白——瞧这，原先是门，我给砌上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您在这边干嘛，那边一点儿也听不见，别打鼓就行，哈哈哈哈。」他摸了摸那扇已经消失了的门，露出欣赏的表情，又转头过来快速地打量我：「金燕说您也是画画的？看着不像。」

「怎么呢？」

「你头发这么短，不像。」他又朗声笑起来，门外传来了应和的狗叫声。房东大声呵斥了一嗓子，屋里嗡嗡直响，他干笑两声，说：「别怕，拴着呢。」

搬来那天寒风凛凛，阳光刺眼，天蓝得几乎要滴落下来。金燕带着瘦削的男朋友四毛，各骑一辆自行车，帮我把几个包从清华驮到了村里。放下行李，四毛两手揣进牛仔裤的屁兜里，在屋里走来走去，跟我讨论床的摆放位置，以便腾出光线柔和的角落来画画。房东背着手笑呵呵站在一旁，好奇地看看我，又看看四毛，时不时想插两句话，过一会不甘心地出去了。

收拾停当，四毛甩开肩上的长发，接过我递的烟，深吸了一口，说：「我先回去画一会，你归置归置，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我来叫你，不然你要迷路的。」

送出院门，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暗暗发愿，以后卖画有钱了，一定要请他们去个好馆子大吃一顿。

等他们消失在拐弯处，我快步回到这个已经属于我的房间，掩上门，静静地浏览着各个角落，觉得每一处都藏匿着和我有关的特别深意——

学画几年来，时不时会听人说起，有很多各地的画家来到了北京，住进了一个村子里，就在圆明园旁边。因为离得近，我曾骑车去找过，但没有找到。一直以来，「画家村」就像一个抽象的名称，高高远远地，存放在我的概念里。

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两天的工夫，我居然已经置身于一直向往的艺术圣地了。灼灼的阳光从屋檐下方钻进窗户，落在深灰的水泥地上，印出规则而闪亮的图案。我坐在摇摇晃晃的床沿，两手撑住床板，感觉到脖子往上的血液在极速流动，仿佛在呼应着什么——那是一种非常重要而又神秘的使命，在等着我去接近。

艺术家们在画家村懒散的合影。图源纪录片《圆明园的艺术家们》

四毛知道我也是贵州人后，高兴地拍拍我肩膀，说他在贵阳时，和六个同伴结成了一个艺术小团体，叫「贵州七匹狼」，一年前结伴来到了画家村。

「下午我带你去找他们玩。」四毛操起乡音，人变得很放松。「村里还有好多贵州人，画画的，还有写诗的，不过我们不太熟。」

吃完饭，金燕要回北大上课，四毛把碗筷洗好，添了一块蜂窝煤，拍拍手说：「走，带你转转。」

村子不太规则，多数房子盖得有些随意，可能是为了收租金，草草搭建起来的。我们沿着四毛门口的污水沟，走进狭窄曲折的巷道里，时不时小跳着，避开地上的污水。转了一会，我就分不清方向了，但心里暗自欣慰。以前曾在书里看到，格林威治和布鲁克林的艺术村也都是破破烂烂的，它们都产生了伟大的艺术家——来对地方了，我心想，这才是画家应该呆的地方，而且越破越好！

每走进一条巷子，四毛就指着门介绍，这里面住着谁，是哪个省的人，画大概是什么风格流派。我也记不住几个，只管在后面点头。画室遍地，似乎村里的每个犄角旮旯，都隐藏着几个画家。不时有长发男人从门里，或巷口走出来，有的会跟四毛打招呼，有的则很漠然。他们都很瘦削，略微驼背，有点失神的眼睛仿佛在看远处，面色凝重深沉，宽大的深色衣服上面，粘满了斑斑点点的油彩。

这些人，应该在美术院校里，在课堂上，在画院里啊！现在，却如此密集地出现在我所栖身的这个破村子里，一抬头就能看到，这种感觉，真是奇异。

两个多小时，我带着学徒朝圣般的心情，跟着四毛在村子走了一圈。村里只有两间小卖铺，一家餐馆，桥头有菜摊和一辆卖肉的板车，除此之外，看上去全都是住房。我问四毛：「澡堂在哪里？」

「澡堂？」他哑然了片刻，浅浅的笑容凝在脸上，说：「没有澡堂。」

「那……怎么洗澡？」

「要是哪个朋友那里有厕所的话，可以借来洗洗冷水澡。」四毛推了推眼镜，环顾了一下四周：「不过，这种房子很少。」

「热水澡呢？」

「哈哈，热水澡嘛，只能去北大里面洗了，不过你要认识北大的学生，让他帮买澡票，两毛钱一张。」四毛顿了一下，皱着眉头说：「不过去北大洗也不舒服，进了澡堂，一看你是长头发，总被人当怪物一样围着看，别扭。」

我心说还好，我头发短，况且还可以回清华去洗。

四毛想了想，说：「海淀和西苑也有澡堂，但太贵了，洗一次要五块钱。」他咂了咂舌，冲我笑笑。「所以还是夏天好，可以洗冷水澡。」

晚上在他那里烤着火，听音乐聊天，直到十点来钟，才恋恋不舍地告辞，身上裹紧小火炉的余温，走进了寂然的夜里。

切切的寒风掠过耳朵，似有似无呜咽着。我听见自己一起一伏的呼吸，脚底下的沙沙声从腿骨传上来，异常清晰，像在啃食坚硬的饼干。陌生的小路上涌起成群的黑暗，头顶上的星星格外旷远。偶有一小簇橘色的漫光，间隔着从院墙上方映射出来，淡淡地抹在夜幕上。灯下的人，一定是在作画吧——我又感受到了那种令人血液奔流的召唤，想要立刻拿起画笔，把这个夜晚画下来。我渴望成为这些不眠的人里的一员。

回到住处，四周静悄悄的，院门已经关上了。我试着推了一把，里面的大狗汪汪狂叫起来，附近很多狗也醒了，吠出一片哀怨的和声。又推了推，发现是从里面拴上的。我不知所措在门口站了一会，不太想拍门，怕吵醒了别人。正琢磨要不要翻墙进去的时候，里面灯亮了，听见房东大声吼着狗，接着又传来趿拉鞋的声音。门开了，我闪身进去，连忙赔不是。房东一边栓上门，一边告诫我以后要早点回来，九点他们睡觉，就栓门了。我像做贼一样回到了房间，轻手轻脚躺上床，捂在被子里，回想一天来的点滴，困意全无。早上还在清华的腾腾暖气中醒来，夜里却要在这个冰冷陌生的地方睡去，真像一场梦。

因为要栓门，我夜里出去上厕所都感到很有压力，每次穿过院子，狗总像要完成任务似的叫几声，打开院门时，吱呀声也传得很远。似乎我的每个举动都被声音监督着，束手束脚。

我习惯在夜里看书画画，这让房东很不高兴。刚住下一星期，我就发现他的态度起了变化，显得不太耐烦。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想不明白，又不好问，别扭的感觉一直盘踞在心里。

一天傍晚，我买了两个馒头回来，看见房东站在画架面前，皱着眉看我的画。我在门口迟疑了一下，他听见动静，回头瞟了我一眼，目光又放回画上面。我问他有什么事。

「没事，随便看看。」他碰了碰画笔，又在屋里转了一圈，像在找什么东西。我心说莫不是丢了东西？又问他怎么了。他长吁了一口气，显得很为难的样子，说：

「小陆啊，你这么画画可不行。」我心头一震，没有接话。他顿了一顿，转向我：「你看，别人都是白天画，你这倒好，从天黑画到天亮，这电费不够吧。」

我放下心来，说：「已经交电费了呀，而且一盏十八瓦的灯，就算整天开着，也花不了十块钱。」

房东摇摇头，不等我说完：「你看你还有录音机，这都是电啊。」

我说录音机还不如灯泡耗电。他看着脚尖，摇摇头，说：「这样吧，你再掏十块，就随便画，不管你。」

我不同意，说要讲理。他暴跳起来：「谁不讲理了，我要不讲理，直接断你电，知道吗，还跟你商量呢！」

我争辩了几句，觉得没意思，就不想再说了，极力控制住情绪，尽量温和地、一字一句地说：「别说了，反正不行。」

房东一愣，躲开我的眼神，哼哧着出去了，在门口甩下话：「这个月住完你赶紧搬出去，没你这样的。」

过了几天，四毛又帮我问到一处房子，在村子最西南角，是个很小的独院，跟另一个叫胡月朋的画家合租。这里的房租比原先贵了几乎一倍，但是想到可以自由出入，还能大声听音乐，我很快就做了决定。从此只能把原先一天三块的生活费压缩到一块左右，那就只能顿顿啃馒头了。幸亏有几个村外的好朋友帮衬，解决颜料、画布画框的问题。我甚至还有一台小电视，是一个留学生回国前我用一幅小画换的。

新居很僻静，院门外的榆树林总在哗哗作响，粗壮的树干间，淡蓝色的远山隐约可见。初搬来时，我总是想着想着就跑出门，找来两块砖头，坐在树下听风，看树后绿油油的麦田。白天看，夜晚也看，无心作画。

前租户是「贵州七匹狼」中的片山，我想不通他为什么放弃了这么理想的住处，几天之后才明白过来——这房子太潮湿了，终日不见阳光，地基打得很浅，又紧挨农田，屋里的地面因此裂开了一条大缝，靠里那块不但在慢慢沉陷，而且时常冒出水来；墙皮不断鼓起，一片片簌簌地往下掉。新画上的颜料干得很慢，木头的物件都生了霉，被子又沉又冷，夜里经常被冻醒。种种琐碎麻烦层出不穷，每天都得发点愁。

这些还能勉强应付，最大的困境是，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我仍然只是这个村子的游客，除了四毛，谁也不认识。连同住一个院子的胡月朋，也几乎不跟我说话，碰上了顶多微微点个头。大概因为我显得年纪小，又没有艺术家气质，满村的长头发，没有人多看我一眼，一个个漠然地在身边过来过去。为了像艺术家一点，我在头顶包了块头巾——依然没人搭理我。

五月四号那晚，我去参加了一场诗会。没有人邀约，我是在路上听别人说的，在北大的一个阶梯教室。我去得晚了，站在黑通通的人头后面，踮着脚尖往里张望。两三百个座位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窗户上都趴满了人，远远看着，台上的人显得很小。

先是北大诗协的几个同学朗诵，然后主持人说：「接下来，有请来自圆明园的诗人。」欢呼声猛地爆发起来，我身前扬起了无数条胳膊。我极力挤进去一点，然而还是听不清他们在朗诵什么，人的声浪在热气中轰鸣。过了一会，只听前面的一个女生说：「为什么诗人都喜欢写蝴蝶呢？」旁边的女生想了想说：「也许是因为，蝴蝶的美丽容易消逝吧。」

因为一直踮着脚，我的小腿都抽筋了，没等诗会结束，就离开了。带着莫名的激动和失落回到屋里，打开了聂鲁达的诗集，看到了半夜，心里有很多想要倾吐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交流的人。

有时候，经过村里仅有的那家小饭馆，看见玻璃窗里面，坐着几个头发蓬松、气色好的画家，正在热腾腾地摆谈。我恨不得闯进去，坐在一边，听他们在聊些什么，可那道塑料门帘都是巨大的阻碍，我连撩开它的勇气都没有，只好悻悻地回到屋里，继续闷头瞎画，像在迷宫里转悠，日复一日。

陆庆屹的画作《惆怅》

因为心情郁闷，我时常中午过后骑上车，到村子北边的野林子里去闲逛。爬上一座挺陡峭的土丘，找一块阴影躺下，叼着草往北看去，莽莽的密林跨过一条河，延伸到了远山下，大片的绿色里隐约漏出几间屋顶，既不像森林，也不像北京。

有时发着呆就睡了过去，醒来就骑回清华去踢球。踢完球，洗澡，吃饭，每次很晚才慢悠悠回村。连续几天之后，我哥说：「要不你带个球回去踢吧，没事找个空地自己玩玩也行啊，你成天跑这来踢球，哪还有时间画？」

想不到，因为这个足球，我的困局竟然有了转机。

村里最宽的巷子在二排和三排之间。长巷东头的墙根下，经常蹲着几个饿肚子的画家，有气无力地闲聊，晒热了就挪到南墙的阴影里。偶尔有记者来寻访，摄影师要拍照，那些老「居民」就聚集在那里合影。

我住在巷子另一头，村子的最西边。夕阳快落山的时候，榆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能遮住半条巷子。下午五点，太阳不那么毒了，我在巷子西边颠颠球，对墙踢一踢，不时带球跑几圈。

「喂——」一个沙哑的声音传来，我循声看去，有人远远地挥手。「过来一块玩吧。」墙根下又站起来几个。

我愣了一下，这么久了，第一次受到欢迎，有点失措。我踩住球站住了，一动不动。

「赶紧过来啊，一块玩会。」

我带着球慢慢走过去，人影渐渐鼓噪起来，他们离开墙根，黑压压挪到巷子中间，一张张厌世的脸上露出喜色，有的卷起袖子，有的蹲下系鞋带。

「踢过来，踢过来。」

我脚弓一磕，足球在沙土路上蹦蹦跳跳滚了过去。那群人顿时像通了电似的，一同向球奔去，沉重的皮靴发出咚咚的闷响。那球也不知道触到了谁的脚尖，砰地飞了出去。几双眼睛盯住球，调转方向又蜂拥追去，长头发横飞起来，一会甩到脑后，一会遮住眼睛，他们不断撩开脸上的发丝，发出爽朗的大笑。那球在他们脚下显得很惊恐，总是飞往意想不到的方向，让他们追得很吃力。

不一会都跑累了，他们停下来叉着腰喘气。有人问我：「你住哪里？」

「那边，」我指了指巷子尽头的榆树林，「左拐就是。」

「好，明天再来啊。」

村里来来往往，聚集了将近三百号艺术家，除了极少几个诗人、作家和搞摇滚的，其余都是画家。好像所有人都喜欢踢足球，碰上了都会进来踢几脚。也许之前村里没有过这样的群体运动，大家突然被激活了。每天下午二三十个凑在一堆，乱冲乱撞。

一段时间后，大家也踢出了点秩序，想法也多了起来。有一次踢完休息，摩根走过来，递给我一支烟：「小伙，踢得真棒，回头教教我们，组一个画家村足球队，跟美院的踢比赛去。」大家轰然叫好。慢慢地，我跟艺术家们熟悉起来。

冰峰在长发一族中是个另类，他剃着平头，穿一件粗黑横条的T恤，很敦实，走路脚步很重。他是第一个主动要去看我「画室」的人。他直愣愣看着我，一张口就是东北味儿：「你画室在哪里？带我去看看。」我心头一热，随即局促起来——我那里也算画室吗？我的画值得给人看吗？

一路忐忑回到住处，拉开灯绳，冰峰等我把门边的电炉和画箱搬到墙角，背着手跨进门来，沿着右边墙壁踱了一圈，一幅幅看过去，说：「你画的都是梦吧。」我点点头，他温和地闪过一丝笑意，也点点头。又探头看了看里面房间，摸摸墙皮，说：「你睡这多潮啊，受得了吗？」我说还行，他摇摇头，邀我去他的画室。

走出院门，看到左侧隐隐的麦田和树群，冰峰说：「风景倒是挺好的。」他停下来看了一会，接着往前走，一边扭头看着那些轻轻抖动的树，一步一步踩在石子上，咯吱作响。

冰峰的画室不大，四五米的样子，靠墙堆叠着很多层大大小小的画。冰峰喜欢大笔触、大色块，风格硬朗果断，画的都是一些新出现的东西。画架上那幅未完成的，我一眼就认出了是海淀的麦当劳，在明黄的大M下方，路面是塌陷的，马路对面竖立着一根根有纵深的电线杆。为什么他用那么粗放的轮廓，就能把一个场景的气质表现出来呢，核心特征在哪里？我啃着指甲，细细品着他的画，渐渐脸红起来，被一种说不清的惶惑笼罩着。

接下来的几天，冰峰又带我去了不少朋友的画室，从口音能听出来，他们都是东北人。刘枫植个子不高，短发，像是剃了光头长出来的样子，四面支棱着。他看上去温和朴实，要是不说，会以为是本地村民。他的画和人反差很大，画了一系列在天安门广场上钓鱼的人，几乎每一幅里都用了很多红色，色彩刺激饱和，人物和空间的比例是失序的，看上去真实又荒诞。

刘辉画室在后村，离北边的野树林不是很远。刘辉喜欢在院子里画画，光着上身，齐肩的长发从眼角两边垂下来，把脸遮得窄窄的，眼睛陷在眼窝里，透出一种审视的神情。他的风景画很特别，粗看是风景，细看又像抽象画，线条缤纷而奔放，左一撇，右一捺，像是甩出来的。我在那看了很久，看出了各种各样的心情，神经的深处，还牵出了一些久远的，似乎一直停留在童年里的记忆。

还有一位好像是姓郭的大哥，一脸络腮胡，不画别的，专门画半条鱼，他把鱼的细节放得很大，写实得超过了人眼目力的程度，看上去变得很抽象，另外半条鱼仿佛被黑暗吞噬了，又感觉很神秘。他的画幅很大，横放竖摆似乎都可以。

一天天看下来，有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原来人对世界的认知，可以如此不同。也许是一瞬的印象，也许是经过长久思考和寻找的答案。有些可以用眼睛看到，有些却潜藏在意识里。如何去表达？也可以有无数种方式。而我此前对绘画艺术的理解，都从书本画册里获得，太过狭窄和传统了，缺少对生活质感的体验和观察，也缺少对表现形式可能性的探索。

站在他们的画前，眼睛盯着每一处细节，我试图去感受他们在下笔时，是如何思考的，又是怎样的心绪。

后来我们在徐若涛画室坐了很久。徐若涛画了一幅「垃圾」，他把收集来的垃圾堆在行军床上，然后按一比一的比例，把它们照实画了下来。明明是一堆破烂，但从他的眼睛传递到笔上，再到画布上，这之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反应？那些「垃圾」焕发出了一种让人凝视的价值，深深地吸引着我，我仿佛从那些蜷曲的布条、纸片、铁盒里，看到了被丢弃的、时光深处的秘密。

我一直蹲在画前，几乎要陷入到画中的空间里，恍恍惚惚地，听不清他们在身后聊了什么。离开握手时，徐若涛估计没有留意到，我使劲地握了一下他的手。

心情激荡地回到住处，我摆好画架、凳子，挤出些颜料，拿着画笔，坐在空荡荡的画布前，看了很久。

画画时的陆庆屹

立秋过后，树梢间漏下了一些阳光，风把黄叶从树枝上摇落下来，静悄悄蜷缩在院子角落，时不时被开关门的动静惊扰一下。青苔爬在墙根和水池边，显得特别翠绿。我正坐在门槛上发呆，摩根一大步跨进院门：「哈，你在啊。」他个子大，头发很蓬松，像狮子一样，嗓门也大，还很厚实。他哈哈两声迈进房门，屋里嗡嗡直响，空间一下显得太小了，装不下那声音。

他草草看了一圈，不怎么看画，对我的书和画册更感兴趣，还蹲下研究了一会那条地缝，踩了踩，没想到地面摇晃起来，像船一样。

「我日，这房子要垮啊！」摩根吓得连忙缩回脚，惊魂未定地退了两步，转脸愕然地看着我，随后两人大笑起来。他摇摇头往里屋走，刚进门就哇了一声，说：「你居然有电视，还能用不？」

「能，调好天线就行。」

「那以后有围棋直播，我来找你看。」

「没问题，随时。」我指了指门框：「钥匙放在那里，我要不在，你自己摸。」

摩根「嗯嗯」直点头，又看了看屋里的陈设，露出模棱两可的微笑，坐在花了五块钱买来的沙发上，试了试软硬，说：「放点音乐来听。」

我挑了一盘Tom Waits，他诧异又赞许地看着我那一大堆磁带：「嗯，你可以嘛。」

摩根听我也是贵州人，而且距离他家只有几十公里，大嘴咧出巨大的笑容，老家话从厚嘴唇里嘣了出来，比普通话流利多了：「有空就来找我玩，我那里老乡多，」他嗬嗬嗬嗬笑个不停，脏话也飚了出来：「喝点酒啊，吹点牛批啊，日，随便嘛。」

我激动起来，连忙点头：「好好，好好。」

「走啊，现在就去啊，还等他妈好久嘛。」他抬起大手，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走，我去搞瓶二锅头。」

摩根自己住独院，有一间大画室和一间卧室。画室里充满了松节油的味道，中央有一张长沙发，几张椅子，围着一个侧放的包装箱，上面摆着一张围棋盘。他让我把棋盘搬走，把二锅头放在木箱上，撕开榨菜，想了想，说：「你等会，我再喊两个朋友来。」说着噔噔噔出去了。

我走到墙边看摩根的画，除了墙上挂的几幅小画外，都是大画，两三米长，有些还是三联画。画里的人神情诡异，身子像猴子一样扭曲着，色调偏浅紫和蓝色，似乎是人在各种状态下的精神反应。我看不懂，但能感受到某种绝望，其中一幅里还画了一个「出口」的指示牌。我正琢磨间，听到嘈杂的嚷嚷声，摩根和两个人走了进来。他招呼我坐下，从木箱里找出搪瓷缸和玻璃杯，打开新买的两袋凉菜：「来，搞搞搞。」

他们喝了几口，聊起了艺术界的各种动向，还有将要在南京举办的画展，又说起谁签了哪个国家的画廊。这些我从未听说过，坐在一旁默默听着，小口小口抿着酒。有时候他们也聊音乐，还有乐队、村里的传闻，甚至感觉他们会沉迷于柴米油盐的讨论中，但就是不聊画，不聊创作。隐隐地，我产生了一种感觉，摩根他们就是这里的村民，似乎早已经把根扎牢了，开始松弛、散漫地生长，成了这个村子的一部分。而冰峰、四毛他们则像是新来的移民，还在执拗地守护着驱动他们来到此处的理想。

很意外，摩根和朋友还合创了一个诗刊《废墟》，刊登的都是他们的诗作。摩根拿出最近的一期，几个人翻读着，互相嘲讽了一番。等他们翻完，我接过来看了看，上面的笔名都挺奇怪的，什么「夜猪」、「脚跟」之类的，有点戏谑的味道，但诗的内容又都很严肃。

摩根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身来：「我就觉得差点什么，音乐呢。」他跑进卧室，噼里啪啦翻腾了一阵，「噌噌噌噌」——U2硬朗的扫弦声传来，隔着一个空间，感觉有些遥远。我心里一动，跟着《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的节奏轻轻摇晃。酒热烧到脸上，身子忽沉忽轻，脑袋像坏了闸的自行车，止不住地往前溜。

摩根很喜欢体育，每周五都要骑车去海淀买《电视报》，一买回来首先翻到体育直播表，最关心的是围棋资讯。每到有比赛直播的时候，就来找我，坐在破沙发上念念有词，呆呆地看一下午。我平时不怎么看电视，干脆就让他抱走了。

摩根有一次来叫我去吃饭，说：「是不是又没饭吃了？」我尴尬地看着他。

「村里都这样，」他哈哈大笑：「饿饭的家伙多得很。」

我被逗笑了：「你为哪样总是有吃的？」

「你不管嘛，」他又是一阵大笑，略微仰仰头，抖了抖蓬松的头发，「在村里想吃饱饭，就要互相蹭，哪个有钱了，大家都吃他的。你饿了只管来，我至少能保证你吃碗面条嘛。」那浓重的乡音在我身后的墙上反射回来，震得耳膜直颤。

后来他才说：「别人手里一有钱，马上去逛海淀、美术馆啊，琉璃厂啊这些，我不管，我要先买几大包面条备起。」

通常我去摩根画室的时候，他都不管我，坐在画布前喃喃念叨，像在跟画里的人物窃窃私语。有天下午，我在他背后看了一会，坐到沙发上翻他的画册。渐渐地，天暗了下来，空气里浮泛着稀薄的青蓝色。摩根画疲了，放下笔，让我接水来煮面。

在画家村里，面条是维持生计最保险的选择，一包面条可以吃两三天，比每顿吃馒头还要便宜。为了稳定饮食，我决定向摩根学习，跑了一趟海淀，狠狠心，购置了电炉、锅、碗、砧板和菜刀，又去买来几大包面条。第二天一起床，就跑到桥头，买两斤板油回来，切成小片，慢慢熬制猪油来拌面。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油渣都飘了起来，我满心欢喜，产生了自己已经学会了下厨的错觉。正准备捞油渣的时候，忽然想，油里面有点盐味说不定更好，就拧开酱油瓶，往冒着小泡的油锅里倒去。还没等我把酱油瓶竖起来，锅里一下子炸开了，巨大的油泡翻腾滚动起来，高高地越过锅口，源源不断扑出来，灌满了电炉，又继续往地上溢去，黑亮黑亮的流了一大片。我傻眼了，瞬间里以为是幻觉，不知所措地看着，过一会才反应过来去拔电源。看着一大汪油还在缓缓地往四周漫延，越变越宽。我心头一疼，恨不得趴在地上舔个干净。

陆庆屹的画作《饥饿》

村里不声不响又开了两家馆子，在桥头西侧和北侧，门口都挂着红绿色的彩灯，一闪一闪的，在没有路灯的村里异常好找。每天入夜，闪烁的窗玻璃上水汽淋漓。村里也逐日沸腾起来，人来人往，互相打着招呼。时常看到老外的身影，他们对每个长发男人和衣服上沾满颜料的人露出和善的笑容，在一条条巷道间出没。

只有认识的人多了，能走进那一间一间的画室，才算熟悉这个村子，也才知道这些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他们不止是互相蹭饭、借衣服，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互相推荐来购买画的人。在这个普通村庄的外壳里面，有那么频繁的交流与活动，仿佛是有许多条线，把一间间的画室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合力的网，在村庄上空涌动着。这些暗潮，在静默的院墙外面是无法看到的。

很多晚上，我们会互相串门，聊一聊各种艺术事件和八卦，就算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也可以听听音乐，抽几支烟闲坐一会。我跟「贵州七匹狼」里的片山和杨青也时常走动，不再有前半年那种时常涌起的寂寞感。

有天中午，片山推门闯进来，黑着脸踱了几步，伸手到外衣兜里，掏出两张信纸，咔嚓嚓在我眼前激烈地抖动。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和我分手。为什么？」

我懵懂地看着他，递过去一支烟，被他抬手荡开了。他眼睛疾速地眨动，摆动着头左看右看，眼神无处安放似的。我无所适从地抽着烟，不敢接话。他突然转过来，抓住我两个肩膀，使劲摇晃，盯着我说：「为什么，为什么？」

他说的是一个我从未见过、从未听说的人，我根本不知道能说什么。

片山转过身，一绺一绺的长发跟着甩动起来，耷拉在背上。他两手抻开信，低头兜着圈，念了一段信里的内容。「你看，她说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她说我脏，不洗澡，她……」片山抬起头来看着我，眉心紧蹙，眼眶里噙着泪水，嘴唇颤抖着：「可我是个艺术家啊，哪有时间去想那些。洗个澡又那么远……」他瘫软地靠在墙上，两眼无神地看着天花板。大概过了两三分钟，他离开墙，一言不发地走了，后背蹭上了一大片白色的墙灰。

片山走后，我整个下午都很惆怅，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郁郁的情绪盘旋在心头。挽束成倒三角的窗帘，像一头扬起翅膀的鹰，悬停在窗框里，缄默地俯视着我。透过玻璃看见对面画室里，胡月朋前后晃动着，正在画他的巨幅花卉。

没过几天，李哥旋风般出现了，操着一口昂扬的四川普通话，手里握着厚厚一沓信纸。看见我，就像乐队指挥控制节奏一样，冲我压压双手，皱巴巴的脸上现出平易近人的微笑：「不要动，不要动。坐好就行。」看我听话坐下，他点点头，清了清嗓子，亮声说：「那我开始了。这首诗，写的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命运。」

他小范围地缓慢地转着圈，左手拿稿，右手不停挥舞，时而坚定，时而柔和，高亢的声音随着手势迸溅出来。慷慨激昂的脸上不时现出悲悯的愁容。

但李哥的普通话太难懂了，我往往反应出一句，他已经过去了两三句。我没办法跟上他的节奏，只好茫然地看着他，感受他的情绪，偶尔点支烟，换个坐姿。

过了半个多小时，李哥缓缓朗诵完最后几句，合好诗稿，说：「怎么样？我花了两个通宵写的。」我笑了笑，正在想要不要告诉他，我没听懂。他已经转过身去，翩翩地跨过门槛，施施然走了。

过了几天的中午，李哥又来了，还穿着那件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朗诵的时候，他不断瞟向我的锅。读完之后，他问：「有面条吗？」

「有。」

「猪油呢？」

「也有。」

「唉，太饿了。」李哥把诗稿揣进怀里，搓搓手，说：「陆陆，等我有钱了，也请你去我那里吃饭，我会炒菜嘞，四川人嘛，你晓得的。」

我点头说好，他开心地笑起来，看上去不那么老了。

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李哥，问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兴许是回老家了吧。

除了画家和诗人，我还认识了一些乐手，其中有一个叫谢天笑，总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脸上瘦得没一点肉，但是手指看上去很有劲。他有时带一盘空白磁带来，弹一段刚创作的solo，让我录下来。他说已经接触了一些音乐制作人，正在到处找机会进录音棚。

那段时间我很痴迷蜡烛，喜欢看烛泪自然流滴出来的造型，想用蜡烛做一座山型的雕塑，宁可不吃饭，也要买蜡烛。有一天，一个清华的朋友来请我吃饭，走的时候留下了五十块钱。我正要买蜡烛，在小巷里撞上了谢天笑。

「哎哟陆陆，正找你呢，有没有三十块钱？」

「干吗？」

「哥们快要进棚了，弄点钱走动走动。下星期还你。」

后来他似乎把这事忘了，我也没好意思问他还。

谢天笑是淄博人，村里想搞摇滚的淄博人有好几个。但雷箭说自己是青岛的，因为青岛比淄博洋气。雷箭是吉他手，一直想组个乐队，他没有录音机，成天到我这里来听Bob Marley。他说话很激烈，也很珍爱自己一头细黑的长发，经常梳着头，贬这个贬那个，要不就抱着吉他疯弹一气。我说我要画画，让他把录音机和磁带拎走。雷箭很高兴，就把在海淀街边卖打口带的小飞介绍给我，说一盘可以便宜我一块钱。

小飞说，最近生意挺好，他每周都要去天津进一批新货，可能因为有不少人卖了画。我听着笑了，他不知道，连我都卖出了一幅小画，两千块钱，对方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人，把画拿走时，还跟我说谢谢。

进入九月，从盛夏开始浮动的不安变得剧烈起来，隔三差五就有警察来查暂住证，村里气氛愈加紧张。听说村子要整顿，要把这些外来艺术家清退出去。而他们多数是黑户，办证的条件又很复杂。一时间，大家都在聊证件和房子，都有些惶惶，特别是初来不久的人。

摩根总往村外跑，他大学就在北京读的，对这个城市的种种变化早已见怪不怪，而这个村子对他而言，不过是个一时的栖身之地。风声渐起时，他已经开始四处找房子，做搬家的准备了。听说通县的东村和宋庄比较理想，离城远，房租比圆明园还便宜。总不见摩根他们这批人，村里一下就冷清了许多。

在路口遇到了片山，他说北京让他伤心，打算过段时间回贵阳去。四毛因为金燕的缘故，要留在北京。

几场秋雨过后，天气凉了下来，白天眼见着一天天短了，画到凌晨要披上薄被子才行。我经常放Kingdom Come的歌来陪自己画画，他那尖锐的嗓音里，有一种撕心裂肺又强行镇定的哀怨感，很符合我的心情。中午醒来，推门出去伸懒腰，院子里一地的黄褐色，落叶又厚了点。还留在树上的绿叶间，沙沙的风声也变酥脆了。

路上的卖煤小哥多了起来，一个个也都留着长发，骑着三轮在村里穿梭，挨家挨户送蜂窝煤。本地村民打趣说：「嘿，这些长头发啊，不是画画的，就是送煤的。嘿！」口气里交织着对艺术家们的不屑和不舍。

图源纪录片《圆明园的艺术家们》

晚上，阿古拉一身酒气来拍窗户。

「陆陆，还有没有颜料，」他还没进门就开喊，「我的大红用完了，借我几管。」说着，一颗圆溜溜的光头探进屋来。

我正缩在被子里看书，不想起床，下巴指了指外屋：「你自己拿吧。」

阿古拉挤出意味深长的微笑，朝我举了个大拇指，摇摆着转过身去，随后传来翻找颜料的声音。过了一会，他拉灭灯，说「我走啦。」声音呜呜噜噜的，听不真切。跌跌撞撞的身影从窗外晃过，脚步声渐渐远了。

半夜，我起来准备画画，拉开外间的灯一看，傻眼了，这家伙把我整个画箱都搬走了，一管颜料也没留下。我气急败坏冲出去，直奔阿古拉画室。饭馆的灯已经熄灭了，一路的狗叫声都很响亮。

到他门口，我酝酿了一下情绪，想想要怎么骂。敲了敲门，里面没反应——开着灯的呀，又敲，还是没动静。我推开门，一股浓浓的酒气扑鼻而来，房间空荡荡的，中央摆着一个大画架。阿古拉背对我，坐在画架前，一动不动，大光头亮闪闪的，地上扔满了装过颜料的锡皮，还有空酒瓶。我走到近前，他斜瞟我一眼，又转头注视着画架上的空白画布。

我不敢惊扰他，默默退到床垫边坐下。阿古拉神色凝定，眼睛松弛地眯缝着，透出一线犀利的锐光，当他聚精细看，就有一种久远又恒长的神情，笼罩住他的面容。灯光从他头顶上方直切下来，在脸上留下几道浓重的黑影，仿佛一尊流泪的石像。

过了一会，他拎起脚边的二锅头，仰头灌了一大口，从我的画箱里扒出两管大红，稍一使力，撕开尾部，大团的颜料就挤在了刷子上。我心里一痛，从来都是老老实实拧开盖，挤到调色盘里小心地用，哪敢有这样的豪气。

阿古拉又灌一大口酒，把空瓶放稳，站起来，扬手一挥，刷毛落在了画布偏右上的位置，他顿住刷子，缓缓往斜下方拖，画布仿佛被划破了一道大伤口，殷殷地凝着血。随后他动作越来越快，手臂转起圈来，颜料不断被甩出弯弧。他像是在发泄什么，又撕开白色颜料，在红色中擦出粗粝的肌理。

画布上的凌乱渐渐显现出一些秩序感，仿佛一个被刀斧砍凿出的X，四周碎屑飞溅。阿古拉急切地在画箱里翻动，直到确认没有红色颜料了，他颓然地站定片刻，身子一软，瘫坐在椅子上，说：「你把箱子拿回去吧。」我迟迟不动，在那一刻，我有点后悔，之前怎么不多存些大红颜料。

我拎着画箱，走在清冽的夜寒里，自己和阿古拉他们的差异，渐渐在黑暗中浮现。对他们来说，绘画是唯一的使命，所以他们会为了创作想尽一切办法，他们就是为此而存在的。而我的爱好太过纷杂，绘画只是其中一种乐趣，或者未来谋生的一种技能，我对自己过于放纵，每天有太多时间沉溺在生活的褶皱里。和他们相比，我根本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这一切，都会通过画笔透露在画布上，在每一种色彩，每一道肌理间。如果我不能彻底投身到对画的思考与探索中，进入不了日思夜想的状态，那我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

之后的几天，我都泡在海淀图书城，买回来一套《追忆似水年华》。每天醒来后，搬一张椅子到院里，坐在落叶中，翻看那本让人昏昏欲睡的《在斯万家那边》。

傍晚，雷箭来叫我去酒吧，我也不再推却。端着一杯啤酒，坐在墙角的长凳上，透过啤酒的泡沫，看穿花蝴蝶般的人影，在喧闹的人声里分辨酒吧播放的音乐，恍兮惚兮地轻轻摇摆，不知身在何处。

国庆前，刮了几天风，瓦蓝的天色映罩下来，地面、墙壁都泛起了一层蓝光，显得凉丝丝的。屋里的水迹和潮气，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窗户也可以合上了。

雷箭拎着两个蛇皮袋过来存放，他已经把房退了，先跟朋友去坝上骑骑马，看看秋景，回来再找房。他要在草原上大声听音乐，所以拎走了我的录音机。临出发前他嘱咐我，在他回来之前，千万不要先搬走。

村里显得比以往都匆忙、纷乱。面包车、130小卡、三轮车进进出出，大家拥抱告别。本地村民拢着手，在巷口的太阳底下，呆呆看着艺术家们的离开。卖煤小哥把车停在路口，抽着烟，好奇地看着这一群群忙碌的人，一边低声吆喝：「蜂窝煤……蜂窝煤。」

摩根来问我，还要不要电视。我说，都已经是你的了。他哈哈大笑，丝毫没有伤感的意思。「你怎么一点不难受？」

「难受哪样嘛——」他鼓起眼睛，伸手往身后划了个弧，说：「这帮人滚到哪里，哪里不就变成画家村了，真是的。在这，一天到晚担心受怕的，还不如早点搬走呢。」

他跟我要了支烟，抽了一大口，岔开手指，梳住头发，抬眼看着蓝色的烟雾，想了想，说：「呵，当时来这里，哪个想到会变成什么画家村。」

「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他直起腰，换了个坐姿，说：「别人我不晓得，反正我毕业之后，不想去单位工作，还是想搞创作嘛，城里房子又租不起，还不好找。听讲丁方、张戈、方力钧他们在农村租到房子了，又大又便宜，我和郭建啊几个就搬过来了。哪个晓得这个风就传出去了，92年就来了一大帮，先是北京的，后来哪里的都有，记者啊这些也来报道，一来二去，名气就响了，后面来的这些都不认识了。」

他已经差不多找好地方了，问我怎么打算。我还没想好。他建议我：「要不你也搬到东村算了，还可以一起吹牛批。」

我自忖，目前靠画画我还养不活自己，就没有说什么，只是笑笑。摩根也没看我，抽完烟，站起来往外走，丢下一句：「等我那边定下来，给你个地址，有时间过去玩。」

摩根走后，我心里乱乱的，躺也不是，坐也不是，没法再在屋里呆了。我骑上车，从村子西边没人的小路来到野林里，爬上土丘看了一会。大片的树叶黄了，树林间漏出了更多房屋的轮廓。远山的脊线很分明，像一道裂纹把天空的下端切断了，黑魆魆地匍匐在天际。风一阵阵吹过来，钻进脖子里，袖子里，冷飕飕的。

是告别的时候了。现实摆在眼前：我无法依靠画画养活自己——需要先找一份工作。画画是一辈子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继续，我对自己说。

我弓着步，张开双手，从土丘上滑下来，一头栽在草丛里，惊动了附近的一群麻雀，扑哧哧往天上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