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作家醒悟了：回老家

“80后”作家孙频，与她长期稳定且高产的文字相比，不是一个话多的人。

她说话很克制。一个问题对应一段回答，话到结尾就停，几乎不会有一句多的，就好像她早已精确计算过。我特意留出来供对方思考的几秒钟，在我们的对话里就成了斩钉截铁的沉默。

本人“少言”的风格，与她的小说带给人的印象不同。孙频的文字有时就像河流，还得是汹涌的，哗啦一下从山壁上泄下来。

港口的日出日落，她用大火来比喻—“日出的时候东边烧一把大火，日落的时候西边烧一把大火。”天空被烧得通红，小镇被焚烧殆尽，海里的飞鱼和海豚也被烧成了金色，直到世界被烧成灰烬，万物熄灭在银河里。文字的洪流中，满满流淌着她丰富的观察与感受。

虽然时代上属于“80后”，她的作品却不太符合这一代“青春文学”的风格，反而有“70后”“60后”的质朴、深蕴。自2008年开始写作以来，她曾获2010—2012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第十五届百花奖，2021年出版的《以鸟兽之名》不仅斩获《收获》2021中篇小说榜榜首，也入围了当年的宝珀文学奖决选名单。

阎连科说，她的作品是“对永恒生存困境的不竭追问，从黑暗中萃取光明”。苏童给她的评价很高：“孙频的写作从容大气，在新一代的作家群中，她早已脱颖而出。”韩少功则更好奇孙频未来的写作方向：“对人性的独到侦测，对经验的鲜活释放，对语言的精准控制，使孙频在文学上高开高走。我既惊讶又好奇，她将要写到哪里去？”

近年来，孙频的写作经历了较为明显的转型。从原本“痛感三部曲”的残酷书写，到如今走向自然空间，走向蛮荒之地后的平静、安宁，让人眼前一亮。

如今，孙频的小说中有了一个明显的方向—回归。孙频笔下的人，在回归故里，其中有怀抱文学梦想却只能写不入流小说的作家，有工厂倒闭后成了无业游民的技校毕业生，有离开家乡读书打拼却看不到扎根希望的年轻人。他们带着出人头地的抱负，去大城市追逐现代文明，却最终迫于现实压力回到家乡。他们身上都带着疲惫，又总有一种郁郁不得志的情绪，一种足以引起广泛共鸣的失落感。

在她的小说中，那些被现代文明遗忘在角落里的世界也在回归，并逐渐展现出现代文明所没有的安宁。这些角落只是一个小小的海岛，一片无人村，一个小镇，甚至一座小木屋、一块古玉，它们也许在物理意义上狭小，但却在精神意义上广大。

从城市退回故乡，从文明退回自然，回归之后，更本质的问题浮现在眼前：一个人该如何寻找自己安身立命之处？这是孙频写作的命题，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生存的母题。

2023年5月，孙频的中篇小说集《海边魔术师》出版。其中呈现的三个故事皆来自海边小镇“木瓜镇”，因此，这部小说集也被称为“海边三部曲”。它与2021年出版的《以鸟兽之名》中的“山林三部曲”相并列，在文学风格、主题内核等方面有着内在联系。

创作海边三部曲，孙频直言是因为对海边生活的陌生感。作为山西人，她从小生长于华北的平原，少有见到大海的机会。而一个偶然的契机，孙频来到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南北地域的差异，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给她带来了冲击。

震撼与陌生夹杂，她如此形容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感受：“道路、椰子树、小镇，忽然间齐齐消失了，眼前猛然开阔起来，是那种安安静静不声不响的开阔，却又庞大得令人恐惧。在看到它的第一眼，我疑心前面是一片沙漠或戈壁滩，灰蒙蒙的，辽阔荒凉，寸草不生。但闪着银光的鳞片提醒了我，这就是大海。”

“南方”，在近距离的观察下变得具象。大海很大，树木的叶片同样很大，亚热带气候炎热潮湿，一年中没有明显的四季分野，还有随处可见的千奇百怪的植物，都让孙频对这里产生了探索之心。

山林三部曲同样起于陌生感，但这种陌生却来自熟悉之地—作者的故乡。山林三部曲中虚构的阳关山，实则来自孙频故乡交城旁的吕梁山。交城是一个小县城，92%都是山，而孙频自小就生活在那8%的平原上，直到离家多年后一次偶然的进山，才惊觉自己不曾领略过的山林的魅力。

在一篇自述文中，她将山林三部曲的创作归为一次“故乡的重新发现”。

但其实“故乡的重新发现”作为一个主题，似乎贯穿了孙频前后两个三部曲。不论故事的背景舞台是否与作者本人的故乡有关，在小说中，“海边”和“山林”确实成为了故乡的代表。

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我”，几乎都因不同的动机而重返故乡。《以鸟兽之名》中，“我”想要回家乡寻找写作素材；《天物墟》中，“我”为了安葬父亲回到老家的村庄；《骑白马者》《海鸥骑士》《落日珊瑚》里的“我”，则都是外出求学、打工、赚钱无果，最终回到家乡寻找出路的人。

与大多数围绕故乡的作品不同，孙频书写的“故乡”走得更为边缘，走到了远离文明的角落。山林三部曲中的阳关山，山民大多迁居到了平原，很多村子已无人居住，成为“鸟兽草木”的世界。而海边的木瓜镇，“是一个边缘得不能再边缘的地方……栖息着无数植物精灵和众多神灵”。它们不仅仅是故乡，更是城市、现代化和文明的反面。

“孙频小说里的一个通常的情境是，走着走着，人越来越少，”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谈到她的这种写法，“人少了，万物生，这个情境特别好。”

万物生，生长起来的是一个极富魔幻色彩的世界。在木瓜镇上，菠萝蜜是一种最喜欢热闹的植物，龙眼树上挂着一串串鱼干，像是结满了鱼的鱼树，海麻树结实得如同刀枪不入的金属，面包树的叶子巨大如伞，像从巨人国里跑出来的。而人呢，挂一张吊床在树枝上，便躺在树下晃晃悠悠，像鱼一般怡然自得。

魔幻的不只是植物，孙频也常常写到人，尤其是老人。木瓜镇上的老人们已经长寿到超出了人的范畴，摆脱了时间和年龄的束缚，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作家的笔下，他们逐渐接近动植物，比如古树，或是一只灵巧的猫。不同生命，甚至生与灵的界限，在这个世界都越发模糊。

边缘之地的魔幻，本质上是蓬勃的生命力。远离城市和现代文明，原始的大地却能养育出城市中没有的奇异、多样的生命。不仅如此，蓬勃的世间万物还呈现出和谐共生的状态，人会把后院的猫当自己的孩子养，把菠萝蜜当成家里的亲人对待，菠萝蜜也会格外地需要人气，似乎真的能与人共鸣。

在这些被文明遗忘的角落里，孙频寄托了她对“天人合一”的想象，正如她在小说中所写：“越是边缘地带，越是有着一种近于魔幻的四通八达。”

孙频的写作，并非一开始就走上这个方向。

在她早期的小说中，“山林”“海边”这样的环境要素并未成为主角。她笔下最为突出的是人，被女人纠缠的男人、生存边缘挣扎的盲女、因贫困而备受尊严煎熬的学生……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在一种富有张力的关系里。

孙频总是将故事里的人物逼入绝境。陪酒女、打手、穷学生，这类活在边缘和底层的小人物，时常在孙频的小说中出现。不仅如此，她还要为他们设置新的困境和矛盾，再将笔墨聚焦于人物矛盾中挣扎的心理状态。

例如《乩身》里的盲女常勇与流浪汉杨德清，为了摆脱自己堪比蝼蚁的生活，主动以自伤的方式成为“马裨”（在迎神赛社活动中代表神来驱鬼辟邪的角色），让周围人相信他们真的被神灵附体，以此来换取做人的尊严。但迎神赛社之后，常勇仍未能成为真正的“人”，“她成了人、神临界处的一个优伶，在灯火辉煌处供众生赏玩”。她无法获得真正的尊严，只能在表演与被观看中获得暂时的安顿。

但往往到了最后，人物就被她写死了。孙频逐渐意识到，照这样写下去，“其实是没有出路的”。

从十余年前开始写作至今，孙频始终在小说里叩问着“出路”。不只是为人物，更是为自己的内心。她想要知道，一个人要怎样找到自己身心的安顿，找到最适合自己、最自在的生存方式？

过去，她在人群中追问出路。作家笔下的人物在人群里寻找“身份”，比如在大城市与小县城游走的青年，在男女两种性别认知与规约中挣扎的女人。还有的人物在人群里寻找爱，他们偏执地纠缠上一个男人或女人，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祈求爱意。不论是身份还是爱，最终指向的都是个人的安全感，以及更为根本的尊严。

孙频自己也在与笔下的人物一同挣扎。她说，小说里的疼痛感是相互的，在写作中自己也常常疼得要落泪。

她逐渐学会更善意地对待自己。过去，她将人与人的关系塑造得充满紧张与冲突，但现在，孙频不再如此“用力”地书写，人物身上仍然有纠结，有挣扎，但痛感在减弱。她说：“这其实也是我在用一种和解的方式与自我对话，与世界对话。”

因为对自己更慈悲，孙频也允许自己“逃避”。在人群中找不到出路。她的小说中因此出现了一种隐逸倾向，人物逃向山林、海岛、文明的边缘，但仍未逃出“为自己寻找安身之处”的主旨。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逃，也许冠之以“寻找”更为契合。在海边与山林三部曲中，主人公们无一不是在寻找着什么，寻找素材、寻找某个人、寻找合适的活路。但他们真正在找的都是一个答案，回应他们人生焦虑与迷惘的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孙频所说的“安身之处”。作家本人自然也与人物有类似的感受。当我们聊到城市文明和小县城，孙频打断我的问题，有点急切地反问一句：“你难道不觉得大城市的人很冷漠吗？”

在她的创作自述里，孙频写到自己一直很难真正去书写城市。她自我总结，觉得自己的根不在城市里，始终难以让城市成为连心之地。因此，她和城市的关系就像“油难以融入水”，即使她曾在城市里学习、工作、生活，但很难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安身、安心之地。

与城市背道而驰，还因为孙频对现代文明的审视。她自小生长于县城，生活在熟悉亲切的氛围中间，来到小时候向往的大城市后，却发现在这里，孤独、冷漠、疏离与不信任成为了人们的常态，疲惫的人们在大城市中无处藏身。孙频因此开始反思，她书中的人物，也开始在故乡与大城市之间，如候鸟一般迁徙。

“回到自然万物之间，本质上还是对现代文明的不信任。”孙频说，“我觉得它没有给我们的内心带来更丰盈、更平静、更踏实的东西，反而带来了孤独、浮躁，无法填满的欲望。”

逆行走向幽深边缘之处，反而获得了更广大的空间。这种广大在于文明的厚重。她写阳关山山民们的方言，原以为是最土最笨的语言，实际上它却残留着几千年的远古文明。她写山上的无人村，那里鲜有人居，但地上随处可见的碎瓷片，都有可能来自顺治、永乐年间。年轻人们想要离开的大山，却藏着追溯人类文明的蛛丝马迹。

“这些开阔宏大的东西能带给人真正的心灵安慰。”在退隐之处，孙频寻找一条出路，重返内心的丰盈与愉悦。

在一篇论述“80后”作家乡土叙事的论文中，批评家韩松刚提到，孙频小说中作为乡土的山林，“其实已经成为一种预设的美学经验”。

之所以称之为“预设的”，与孙频所说的“重新发现”有相通之处。作家身处故乡之中时，并未对故乡的美，故乡历史底蕴的厚重有所感知，而是在离开故乡又重新返回时，才发现了故乡之于个体的意义。这种意义是情感上人与家的联结，也是在美学上人对故乡的塑造。

孙频与她写下的人物，都同样经历了渴望离开故乡，又重新发现美学故乡的过程。

她也因此注意到过去不曾发现的故乡风景。小时候，她经常经过县城里的一条老街，因为建筑破败，她每次路过都恨不得加快脚步。等到她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文化，才知道那条街上的建筑，都是明清时期，甚至唐朝留下来的。重返故乡后，看到那些建筑仍旧破败，甚至更破败了，但孙频已经能明白破败背后的文化厚度。

重返故乡的情境下，作家书写的故乡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而成为了“自然的想象”，甚至是“后天形成的艺术经验”。在韩松刚看来，这种经验的书写与传统乡土文学中的故乡不同，成为一种关于生活、生命和世界的理性概念。

作为乌托邦的故乡，并非客观现实，而是一种理想生活与安身之处的寄托。

在这个意义上，孙频的山林三部曲确实如不少评论家所言，塑造了一个“当代桃花源”。它不只是为读者呈现自然风物，梳理文化记忆，更超越了这些现实存在，代表了一种安宁、充盈的精神状态。

精神故乡的回归，也让孙频自然地走向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为现代人的精神充盈发掘新的可能。

她的小说中因此出现了一个“精神名士”谱系。《以鸟兽之名》中的游小龙，《天物墟》里的老元，《海鸥骑士》里的船长，他们身居陋室，生活普通甚至清贫、狭窄，但他们都是风雅之士，读书、品茶、饮酒、研究文物。行为与环境的看似不匹配，让他们在小说中尤为突出。

孙频渴望能看到这样一群稀有物种的出现。在她眼中，精神名士并非完美无缺，比如游小龙总是刻意用一种文绉绉的普通话，船长天天待在海上，却要穿着隆重西装喝茶，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成为精神名士。

即使不够完美，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去追求更完美的人格和更高的精神境界，这才是精神名士的内核。

孙频的小说并非只是塑造一种空中楼阁，而是在现代人的精神失落背景下，试图给出的一个答案。

小说中同样写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在《落日珊瑚》中，小镇上的人在不同时代忙于追逐不同的利益，伴随着前往海南岛淘金、炒房和旅游的三波浪潮，小镇上的渔民们每次都蜂拥而上，想方设法地赚到外地人的钱。而在主人公返乡开了一家独特的珊瑚民宿后，众人争相模仿，又在镇上掀起一波民宿浪潮。

但最终，这些热情高涨的追逐都会归于沉寂，人们无法回避精神世界的反思。2021年11月，一个思考海德格尔的农民工引发广泛关注，而在典型的个体之外，更多的年轻人厌倦了“内卷”，开始寻找“躺平”的可行方法，他们奔向大理、鹤岗，或是回到自己当初想要离开的家乡县城。

人们与孙频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如何找到自己真正的安身之处，如何找回内心的充盈与愉悦？而在这些问题背后，故乡、田野、森林，一次次被重构，成为精神安宁的代名词。

所以，并不只是孙频在塑造“当代桃花源”。扎根于传统文化基因中的“桃花源”，已经跨越了陶渊明的东晋年间，再次成为现代人的共同想象。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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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茗婷

新媒体编辑 | 吴擎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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