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选的两党政治中，中国向来（并越来越）是一个方便的沙袋。总统候选人们总是争相展现自己的男性气概，宣称自己对中国决不手软。通常此时中国所能做的无非是默默忍受，并期待尘埃落定后，其中胜出的那位能尽快恢复理智。
对北京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偶尔也总有一些“冷静的有识之士”谴责政客找替罪羊的拙劣把戏，比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在2012年的大选中，基辛格已不止一次就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涉华言论发表看法，他说自己对两人的言辞感到“极为可悲”。
与他此前出版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一样，他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视为他的政治遗嘱：他之所以要在89岁这样的高龄还积极抓住机会出面呼吁，恐怕是因为他不安地看到，他曾经奠基下的中美之间的旧有合作基础正逐渐因猜忌和误解而土崩瓦解，而这一切的根源之一，乃是因为美国政治家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
当然，这些奔波背后，或许也有几分老人的私心——因为中美关系恐怕是他所能传世的最重要政治遗产，尽管对早年的基辛格而言这纯属意外。亨利·基辛格是以一种相当突然的方式变为美国人眼里的“中国通”和中国人眼里的“老朋友”的，那就像他当年拜访北京时那样，几乎是从天而降的。
在他之前，老一代的美国外交官通常要至少在中国呆上十年才有资格被不含贬义地称作“老中国通”，而他只在北京停留了两个晚上之后，就变成了当他谈起中国问题时总统都要竖起耳朵倾听的权威。
他至少在有一点上与其前辈不同——老一辈的中国问题专家往往都心思单纯，老中国通谢伟思完全不提防其国务院的同事，有人说他“走进一家妓院，还以为它是女生寄宿学校呢”，换作基辛格，大概即便它伪装成女生寄宿学校，他都能一眼看出那是个妓院。
他和尼克松合作得很好，也是因为两人性情相似，都权欲甚强，“都喜欢遮遮掩掩，都不信任任何人，包括对方”（《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他的政治评语常常犀利而无情，对自己同行他也向来言辞刻薄，谈及克林顿的幕僚伯杰时，他曾说“人们不能指望一个商业律师变成一个全球战略家”。
“尼克松的秘密代理人”
1972年2月7日，《时代》周刊封面在世人（中国人或许除外）眼里，他的形象向来是傲慢而冷酷现实，且性情复杂。在打开中国大门两年后，他为推翻智利总统阿连德的行动辩护称“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一个国家由于本国人民的不负责任而走上共产化道路。”这成为一些人指控他犯有战争罪行的证据之一。但他对自由运动领袖也不无讥诮，认为他们“要当英雄，而英雄通常都不好相处”。他是天生的外交家，正如著名记者戴维·哈伯斯坦所言，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力，对于他正在从事的一件事，能够向10个人讲述10个不同的故事，而且记得自己向哪个人讲述的是哪个故事”。他的刻薄使他对美国的作用有着冷静的看法，因为即便在谈及自己任职的政府时也不忘奚落几句——当年曾有人问起尼克松政府是否会重复前任错误，他答：“不，我们不会重复他们的错误。”他停了一停说，“我们将要犯我们自己的错误，那些错误将完全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样一个人物做出突访中国的举动，说起来实在并不值得惊讶。他的思想和做法很多都源自欧洲传统的现实政治，更像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麦，而不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按这种现实政治的原则，道德和意识形态不应该干扰政治利益，甚至不应困扰决策者，就像丘吉尔在辩解自己携手苏联时所说的，就算希特勒入侵的是地狱，“我也要在下议院为撒旦说几句好话”。在这样的现实主义者看来，理想主义者完全是不谙世故的毛孩子，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
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会议上，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了一整套对和平的理想方案，当时的欧洲政治家对这位“自命为耶稣第二，来到地球上改变世界”的家伙深为反感，基辛格想必对此心有戚戚，他曾奚落说：“美国民间传说的部分内容是，其他国家有种种利益，而我们则有种种责任。”然而美国的主流政治思想却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它反感欧洲老一套的“肮脏做法”和政治世故。小布什总统就是一位“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他发明的词汇“流氓国家”、“邪恶轴心”（正如里根的“邪恶帝国”）都强烈地反映了这种道德洁癖，以及不顾现实地以意识形态模式去改造世界的愿望。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摩擦、误解、沟通不畅，在基辛格看来，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偏离了在“现实主义恐惧”（即双方任何方面的冲突将是极其灾难性的）之上和平合作的理念。当这位老前辈谈及中国问题时，美国人普遍都觉得“罗姆尼和奥巴马都应该洗耳恭听，其他所有人也是一样”，然而或许令基辛格感到焦虑的是：不少人事实上又将他看作是一个逝去年代的人物。在美国的理想主义氛围中，他的精明与现实不算是讨人喜欢的政治风格，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摆脱对维系双边关系的少数“老朋友”的依赖——无疑基辛格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至少可以做一点：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重申那些原则，以便当人们一旦犯错时还能回头想起来翻看，而这正是他现在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