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的“手”——柯布西耶的政治曲折路与迂回术 | 让-路易·科恩

谨以此文纪念让-路易·科恩

他留下的丰厚研究成果是我们的学术财富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206篇讲座。

主体整理自2016年2月25日，让-路易·科恩（Jean-Louis Cohen）在GSD的讲座,讲座由K·迈克尔·海斯主持，原题目为“迂回的艺术：柯布西耶的政治”（The Art of Zigzag：Le Corbusier's Politics）讲座视频地址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QLZ9wSmho&t=5076s，

主体和问答部分分别由杜浩渊、刘传奇翻译，闭楚苗校对排版，王婉琳策划编辑。感谢知识贡献者@Melissa@徐粤荣@未羊对翻译的帮助。

正文共约2.5w字，80图，阅读完需要40分钟

晚上好，欢迎大家！

今年是勒·柯布西耶（后简称“柯布西耶”或“柯布”）逝世50周年，准确地说是50周年有余*。为此，建筑界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其中之一便是安托万·皮孔^[3]（Antoine Picon）与我合办的关于柯布作品的研讨会。部分因为研讨会需要，部分因为我们非常想请让-路易·科恩来举办公开讲座，于是就有了这次邀约。我刚刚意识到，当年正是科恩投影的幻灯片，让安托万第一次见到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的样貌。你们能想象年幼的小安托万第一次看到萨伏伊别墅的场景吗？这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此，我需要代他来介绍科恩，如果让安托万自己来做开场引荐，他说不定会（激动地）当场昏过去。

*勒·柯布西耶，本名查尔斯-爱德华·让纳雷（Charles-Édouard Jeanneret），1965年8月27日因游泳时心脏病发去世，讲座举办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距柯布西耶去世已有50年又6个月。

让-路易·科恩是现世研究柯布的学者中最重要的一位。没有人不喜欢别人这样引荐自己，对吧？但我对科恩的评价毫不夸张，只是时间有限无法长篇论证，在此仅提几点原因。

科恩的著述和研究涉猎极广，我仅从他最近对柯布的研究中摘取一些实例。他是第一位研究柯布在苏联作品的人，事实上这项工作开始甚早，可以追溯到科恩职业生涯伊始，在此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专著，至今仍是无可超越的。直到今天，许多人甚至都无法接触到他当年所遍览的那些史料。科恩也是塔森出版社（Taschen）《勒·柯布西耶》作品集^[63]的作者，读者习惯将这本书称为"柯布西耶作品全集"。2007年，他与蒂姆·本顿*（Tim Benton）联合监制了《走向一种建筑》^[64]（Toward an Architecture）当下最新也是最权威的译本，并为其作序。想必你们已经见过这本令人惊叹的大部头巨作。在2013年，科恩策划了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勒·柯布西耶：现代景观地图集》展览^[65]。之后出版了一本相关图册，回顾并重论了柯布的作品。当然，许多其他作者也出版了很多关于柯布的著述，但你们可能不知道，科恩是所有这些著作的顾问。我甚至没有提到他在其他领域的工作，总之，科恩著作等身，这与他广博的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研究背景密切相关。

*本书在中文世界以《走向新建筑》为名广泛流传，科恩监制并作序的2007年版从题目中去掉了“new”，变为Toward an Architecture，是英文新版最大的修改。此处中译也随之调整。【编注】

20世纪的建筑史是依据以下立场写就的：极权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操纵和利用建筑师。而我想要提出完全相反的假说。纵观柯布西耶、意大利的马塞洛·皮亚琴蒂尼、苏联的鲍里斯·伊凡和许多职业生涯经历政权更迭的建筑师的生平，情况似乎截然相反：建筑师们“操纵”了政权，或者至少在保留自己建筑理念和专业性的基础上，利用当时的政权来达成目标。

我专注研究柯布西耶很多年了，但我尚未知晓自己为何如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当我们研究柯布时，除了讨论其建筑和著述，还需思考他带给我们的启示：建筑师在当今世界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这正是我今天要与大家探讨的问题。感谢GSD的邀请，感谢莫森*，特别感谢迈克尔几乎像是葬礼悼词的介绍，能在活着时听到如此盛赞感觉很不错。距我第一次来这里演说已过去整整30年，当时亨利·柯博^[4]（Henry Cobb）还在掌管设计研究生院，那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莫森•穆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1954-）：美籍伊朗裔建筑师和教育家。现任GSD亚历山大与维多利亚·威立（Alexander and Victoria Wiley）讲席设计教授，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

 聚焦 

图1 Le Corbusier,Mise ou Point,1966

让我们回到本次演讲的主题柯布西耶。我想从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惟有思想可以流传》^[66]（Mise au Point）的封面[图1]开始说起。该书初版于1966年，也是柯布去世后一年。“Mise au Point”在法语中是“聚焦”的意思，这是一个摄影专业术语，意即通过调整镜头的焦点，控制画面的景深（指相机对焦点前后相对清晰的成像范围），从而使选定的拍摄主体拥有最清晰的锐度。因此，聚焦其实是一个在极短时间内对像场（指物体通过镜头在焦平面所成的像）中的物体进行隔离和筛选，并使其最终清晰可见的操作。本着这一精神，我试着以一定的锐度，聚焦一些政治运动在柯布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中对他的影响，避免这些蛛丝马迹在一开始就被淹没于宏大的视野和宽泛的背景中，同时也避免对柯布某一特定且复杂的心理动因的过分关注。

图2 Alexander von Senger,

 Moscow's Firebrand, 1931.（左）

图3 Camille Mauclair, 

Is Architecture Going to Die?,1932.（右）

图4 Xavier de Jarcy,Le Corbusier,a French Fascism,2015

生命行将结束的柯布西耶用“聚焦”作为隐喻，但他从未真正阐明他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930年代，柯布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关注，当时的保守派作家已将他视为一个麻烦不断的政治生物。比如瑞士建筑师和理论家亚历山大•冯•森格尔^[5]（Alexander von Senger）[图2]，以及卡米•莫克莱*（Camille Mauclair）[图3]，一位非常保守的巴黎记者。柯布曾被认为是潜藏的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分子。然而去年（2015年）春天，一位叫泽维尔•德雅赫西*（Xavier de Jarcy）的公关兼记者突然将柯布西耶视作法国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甚至主要成员[图4]，而这位新闻记者只是假装使用了大量现存的学术资料去论证自己的观点，却未回溯这些1930年代早已存在的旧闻，我在之后的演讲中会对此作进一步阐述。

*卡米•莫克莱（Camille Mauclair，1872-1945）：此为笔名，本名塞弗林•浮士德（Séverin Faust），法国诗人、小说家、传记作家、旅行作家和艺术批评家。

*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源自布尔什维克，俄文Большевик的音译，意为多数派，布尔什维主义指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形成的拥护列宁的多数派政党组织。

*泽维尔•德雅赫西（Xavier de Jarcy，1965-）：法国记者和作家，专注报道时尚、设计、建筑和城市政治，著有《勒•柯布西耶，一位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者》(Le Corbusier, a French Fascism），认为柯布西耶的审美不能与其政治理念分割开来，尽管他在莫斯科工作过，但他的政治观点更倾向于右翼而不是左翼（在西方，法西斯主义为“右”，而共产主义为“左”）。

*丹尼埃尔•德•鲁莱（Daniel de Roulet），瑞士作家，受过建筑学训练，曾经与德雅赫西等人一起写作过《柯布西耶的理想是军营》（未找到确切中文翻译，法语为L’idéal De Le Corbusier C’est La Caserne.）一文。

*皮埃尔•弗雷（Pierre Frey,1949--），曾在日内瓦大学和洛桑大学学习艺术史、地理学和德语，拥有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技术科学博士学位，现任该校建筑、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ENAC）教授。

最近一段时间，柯布西耶这个名字又被提起，并与右翼产生了关联。我今天想要做的，正如演讲题目提到的，是遵循迂回的模式，以假设的方法，展示柯布西耶参与政治运动的另一面。我想通过确认他的言谈中反复出现的揭示其政治立场的话语，来聚焦他与政治的关系中一系列特别的时刻。

 最初 

我愿称柯布西耶最初对政治的立场为“贬低”，因为当时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

图5 柯布西耶与海伦娜·迪·曼朵

在一封1927年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提到“我决不会投身政治。”这里我想要指出，已被公布的数以千计的信件对于研究柯布是何其重要的史料。他一生中写了大概两万到两万五千封正式信件，其中有几千封都是写给他母亲的*。柯布习惯每周给他母亲至少写一封信，以此来表示自己（而不是他的音乐家哥哥阿尔伯特•让纳雷^[10]（Albert Jeanneret））才是她最棒的儿子。

*柯布的母亲于1960年逝世，享年100岁。在母亲逝世前的53年间，柯布西耶每周至少给她写一封信，信件总量非常庞大。

在上面这封1930年柯布西耶写给海伦娜•迪•曼朵[11]（Hélène de Mandrot）[图5]的信中，他完成了我称之为“颇具启发的立场澄清操作”（ rather illuminating chromatic operation”）。顺便一提，来自瑞士的海伦娜夫人是首届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的东道主。在信中柯布说：

“政治？我在政治光谱上没有颜色倾向，因为支持我们的理念而创建CIAM的团体是‘复兴法国’运动者^[52]（Redressement français）（利奥泰资产阶级军国主义者，利奥泰曾是军队中的保守派改革力量）、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支持变革的激进分子、国际联盟^[52]（国联，League of Nations）、保皇党和法西斯分子。当一个团体混杂了所有这些政治光谱，你知道的，（由光的三原色混合原理），我们变成了‘白色’。”

 影响溯源 

看起来柯布西耶宣称对政治有所惧怕，但是依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我对此持不同看法：柯布对政治的潜在兴趣是持续的。如果他从未明确加入某一政治派别，那么当被政治力量所左右时，他将会努力使自己处于不同力量的平衡点上。我想要着重强调这点，即利用政治和被政治利用。

法国/德国

柯布西耶于1920年创办了杂志《新精神》^[53]（L’Esprit nouveau），并将他自己的项目介绍给了巴黎社会。在早期，这些公关行动为他塑造了一个媒体难以忽视的公众形象。因此所有关于其政治影响的解读和解构都必须从两个不同视角去理解：即批评他的作者和赞扬他的作者。正如我刚刚提到过右翼评论家，我之后会提到左翼评论家与之呼应。

图6 Jacques Mesnil

据柯布所述的自己与政论好友的谈话，一战后他与法国政治的初次接触始于1922年的共产主义日报《人道报》（L’Humanité），当时亨利·凡·德·威尔德（Henry van de Velde）的好友，比利时裔艺术评论家雅克·梅斯尼尔（Jacques Mesnil）[图6]在报上发表了关于为了家庭和居民而设计的现代城市的文章^[30]。梅斯尼尔认为：

“显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失去了继续演进的能力，无法再为一份说得过去的日常生活留有余地”“任何与城市建设相关的问题都是共产主义的问题，都应从共产主义的角度去审视。”但他也认为柯布西耶在现实观察的层面停滞不前。对建造摩天大楼的想法，他批评道：“当扩张城市用地看起来更符合逻辑时，为什么要在楼宇的中心创造一个阴暗且不利于健康的核心筒（来提高城市的密度）？”简言之，梅斯尼尔是“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支持者。

图7 柯布西耶在阿尔福维尔的制砖厂

彼时，柯布西耶在阿尔福维尔（Alfortville）创办的制砖厂[图7]刚刚破产，在世人看来，他就是个弱小、沮丧的商人。上图正是砖厂当时的照片，蒂姆•本顿对此有过深入的分析。

在社会运动的喧闹嘈杂中，柯布西耶找到了造成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并在他写给瑞士作家威廉·里特尔^[12]（William Ritter）的信中有所提及。里特尔是柯布西耶的精神导师之一，在此之前，柯布已经结识了多位导师，但最终都“不欢而散”。

*黄居正在《柯布在1915》的讲座中采用的译名是威廉•里特尔（William Ritter），1867-1955，瑞士作家、音乐和艺术评论家、画家，黄居正称其为柯布的“精神父亲”。

画家查尔斯·勒波拉特尼埃（Charles L'Éplattenier）教柯布绘画；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教会他建造；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教会他如何与行业打交道；阿梅德·奥占芳^[13]（Amedee Ozenfant）带他走上巴黎这个大舞台，里特尔则教柯布如何写作。柯布一个接一个地与他们断绝了往来，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持续给自己最后一位还保持联系的导师里特尔写信。在1919年的信中柯布写到：

“这周，一整年的艰辛劳作将迎来终章，我会获得地位和财富，所有皆已准备妥当：一步登天到大巴黎的上流社会。”他想象自己将在巴黎实现理想：“凭借我的想法和专利，加上那些喜欢我为圣·詹姆斯完成的订单^[31]的股东的支持，我将会创建一家市值五百万的公司和另一家市值四百万的公司。五周前来势汹汹的国际劳动节活动^[31]让一切都陷入停摆。昨天到处都在罢工，所有都将付之一炬。”可见一个人将劳工运动视为首要风险时，他会多么的沮丧。

图8 Walther Rathenau,Of Things to Come, 1917.

柯布西耶一直热衷于现代集中式的资本主义。他初次接触到这个观点是1911年为彼得·贝伦斯工作时。贝伦斯当时正在为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德国实业家、作家和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外交部长）的通用电力公司^[54]（AEG）设计整套生产设施。在拉特瑙1922年被刺杀前，柯布西耶的《新精神》杂志可以看作是对拉特瑙在一战后政治立场的特别警告。有趣的是，我当时在给（迈克尔提到的那版）《走向一种建筑》作序时忽略了一个巧合，此书德语版的标题（Kommende Baukunst）翻译过来是“未来的建筑”；令人惊讶的是，拉特瑙在一战时写过一本非常重要的描绘战后德国新经济的书^[32][图8]，标题（Von Kommenden Dingen）翻译过来是“即将来临的日子”，两书的标题是多么相似。

经历了这段对自己极为重要的柏林时光后，柯布开始致力于为通用电力公司的拉特瑙这样的上位者做设计。与此同时，在他自己著名的“明日城市”^[43]（Ville Contemporaine）计划中，也有此思想的体现。我不知道安托万是否有被我在巴黎演讲时展示的“明日城市”的幻灯片震撼到，但这项计划的图像确实早已深入人心。如果有人还记得该计划的全景图，借用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提出的概念^[33]，在显眼的城市之冠（Die Stadtkrone），是属于城市上层管理者玻璃塔楼。

拉绍德封

图9 Watch factory,La Chaux-de-Fonds,before 1914. 

勒•柯布西耶自幼成长于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这座城市是高度现代化和资本主义严密组织下的产物，也极具国际视野：例如拉绍德封的钟表出口商[图9]，因为贸易的缘故，对美国十分了解，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拉绍德封的企业家所经营的产业饱具活力和创造性，他们还要与为了争夺城市领导权的强大的工人运动斗争。在此背景下，动荡的城市政治对年轻的柯布西耶的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他的书信往来中也有所体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拉绍德封小镇的布局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拉绍德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

例如上面这封写给里特尔的信，非常奇怪，我是从加拿大建筑中心皮埃尔•让纳雷^[14]（Pierre Jeanneret）的档案中找到的。信的内容关于柯布西耶准备发表自己在东方旅行的游记。

图10 Charles-Édouard Jeanneret « Vers l'Orient », 

Feuille d’avis de la Chaux-de-Fonds, 1911.

勒•柯布西耶的《东方游记》^[67]（Le Voyage d’Orient）发表于他逝世后，他去世的那一年（1965）还在忙于此书的编辑。此前，他已将部分完成章寄给当地报社发表，他的父亲（一位活跃的登山爱好者）将这些内容剪报粘在了一本登山装备的销售宣传册上[图10]。

所以上面这张幻灯片上展示的这份文档算是一本柯布父亲的自制书，直到现在，这些内容也从未被发表，极少被展出。这算是关于柯布的一件轶事。但是柯布本人极其在意自己的文章将会在哪里被发表，曾有学者在柯布与自己的老师勒波拉特尼埃的信中发现他拒绝投书给保守派报纸《国民报》^[55]（Le National），因为他不想使自己显得过于民族主义。他曾试着给社会主义报纸《哨兵报》^[55]（La Sentinelle）投书,但同时非常小心地使自己不被划为左派。与父母的对话使柯布西耶在此问题上非常消极。

1911年末，柯布西耶在家乡的学校教书，当时支持社会主义的政党极有可能在市府选举中胜出。可以预见的是，社会主义者掌权的市府将会关闭柯布所任职的部门。彼时的柯布必然会完全放弃自己的左倾立场，正如他在信中对里特尔所说：“留意我思想的渐变是奇怪且困难的。”可见柯布是清醒自知的，“刚来此地时，我是相信社会主义者并讨厌《国民报》的。但这些社会主义者中的领袖不断用卑鄙的谎言缓慢而怯懦地‘谋杀’我们。所以我开始害怕并怀疑社会主义。不，《国民报》并未（因我的转变而）得到什么，我与民族主义之间的鸿沟变得更深了，原因无他，我只是被一个人狠狠打击了。“

 观察/际遇 

德国时局

图11 Karl-Ernst Osthaus, photograph by lda Gerhardi.（左）

图12 France ou Allemagne ?, layout sketch,1917.（右）

也正是这时，柯布西耶对德国的时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部分政治观点也受此影响。多年来被人们忽视的重要一点是，柯布西耶开始撰写一本未发表，甚至未完成的书，叫做《法国或德国？》（France ou Allemagne？）。此书手稿[图12]中草草勾勒的排版布局非常有趣。此书的初衷是制作一本对法、德两国1871-1914年的装饰艺术和建筑发展进行逐条比对的图册：左开页的图框里是代表德国的颜色，而右开页则是代表法国的颜色。有意思的是，《走向一种建筑》中有三分之一的图片是历史照片；而这本《法国或德国？》是柯布第一部从历史视角出发对城市规划进行论述的著述，所以这本书也是一本历史类书籍。可见，这位年轻的建筑师也试图涉足历史评论领域。

柯布西耶极易被重要的改革者所吸引，例如上图左边这位实业家卡尔•恩斯特•奥斯特豪斯*（Karl-Ernst Osthaus）。经历了一战早期的轰炸后，柯布彻底离开德国，并转而反对这个同盟国。他本打算发表这本书，作为一种有点沙文主义^[56]（Chauvinism）的对抗德国的方式。我已将柯布未成书的这些史料整理并发表，他用这本《法国或德国？》来表达一个观点：如果德国人在装饰艺术和建筑中是超前的，那是因为他们抄袭了法国人早期的实践，并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使其更具连贯性。

*卡尔·恩斯特·奥斯特豪斯：1874-1921，德国纺织业巨头，曾邀请亨利·凡·德-威尔德为其设计博物馆和住宅。

苏俄创伤

图13 Anti-communist election poster, 1919.

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57]对年轻的冒险家柯布西耶来说是一次十足的创伤，他在信中对威廉·里特尔说，他见证了狂暴的工人阶级用他们的蛮横取得胜利，也见证了那些拥有金钱和强大财力、真正了解（社会运行规律）、努力奋斗、精神富足的人（的成功）和其他饱受煎熬的人的落寞。很明显，这里所谓的饱受煎熬的人也影射柯布西耶自己。

在母亲寄给柯布西耶的一封信中，他的母亲探讨了上述事件给安宁祥和的瑞士带来的影响——一场小型的革命。

“也许你已从报纸上得知，瑞士刚刚度过了一段灰暗的日子，如果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得逞，我们将成为下一个不幸的苏俄。”“是的，我们已经历过了‘全国大罢工’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停电、通讯方式被切断、停工。到处如此，但是拉绍德封情况更甚，因为政府是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的。”这正是让纳雷夫人所记恨的那个著名的政府。“好在最终真正的瑞士苏醒了，我们组建了自己的‘白卫军’^[58]（white guard），平静得以恢复，滴血未流。”

当柯布西耶于1920年代动身前往莫斯科时，他的母亲玛丽-夏洛特·艾米丽·让纳雷（Marie-Charlotte-Amelie Jeanneret）对布尔什维克的敌意愈发强烈：她警告自己的小儿子去莫斯科与这些布尔什维克党打交道会遇到的风险：“这些人恰好也都是犹太人。”她写道。

图14 "Architecture or Revolution," final chapter of Towards an Architecture,and alternate title proposal,1923.

在这样的语境下，《走向一种建筑》的最后一章《建筑或者革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图14]。这本书差点以这一章节名来命名。但问题是，这里的“革命”到底指代什么？是令其母亲恐惧的发生在瑞士的革命？是发生在柏林、慕尼黑或布达佩斯的革命？亦或是所有由布尔什维克发动的革命？

勒•柯布西耶，当时还未取这个笔名的他仍以让纳雷自称，他在1919年对里特尔敞开心扉，他写道“不可避免地，反抗和革命、危机、被戳破的浓疮，甚至是更大的悲伤都即将到来。1914年，整个世界的运转机制已经崩坏。个体只需要为自己而活，发掘自身的潜力。”

这个小商人如是说：“关上看门狗前的窗，期盼明天会更好。一战前，金钱无法准确地衡量价值。现今混乱的恶行当道。理想社会曾很美丽，但社会主义者的游行令人厌恶，使人泄气。那些悲伤的、神经衰弱的和疲惫的人们将会承受无穷的苦痛。”让纳雷在巴黎为自己取了“勒·柯布西耶”的笔名。当时的世道令他极为反感，对社会剧变的害怕使他看起来似乎静止在原地。柯布西耶对那些试图在被剥削阶级中挑起和扩大暴动的鼓动者怀恨在心。

图15 柯布在梅斯尼尔发表于《人道报》的文章后手写的批注.

我找到了一段柯布在梅斯尼尔发表于《人道报》的文章后手写的批注[图15]，他提到了很重要的一句话：“城市化是煽动者的劲敌。它剥夺了这些人存在的理由，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养分。”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建筑或者革命》这章中那句著名结论的来源。

图16 柯布在《建筑或者革命》手稿后的钢笔批注

大家请看上图《建筑或者革命》的手稿，最后一句话是用钢笔加的[图16]，本不在打印的文稿中。“革命是可以被阻止的。”被什么阻止呢？答案是持续推进城市化建设，让煽动者们忙于手上的脏活累活，无暇发动革命。我认为这就是这句话想要传达的重要意涵。

梅斯尼尔似乎并未被这样的宣言吓坏，他尝试强调他俩看法的相似点：“你为一座大型现代化城市做规划，就像我们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体系一样，都是乌托邦式的想象。当界定大家的‘线’时，我们回应真实且急迫的需求，正如你在画平面时想象的那些主干道。如果缺乏对作为城市基础的社会系统的考量，建筑师无法构想出大型城市的总体规划。”所以梅斯尼尔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柯布之后一直秉持的想法：成为时代的改革者。

得益于出版物的宣传，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通过《新精神》杂志了解到了柯布西耶，布尔什维克党得以真正对他产生了兴趣。柯布西耶的名字在莫斯科逐渐家喻户晓，1928年他被邀请参加一项莫斯科的建筑设计竞赛，并最终赢得了“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盟”总部大楼^[34]（Centrosoyuz）的设计权。我在别处曾说过这个故事，在此只强调一点，“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盟”总部大楼设计竞赛或许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孤例：除柯布本人外，所有参与竞赛的建筑师见面后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我们不配这项工作，请把机会留给柯布西耶，因为他才是最伟大的。”这绝对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总之，柯布在那里受到了一众热情的同行和政客们的欢迎。

*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879-1940，苏联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图17 Le Corbusier lectures in Moscow October 1928

First from the left:Anatoly Lunacharsky

First from the right:Alexander Vesnin.

上图展示了他在莫斯科办大型讲座时的照片[图17]，在他一边的是时任苏联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的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他同时也是位资深革命家。在他另一边的是建筑构成主义（Architectural Constructivist）的奠基人亚历山大·维斯宁^[15]（Alexander Vesnin）。柯布在莫斯科感到了人们对他的极度支持，并被当时的情形所鼓舞：他在二战前规模最大的项目得以落地建成。当柯布在信中给里特尔介绍其苏联之行时，这位多疑的朋友认为这份委托是共济会的阴谋，（旨在暗中操纵政治和文化）。

图18 Le Corbusier drawings given to 

Alexander Vesnin in 1929

勒·柯布西耶随后以时代新人的形象出现在苏联媒体上。他与那里的一些人建立了极为深厚的联系，尤其是维斯宁。我在莫斯科的维斯宁图集档案中找到了1929年柯布西耶寄来的画作[图18]（档案库中有一些纯粹主义^[59]或后纯粹主义*画作）。作为交换，维斯宁回赠了他一些构成主义画作。遗憾的是在20多年前，勒·柯布西耶基金会中无知的领导将画卖掉了，这种情况如今不会再发生了。

图19 Le Corbusier, “Bolshe…or the notion of grand.” Plans,and La Ville radieuse.1935.

在柯布西耶提出应对战后暴增工人生活的“规划重塑”（plan factory），即“劳动者的理想居所/乐土”^[35]（the promise land of technician）这个概念前，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布尔什维克[图19]。“布尔什”（bolshe）在俄语中是“belshoi”这个词的比较级，“belshoi”意为“棒的”或者“大的”，那“布尔什”就是“更棒、更伟大”的意思。柯布西耶意识到“布尔什维克”蕴含着“伟大”这个概念，并以此激励和鞭策自己在莫斯科的项目中追求更多。

他被见到的那些构成主义同僚所吸引，意识到这些同行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超越简单的使用需求，为他人带来愉悦的诗意。事实上，柯布西耶当时会使用构成主义的观点与诸如汉尼斯·迈耶^[16]（Hannes Meyer）这样的功能主义者辩论*。这种三角立场关系在他身上时有体现：当与西方世界斗争时，使用来自莫斯科的思想；而在莫斯科时，他却坚持自己的西方立场。

图20 Le Corbusier notes in the margins of 

Jean-acques Rousseau's Of the Social Contract c.1929

柯布西耶与莫斯科的关系还在延续，他后来受邀成为顾问，对这座城市的命运发表意见。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知晓某人的藏书并不会告诉我们他是否真的读过这些书；但找到书上的手写批注却很能说明问题。1929年柯布阅读了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60]，并用铅笔做了批注[图20]。这位来自瑞士的哲学家在文章中描绘了一个我们所能设想的最完美的社会。

柯布在书页边缘写道：“你基于误导性的假设，将苏联列于其中，事实上他们也是唯心主义者，也有信仰。”柯布将当时的苏联也视为一个以信仰为中心的国度。那些年他对莫斯科的热情并未得到回报：为莫斯科设想的“光辉城市”设计方案同时受到了来自莫斯科和巴黎的批评。

意大利法西斯

图21 Léon Moussinac

我要再一次谈到共产主义日报《人道报》，影视和装饰艺术领域非常重要的评论家莱昂·摩西纳克*（Léon Moussinac）[图21]曾在其上撰文指出：“柯布西耶拒绝面对现实：即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营造如此自由的环境。”，“柯布西耶对政治问题视而不见：采取激进的共和主义立场对他来说已经足够，譬如他曾说过：‘为了公共安全而调集土地*。’柯布西耶不相信阶级斗争，只有一件事对他而言是重要的，那即是（城市）规划。”

*莱昂·摩西纳克（Léon Moussinac），1890-1964，作家、历史学家和电影和戏剧评论家，导演，高级电影研究所（IDHEC）和装饰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前担任《人道报》文化版前负责人和国际社会版主编。

*1931年12月，柯布在一篇题为《决策》的论文中提议国家应该集中回收城市的土地重新分配.

图22 Prelude Plans:“Invite to Action.” 

Plans, and La Ville radieuse 1935

巧合的是，《规划》^[36]（Plans）也是一本杂志的名称，而柯布与一些改革派都在编委会任职。这为柯布西耶是否是一位法西斯分子的争论提供了新的线索：因为《规划》中的许多编辑都有右倾倾向，其中一些人甚至倒向了残暴政权中最强硬的派系；另一些人则逐渐左倾并加入了抵抗组织。结束了《规划》杂志的编委职务后，柯布开始致力于《序曲》^[37]（Prélude）杂志的出版[图22左]。这本杂志一方面赞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一些模棱两可的“美德”，一方面也歌颂布尔什维克。

图23 罗杰·金斯伯格（Roger Ginsburger）夫妻

另一些左翼评论家对柯布西耶的态度十分极端，其中有一位叫罗杰·金斯伯格^[17]（Roger Ginsburger）的年轻德国建筑师。他出生于阿尔萨斯地区，并在德国接受了专业训练。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讨论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故只做简单展开）。他在那些年的欧洲建筑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娶了图左[图23]这位女士多丽丝·尼德曼（Doris Niedermann），她恰巧是著名建筑师理查德·诺伊特拉^[18]（Richard Neutra）的小姑子。所以金斯伯格成了诺伊特拉的在欧翻译，并且在欧洲首次发表了介绍诺伊特拉在洛杉矶建成作品的文章。

之后金斯伯格在维也纳出版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介绍法国现代建筑的书。他成为了左翼的煽动者，因此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它们被发表于一本叫做《公社》（commune）的杂志，简言之，自柯布西耶的苏维埃宫方案被否决后：“与此无关的人需要去决定苏联到底更适合柯布西耶设计的资产阶级建筑，还是尼诺特^[19]（Henri Paul Nénot）设计的。”尼诺特是赢得了日内瓦国联总部设计竞赛的建筑师，“或者这些本就是为了证明他俩之中谁更资产阶级一些！”这是非常激进的批评，某种程度上与汉斯·迈耶的立场相近。1933年，金斯伯格彻底从建筑界的舞台上消失，并于1945年以法国抵抗运动领袖之一的身份重新露面，开始了从政生涯。

图24 Let's turn the 5-years plan into a 4-years plan,poster,1930.

图25 "A Plan",Prélude,January 1933.

让我们回到“规划”这个主题。柯布西耶从苏联经验中了解了被政界广泛赞誉的计划经济[图24]。在1933年的《序曲》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篇评论文章[图25]，要求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制定一个经济计划。

图26 柯布送给墨索里尼的《勒·柯布西耶全集·卷二》上的题词.

彼时穆西纳克和金斯伯格正如阶级敌人般对柯布西耶进行严厉的批判，柯布也确实将自己的关注重点转向了罗马，但并未完全抛弃对苏联的那些幻想。上面的文字展示的是他在自己送给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勒·柯布西耶全集·卷二》上的惊人题词[图26]：“致墨索里尼阁下，以纪念1934年6月他对年轻的意大利建筑师们的谆谆教导，当时身处罗马的我试图证明，唯有对等的潜在创造力，方能造就人工之联合。”以上完全是行话，后面这句更直白些：“每一次抄袭，每一次回望，只会带来死亡和霉变——此致敬礼。”

图27 Giovanni Michelucci and the Gruppo toscano, railway station,Florence,1934.

图28 Adalberto Libera,post-office,

via Marmorata, Rome,1934.

图29 Pietro Maria Bardi, Tavola degli orrori,1931.

柯布西耶当时在想些什么？他当然想到了墨索里尼对于推动佛罗伦萨火车站的现代主义方案^[38]实施所起的直接作用[图27]。以及推动了诸如国家所投资兴建的邮政总局大楼^[38][图28]这样的现代主义建筑。另外，柯布还与巴尔迪*（Pietro Maria Bardi）交情匪浅，他于1931年创作了一些拼贴式的宣传画[图29]，其灵感大多来源于《走向一种建筑》中一张名为《凌乱的罗马》^[39]（the Rome of horrors）的配图。

*彼得罗·玛丽亚·巴尔迪（Pietro Maria Bardi，1900-1972）评论家，艺术史学家，艺术品经销商和画廊总监

 暧昧的立场 

让我们回到《序曲》杂志这一页幻灯片，此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柯布西耶对法西斯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兴趣同时存在。例如，《规划》和《序曲》杂志的编辑之一菲利普·拉穆尔*（Philippe Lamour）于1929年写了一本名为《埃菲尔铁塔下的对话》（Entretiens sous la tour Eiffel）的书，书中赞扬了三个人：柯布西耶、列宁和汽车大亨安德烈·雪铁龙*（André-Gustave Citroën），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三人的共同点。

*菲利普·拉穆尔（Philippe Lamour,1903-1992）,律师及法国高级公务员，创办了《规划》杂志。

*安德烈·雪铁龙（André-Gustave Citroën，1878-1937），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创始人，法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

现在让我们聚焦柯布西耶的政治立场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柯布每次都会把自己新出版的书寄给像利奥泰元帅*这样主张现代化的右翼代表人物。毕竟柯布自己是信奉精英主义的，考虑到民主只可能成为项目实现的阻碍，他有计划地尝试与那些在政治机器和团体中最上层的领袖建立直接联系。柯布会优先考虑各式各样有权有势的人，例如财团和实业家的掌权人，并以一种非常机灵的、政治性的态度，有计划地对国家和政党领袖的顾问们施加影响。这就是柯布西耶在罗马所尝试的事情，对现代化的法西斯主义左翼领袖之一朱塞佩·博泰*（Giuseppe Bottai）施加影响。

*利奥泰元帅：Louis Hubert Gonzalve Lyautey(1854-1934) ，法国政治家，军人，在驻摩洛哥期间被升为元帅，出身贵族，其保守主义观念（君主制、爱国、天主教以及精英政治）在家庭影响下形成。

*朱塞佩·博泰（Giuseppe Bottai，1895-1959），意大利记者，也是墨索里尼领导的国家法西斯党成员。

在此我想要更进一步，或者说用一种更大胆的方式进行解读。20世纪的建筑史是依据以下立场写就的：极权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操纵和利用建筑师。而我想要提出完全相反的假说。纵观柯布西耶、意大利的马塞洛·皮亚琴蒂尼^[20]（Marcello Piacentini）、苏联的鲍里斯·伊凡^[21]（Boris Iofan）和许多职业生涯经历政权更迭的建筑师的生平，情况似乎截然相反：建筑师们“操纵”了政权，或者至少在保留自己建筑理念和专业性的基础上，利用当时的政权来达成目标。而这正适用于柯布西耶的情况。

西班牙共和派

图30 Le Corbusier, The Fall of Barcelona, 1939.

有趣的是，在意大利的尝试后，柯布西耶在西班牙内战时又成为了共和派^[61]的支持者。他受到了身边一小圈人的施压，包括夏洛特·佩里安^[22]（Charlotte Perriand）和皮埃尔·让纳雷，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与法国的左翼越走越近。幻灯片[图30]展示的是柯布于1939年所绘的一幅哀悼巴塞罗那（内战末期西班牙共和国的首都）沦陷的画作。

他与何塞普·路易·塞特^[23]（Josep Lluis Sert）的关系也很紧密，并与共和派保持着联系。当时有一个委员会专门支持西班牙来投的难民，特别是其中的建筑师和艺术家。而柯布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参与委员会的运作。可以肯定的是，柯布西耶这种新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与法国左翼的新关系所决定的，而这种新关系是在左翼逐渐掌权时建立的。

法国左翼

1930年代，政治变迁在法国悄然发生，面对日益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左翼力量进行了重组。为了推广他的建筑思想，柯布西耶试图寻找新的传话人。同时，他也在设计新的项目，以回应新政治环境下的期望。

在一战和二战之间，法国的左翼力量主要由三大党派组成，第一派是激进党，其次是社会党，最后是共产党。激进派的主要领导者是里昂市长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但赫里欧已经有自己的御用建筑师托尼·加尼耶^[24]（Tony Garnier）了。

图31 Anatole de Monzie,1925.

图32 Pavilion of L'Esprit nouveau,Paris, 1925.

在1920年代的巴黎，柯布西耶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就是[图31]这位长相怪异的人，他叫阿纳托尔·德·蒙齐（Anatole de Monzie），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间曾任多个部门的部长。1925年，时任商务部长的他曾推动建设巴黎的新精神馆^[40]（Pavillon de I'Esprit Nouveau）[图32]。阿纳托尔的前妻加布里埃尔·德·蒙齐（Gabrielle de Monzie）是柯布西耶1920年代主要住宅作品加歇别墅^[40]（Villa Stein-de Monzie in Garches）的赞助人之一。

图33 Maurice Deixonne

柯布西耶与社会党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了解大巴黎地区社会住宅建设者们的工作。比如1928年，他曾积极地试图邀请社会住宅项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参加瑞士拉萨拉举办的首届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1930年一位冉冉升起的青年社会主义家毛里斯·戴克松（Maurice Deixonne，法国政治家）[图33]撰写了一份社会主义评论，他认为柯布西耶的思想是极为重要的：“社会主义者们必须首先批准把乌烟瘴气的贫民窟替换为壮丽的劳动者之城的规划方案。” “劳动者之城”这样的描述颇为奇怪，毕竟（在柯布的城市规划方案中）占据城市中心位置的是管理者们的摩天大楼。这位社会主义者接着评论道：“柯布西耶迄今为止受到的只有不公的评论和讽刺，这太糟糕了。”

图34 Émilie Lefranc, 

From Pharaohs to Le Corbusier（左）;

图35 a Sketch History of Architecture,1935. （右）

而且，总工会在1934年发表了一本发人深省的小册子，当时，为了培训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工会开办了学习中心。其中一本建筑相关的小册子叫做《从法老到勒·柯布西耶》[图34-35]，书中赞扬了柯布对于抵抗公众意见行为的批判。

图36 "The Main Breakthroughs of Haussmann;"（左上）

图37 “The Tools of Haussmann," 

Urbanisme,1925.（左下）

图39 André Morizet, Old Paris to Modern Paris,

Haussman nand his predecessors, 1932.

图40 André Morizet,c.1920.（左）

图41 Project for a Grand Square in Boulogne-Billancourt, 1938. （右）

在1930年代后期，柯布西耶还和一位叫做安德烈·莫里泽（André Morizet）[图40]的人走得很近，他是布洛涅-比扬古市的市长，又是一个长相奇特的人。他们都很景仰乔治-欧仁·奥斯曼^[25]（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932年莫里泽出版了一本自19世纪以来首次从积极和建设性的视角去探讨奥斯曼功绩的书籍^[41]。莫里泽认为尽管奥斯曼在城市改造中使用了一些拙劣的工具，但他还是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就像柯布西耶 1925 年在城市规划方面的工作一样，莫里泽还呼吁对巴黎进行一次“超奥斯曼式”的改造。

总之，柯布西耶围绕着托尼·加尼耶设计的市政厅，为莫里泽设计了一个大广场^[42]，这是柯布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也是他少有的位于城郊的设计。

法国人民阵线

图42 project for the Insalubrious Block #6

柯布西耶在法国人民阵线*（The Popular Front）指导下推进的第一个项目是巴黎市中心的城市更新计划。法国人民阵线是法国多个左翼运动为了赢得1935年市议会选举而组成的政治联盟。这片待更新的区域被叫做“不健康的6号街区”（the Insalubrious Block #6）[图42]。该项目对瓦赞计划^[43]（Voisin Plan）进行了部分调整，使之适应巴黎的分区和房地产形势。

*1935～1938年法国左翼各党派和群众团体为反击法西斯势力、实行社会经济改革而组成的统一战线。

多亏了与柯布一起工作的设计师夏洛特·佩里安与很多左翼活动家有私交，在巴黎市议会，柯布利用当选的共产主义者和官员（来推动自己的设计方案）。在法国人民阵线赢得1936年立法选举后，柯布本人也与其领导者建立了联系，特别是总理莱昂·布鲁姆（Leon Blum）。柯布向总理保证，这项更新计划就像是为老旧的巴黎移植了一片健康的表皮。

除了与社会主义派的莱昂·布鲁姆建立联系，柯布西耶与联盟中最极端的派系——共产主义派之间的联系也非常重要。自法国人民阵线获胜后，他便亮明自己的左翼身份。有趣的是，也许是在1936-39年这段时间，柯布不断地确保政府和其背后的支持力量意识到认购自己的公共项目是非常重要的。

图43 Paul Vaillant-Couturier at a political rally,1936

在一封1936年写给保罗·瓦扬-库图里耶*（Paul Vaillant-Couturier）[图43]的信中，柯布西耶写道：“法国人民阵线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昭告世人在社会公正方面新的变革已经发生：立即在巴黎建造一些具有示范性的居住项目，该项目将会反映最先进的艺术水平、现代技术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例如刚刚介绍的“不健康的6号街区”方案，就是瓦赞计划的一个小号、精简和可实施的版本。

*保罗·瓦扬-库图里耶（Paul Vaillant-Couturier，1892－1937），法国作家和共产主义者，1920年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PCF）。

图44 Popular Front rally at the Buffalo stadium,Montrouge, 1936.

柯布西耶曾给过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同样的建议。当他的苏维埃宫设计方案被否决后，他称布尔什维克党还不够革命，还不够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柯布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向法国人民阵线推销自己的项目。

图45 Project for a National Centre of Popular Festivities for 100,000 participants, 1936, model view published in Le Point, 1939

图46 Popular Front rally at the Buffalo stadium,Montrouge,1936.

可以确定的是，1936年柯布西耶向法国左翼政治家们提供了一个全国民众庆典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Popular Festivities）方案[图45]。许多活动联盟的神秘之处都与这类大型集会有关，比如幻灯片上展示的集会[图46]，对于那段时间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柯布西耶也见过其他类似的情况，他将这些经历写在了回忆录中的显要位置。例如1935年，他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世界制鞋之都”兹林，在那里看到了制鞋匠们创立的体育联盟所发起的游行。

但更重要的是了解这样一座中心的项目是如何策划实施的。在马克思·比尔*（Max Bill）编辑的《勒·柯布西耶全集》中，比尔说道：“这样的中心必须是国家级的。现今很多情况下，大众在艺术激发的情感中需要无碍地交流。音乐、抒情诗、戏剧、默剧、装饰艺术和视觉艺术会在国家中心中找到全新且无限的扩张空间。新的创作会不断涌现。”事实上这个临时性的新政权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马克思·比尔*（Max Bill）：1908-1994，20年代末新平面设计的核心人物，瑞士构成主义派的领导者，瑞士著名的包豪斯学者、建筑师，产品设计师，艺术家，画家，字体设计师，工业设计师和平面设计师。

正如柯布1938年在《大炮，弹药？》（Des canons, des munitions?）中所说：“因此，一种为了庆祝活动而创造的全新架构出现了，并非来源于古代或其他先例。这是属于现代的公民工具。”柯布尝试推进这个项目，但最后不了了之，他所期盼实现的这项公共项目被取消了，因为全部社会资源都被用来生产武器，以此抵御纳粹德国对法国日益临近的威胁。

图47 Maison de la Culture, organization chart 

published in Comoedia, July 14,1936.

法国人民阵线的另一项创造是“文化之家”^[44]（Maison de la Culture de Firminy）的提议。由两位部长：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创立，后者后来成为1960年代法国文化政策的关键制定者之一。正如大家在幻灯片中所看到的这张有趣的图表所示，文化之家的架构被描绘为一个房子的形状。其中一个格子是建筑师联盟，里面有佩雷、卢萨^[26]（André Lurçat）和柯布西耶的名字。这里面还有一个协会叫做“自由电影”，这个协会在我这场演讲中占有重要位置。因为该协会邀请了艺术家、建筑师、制片商和作家一起协同工作。

图48 Jean Renoir, La Marseillaise, 1938

图49 Jean Epstein,c.1935.

自由电影协会由摩西纳克主持，就是我刚刚提过的那位。这个协会赞助并制作了一些重要电影。其中两部由让·雷诺阿*（Jean Renoir）导演，一部叫《生活是我们的》（La Vie est à Nous），另一部叫《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后者是一部爱国主义电影，算是法国人民阵线在对抗崛起的纳粹时所采用的新式统战手段。自由电影协会还为让·爱泼斯坦*（Jean Epstein）提供了制片器材。这位有着独特三角形面庞的导演是柯布西耶的旧相识。他曾在《新精神》杂志上撰文，为电影业撰写了编年史。1937年，总工会赞助他拍摄了一部名为《建设者们》^[45]（Les Bâtisseurs）的电影，电影的主人公包括工会成员以及两位建筑师：奥古斯特·佩雷和柯布西耶。

*让·雷诺阿（Jean Renoir，1894-1979），出生于法国巴黎，法国导演、编剧、制片人、作家。

*让·爱泼斯坦（Jean Epstein,1897-1953），电影导演，早期电影理论家，曾在早期现代主义杂志L'Esprit Nouveau（新精神）上发表过很多评论。

图50 柯布演讲片段截图

图51 柯布演讲片段截图

图52 Quarrel about Realism，1936.

《建设者们》这部电影很棒。目前只有一份胶片拷贝留存于世，而我幸运地找到了它。它之所以令人惊叹，是因为柯布西耶这段预言式的演说与当时左翼力量对未来的设想的相关性很高。柯布也参与到文化之家的其他活动，特别是他与一众艺术家，包括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和其他人之间非常密集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这与柯布西耶在苏联时的际遇遥相呼应。

*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1881-1955，法国画家、雕塑家和电影导演.

图53 Paul Vaillant-Couturier,1936

在这些热烈讨论的时间里，柯布西耶持续与法国人民阵线的领袖通信，特别是用极不寻常的语言与瓦扬·库图里耶保持联系。看起来柯布早就试图把之后在维希政府^[62]时主张的将工厂和工人阶级从巴黎疏散转移的立场，推销给那些深知自己的票仓为工人的共产主义领袖们。

图54 Louis Aragon, photograph by Gisele Freund.（左）

图55 Le Corbusier, letter to Louis Aragon,25 mai 1936.(右）

柯布西耶还尝试用自己的策略去动员文化之家中的一些领袖，比如作家和曾经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阿拉贡*（Louis Aragon）[图54]，他是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所以我们在此的所见再次印证了之前提到的柯布西耶、莫斯科与法左力量之间的三角关系。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编辑，法国共产党长期成员。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幻灯片上展示的是柯布西耶写给阿拉贡的一封信[图55]，他在信中为一场可能的会面列举了一系列需讨论的问题，并在最后加上了几点：“苏联的光辉城市项目；让莫斯科邀请我；让莫斯科付我5000美元”。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上述三角关系的有趣之处，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自1929年后一直被拖欠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盟”总部大楼的设计费。他非常渴望与莫斯科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最终，在二战爆发前，这笔钱以等值大萧条前5000美元的价值被结清。

图56 Project for a monument to Paul Vaillant-Couturier,Villejuif,1938. 

1937年，我先前提到的瓦扬·库图里耶逝世了，终年45岁。他曾任主席的文化之家举办了一场竞赛，为其在巴黎郊区设计一座纪念碑，那是他自1929年后生活的地方。关于这场竞赛的档案起初被认为已遗失。大约25年前，我联系到了时任文化之家秘书的让·尼古拉斯（Jean Nicolas），他为我提供了一些关于那场设计竞赛的细节。其中另一个人的设计提案已经遗失，柯布西耶的提案真的令人印象深刻。这可能是建筑史中第一个以行驶的汽车为视点来设计的方案。

从幻灯片中的效果图[图56]可知，这不是一个为了静止或行走的人而设计的纪念碑。它是为了坐在驶入巴黎的汽车中的观者而构想的。它像是一种对巴黎的致意。设计陈述中写道：“不，纪念碑面对着通往意大利的道路，向其展示着自己的门面。”柯布西耶和让纳雷巧妙地选用了与法国人民阵线中的“阵线（Front）”拼写相同的“门面（Front）”一词。“旅客从很远的距离就能看到纪念碑，它成为了巴黎的第一个信标，路过它即意味着驶入了巴黎。因此，它能向人们传递一个信号。”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纪念碑，正如幻灯片上所展示的，由三个象征性的设计组成。

图57  Project for a monument to Paul Vaillant-Couturier,Villejuif,1938. 

图58 Project for a monument to Paul Vaillant-Couturier,Villejuif,1938,

 les trois 《 motifs symboliques 》. 

这三个象征性的设计在这张前期草稿[图58]中已有所体现。它们具体是：正在演讲的瓦扬-库图里耶的头像（他是非常知名和受欢迎的演讲者）；演讲者的手的雕塑；以及一本书的雕塑。三者都有各自特定的角色。头像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逝者广受认可的演讲水平。书籍暗示其文学功底。而手的雕塑则有特殊的作用。

图59 Maurice Thorez,1936

这只手的形象与发生于1936年的一场特定的演讲相关。那是共产主义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多列士*（Maurice Thorez）[图59]在巴黎广播电台*（Radio Paris）发表的一场在当时的政坛堪称转折点的演讲^[46]。多列士说：“尽管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向所有人伸出和解之手，无论你们是天主教徒、工人、雇员、艺术家，还是农民。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兄弟，和我们一样被同样的忧虑所压倒。”

*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 1900-1964)，法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原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一家法国广播公司，以其二战期间在法国维希的轴心国宣传广播而闻名。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柯布西耶在该项目里借鉴的是一个特定的政治象征，这个手势只可能被转译为彼时左翼对提升自己政治地位的渴望。与此同时，虽然我并不能100%确定，但该项目意义重大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它是柯布西耶设计的第一尊雕塑。他在二战时开始设计雕塑，并与布列塔尼的约瑟夫·萨维纳^[27]（Joseph Savina）合作将雕塑设计落地。

图60 Les lignes de la main,1930（左）;

图61 Still Life,1957.（右）

图62 project for a monument to Paul Vaillant-Couturier,1938 

从上面这些图片可知，手的意向和想法早已出现在他先前的作品中。[图60]这张1930年的画作已出现手的形象，以及一些盒子的框架。下面这张效果图[图62]，盒子的意向再次出现，并托举着书、手和头的雕塑。之后[图61]，盒子的意向在雕塑中延续下来，以装置的形式呈现。我认为这一重复的元素是很重要的。雕塑竞赛的评委包括电影制片人让·雷诺阿，他也是文化之家的成员之一；室内设计师弗朗西斯·茹尔丹^[28]（Francis Jourdain），他当时是法国设计界的重要人物，还有摩西纳克。

根据让·尼古拉的转述，该方案最终被弃用了。柯布西耶的方案被拒绝是因为摩西纳克没有忘掉他们在1930年代早期的争论。之后，二战于1939年9月爆发，共产主义政党被禁。

维希法国

图63 Police report, May 18,1940

但是，柯布西耶频繁参与左翼政党活动的事被许多人提起，他因此受到了警察的问询。上图展示的是巴黎警察局档案馆保存的文件，文件的记录日期是1940年5月18日，这一天正是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成为保罗·雷诺（Paul Reynaud）政府副总理的日子。匿名消息源透露两位让纳雷表兄弟，即柯布西耶和皮埃尔是声名狼藉的共产主义分子。但该报告否认了这一传言。

*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陆军元帅、军事家、政治家、维希法国国家元首，是个集民族英雄和叛徒于一身的坎坷人物。

图64 “This book rejected by the communists seems to 

be the very letters of Vichy's guiding ideas.”

当然，之后法国政坛风云突变，卖国通敌的维希政权上台。那些未被逮捕的左翼政党议会议员中，大部分人投票反对维希政府，其他人则支持新政府，比如我之前提到的阿纳托尔·德·蒙齐。柯布西耶在与母亲的通信中骄傲地说维希政权认可他的理念。

说回“曲折”（zigzag）这个概念，柯布西耶这次终于有种自己的想法有被认真倾听的感觉。他在1940年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这本被共产主义者拒绝的书与维希政府的指导思想高度契合。”他强调这段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谈话、那么多的集会和那么多的会议：“讲台演讲和集会结束了，议会雄辩和枯燥乏味也结束了，革命将会成功。”我们又看到了“革命”这个词，但此处的“革命”与前述不同：“其成功靠的是恢复秩序和关注（所有）人的境况。”

图65  Louis XIV, “homage to a great city-planner,”' Urbanisme, 1925. 

在这样的新环境下，柯布西耶的精英主义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柯布视为英雄的奥斯曼和路易十四[图65]再次成为被赞颂的对象。不过，讨论维希法国时代柯布西耶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需要太多的研讨和讲座做铺垫，今天无法在此详述。

我个人对柯布西耶与维希法国之间关系的评价是：他的介入是无罪的。维希政权几乎禁止犹太人涉足建筑界的种族歧视法案被一个建筑师协会通过并执行，而柯布不在其中，或者说他不是协会的领导者。所以柯布并未执行维希政权的政策。他并未像当时其他人一样参与重建计划，也没有参与对行业的标准化和净化行动。像那些后来在抵抗运动中牺牲的左翼人士一样，柯布在维希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只是单纯相信并接受那些伪革命的议程。

为了了解他当时的处境，我们不能像泽维尔·德雅赫西那样拼凑他人之言，虽然我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也这么做了，但我们应该考虑建筑师立场的各个面向，类似于多年前我在自己的著作《穿着军装的建筑》^[68]（Architecture in Uniform）中所做的那样。

让我们看看哪些人才是真正的罪犯吧。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战后受到了惩罚，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英雄，或被德国人（此处应指纳粹【译注】）射杀，或受陷囹圄，或成为机会主义者，或成为损人利己之人，或变成冷漠的看客。事实上，这就是大部分的建筑师。除非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否则我们无法真正理解柯布西耶的政治立场。

 战后复归左翼 

图66 Léon Blum,《The City of theFuture»,

Jeunesse,August 23,1945.

二战结束后，一切恢复正常。在一篇发表于1945年的文章中[图66]，柯布西耶又回到了左翼的行列。前总理以及战后法国未来的总理莱昂·布鲁姆再次把柯布视作最有可能和希望成为战后法国代表人物的人。布鲁姆在《未来的城市》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两个代表人物，教师玛利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和勒·柯布西耶，有趣的是这两位国家英雄都来自瑞士（蒙台梭利出生于意大利，应是科恩记错了【译注】）。

*玛利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意大利幼儿教育家，意大利第一位女医生，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女权主义者，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

柯布试图修复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利用了一些他的老相识，例如罗杰·金斯伯格（之前提到的诺伊特拉的妻弟），彼时他已成为议会的副议长。柯布把自己的著作《人类三大聚居地规划》（Les trois établissements humain）寄给金斯伯格。金斯伯格后来把这本书送给了我，当时这本书还是原封未动的，所以金斯伯格压根没有读过它。

图67 Pla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Saint-Dié,1945.

柯布西耶试图在法国的孚日圣迪耶推销自己的项目[图67]，但是当地的左翼组织拒绝接受他兴建全新城市的想法，他们想要的是对既有建筑的改造。彼时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在苏联的压力下，面对基于社会现实主义的项目时，只能选择或者说被迫支持上述做法。柯布西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中仍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受欢迎度，在当时的报纸和“小册子”（Little magazines）中——许多“小册子”没有包括在贝奥特丽兹·科伦米娜（Beatriz Colomina）的选集^[47]（Little Magazines：Portable Utopia）里——法国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中拥护共产主义的学生歌颂了柯布西耶的美德。

图68 Eugène Claudius-Petit and a model of 

the Ronchamp chapel,c.1952. 

在这样的背景下，柯布西耶把欧仁·克洛迪斯-珀蒂^[29]（Eugène Claudius-Petit）当做自己主要的政治伙伴。欧仁曾是一位教师，后来被选入了议会，并成为战后重建部的部长，秉持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他是政客中最信任柯布的人，以至于把法国菲尔米尼市的很多建筑设计项目都委托给了柯布，而欧仁正是菲尔米尼市的前市长。

从柯布自己的视角来看，他不会放弃，会继续尝试重新启用（recycle）自己曾为法国人民阵线提出的建筑方案。比如他试图向文化之家的前主管、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推销自己1936年为树立法国人民阵线的形象而设计却未实施的国家中心方案。

 翻转的“手” 

图69 The Open Hand,1951.

这是此次演讲的最后一张幻灯片，在1962年写给欧仁的一封信中，柯布阐述了自己的担忧，这种担忧至今仍然存在。彼时的柯布西耶正在创建现代建筑学的基础，他担心这项工作被政治化，被右倾。“我从不参与政治，虽然我尊重那些参与政治的人——那些好人。”柯布西耶强调的是好人而不是恶人。“我曾提过一个政治意向，即‘张开的手’，当两股势力中的一股因为不同的本性而分裂世界时，我被迫要选边站，并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

以下是我此次演讲的结论：柯布西耶一直在用一种极其聪明的方式操纵“手”的涵义。这非常有趣：起初，手清楚地指代共产主义者向天主教徒伸出的和解之手，这在法国政坛人尽皆知。通过对其旋转，并赋予其两面性，柯布创造了一双奇特的手——原本有一个正面，但另一面也是正面。想必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昌迪加尔，那里的“张开的手”纪念碑如同一座机场里旋转的雷达。

通过中和这个手势的共产主义内涵，柯布西耶使它为模糊的战后人文主义论述所用。所以，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柯布拥有完全单一面向的政治立场，根据彼时的情势，他或多或少都坚定地拒绝成为那些政党和国家领袖的附庸。考虑到柯布自己是个小资产阶级新教徒，并且借用了多列士向天主教工人阶级伸出和解之手的意向，他从未停止视政客们为可被替换之物，是他自己项目的中间人，或是他建筑理念的驱动力量。柯布西耶去掉了这只手的政治意涵，使其成为和谐的象征，成为他对剧烈变化着的世界所做贡献的标志。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从柯布西耶的故事中学到了什么，那绝不仅仅是他在追随政治路线并左右逢源时极端的模棱两可，还有他假装不选边站队的姿态，如他写给曼朵女士的信中那样，杂糅各种政治理念，成为政治光谱中的白色。与此同时，令人惊奇的是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揣摩他的想法，努力让柯布西耶为己所用。这又将我带回到了自己之前的假设：是权力在操纵建筑，还是建筑被一只无形的手操纵？而“手”这个词在拉丁语中即是“操纵”的意思，也即建筑师（柯布西耶）在操纵政治？

Q1：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必须指出“Zigzag”这一概念含有“驴行”（donkey’s path）的反讽^[48]。不知道您是否有意这样说？我的问题是，尽管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即柯布西耶确实见机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派别迂回，但在讲座间，我有一种感觉，最终，他还是表现出了一种立场倾向，即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左翼，一种更加温和的社会主义。

科恩：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尽管在苏联和美国对此的认知存在各种偏差，但我对社会主义非常了解。这同时涉及对民主的讨论，而且很明显，柯布西耶从未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从未成为过某类人，那就是民主主义者。他总是认为议会、代表大会、人民是阻碍设计的因素。所以，虽然他与上层决策者或右翼接触，可能也会关注左翼议程，但他并不是民主主义者。在这方面，我会把他归为一个在欧洲背景下至少被认为更左而不是右的立场，即代表着公有制理念，国家干预发展的左派。所以我认为虽然他赞同福利国家与国家保障基本权利的理念，但并不是通过实行民主制度来实现的。

至于“Zigzag”——是的，我应该强调这一点——我不得不提到我的老朋友斯塔尼·冯·穆斯（Stanislaus von Moos）的工作，在那本名为《勒·柯布西耶之前的勒·柯布西耶》^[69]（Le Corbusier Before le Corbusier）的书中，他非常幽默地回忆道：瑞士日内瓦作家、漫画家鲁道夫·托普弗（Rodolphe Topffer）的《曲折旅行》^[69]（Les Voyages en Zigzag）是他那一代每个瑞士孩子的基础读物之一。因此，‘曲折’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深入人心，并且我们也时常提及（事物发展的）规律是迂回前进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迂回"（zigzag）这一复杂轨迹的概念和相应的人物形象已经铭刻在历史中。

Q2：这个标题也让我想起了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小说《蟹行》^[49]（Crabwalk）。但不同之处在于，这次讲座中的艺术家在20世纪借着艺术家的身份以及通过这种蟹行掩盖了自己的罪责。这个词是从历史学家那里借来的，它更加深刻。但我的问题是——如果你不便回答的话，我完全理解——柯布西耶的母亲曾就布尔什维克及其潜在的种族主义特征向他提出建议，您能否详细说明这一故事的背景？

科恩：这是另一个故事。大约四年前，瑞士苏黎世市政府曾要求我写一份关于柯布西耶和犹太人的报告。为什么呢？因为勒·柯布西耶中心是1960年代由画廊老板海蒂·韦伯（Heidi Weber）建造的^[50]，柯布去世后才竣工，建在苏黎世市借出的一块赁期为50年的土地上。现在市政府已经收回了此地，他们担心不得不面对一场（反对）运动——最终确实发生了。但这不仅仅是反犹太主义问题，同时涉及到维希政权。 

*1960年，柯布的好友、艺术赞助商海蒂·韦伯委托他在苏黎世设计一座展览馆。海蒂的愿景是让“艺术家”柯布与“建筑师”柯布联合，将柯布的建筑、绘画、雕塑、家具、珐琅、挂毯、平版印刷和文学等全部作品完美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扫描了柯布西耶与母亲的所有信件，他确实很警惕，无论是公共活动，还是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柯布从未发表过任何公开的反犹言论，这与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评论家不同，他不是维希政权的支持者。但尽管如此，有一系列的事件会导致他有反犹倾向。他在拉绍德封长大，那里所有钟表制造业老板都是来自阿尔萨斯（Alsace）的犹太人，包括我的一些表兄弟在内。柯布父亲的工作是给钟表白色的表盘上涂珐琅。所以很可能每天晚上他的爸爸回家后都会说，“这些该死的犹太人，他们不喜欢我的工作、他们认为我做得太慢了、他们认为我太贵了、他们不付我钱”……他在这种氛围中长大，这种氛围中存在一种我所谓的“萌芽反犹主义”，因为所有上层阶级都是犹太人，所以这种观念逐渐渗透。后来，柯布得到的支持中部分来自这些犹太钟表制造商子代。他的第一批客户都是他曾接触过的犹太钟表制造商的年轻一代，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但这种观念确实弥留，我想这可能是他母亲多年来持有这种观点的原因。

之后，他经历了最棘手的时期，不要忘记当时的欧洲和法国是什么样的。有一句法国谚语我很喜欢——问：什么是反犹主义？答：比必要的更恨犹太人。所以我想说，基于刻板印象的、温和的、漫画书式的反犹主义，是当时欧洲大多数地方最常见的立场之一。所以从柯布的背景出发，他有这种立场是有可能的，我不否认这一点。但这并没有导致他发表公开反犹言论，更不用说参与种族边缘化或是怪异的政治行动。 

1940年，他接触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发生了另一起事件。插一句，最近以色列有一项非常有趣的博士项目，研究柯布西耶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关系。彼时柯布认为复国主义是一项潜在的职业资源，所以他试图主动或被动地接触一些复国主义领袖，那时，巴勒斯坦是否会成为犹太人的家园尚未可知。一些人在其他地方构想了复国主义项目，所以这件事与他们有关。在战争爆发和维希政府通过第一个种族法*（Vichy anti-Jewish legislation）的时候，柯布西耶说——此处不是引用，而是我的转述——“总体而言，我对犹太人的遭遇感到遗憾，他们经历的事情非常糟糕。”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又称“锡安运动”，指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数次巴以冲突均与此历史因素有关。

*反犹种族法（Vichy anti-Jewish legislation）：二战期间，法国维希政府于1940和1941年颁布了反犹太法，影响到法国本土及其海外领土。事实上，这些法律是国家元首菲利普·贝当元帅的法令，因为议会自1940年7月11日起不再执政。立法的动机是自发的，并非德国授权。法规的目的是剥夺犹太人的公职权，将其定为下层阶级，并剥夺公民身份。许多犹太人随后被围捕在德兰西拘留营，然后被驱逐到纳粹集中营进行灭绝。这些法律于1944年8月9日解放并恢复共和合法性后被宣布无效。

另外，柯布绝对不是亲纳粹分子，他非常反感德国，绝不会支持德国，即便他提出了希特勒可能会赢得战争的假设——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每个正常人都会这么想，都认为希特勒有机会获胜。柯布也是一样，他为犹太人感到难过，认为这一切糟糕、可怕，同时他也认为这归因于犹太商人一直在遵循欲望、追求金钱。柯布西耶在表达这种陈腐的刻板印象的同时，与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了距离。总之，这确实很有讨论空间，这份报告也尚未发表。我可以给迈克尔一份复印件^[70]，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传阅。可能会解答你的问题。

Q3：如果我们接受你的观点，即20世纪的建筑与政治的关系不是一种服从关系，而是一种机会主义关系，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你相信建筑实际上被用于计划的生产。所以你认为，无论柯布西耶通过言辞宣扬了什么政治立场，他的建筑都具有（政治上的）代表性。在讲座中，您一直在分析柯布西耶的政治演讲，而不是建筑项目。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通过建筑、规划、对城市的愿景来分析柯布西耶，我们将看到什么样的建筑师？什么样的政治？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同的讨论。

科恩：这确实是不同的讨论。所以两个小时远远不够。而且我们还需要警惕给予柯布西耶的赞誉，因为他非常擅长将一些在当时流行的观念以宣言的形式汇集在一起，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或作家来说是很好的技能。例如，如果我们要分析“瓦赞计划”的来源，就必须从德国关于柏林大都会的讨论以及 1914 年前柏林仿效美国模式的大厦的切入，其中许多灵感来自于整个世纪以来巴黎的乌托邦建筑师们的迭代作品。柯布能够以一种方式，将许多素材混合在一起，制作出非常精致的菜肴，这令人惊叹。这可能比具体的建筑更为重要，因为前者更为货真价实，更加自我指涉。

但老实说，我不会把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放在同一水平上比较。柯布西耶唯一实施的城市规划是昌迪加尔——基本上，它是阿尔伯特·迈耶（Albert Mayer）提案的重新诠释^[51]，来自花园城市的传统，因而并不具有革命性。他对大城市重新组织的某些想法，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令人恐惧。但我认为这在提醒我们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方面有一定参考价值。他在MoMA的《现代景观地图集》展中讨论的一些观点非常有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构想城市基础设施的视角。

我对他在规划方面的成就不会给予太多的赞誉，不像在建筑中——建筑领域里与政治的关系是最少的。坦白说，在居住建筑中我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只在马赛公寓（Unite d'Habitation）的发展中能看到一些痕迹：这个项目草拟于30年代中期，在战争期间加以完善，最终卖给了战后的民主政府。

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接受，在面对这些丰富的、令人震撼的项目，以及其中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时，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F（RMIT）

@Melissa 

@粤荣（奥特迅电力）

@Samantha

@胡宇晴（fox）

@Tamaki（XAUAT）

@未羊（xTinker）

@zhangxk

@米井

@zhenya(Steven Holl Architects) 

@陈晨成（XJTLU）

（排名不分先后）

斯塔尼·冯·穆斯（Stanislaus von Moos），《勒·柯布西耶之前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Before le Corbusier），2002（其中有一篇名为《Voyage en Zigzag》的文章，与本场讲座关键词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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