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医院参与人口拐卖，还有谁觉得“严控公立医院规模”是好事？
最近联系爆出了两起私立医院贩卖出生证明的恶劣案件，一起是湖北襄阳健桥医院，一起是佛山福爱嘉妇产医院。
贩卖出生证明，是非常恶劣的犯罪行为，是人口贩卖的最后一环——这样通过犯罪手段被拐卖来的婴儿，或者通过违法手段交易的人口，都通过这最后一环“洗白”了。可以说，这是断子绝孙的生意毫不为过，这些贩卖出生证明的人和人贩子们一样，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
两家虽然隔着千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大名鼎鼎的“莆田系民营医院”。多说一句，莆田系医院取名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蹭”，比如说这个“健桥”蹭的就是“剑桥”。这就好像开心麻花的那一堆大烂片“李茂换太子”“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也都是喜欢谐音梗去“蹭”。这其实就是烂片和烂医院的一个筛选机制，专门找到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
襄阳健桥医院的前身原本是一家公立医院——襄阳102医院，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民间医疗资本收购，变成了一家私立民营医院，这次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叶有芝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当上了院长。
这我又要说起2019年那一则新闻，十部委“严控公立医院数量规模”。
虽然说一次夹一次，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说，现在回想起来都一身冷汗。
然而在半年之后的疫情中，公立医院成为了抗击疫情的中流砥柱，私立医院却在这种全民抗疫中“隐身”了——即便被人关注也都是拒绝接诊的负面新闻。
比如西安疫情期间孕妇流产等一系列拒诊事件，有网友统计过了，四家私立医院、一家公立医院，就以发生孕妇在医院门口流产无法得到救治的医院为例，我们看它的回应，职位名称是“总经理”：
疫情已经证明了，真正冲在最前面承担社会责任的，都是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们，而私立医院为了自己的盈利，早早地竖起横沟壁垒，阻碍居民就诊。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为什么美国疫情前六个月，确诊就高达六千万，但依然没有出现医疗挤兑被击穿的情况？
因为美国有大量私立医院，他们可以直接宣布不接受穷人、老人。人家为利润服务的，你的命能换算成多少利润，是根据你自己的财产多寡来的。珍惜我们现在还有点社会主义光辉的医疗教育体系吧。
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教育、医疗私有化的恶果正在逐渐显现，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做大做强公立医院，提高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待遇，让公立医院成为全国人民健康最后的守护神。
就这么说吧，一直以来公知、买办、资本家都在鼓吹“医疗私有化”，我请大家用屁股想一想，这TM能是好事吗？
我尽量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医疗教育不能市场化：
我在点评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时候说过，医疗产业是最典型的“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中商品售价由供需关系决定，供大于求商品降价，供小于求商品涨价。
这在很多领域确实适用，但医药产业不同。比如说，一个奢侈品包几万块钱，一顿网红餐厅人均四位数，大多数人觉得不值那就不买不吃；但无奈容易上当的冤大头太多、虚荣心的人太多，就把完全不匹配的产品价值炒作变高了。
但是医疗和药品呢？假如说你得病要死了，只有一款特效药能救你，你愿意花多少钱买你自己的命？——答案是无限多，有多少钱就得花多少钱。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一个人要死了别管有多少钱那都没用了。所以医疗药品行业的市场调节是无限失效的，每个人都愿意花出无限多的钱甚至是借钱、贷款去买自己的命。
这个特点决定，医疗产业不能市场化、或者至少不能完全市场化，必须要由公有制经济和国家福利来兜底。我讲房地产产业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逻辑，认为我们的基本保障型住房太少了，甚至是没有。导致医疗房地产等行业在市场化中，过于畸形发展。
正因为此，我指出医疗行业的基本矛盾是：用资本主义的激励原则去要求医院盈利养活自己，用社会主义的道德去要求医生护士救死扶伤无私奉献。
现在的一个大前提是，是各行各业都是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运行，你总不能要求医护人员不赚钱为爱发电吧？本身医生的培养就周期长、成本高，本科就多一年，基本读到博士才算出头，还要规培、驻站等等。
同样的培养周期，当一个程序员早就出去赚钱了。固然可以用“白求恩精神”去要求医生，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学医人数越来越少，医学生分数线越来越低。
所以我在评价医闹问题的时候说过：这是一种被转嫁的矛盾。就像外卖员和用户之间的矛盾一样——今天早点送达啊、明天投诉啊、后天违反交通规则啊，然而本质问题是平台为无限节省成本、无限压榨无产阶级、员工顾客商家三头吃的原因。医疗行业也同理，最后矛盾转嫁到了患者和医护人员这里，双方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出来，都有一车子理由支撑自己，然而……
所以我认为，前一阵的医疗反腐对于绝大多数医护工作者都是好事，因为反腐，针对的是“医阀”。一些基层医生朋友们肯定很有共鸣：医院分下来的“科室奖金”怎么分配，是主任一个人说了算了；每个科室分多少，也是院长一个人说了算了。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一个明确的“多劳多得”的制度，但是依然改变不了“灰色收入”下的“灰色猫腻”——
这简单来说就是权力大的赚绝对大头，基层打工仔吃剩下来的骨头。所以说，灰色收入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诉求的，只是他们在基础工资过低的情况下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从本质上讲，一个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的激励体系，是符合最广大医生群体（而不是少数医疗特权贵族）的根本利益的。
当然，在保证公立医院主体地位、医疗反腐的同时，应当加大多医疗行业的支持力度，市场经济下，指望医护工作者“为爱发电”、人人都是白求恩，明显是不现实的；然而靠市场调节，拿钱卖命、只剩穷病的人道主义惨剧又会普遍出现，老百姓的不满又会加剧。所以国家参与调节、建设普遍的福利制度，成为了唯一选择。
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除了少数“医阀”之外，绝大多数基层医疗工作者的正当、合法的收入，远远低于其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尤其是加班、夜班、重大疫情补贴的激励制度难以落实。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脚投票”，主动远离医疗职业，最终代价还是整个社会买单。
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什么要支持提高医生和教师的待遇？因为这些成本终究是要转嫁到我们所有人头上的。医生待遇低，用药品回扣、滥开检查来弥补；教师待遇低，优秀老师纷纷流入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师资力量越来越弱，老师越来越混日子划水；精英子女要么出国要么去昂贵的私立学校。看看美国和日本，公立学校都是什么样子，这样下来社会更加固化，精英永远是精英，屁民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泥潭里烂掉了。
有些人说医疗养老教育这些问题是市场化不完全的问题，能说出这种话的要么是脑子坏掉了，要么是良心坏掉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吗，完全市场化，像美国那样精英学校、私立医院就好了？除了少数富豪，广大民众都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就好了？
一直以来都有媒体鼓吹：用“教育”“医疗”“养老”三驾马车带动消费，形成四赢（群众是第四个）。有网友吐槽：“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打麻将四个人都赢了钱的”。
根源就是开头所说的，医疗等行业具有特殊性，市场化非但不会通过竞争形成效率，反而会因为不透明的无效市场形成一个又一个垄断资本。市场化绝对不是四赢，而是群众轮流给三家点炮：自己生病被宰一刀，孩子读书被宰一刀，父母养老被宰一刀……
所以多年沉疴，想要改变是一条很长且艰难的道路，深刻变革相关体制任重道远。因为我们从八九十年代起，欠了不少的“债”。引用一份历史文献——2007年的两会上，巴德年、钟南山、李连达等九位院士代表，提出了《加快覆盖城乡居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建设及早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联合发言。
以下内容完全引用自九位院士代表的发言原文，尺度比较大，但是希望不要夹我，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历史文献，是人家专家院士代表委员说的，不改一字全文引用：
建国以来，我国的卫生事业得到空前发展，许多传染病得以控制，性病被根绝，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指标都有了明显改善，曾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等机构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
遗憾的是，时隔20年后，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数第4位。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与我国飞跃发展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我国的国家性质相差甚远，医药卫生事业的严重滞后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这九位院士委员分别是：巴德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校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杨雄里，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强伯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广州医学院院长；李连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基础室主任；高润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原院长；程书钧，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研究员，王红阳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物信号传导研究室主任；刘志红，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脏科副主任。
尤其是这一段话非常犀利：
多年来，我国某些部门以“中国国情”为由，宣称中国不会走国外全民医疗的老路，要走一条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结果是走到了第188位，走到了老百姓极不满意，并无法承受的地步。
讲道理，这话也就院士能说，我要说这铁定被夹。
今年，距离九位院士联名上书，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六年。在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之前，亡羊补牢，为时还不晚。
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就像长江黄河，归根结底都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从大禹治水到都江堰，从郑国渠到三峡大坝，不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长江黄河，那么就必须要经历劳动人民的改造：如果长江黄河顺着流能服务人民，那就让它们顺着流；如果长江黄河倒着流能服务人民，我们也不介意让它们倒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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