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11月30日，美国前外交官基辛格死于年迈，享年100周岁。对大多数国人而言，如果不是因为今年七月的访华，基辛格早已化为教科书上遥远的历史记忆，当时基辛格访华曾经引发其对中美关系影响的历史讨论。

客观地看，基辛格已经远离美国一线政治博弈很久，他只是承担起管道和窗口的作用，用以更准确转达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想法和意见。这并非否认基辛格的重要性，他能承担起这一沟通职能就说明在今日能够得到中美双方高层信任的人物已经非常少见。

比起如今媒体中种种常见的议题，本文更加关注基辛格的后半生，以及美国政策制定界的长期转向，这是理解基辛格完整样貌的必经之路。

学者还是政客

政治实践一直是政治哲学的棘手问题。无论学者如何讨论政治，在不参与实际政治运作的情况下，始终类似于在岸边学游泳。这也是柏拉图哲人王思想出现的原始诱因之一，自此之后，无数的哲学家试图将两条路合并在一起，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合一。

然而受限于身份问题，大多数哲学家更多担任幕僚或者首席智囊的身份。比如被认为是”自由主义之父“的洛克就是当时辉格党领袖的智囊和心腹，甚至参与阴谋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同时作为保守主义创始人和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埃德蒙·伯克显然更进一步，但他终身也只短暂担任过部长级职务，没有成为政治运作的真正核心。

19世纪的学术机制变革转向了另一条道路。大多数的政治研究者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授。他们主要负责研究政治，但大多不直接参与政治，康德是这种道路的典型代表。

19世纪的转折导致政治科学的概念，或者政治中立的概念愈发流行，政治被视为可以完全客体化的对象进行研究分类。生于20世纪的基辛格诞生于这种框架之中。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了维也纳会议和后拿破仑时期的外交政治。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窥见基辛格的一些基本挂念，即鄙视混乱，认可大国间的妥协平衡，并对边缘国家不削一顾。

基辛格在1954-1969年这十几年中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虽然他出版过很多作品，受到外界广泛关注，但在学术界内部很少被讨论。这并非由于纯粹的学术偏见，基辛格的作品非常注重现实，但现实的变化也导致他的作品容易过时。他的作品在被广泛阅读的同时，也意味缺乏足够的深度。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当代现实主义大师沃尔特所说的那样，“纯粹以学者的角度来判断，基辛格并不是万神殿的成员。”

基辛格展现出某种伯克式的气质。比起宏观的学术问题，他后来越来越倾向研究具体的政策问题。正是他对越南政策问题的深入研究加上他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联系，导致他在1968年加入尼克松政府。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期间，基辛格建立对尼克松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导致他同时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两个职务（约等于布林肯和沙利文二合一），实现白宫和国务院之间无缝连接。

基辛格的狡猾和灵活帮助他在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中游走。他可以为了改变冷战地缘政治平衡，选择与中国和解；也可以为了切断北越的补给线，肆无忌惮地轰炸柬埔寨和老挝。在我国，由于基辛格在中美建交上扮演的角色，他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被赋予相对积极的评价。在国际上，基辛格的历史评价更复杂一些。特别是今日民主党进步主义派系看来，基辛格是一个毫无道德的冷酷刽子手，他政策所导致的尸体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

如何评价基辛格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政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回到学者与政客这个问题，长期担任政府职位的基辛格显然完成了从学者向政客的彻底转化，哈佛大学还因为公共服务假已满取消了基辛格的教席。不过基辛格本人显然并不在意这点，他退出政坛后开创了以自己命名的政策咨询公司，也是基辛格最终留给美国的另一份遗产，这点我们后面会说到。

大战略的失败

毫无疑问，中美建交被认为是基辛格外交遗产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一建交建立在一个今日被人耳熟能详的博弈基础上，即美国需要通过联合中国改变地缘政治的平衡，从而积累与苏联之间的竞争优势。这种思维也被概括为所谓的“大战略”思想。

中美建交和苏联的解体被视为大战略思想的结果。在这种思想中，大部分国家处于边缘地位，没有太多博弈的筹码。正如越南战争一样，在大战略思想看来，越南战争更多是美国与中苏两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三百万越南人的生命只是这场博弈的附带结果。

随着冷战的胜利，这种宏观的战略思维被视为致胜的原因之一，基辛格也因此被认为是大战略思想的重要参与者。这一战略在冷战之后的实现情况则不如预期，中东问题和中美关系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主轴。

小布什政府在上台后建立了一套以新保守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战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这次大战略的重点。小布什政府希望通过伊拉克战争重塑中东的地缘政治规则，将美式民主制度推广到依旧以军事独裁和君主专制为多数的中东国家，最终实现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有效控制。

这一大战略在当时绝大多数人看来是符合美国实力的有力政策，甚至基辛格本人也支持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结果却是美国陷入代价高昂的战争泥潭之中，不得不宣布撤军。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也没有改善，反而导致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不断做大，加强了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影响力。

中美关系是大战略思维在美国日益破产的更为关键的原因。中美建交是基于美苏冷战的基本博弈框架，在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建交的战略价值需要重新锚定。这最终转化为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

这一战略认为，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不断加深和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将培育出庞大的中产阶层。而这一阶层在获得经济权利之后自然会进一步寻求政治权利，最终促使我国在内部影响下转化为西式民主制国家。这一思路成为克林顿时期美国政界的共同认知，并最终转化为美国对华的长期政策。

问题是，随着我国不断崛起，美国所预想的情况非但没有出现，反而我国成为了美国在产业链和地缘政治上越来越不可忽视的挑战者。长期站在中美友好论风口的基辛格也成为被批判的典型。按照基辛格自身的大战略理论，美国需要避免出现一个同等的竞争者出现，然而基辛格冷战后所支持的接触政策反而导致我国加速成为更强大的竞争者。换而言之，大战略思想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产物。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政策界开始集体反思大战略这一思路本身的可行性。从根本上看，大战略思想是以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为单位制定政策。问题是，人类显然没有如此强大的预测能力。正如二十年前没有人料到恒大会如此辉煌崛起也会如此迅速没落一样，今日大战略的闪光之点很有可能就是明日战略破产的原因。用德雷兹纳的话说，“今天的杰出战略家往往会成为明天的警示故事”。

或者更进一步说，任何以二三十年为单位的长期政策都超出了人类理性能力活动的范围，政策制定的半衰期只能以数年进行计算。换言之，如果美国没有沉迷大战略思想，那么在冷战后的对华关系上也不会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停滞。

美国政策界对大战略的反思是否合理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学术讨论的问题，但显然，主流媒体所认为的基辛格外交遗产如今正陷入摇摇欲坠之中。这不只是中美关系，更是美国政策思路的转变，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今日两党斗争极端化的美国都已经无法再执行什么真正长期的战略了。相比之下，上文所说的另一份遗产可能会留下更持久的印记。

基辛格的另类遗产

今日主流媒体对基辛格的讨论都集中在他生命的前半段。然而，他的前半生长达五十年，足以覆盖相当多人一生的功过。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他出生于德国，因为纳粹党的上台而移民美国；通过研究国际关系成为哈佛教授，又摇身一变进入白宫，成为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最终转而担任国务卿。在这一期间，他主导参与一系列重要政治实践，并以典型的现实主义风格展现出灵活性和残酷性。中美建交是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最终改变了美苏冷战地缘政治博弈的平衡。

同他的前半生相比，他在后半生所从事的事业以及由此带给美国的”遗产“则较少被讨论。

与他的国务卿前辈马歇尔相比，退出政坛开创咨询公司后的基辛格致力于将自己政府服务经验转化为退出后利润丰富的项目。马歇尔的道德操守要求他拒绝自己在退休后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获取丰富报酬，认为这会涉及到大量潜在的利益冲突。基辛格则敏锐地注意到这是在退出政坛一线之后保持自己名利双收的唯一办法，并进一步推动政商旋转门的扩大化。现在，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金钱之间拥有更为紧密的桥梁，政策咨询公司已经成为华盛顿特区政治游戏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翻看现任拜登政府的成员构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WestExec是一个2017年才成立的政策咨询公司，但在短短几年内已经混得风生水起。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是华盛顿特区政策咨询公司WestExec的联合创始人（2020年宣布退出）。WestExec的高级顾问朱利安·史密斯成为了美国驻北约最高代表。剩下的人成为了国家网络总监、前任白宫新闻秘书、国防部助理部长。WestExec的执行助理们也分配到诸如国务院日程安排主管和国际开发署行政办公室这样的职务。为了对冲两党变动，WestExec也吸收了许多前特朗普政府的成员，比如前国际情报总监以及中情局副局长。

举出这些情况并非怪罪基辛格本人，这是美国自身政治运作方式的结果，基辛格只是顺手推了一把，从中攫取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这些微观层面的变化是基辛格所塑造的遗产之一，这才是为何他以百岁高龄依旧会被视为中美两国沟通渠道的原因。咨询公司并不只服务于本国的政府和大公司；它们同样为外国（包括我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几十年漫长而持续的咨询服务维持了两国政府对基辛格的长期信任。关于咨询公司和政商旋转门这方面，后面我们会再推出文章专门讨论。

民主党进步主义派系和共和党的红脖子们有许多不同，但在基辛格的咨询公司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都认为这是对美国民主的侵蚀，也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基辛格的做法实际上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合法化，放大了大公司和外国政府对美国的影响力。

客观而言，这种担忧有其合理性。不过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这背后涉及到是否将平等视为基本原则这一政治理念的争议。本文更想强调的是，比起基辛格的外交遗产，他所遗留下来的咨询公司可能更为持久。即便特朗普高喊Deep State，可能也难以扭转已经形成稳固利益的两党共同体。在古典时代，贵族自身的地产是限制这种交换的天然方式；但在一个大众政治的时代中，我们似乎很难要求大家都拥有马歇尔这样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