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释放的重磅信号，为节制资本问题指明方向
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已具备了关于防止和解决资本过度扩张、经营集中、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的相关立法，而且还在不断改进与完善之中。因此，坚持现有法律体系下的法治原则，依法节制资本和实现资本的有序运行，既是对于保护资本权利和促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止行政权力过度扩张，和脱离法制基础的随心所欲的运动式滥用的必然要求，自然也就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顺畅运行和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方向的首要保证。反过来，如果失去法治原则，无法给予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以稳定的预期和顺畅的流动条件，必然会带来财富创造效率的下降和发展潜力的损失。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赋予社会经济发展澎湃动力与充沛活力，让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步进入物质丰盈、摆脱饥饿和文明程度大幅提升的新时代，就在于其建立在尊重产权和契约的基础之上。产权激励让生产力获得了内生发展和创新激励的根本动力，而契约之下交易范围和层级的不断扩大与提升，更是促进了劳动分工与专业化不断深化之下生产效率的极大进步，进而促进了资源使用效率的极大提升和财富的加速涌流，从而推动了人类物质生活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持续提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正是融入世界市场的持续的对外开放和摒除各类生产力发展约束的不断改革，让市场化和城市化将中国庞大的人口资源得以转化为以制造业竞争优势为核心的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优势，并与世界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与正向反馈。这既是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开放的国际经贸关系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真正原因，也是促进我们在经历了多次争论与波折之后依然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与市场化总体方向不动摇的根本原因所在。
就基本的事实对比来看，为什么同样庞大的人口资源，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很难创造出改革开放之后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并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口红利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制造业优势？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人，在发达国家和落后地区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以及所占有的物质财富存在巨大的差异？
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同样数量的劳动是无法创造出改革开放前后与国家之间如此差异巨大的物质财富并获得如此差异巨大的劳动报酬的，仅仅根据劳动价值分配理论也难以解释得通这一问题。这也就从另一层面说明了财富创造的源泉，是资本禀赋和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社会资本规模与数量的提升，而劳动对价的提升自然也来自于资本积累，以及要素流动对要素资源匹配度提升之下的单位劳动所对应的资本含量的提升。这不仅充分阐释了经济发展的实质性内涵，也是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与人均财富、劳动报酬提升的经济学逻辑。
因此，坚定不移地维护市场机制和市场化发展的总体方向不动摇，才是走向共同富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而要将市场化的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与扩大，持续完善和提升基于法治的市场环境建设，尊重各类市场主体的应有权利，发挥产权与创新激励的天然内在动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尽快形成，和持续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就成了进一步发掘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尤其是在当前预期下行、不确定因素增多之下化解宏观经济运行困境的必然选择。
既然资本积累和人均资本的提升是生产力发展和劳动价值提升的根本，而过往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已建立起相当程度的拥有法律体系支持和保障的市场体系，那么如何维护和提升现有市场与法治体系下的资本存量和加快资本积累与资本流入，就成为可持续发展以及化解当前经济运行困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已具备了关于防止和解决资本过度扩张、经营集中、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的相关立法，而且还在不断改进与完善之中。因此，坚持现有法律体系下的法治原则，依法节制资本和实现资本的有序运行，既是对于保护资本权利和促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止行政权力过度扩张，和脱离法制基础的随心所欲的运动式滥用的必然要求，自然也就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顺畅运行和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方向的首要保证。
反过来，如果失去法治原则，无法给予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以稳定的预期和顺畅的流动条件，一方面会引发资本外流和降低资本积累的效率，另一方面也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影响要素价值的有效发挥，甚至会引发大量的资源闲置和部分要素被迫退出生产领域，必然会带来财富创造效率的下降和发展潜力的损失。如此一来，不但不利于总体的经济发展与化解当前的经济运行困境，也不利于提升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总量，更不利于单位劳动资本含量的提升，这无论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经济总量，还是提升劳动者收入和实现共同富裕，都是十分不利的。（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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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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