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之辩：“社会主义环保”VS“自由主义环保”

2022-09-04 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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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保与共产主义

我在《女权之辩：共产主义的女权VS自由主义的女权》这篇文章开头就说过：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天然的盟友，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父权制。

同样的文章同样的开头：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也是共产主义者天然的盟友，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大资本。

谁在污染环境？这是必须要首先明确的问题。是资本、特别是大资本、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在污染环境。

资本是逐利的，自我增殖是资本之所以为资本的内在要求。所以资本会尽一切可能把成本向“外”转移：比如给员工交最低标准的社保，比如尽可能的使用外包工、临时工、劳务派遣压低成本，比如不注重生产安全……这就叫资本的“负外部性”。我开个工厂，还要多加一道排污工序，还得更换老旧设备，还得购买新的专利技术来消除污染，还得顾几个质检员检测排放……资本家会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吗？

尤其是垄断资本更没这个动力了，他们已经形成了技术壁垒、行业壁垒、市场壁垒，属于躺着数钱的阶段了，连技术升级的内驱动力都不强，更可谈“为了环境保护”而技术升级？反正我资本家有钱去山清水秀的地方买大house，可以吃特供的纯净水和有机食物，你城镇工业区屁民生存质量与我何干？所以历史上最先污染严重的地区，就是最早工业化的地区——伦敦、纽约、鲁尔工业区等等。

那么为什么现在伦敦、纽约、洛杉矶这些城市环境治理得不错了呢？因为产业转移了，随着产业转移的是污染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发达国家可以一边赚着剪刀差价和品牌红利，一边凭借先发优势和多年的资本积累慢慢治理环境了。大家可以查查相关资料，伦敦环境根本性好转大约用了50年，洛杉矶是35年，这都是用钱和时间砸出来的。

而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不是减轻了，而是进一步加剧。这些垄断资本在本国生产的时候还注意点吃相，搬到第三世界国家之后就彻底放飞自我了。第三世界国家肚子还填不饱呢，没有什么精力去操心污染问题，甚至为了经济利益，大规模从发达国家进口垃圾——字面意义上的垃圾。中国直到前几年才停止从西方国家进口垃圾，更遑论那些非洲拉美东南亚的小国家。

所以，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谁污染环境最严重呢？就是跨国、垄断、资本集团，这就是糟蹋地球的罪魁祸首。土著居民烧个秸秆砍个森林，普通市民开个车吃个烧烤，怎么能跟那些跨国工厂比？不要小瞧工业的力量，我们单个人一辈子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可能还真没工厂那几缸废水多。

所以环保主义一直以来都赋予了两层含义——第一是反资，反对那些无止境把“负外部性”转移给全社会的大资本；第二是反帝，在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俨然成为了原料提供地、垃圾倾倒场、人肉电池供应处、生物制药人肉试验基地。最典型的例子，拉丁美洲地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反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本地建厂的运动，环保主义从来都有着强烈的反资与反帝的内涵。

（二）左翼传统

所以环保主义从来都是左翼传统，只不过近些年来走了“歪路”，被白左政治正确式自由主义掌握了话语权，以至于环保运动中产生了很多魔幻现象，难免会污名化整个环保主义。所以我们必须要从魔怔的环保自由派们手中，抢夺回环保主义反资反帝的话语权高地。

左翼运动与环保运动结合做得最好的是日本。我在《毛主席离开后，人类历史进入了“悬空时代”》这篇文章中讲过，中国文化大革命掀起的革命浪潮波及到了日本、北美和欧洲，日本的革命者们举着毛泽东的旗帜走上街头，意图推翻日本反动政府与财阀集团的统治。但是革命条件并不成熟，革命主体并未完全发动，以学生为主体的先锋队还过于幼稚，所以日本、北美、欧洲的革命浪潮先后失败。

在日本“文革”的后期，革命队伍产生了多种分裂，一种走向了恐怖主义，开始忘记了革命初衷，把枪口对准了无辜的民众——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赤军。

（日本影视作品中的赤军形象）

一种认为应该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民主选举议会路线”来改造社会，走这条路的更有相当多人背叛了革命，被财阀集团和日本政府所收买，开始举报革命同僚、揭发进步学生、破坏工人运动。

还有一种，就是日本左翼运动鲜明的特点：与环保主义相结合。

日本早稻田大学生津村乔在日本学生运动热情骤然冷却的情况下，通过研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运动如何更紧密地与大众结合的问题，并尝试从农村和群众路线入手，为革命找到坚实的依托。在学生运动退潮之后，津村乔发起了“兴办农塾”运动，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农村传播思想、撒播火种，帮助农民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农民开展反对工业大资本对农村污染的环保运动，并数次访问中国，为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道歉。

再说一个更有名一点的，知名作曲家坂本龙一，学生时代恰好赶上了日本文革，也是举着毛主席像上街的红色青年，是当时日本知名左翼组织“全共斗”的一员。坂本龙一在1978年发表了Solo出道专辑《千刀》(Thousand Knives)，开篇的歌曲歌词选用的就是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而“千刀”这个名字，则是取自郭沫若的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坂本龙一有一句名言：“一起解放被资本主义操控的音乐”“仿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神，我们也要用音乐为工农兵服务”。而他一直以来反对版权法的立场，也跟其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立场密不可分。

坂本龙一早年这一段“红色时光”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现在坂本龙一除了作曲家之外，最为广泛被大家知晓的一个身份就是环保主义者，比如为《水俣病》等环保题材的电影配乐。坂本龙一一直在为全球变暖问题而奔走，他呼吁：“当人类加诸大自然的负担一超出大自然容许的范围，受害的是人类，大自然不会感到任何困扰。生活在冰山和海水的世界的那期间，我不断感到人类是多么微不足道。” 近年来，坂本龙一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他对日本政府处理福岛核电站问题的持续批评。

加藤登纪子，坂本龙一的“亲密战友”，也是当年日本学生革命浪潮中的核心人物。加藤登纪子的老公还做了日本反动政府的牢，在服刑期间加藤登纪子毅然与他结婚，并举办了监狱婚礼，一时间传为佳话。加藤登纪子就是宫崎骏《红猪》的配乐，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一起哀悼那个逝去的理想主义时代。慢慢放下革命者的身份之后，加藤登纪子也是以一个环保主义者的身份活跃于大众视线中，她现在还担任着日本环境省UNEP联合国环境计划亲善大使。

我们都知道《哆啦A梦》是一部旗帜鲜明的、伟大的左翼漫画作品，其内容除了反思战争、反思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之外，对于大自然的热爱、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生物生态的保护，永远都是贯穿短片到超长篇的核心主题。

再说一个大家的老熟人宫崎骏。众所周知当年宫崎骏是一个“革命小将”，在日本文革期间也是举着红宝书闹革命的那种，还出任了出任东映动画公司工会总书记。宫崎骏有一句名言就是：“我到死都是赤化分子。”

动画《红猪》就是他为那个革命浪漫主义年代所做的告别。而宫崎骏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符号，同样也是环保主义者，比如《龙猫》《风之谷》《幽灵公主》中的“照叶树林文化”，森林永远是宫崎骏动画中最鲜明的符号。

研究宫崎骏动画思想的人，最多最多的都是往环保主义上面靠的，毕竟“红色思想”这种东西，在日本还是太敏感了。宫崎骏很反感把他所有的政治理念都归于环保，当他看到那些研究他“环保思想”的文章时，表示“真想抓那些个研究者过来打一顿！”

（三）：“市民运动”实践

日本的左翼运动与环保运动相结合，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

二战之后因为美国父亲的扶持，日本工业化飞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爆发了诸如富山县痛痛病、四日市哮喘、熊本水俣病、新潟水俣病等等诸多非常恶劣的污染事件。大家看媒体评选的类似“二十世纪十大污染事件”这类的内容，经常一半多都是日本的污染问题。

日本集中爆发恶性污染问题，首先因为日本财阀势力尤其强大，工业垄断集团压根不在乎老百姓的命，日本战后政府其实就是财阀们的提线木偶，自然不会对垄断资本有所限制。比如富山县痛痛病，就是三井集团的工厂在河流里排放镉废水导致的。熊本水俣病就更典型了，官僚和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打压受害者、掩盖事件真相。1956年就出现了上百个水俣病受害者，但是因为日本厚生省的竭力隐瞒，直到1972年才公布事件真相。而受害者们的赔偿之路更是困难重重，直到2004年——也就是水俣病爆发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最后一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所以日本左翼的诉求与环保运动的诉求有着天然的高度重合：反官僚、反资本，曾经的革命人士也自然而然地扛起了环保主义的大旗，成为了各地环保运动的领导者。这其实也体现了日本共产主义者们对革命路径的一个思考：由中国文革带来的全球革命高潮中，非洲和拉美地区是有很明显的进步实践成果的，但是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发达地区，基本都是学生和教授们在嚷嚷。

学生们想发动工人——也就是传统的革命主体，但是被工人们拒绝了。因为二战后的三十年是传统工人们最舒服的三十年，一方面技术高歌猛进、全球化带来效率提升、相对和平的生产环境，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笼罩在发达国家的上空，让他们不得不大幅提高工人阶级待遇，以应对可能的革命威胁。所以工人们是没有革命动力的，人家小日子过得舒服得很，觉得你学生就是造反大逆不道。

所以部分左翼越来越极端，走向了恐怖主义；部分放弃了革命理想，变成了工贼和乏走狗。还有一部分左翼在尝试新的道路、新的革命主体。日本左翼的环保运动，就是尝试把传统的“工人运动”，转向新时代的“市民运动”。曾经的工人是最好团结的最好发动的，但是二战后的工人们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日子，同时原子化时代打散了社会中人与人的联结，所以就需要一个新的团结起来的旗帜。

环保运动恰好就是最合适的理由：资本逐利的“负外部性”是所有人都受损的，不管你是办公室白领、金融精英、高级程序员、外卖快递员、建筑工人，只要还没到“另起炉灶”生活的资本家那种级别，就必须要承担环境污染带来的代价。

我们现在不以工厂为单位了，我们现在以乡镇、城市为单位——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所以日本在八九十年代掀起的此起彼伏反对垄断资本集团、反对包庇不作为官僚的环保运动，都是由左翼革命者领导下，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目的化的“市民运动”。

上述所列举的种种例子，都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理想与环保主义实践的天然联结。外网有一个up主，做了一个马克思和米塞斯辩论的rap视频。模式很新颖，但这位up主并没有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灵魂——尤其是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视频中马克思批判米塞斯的立场一大半都是“资本主义会污染环境”。

虽然这个视频还不够深入，但是也可以看出左翼的环保理念是深入人心的。最早高举“环保”这面大旗，让全世界普通老百姓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都是一代又一代左翼人士为之播撒的汗水逐渐开花结果。

那么我们不得不反思，曾经的环保高地为什么丢失了呢？话语权为什么又被资本主义掌握了呢？为什么左翼的、反对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环保运动在二十一世纪销声匿迹了？反而各种奇葩白左式的环保、各种不怀好意的NGO大行其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环保主义被右翼“高级黑”们彻底污名化了呢？

（四）虚伪的“资本主义环保”

一个宏大的背景就是整个国际共运都陷入了低谷，具体内容我在《革命尽头》《革命尽头（下）》两篇文章中详细分析过。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没钱。革命是需要钱的，在资本主义时代闹革命尤其需要钱。“职业革命家”之所以能加“职业”二字，是因为他们可以以“革命”为生。早期的职业革命家们是靠工人们集资养活的，苏联成立后，就成为了全世界革命资金的提供处。比如国民党北伐成功，根本原因就是苏联帮忙建立了黄埔军校，以及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

当年我党闹革命，主要领导人们是可以脱产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的，是可以给罢工工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来达到罢工胜利的，是可以收买反动政府官员获取情报、营救同志的，苏联提供的援助功不可没。当然也有负面效应，就是苏联过度干预了我党早期的决策。直到根据地建设走入了正轨，我们才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五六十年代，苏联逐渐从一个共产主义理想的国家走上了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这时候新中国就扛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具体表现形式可不止是输出意识形态，还包括实打实的组织建设支援、物资支援。那个时候全世界左翼的兴旺发达，跟新中国在背后提供的鼎力支持密切相关。

但是八十年代后我们不再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了，整个国际共运都没有了领导者和主心骨，只能仰仗“历史的遗产”了。

所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革命者如何养活自己？

日本那些职业“市民运动家”们，往往是靠本地居民的募捐来维持生计，但是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批人，基本都是垂垂老矣了，年轻人们往往就得在“苦行僧的反资本主义生活”与“做社畜投身消费主义的灯红酒绿”中做出选择。毕竟吃饱饭才是最大的哲学，没有经济基础，再坚定的信仰与理想也难以实践。

左翼运动没钱了，但是资本钱多得很啊，他们可以买通媒体，他们可以赞助NGO，他们可以设置议题，让大家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污染视而不见，转而在一些素食、宠物等问题上转移视线。尤其是对发达国家占有绝大多数资源、污染环境的事实避而不谈，转而以环保为名义，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发展。

资本有钱公关，就足可以颠倒黑白。2019年的时候，马云和支付宝高调宣传蚂蚁森林植树的公益活动，话里话外把自己搞的公益林和线上种树活动与“毛乌素沙漠即将消失”这个话题联系在一起炒作，搞得全网都特么以为是他搞的这个公益活动消灭了毛乌素沙漠。

然而事实上，针对毛乌素沙漠的治沙工程，从上世纪1958年就开始了——四代治沙人辛勤耕耘六十余年，把五千万亩沙地变成了绿洲。截止在2019年支付宝大力公关宣传其项目的时候，它们在毛乌素种的树满打满算就两万多亩（截止当时的时间，现在肯定更多了）。当然两万亩也很牛逼，有做公益、保护环境这颗心咱就得肯定。但问题是，你就占了这么0.04%的份额，结果在买的水军和公关稿里把功劳全都揽到自己头上，对于国家和当地人民的伟大奉献有意无意地就是不提，这就是公开的恶心人了！就是那八个字：贪天之功，无耻之尤！

这就是典型的通过设置议题、引导议题来干预舆论，现在还有多少群众以为西北那片绿化是他马某人的功劳。我对这件事的评价是：资本主义公关摘了社会主义基建的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