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
又一位传奇人物离世。纽约时间11月29日晚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基辛格的一生与中国渊源颇深，他曾先后100多次来到中国，今年7月是他最后一次访华，那时他刚过百岁生日、已有一只眼睛失明，但仍在坚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辛格一直被视作国际政坛上最传奇、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学识渊博，曾有许多崇高的理想，但他的外交生涯却处处显露出现实主义的底色；他曾获诺贝尔和平奖，却被批评其政策导致柬埔寨、老挝、东帝汶、孟加拉、南非的大量平民死于非命；他全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为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却也眼看着这位老上司深陷「水门事件」。
他的一生贯穿二战、冷战历史，亲眼见证了苏联的解体与新中国的崛起，正如其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所说的那样，「当个人影响历史，他的传记不只是个人历史，也是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时代的历史。」如今，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随着基辛格的离世也一并远去了。当前的中美关系已不再是基辛格年代的格局，但他引入的均势理念却仍具有深远影响。
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说过，「亨利·基辛格是唯一学会用筷子吃鱼子酱的人。」今天，我们分享一篇《基辛格传》中关于基辛格人生中前三次访华的文章，那时他正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而他的外交理念、行事风格已趋于成熟，他的才智和他对细节的把握在这三次访华中展示得淋漓尽致。看完之后，或许会对你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有一定助益。
来源：《基辛格传》
作者：[美] 沃尔特·艾萨克森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1971年7月9日星期五，刚过了中午，基辛格一行飞抵北京。他们被带到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国宾馆，宾馆所在的公园四周有围墙，内中有一个蛇形的湖，上面架设着许多优雅的小桥。在那里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基辛格。这位消瘦、儒雅的中国总理是参加了长征的老同志，在他的73年岁月里参加领导中国革命已50余年。想到当年杜勒斯拒绝握手的无礼事件，基辛格特地「大姿态」地伸出手来。据他回忆：「那是把历史遗留问题一笔勾销的第一步。」在他后来向尼克松提交的报告里，特意对周恩来做了栩栩如生的描述。他写道：「他既善于抒发哲学宏论，也能侃侃而谈地分析历史，他会巧妙地打探，也会机智地应答。」基辛格这好像也是在描述自己。周总理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神情中显露的有控制的张力」，这使得「他看起来仿佛一根上紧的发条」。他表情丰富的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锐利的眼睛，眼神里透着专注、警惕和自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2年里，他一直不疾不徐、平静地，以一种有节有度的热忱肩负着也是毛泽东唯一的总理的职责。在两天的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进行了17小时的会谈。有时他们一场会谈可以长达7小时。可是周总理显示了只有真正伟大的领袖才具有的雍容气度——而这正是基辛格欠缺的素质——他从来不流露一丝烦躁，从来没有人来打断他，从来不让人觉得好像他有其他急事，从来不需要接电话，虽然他治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基辛格后来叹服道：「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基辛格当时只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邀请尼克松到北京举行两国首脑会谈达成协议。除此之外，他和周总理没有其他俗务缠身，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在概念层次上进行讨论。当他的两名特勤人员紧盯着周总理，基辛格坐在他的厚厚的简报笔记前面，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两国的战略利益。周总理面前只放着一张纸。基辛格注意到他们之间你来我往的交谈虽有各自的套话，但流畅无阻，很像「两个政治哲学教授的对话」。他们讨论的共同利益主要围绕着两国对苏联的不信任。基辛格破例地向中方提供他带来的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超级机密情报。他甚至向周总理提供了美国的通信截听和美国拍摄的苏联在中国边界的军事设施的高清晰卫星照片。在不开会的时候，基辛格充分享受了他热爱的中国菜肴。在这次访问曝光后，《时代》周刊的文章指出「留心观察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号称有胃病的人居然增重了5磅」。美方人员还有时间观光游览，基辛格和他的助理们受到特邀参观故宫。最后周总理谈到尼克松与中方的首脑会谈，坚定地重申中方的一贯立场。周总理问，鉴于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尼克松的访问意义有多大。基辛格开始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是否邀请尼克松决定权当然在中方。但周总理似乎没有接茬。基辛格才说了一点，周总理就打断他，说再不用午餐，烤鸭都凉了。午餐结束后基辛格接着对总理当天早上的那一番话进行反驳。但他说了几分钟，周总理再次打断他。周说，欢迎尼克松总统次年年初来华与中方举行首脑会谈，中国的高级外交官黄华会到基辛格下榻的宾馆就联合公报进行磋商。基辛格喜出望外，但他高兴得太早了。黄华提出的草案上说，尼克松要求中方邀请他，而峰会的目的是讨论台湾问题。基辛格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黄华建议不要逐点谈判，换个方式，由双方各自告诉对方自己的根本需要是什么，然后再尝试起草一份照顾到这些需要的案文。这是中方的典型谈判做法，与基辛格惯用的抛出一个个小让步的切香肠做法大相径庭。中方希望一开始就把各自绝对不肯妥协的基本原则性问题摆在桌面上。然后他们会迈出大步并希望对方也迈出大步，争取尽快达成兼顾双方根本需要的协议。基辛格常说他很支持这种方法，可是在他与苏联、越南和阿拉伯国家的谈判里看不出他采用过这种方法。在考虑了美方的意愿和需要之后，中方第二天早晨拿来新的公报草案。在很容易地做了一个小小的措辞上的改变之后，基辛格对结果感到非常满意。草案只字不提台湾。草案上说，「了解到尼克松总统表达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愿」，他将受邀于1972年初与中方举行首脑会谈。其目的是「寻求关系正常化」以及「就双方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虽然尼克松一再叮嘱不要基辛格把他自己的名字放在公报上，公报还是这么开始的：「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博士……」当基辛格在中国敲定了首脑会议的协议，就向白宫发了预先说好的暗语「Eureka」（「我找到了」）。他先飞到巴黎与北越的黎德寿密会，然后飞抵圣克利门蒂向总统做了比较详尽的汇报解释：这是一份有关他在中国49小时逗留的单倍行距的40页报告。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为您和毛泽东翻开历史新篇章奠定了基础」。7月15日星期四，尼克松事先未透露内容，在电视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宣告，至少有一位电视评论员瞠目结舌了将近10秒才说得出话来。这一招顿时让所有他的敌人——苏联、北越、新闻界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民主党人——来个猝不及防。一时，尼克松沐浴在一片赞扬声中。专栏作家麦克斯·勒纳写道：「出其不意的政治手法引领人们穿过惊讶之门后进入希望的国度。」巴黎的《法兰西晚报》大标题称之为「尼克松的大手笔」，并说它「使整个国际局势大乱」。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说：「我感到惊讶、愉快、高兴。」乔治·麦戈文则说：「我赞赏总统的超前想象力和明智的判断。」破坏了尼克松的美梦的是那最可怕的噩梦里的幽灵——基辛格，这位乔治敦和建制派新闻界的宠儿。总统推出的最有魄力的一项政绩却被基辛格抢尽了风头。7月15日宣布基辛格秘密中国之行后，他立刻跃升为国际名人。他上了新闻杂志的封面，各大电视台制作了有关他的专门报道，全国报纸都以头条介绍他。《纽约时报》在一篇大标题为「莫测高深的西洋人」的文章里说：「这位48岁的外交政策专家制造了一种假象，仿佛他就是整日穿梭在鸡尾酒会上的上宾，而他其实是在替总统推展外交事项。」《时代》周刊写道：「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此时他已享誉全球，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这是大多数教授只能在图书馆里读到的成就。」霍尔德曼的私下会议笔记揭露，尼克松气疯了。总统下令：「绝对不可以搞任何背景吹风。他必须停止与《时代》周刊或《华盛顿邮报》的人，包括专栏作家见面，约瑟夫·艾尔索普除外。」（艾尔索普除外这件事情是蛮有意思的：他是个业余考古学家，基辛格要给他一个有关中国考古重大新发现的独家消息，指的是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古墓，里面葬着一对身着金缕玉衣的皇族夫妇。后来艾尔索普在得到这个独家消息后写的专栏里当然少不了对基辛格的聪明赞誉有加。）几天后，尼克松说了更重的话。基辛格必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绝对不可逾越的高墙，不得以任何理由见《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全国广播公司的人」。可是基辛格还是展开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吹风活动，这样下来，一个星期内西方世界很少有出版物不刊登文章，用大量精彩细节讲述他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巴基斯坦，他与周恩来总理有过多少小时的会晤，中国领导人多么聪明，以及他在中国如何大啖美食。为了从基辛格那里夺回向新闻界就外交事务吹风的主动权，尼克松不久也雇用了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约翰·斯卡利帮助自己夺回光环。可是尼克松的态度存在一种矛盾的、精神分裂般的特质。他一方面抱怨基辛格与新闻界过从甚密，另一方面他又要一些记者去找基辛格。霍尔德曼的文件里有一份鲜为人知的7月19日尼克松写给基辛格的备忘录，那正是尼克松命令基辛格切断与媒体一切接触的时候。文中总统提到自己时用的是他名字的英文名缩写RN。1971年7月19日
收文者：亨利·基辛格
发文者：总统
在与新闻界谈话时，你可以用的一句很有力的说法，就是RN做好了参加这次首脑会谈的充分准备。你可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方面，他的人格特质和背景与周总理很相似。我现在列出几点你可以特别强调的内容。
1.强烈的信念。
2.从逆境中脱颖而出。
3.在危机中见真本事，冷静，处变不惊。
4.坚强有魄力的领袖。
5.眼光长远的人。
6.有哲学思考的人。
7.工作时不需要预先准备笔记——RN在和73位国家元首会晤时，在完全不用稿子的情况下，跟他们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
8.一个了解亚洲的人。
9.一个低调的，看上去近乎温柔的人。他的立场越是强硬，通常他的声音就越低。
你可以说所有这些特质都是你在周恩来身上看到的……
虽然他不可能真的去跟记者强调「低调的，看上去近乎温柔的人」这个说法，但基辛格在第二天接受休·塞迪专访时还是落实了总统的指示。塞迪在下一期的《生活》杂志的专栏里最后一段很能说明基辛格与总统和新闻界的关系：基辛格发现中国总理与我国总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周恩来和总统一样说话柔和。他不会在细枝末节上挑刺儿，而尼克松也不屑于使用这种外交手法。周恩来热情地阐述他的意识形态，但不会因此妨碍了现实主义，尼克松也是如此。周恩来在20小时的谈话中一个笔记、一篇稿子都不用，尼克松谈话时也是这样的。
他回忆说，在中国期间他有幸观看了一场革命现代京剧，「那种艺术形式略显枯燥，戏中坏人就是恶的化身，一律着黑色衣服，好人则穿红色衣服。我看了半天，觉得那女孩在与拖拉机谈恋爱。」次日他受邀去爬长城，行程完全公开，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以头版刊登了他游览长城的照片，这下子尼克松又气不打一处来。不管美国总统是谁，北京和华盛顿在20世纪70年代迟早会改善关系，因为那时中苏关系的裂痕在日益加剧，而美国减少了在越南的军事参与也让中国不再担心美国会入侵中国。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当然还有周恩来——的功劳是促使中美关系的和解来得更快。尼克松的功劳在于他独到的远见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推动了进程；基辛格则把这个新政策落实，并将它纳入一个以美国为支点的全球三角平衡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框架。基辛格的头脑和哲学修养——比起像罗杰斯那样的人物——更适合与周恩来的智慧和活跃的想象力平起平坐。基辛格的前助理，也是经常批评他的罗杰·莫里斯说：「向中国开放的政策要是没有尼克松的远见就不可能开始或继续，同样，没有基辛格就不可能如此完美地落实。」也许向中国开放政策的最有趣的结果就是它改变了美国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在那之前，需要美国介入的世界大事通常都被描绘成善与恶的斗争。当正义需要强权的保护时，美国就像西部牛仔片里的警长一样，很不情愿地被迫出手，至少大多数美国人愿意这么想。现在，外交政策里突然冒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再是坏人和好人之间的冷战对峙，而是美国为了维护国际稳定而必须平衡的一整套错综复杂的、道义上暧昧的关系网。这种角色不再那么单纯、那么干净，而且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历来不放心权力均衡外交政策的国家来说，承担这个角色也是蛮不习惯的。为了使总统与周恩来第一次握手的场景更富有戏剧性，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在1972年2月21日飞机降落北京时，他独自一人步下空军一号。只有他的夫人帕特可以出现，但必须在他身后几步。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基辛格至少十几次被提醒，不要在领导人握完手之前从机舱出来。霍尔德曼为了以防万一，在领导人握手的一刻，他叫一名助理堵在机舱过道，直到那一幕已经被摄入镜头并现场通过中方特地为此次访问新安装的卫星上行链路发回美国为止。这次访问的规划紧密配合电视采访的需要，这令基辛格不悦。1972年1月，尼克松访华前一个月，白宫派了庞大的后勤团队抵达中国。基辛格说：「这个先遣队的任务是让最近刚熬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政府官员见识一下美国公共关系的神奇。我们应该庆幸的是，中国人有悠久的抵抗外族入侵的办法。」中国人事实上确实比基辛格更懂得电视的威力。他们知道最后联合公报细节的敲定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远不如让美国人民在电视黄金时段，在超级巨星如尼克松和沃尔特·克朗凯特担任司仪的情况下，看到神奇美好的中国的那种震撼来得更大。中国的官员有时候比基辛格更能参透一个道理，那就是重新塑造对外政策需要的是对群众进行再教育，而不是把他们蒙在鼓里。所以中方很愿意帮忙制作这场电视直播大戏。领导人的握手，尼克松游览长城，中国军乐队在人民大会堂宴会上演奏《美丽的阿美利加》——这些视频图像瞬间改变了美国观众和选民心目中的中国印象，从前令人生畏、有敌意的国度摇身一变成了让人着迷的友善国家。写得再好的联合公报也无法实现这个了不起的成就。日后，基辛格承认「那个先遣队以我事前没有了解和认识到的方式做出了他们自己对历史的一份贡献」。在飞往中国的途中，国务卿罗杰斯告诉尼克松，到目前还没有敲定与毛主席的会面，这让他担心。国务院甚至已经拟好了一个计划以防万一：如果毛主席决定不会见尼克松，设法将损害降到最低。此外，罗杰斯还担心的是，由于基辛格积极热心的态度，弄得好像美国就像古时候有求于中国的外国使节来朝贡似的。罗杰斯说，必须避免被刻意导入一种毛泽东貌似高于尼克松的处境，例如，让尼克松爬上长长的台阶，而毛泽东高高在上等候他。罗杰斯的顾虑证明是不必要的。他应该担心的倒是一个他也许想都没有想到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侮辱，那就是基辛格可能会安排一个尼克松总统与毛主席的会晤，却把美国国务卿排除在参加者之外。在重大活动前的日子里，尼克松通常会忙着下达各种可能相互矛盾的命令，要把这个或那个人排除在活动之外。霍尔德曼记得，尼克松常常下令不得邀请基辛格参加某些仪式，例如完成登月任务的宇航员降落仪式，但是每一次，基辛格和其他一些被排除的人还是出现在了现场。在中美首脑会谈之前的那个星期，尼克松在一次谈话中告诉基辛格，不要让罗杰斯国务卿参加任何他与毛主席的会晤，因为尼克松「可能会讨论一些敏感问题」。这个理由似是而非，也显示他心胸狭窄。基辛格大可以不理会这个指示，径自安排国务卿参加就是了。他过去也不是没有这样做过。让国务卿参加会晤不仅是外交礼仪的要求，排除国务院意味着更难让国务院官员接受美国政策新方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辅佐总统，使他不致因为一些不厚道的算计而做出不明智的决定。这一次，基辛格没能称职。日后，他也承认他的行为实在「太不对了」。他说：「国务卿不应该被排除在那个历史性的会晤之外。」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红墙内朴素的房子里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他的书房摆满了书架，桌子上、地板上堆着书，这让基辛格觉得那里「更像一个学者静思的地方，而不像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至高无上的领袖的会客厅」。室内的扶手椅都套着褐色的沙发套，仿佛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在细心地保护他们的座椅。毛主席旁边有个V形的桌子，上面堆满了书，放着他那杯茉莉花茶，桌前摆了一只痰盂。毛主席会见他们时发出的微笑给基辛格的印象是「既深邃又略带嘲讽」，仿佛在告诉他们，人类的弱点他见得多了，别想欺骗他。基辛格一开始就说，他曾让他在哈佛大学班上的学生读毛主席的著作。38年前领导了长征的这位农民之子回答道：「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主席并没有侃侃而谈他的世界观，他用轻松谈笑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貌似不经意地把话题带到他的结论。基辛格觉得，他的隐晦的谈话很像柏拉图的洞穴墙上的影子，它们反映了现实，但并没有涵盖全部的现实。后来的一个星期里，中国官员会引述毛主席在这一小时的会见中讲的话，把它当作具体的指导，几乎奉为圣典。在首脑会谈上，美方做了一些让步，例如，重申它长期以来表达的撤军意愿。中方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例如，允许美国表达对于确保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基辛格花了很多时间，熬夜争执公报里哪些句子应该是条件句，哪些标点应该放在哪里。但最后这个问题被推迟了。尽管有人对于那些让步和出卖的做法忧心忡忡，但在那之前已经存在20年的台湾体制结果到20年后还继续存在。第一个晚上，周总理主持的国宴就奠定了此次首脑会谈的象征意义。在人民大会堂里，发生了20世纪历史上一个很不调和的现象：人们看到坚决反共的理查德·尼克松，一个「谁丢掉了中国？」俱乐部的忠实会员，举起手中的茅台酒，引述毛主席的一句话——「只争朝夕！」，来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这场景都在乔治·华盛顿诞辰这天的美国早间节目现场播放。然后中国的军乐队奏起《原野上的家》。在美国，人们对于一个从前的敌方就此萌生了一种近乎迷恋的神往。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正式会议上（罗杰斯还是被排除在外），周恩来只谈哲学观点，而不涉及谈判细节。这正合尼克松的意，他最擅长讨论全球战略，而讨价还价的谈判不是他的强项。谈话重点在权力平衡的必要条件，意识形态被摆在次要的位置。共同利益中最重要的，也是促使两国走到一起的内容就是抗拒苏联势力的扩张。这是毛主席与尼克松和基辛格会晤中表达的主要关切。提到苏联的威胁时，毛主席用了两个委婉的提法：「国际环境」和「霸权」。周总理在那个星期的会谈中再次提出这个主题，他强调，两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共同反对霸权野心」。中国很希望建立一个明确的反对苏联的伙伴关系，这令美国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有些为难。基辛格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三角外交，而不是仅仅在旧的两极游戏中加进一个新盟友。据基辛格后来解释：「我们并没有一定的理由必须永久与莫斯科为敌。」他既希望缓和与莫斯科的紧张关系，也希望缓解与北京的矛盾。如果中国和苏联各自都试图拉拢美国对付另一方，对美国最为有利。这在1972年真的发生了。基辛格回忆：「那是一场三维游戏，但是任何简单化的企图都蕴藏着灾难。」美国最重要的关切是越南。基辛格想，如果他能使两大共产巨人争相同美国拉近，两国就不会那么坚定支持北越了。这就是基辛格推行的政策，在1972年初，这个政策初见成效。事实上，北越总理范文同曾经访问北京，请求毛主席不要会见尼克松，但被拒绝了。但是，基辛格没有充分意识到，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就意味着，美国在越南继续争战没有那么重要了。其实，如果美国在1969年就从越南撤出，美国本可以消除最后还把中国和苏联绑在一起的剩余因素之一，那样的话，它们之间的分裂就会加速，那其实比拯救西贡更对美国具有战略价值。在此一过程中，中国会觉得必须把拯救印度支那的任务从苏联霸权那里接过来（最后果然是这样的发展，但那是好多年之后，那时美国不顾基辛格反对终止了对南越的支持）。在回忆录里，基辛格把美国国务院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的会谈描述为无事忙的工作，主要是讨论美国国务院官员「念念不忘」的一些问题，如贸易和文化交流。同时，他可以有时间秘密地打造后来被称为《上海公报》的草案。其他官员对于就这个联合公报的争吵工作并不像基辛格那样给予高度重视。他的谈判对手是仅身为副外长的乔冠华。尼克松对联合公报并不怎么关心，也没有与周总理直接讨论过它。中国总理只有一次莅临基辛格的会谈。事实上，周总理花更多的时间跟罗杰斯和他的谈判团队磋商。基辛格所谈判的联合公报沿用了周总理前一年建议的格式。文件的一部分列举两国的共同立场，另一部分则列出双方在有分歧的问题上各自态度。关于苏联，双方共同谴责「霸权主义」。但是在越南问题上，双方各表立场。中方「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斗争，但同时指出「所有外国军队应该撤回自己的国家」，这想必包括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北越军队。台湾问题直到最后都是棘手问题，虽然双方都打算就此各表立场，但中方要求在美方所发表的声明中做两个让步。其一是华盛顿在它申述中说，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表达「关切」，这个词意味着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努力争取的一个目标。北京要求把「关切」降调为「希望」，基辛格拒绝接受。再一个是中方要求美方承诺从台湾撤走它的驻军。最后基辛格同意美方申述，美国从台湾撤军是「最终目标」。在这之前，美国会在「区域紧张降低的情况下逐步减少」它的驻军。这就巧妙地把从台湾撤军的速度跟越战的沉寂关联上了。在所有谈判中，基辛格无不努力排除国务院的参与。在这项谈判中也不例外。第一天，基辛格花了一小时向周总理解释哪些美国官员可以知道会谈的哪些方面的信息。据基辛格回忆，「中方在安排会议时，把信息隔离为不同的区块，似乎我们这些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奇怪的做法，却对他们来说其实毫不陌生」。在他与中方讨论联合公报的会谈时，基辛格一律不让国务院的专家参加。为了不让国务院的任何人了解情况，他甚至不用美方的口译，而宁愿使用中方的口译。联合公报的最后定稿是在尼克松、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已经同意，总统一行已经启程前往上海之后才拿给国务院专家过目的。也难怪（这是把人排除在外完全可以料到的结果），国务院开始指出公报中诸多真实与想象的缺点。基辛格后来承认，「把人排除在谈判之外，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定出乌托邦式的目标……或者他们会在鸡蛋里挑骨头」。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似乎把国务院提出的异议当成后者，根本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他只字不提，国务院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公报里美国虽然提到对区域的一些其他国家的防卫承诺，但没有提到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协防条约。最后罗杰斯把这个以及其他一大堆较次要的批评意见呈到尼克松面前。尼克松大怒，他认为这是国务院心胸狭窄，在那里瞎搅和，基辛格在一边助长总统的这种情绪。基辛格看着总统穿着内衣裤生气地在宾馆房间里踱步，满口粗言，威胁要整顿国务院。当天晚上稍后，总统打电话给人在华盛顿的约翰·米切尔，给他下达一个有些失当的命令，要他开除国务卿罗杰斯（米切尔当然知道他无须理会这个命令）。基辛格为了解决国务院提出的问题，跑去找乔冠华开诚布公地商谈。他从来没有对罗杰斯用过开诚布公这一招。他向乔冠华解释了美国国务院的不同意见，说这是突然发生的，问乔冠华能不能做些修改。据基辛格回忆，「我提出的理由没有说服乔冠华」。中方的这位谈判专家同意讨论几个修辞上的改动，但是没有改动有关台湾的部分，那是已经在中央政治局里讨论并批准的内容。与国务院这次最新的争执的后果是，基辛格坚持要求以后的任何与中国的沟通来往函件都必须通过背后渠道发给他的办公室，完全把国务院排除在外。这个做法后来引起一些荒唐事儿。例如，尼克松送给中国的麝牛得了疥癣，于是一连串绕开国务院的秘密电报如雪片般飞来，基辛格的助理们疲于奔命地到处寻找可以防止麝牛继续掉毛的药膏。国务卿罗杰斯告诉一位助理：「亨利背着我处理越南和平问题就够糟了，现在他还背着我处理得了疥癣的麝牛，这实在太过分了。」尼克松构思了向中国开放的政策，不顾官僚组织的不乐意，锲而不舍地推动这个政策。基辛格虽然一开始对此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但后来为这个政策制定了一个「三角」外交政策框架，并采取了虽然是一波三折但最终成功的步骤，把这个政策落实到开花结果。结果为两人带来一片美誉，但尼克松对此并不高兴。基辛格说：「他耿耿于怀的是，他觉得他的功劳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在白宫，闹情绪的总统开始吵着要霍尔德曼搞个公关活动，彰显他应得的功劳。尼克松给霍尔德曼的一份有着17个段落的备忘录里详细列出了他要基辛格向他的新闻界朋友推销的他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强项。但是尼克松给了基辛格一个难题，他命令霍尔德曼不得让基辛格看到这份备忘录，而且要他假装这些「只是你自己对基辛格可能说的几个要点的看法」。尼克松在那份备忘录里说，基辛格应该不要再谈那个公报的事，「因为一般人可能已经听厌了」。后面他就（提到自己时用第三人称）列举了一些他希望基辛格能强调的内容。RN（尼克松）去开这些会的时候做了比历任总统更充分的准备。
他能处理任何临场出现的问题。
在原则问题上他寸步不让，事实上他在原则问题上比他的顾问更坚持，因为有时他的顾问不建议他如此。
他不吹毛求疵。
他永远盯着主要目标。
他有巧妙细腻、幽默的特质……在据理力争时却语调平静。
他在会谈中从不喝饮料。
他甚至抗拒摆到他面前的诱惑，特别当中方主人把坚果和其他美味的食物放在他面前时。
最后这一句是在讽刺基辛格，尼克松常常说，基辛格在谈判时，只要有零食在手边就会忍不住大把大把地往嘴里送。在这份冗长的备忘录里，尼克松接着向霍尔德曼解释他的「理论」，他认为「吃东西往往会让人反应不够敏锐」，然后他又以非常典型的尼克松方式补充道，他「当然不会强求别人经受这个考验」（在18年后受访时，尼克松还在谈基辛格在谈判中吃了多少花生和零食）。霍尔德曼是个服从命令的模范军人，第二天就给基辛格写了一份备忘录，把尼克松建议的那几点当作自己的意见，基本写在里面。基辛格后来对此写道：「霍尔德曼的有些建议很到位，其他的就很离谱。」尼克松参观明十三陵的时候，一个美国记者注意到在那里玩耍的衣着鲜艳的女孩儿好像是着意安排在那儿的，于是就发出这样的报道。在美国访问团离开北京之前的一次拍照场合，周总理提起这个事情。他以身边的美国总统难以想象的坦率说：「那确实是门面功夫。贵国记者向我们指出这一点，我们也承认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不打算掩饰这一错误。」周总理关于掩盖事实有危险这番话，尼克松没有听进去。尼克松总统回复道，那些漂亮的女孩儿很可爱，然后他批评新闻记者不可靠。这时，在华盛顿，「水管工」班组的资深成员霍华德·亨特用艾德·沃伦的假名，正在雇用大学生渗透到民主党竞选组织里。他的同伙戈登·里迪也在与约翰·米切尔和约翰·迪安会商秘密监视民主党的计划。这个计划需要花费50万美元。作为电话窃听的首个目标，他们选定了设在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编注：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正式辞去美国总统职务，基辛格继续担任美国国务卿至1977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