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 | 人间

车子开出车库时，两岁的孩子声嘶力竭地尖叫着，尖叫从他半小时前醒来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车子还没开到路的尽头，四岁的那个开始朝着两岁的那个尖叫，叫他闭嘴。接着，六岁的那个叫他们两个都闭嘴，结果他们三人开始轮流指着彼此大喊：“别叫了！”

这样开启新的一天确实很辛苦，但其实我的一天早在几小时前就开始了。我已经处理过邮件、安排好了开支、做完早餐、打包孩子的午餐、清洗料理台、洗了碗盘，同时听了有关时间管理的播客。我在对付两岁孩子无理取闹的牛脾气的同时，也陪六岁的孩子做了功课，检查了他的书包，帮他把水壶装好水，帮每个孩子穿好衣服、梳好头发，为女儿编了辫子，然后把孩子们赶进车里。

我开车时，试着在脑中厘清当天该做的所有事情，但车内太吵，我的思绪并不太顺畅。我需要提醒丈夫发消息给他的母亲，询问圣诞假期能不能把狗寄养在她家；我需要记得家里的肥皂用完了，尿布快没了；我需要阅读那封学校发来的邮件，我已经在电脑上打开了页面，但还没读；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该做的事情，但我一边开车，还得一边平息后座愈来愈激烈的争吵，我已经忘了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这时，我突然看到丈夫的车子从对面车道驶了过来。

罗伯两个小时前就去上班了，所以我知道他不太可能把钥匙或笔记本遗忘在家里。我请Siri发消息问他为什么回家。车子到达女儿的幼儿园时，我看到他的回应：“等你回来再说吧。”

其实我不需要他告诉我。我内心一沉，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的公司已经经历多轮裁员，今天这样的时刻又来了。我先深深吸了一口气，才送孩子到第二所学校。就在这个过程中，我马上进入规划模式，我相信我们可以想办法应付。我熟悉我们的家庭开支，知道光靠一份薪水我们还是可以撑很久，只要精打细算，他整整休息半年也没关系。

事实上，或许他真的应该停工半年。因为我手边的书稿正好在六个月后截稿。这个时段，适逢我的职业生涯蒸蒸日上，收入也稳定。他可以好整以暇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同时接管家务，照顾两岁的孩子。

这个时间点似乎非常凑巧。随着自由撰稿这份工作需要我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以前我还可以随机应变，应付自如，但最近我觉得好像已经接近极限。罗伯依然对许多隐于无形的情绪劳动视而不见，我肩负的重担比以前还重，所以我想，他在家里待一阵子应该可以改变现状，面对日常的家务打理及全职父母的情绪付出，或许能让他借机明白种种苦辛。

原本看似人生惊慌时刻的此时，如今看来却像是敞开的契机之门。

我回到家后，他告诉我裁员的消息，但我没有透露我的计划。我知道，那一刻他需要的是同理心。我说我觉得很难过，但我们会没事的。当他抱怨那感觉有多糟时，我从旁附和及安抚他。

当时罗伯显然仍处于震惊状态，我们讨论了彼此的期望和计划后，他可能从下周开始接手情绪劳动。我想给他时间去消化裁员的痛苦和沮丧，把心声讲出来，让他对自己这段时间该如何继续往前先产生信心。我也希望他把这段时间视为一次契机，趁他还享有无拘无束的自由时，尽情享受自己。

如果目前为止都是我负责所有的情绪劳动，接下来他在家的这段日子，我们肯定可以找到一个让我俩都感到快乐的新平衡。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大规模的任务交派，以后我在家里可以轻松一些，更专心地投入工作，脑中不必随时想起无尽的待办清单。

那天下午，我们带着仍在哀号的两岁孩子去公园，沿着小径旁的小溪散步。那天空气清新，地面覆盖着杨树的落叶。那条小径蜿蜒穿过高耸的松木，沿途风景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意义非凡。

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这次裁员或许是一次正面的转机。看看我们现在在哪儿——此刻我们正在公园中，罗伯刚失了业。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我有一本书需要完成，而他有三个月的遣散费。

他说：“我有权为这件事情感到愤怒。”

看得出来，他对于我如此乐观地面对改变感到恼火，所以我收敛了一些。我们回家后，他上网找工作，我又回到规划模式。我请教了几位经历过配偶失业的挚友，以了解我们可能面临的情绪波动。我需要知道如何小心应付这件事，如何在保护我丈夫的情绪下继续前进。朋友告诉我，失业的时间拖得太久、超过预期时，丈夫会变得无精打采或出现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罗伯说他预计找工作会花两周的时间，那其实是过于一厢情愿的想法。我必须想办法以最好的方式对他透露真相，同时让他知道我对他的能力充满信心。我必须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同时对于求职的困境以及适应身份改变的辛苦抱持同理心。光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很累，根本不敢细问自己的感受。

为了维持夫妻关系的和睦，一直以来我必须战战兢兢地拿捏分寸，仿佛脚踏在一条细线上，如今那条线已经细到不能再细了。

随着我的行程安排变得越来越紧凑，罗伯接管了早上的例行家务。

这是一个难得的早晨，我不必马上埋首于邮件、采访、播客或琢磨中。我请他去查看我们的日程表，以便追踪每天的日程，早上我仍然负责送女儿去幼儿园。这时罗伯已经失业整整一个月，我则全职投入写书工作中。我告诉他：“今天我需要花一个半小时录制播客，接着我需要工作到下午一点左右，把更新后的写作大纲发给编辑。”

这个时间点选得正好。我可以在两岁的孩子刚吃完午饭、需要小睡片刻时，刚好结束工作。我可以哄他睡觉，然后自己吃午餐，接着开始阅读我想读的东西，或许还可以读点别的消遣一下，这时罗伯可以出去骑山地车。

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我从工作室出来时，两岁的孩子还没吃午餐。我连忙帮他煮了拉面，迅速哄他入睡，这时罗伯却在忙着换他的单车服。他离开时，我仍在哄孩子，孩子大概一时无法接受午觉时间和爸爸离开同时发生，所以我哄了一个小时他才终于静下来入睡。

这场混战终于打完时，我踉踉跄跄地走进厨房，心想终于可以吃顿午餐了，但我看到餐桌时，差点尖叫起来。涂鸦本、蜡笔、签字笔、打印纸、铅笔屑，还有一本我不敢翻开来看的图书馆书籍全散落在桌上。两种颜色的动力沙分散成几小堆，摊在指定的托盘外面，搞得整个地板到处都是。料理台上搁着早餐留下的盘子，还有从盘子里捞出来的残余食物，以及在抛光木桌上凝固的牛奶。手工艺的小珠子随处可见，沙子里、食物里、地板上……

我开始清理餐桌上的碗碟和食物时，发现前一晚放进烘碗机的碗盘仍原封不动地摆在里面，没有收进橱柜。这时，我想要尖叫的冲动变得更难抑制了。早餐用过的碗盘一个也没洗；桌上搁着打开的麦片盒；炉上锅里的燕麦片已经硬掉了。我把图书馆借来的书放回固定位置，结果又看到一碗还没吃完的爆米花，地板上也撒了爆米花碎屑。鞋子和毛衣散落在沙发上，玩具也都没有归回原位……

我逐一收拾这些残局时，发现越来越多的事情没做：该洗的衣服积了太多，垃圾需要拿出去倒掉。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内心的怨恨开始涌现，他到底整天在干什么？过去五个小时，我很专注地工作，相信他会处理好家务，结果家里不是变得有点乱而已，而是简直像被炸弹轰炸过一样。

如果你的身手特别矫健，也许可以在家中穿梭自如，不会误踩到任何东西，但罗伯怎么可能会对家里的整个乱象视若无睹呢？他的笔记本电脑就摆在事发现场（即餐桌），无疑整个早上他有大半时间都坐在那张桌子旁边，规划骑行路线或观赏单车的影片。但他做完那些事后就直接起身，无视眼前恐怖的一切，径自出门了。

这就像我听过的一个冷笑话：男人的眼睛蒙着一层灰尘，使他们看不见乱象。他们不想看到的东西，都会变得看不见。我认识的每个女人都可以讲出伴侣永远看不见的东西，例如有人总是放任橱柜的门开着；有人举办派对后，就把冰箱搁在户外好几周；家里每个房间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袜子和鞋子，就是不放在鞋柜里；换洗衣服总是丢在脏衣篓外；浴室里的毛巾总是皱巴巴的。

我是在精神层面感受到这些令人气结的盲点，罗伯有随手放咖啡杯的习惯，家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喝完的咖啡杯，包括车库里、烤肉架上、前门外、置物间内、床头桌上，等等。如果能找到当天喝完的咖啡杯已经算很幸运了。我看过有些杯子必须直接扔进垃圾桶，因为里面已经长出一整个生态系统。

出门聚会，酒过几巡后，讲这些笑话来娱乐大家还挺有趣的，但是当你正视伴侣这种选择性的视盲问题而火冒三丈时，就没那么好笑了。

那天罗伯回家后，一边脱掉山地车骑行服，把它们扔在脏衣篓旁的地板上，一边滔滔不绝地说他刚刚骑行的路线有多棒。我捡起那件湿透的衣服，开始洗那些我已经分好类、等他回来就可以清洗的衣物。我趁着两岁孩子睡午觉时，在怒火攻心下，强撑起来打扫家里。说我这时又气又烦，已经算是轻描淡写了。

他洗完澡后，脱口而出：“家里看起来好极了。”

我简短地回应：“是啊，只是还需要用吸尘器吸一下。”

“宝贝，家里真的看起来很棒。抱歉，我之前没有多做一些。”

我往旁边站一步，等着他去壁橱拿吸尘器，他应该会完成我刚刚提到的任务吧。才怪！他转过身，走向厨房去拿点心。我拿出吸尘器，放在走廊上，他还是没有反应。一个小时后，我自己用吸尘器打扫了房子。接着，我第五次问他，记不记得打电话给他父母，询问圣诞假期我们全家出游时可否把狗寄放在他们家？结果，他当然不记得。

我们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我实在不懂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我们明明已经谈过情绪劳动这个议题，他也说想帮忙。我在《时尚芭莎》发表那篇文章后几周，他每次都帮孩子做好外出的准备，每隔几天也会洗全家的衣服，我以为他已经知道怎么承担起他应尽的责任了。我真的天真地以为我们已经改变了，以为他失业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让我们终于可以永远地平衡分担情绪劳动。可是，为什么我现在还得从地板上捡起他的脏衣服，满心怨恨呢？

我认识的每个聪明女人都知道，平衡不见得是“从中间点均分”，而是会有一些拉扯。我们的婚姻关系再怎么牢固，也绝非一成不变。事实上，预测美满婚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适应变化的能力。这不仅适用于充满压力或创伤的生活事件，也适用于可预测的变化。所谓适应变化的能力，是指我们一起调适，以适应行程的变化以及搬家、失业等事件的速度和效率有多快。

我本来以为经过母亲节那次顿悟后，丈夫的改变会是永远的。当我意识到那么快一切又恢复原状时，真是吓坏了。我听过很多女人对伴侣心怀怨恨，她们觉得自己被迫承担一切的情绪劳动，毫无转圜的余地，并为此感到绝望。我现在明白，如果不想办法尽快改变我们的关系，我很容易就会跟她们一样，陷入那种退无可退的境地。

当晚，我怀着恐惧的心情，读了莎拉·布雷格的短文《如何看出也许你厌倦了婚姻？》，她在那篇文章中提到离婚的始末。

我一读那篇有关离婚的文章，几乎马上就从字里行间看到情绪劳动所造成的关系紧绷。“我谈过离婚后可以成为更好的家长，谈过失望，谈过那些来来回回并强烈唤醒我的怨恨，但至少那一刻我知道，我已经放弃了。” 我从来没想过放弃，一丁点都没有，但我曾又气又恨地自问过“他不在身边，为什么感觉轻松很多”吗？是的，我曾经那样问过。但我们都在改进，我们谈过情绪劳动，也看到进展，或者至少曾经看过，而且我相信只要我能找到神奇的方法，我们夫妻俩又会再次前进。

接着，我在布雷格那篇文章中，看到她描述她的丈夫会做早餐、洗碗、帮忙照顾孩子，那些都是她要求丈夫做的，而且不只那些，感觉她的丈夫几乎已经彻底改正了，后来她才透露一个我早就应该料到的意外结局，她写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切总会恢复原状。我知道这种恢复原状的戏码会一再上演，直到它根深蒂固，到最后我对人生的记忆只剩下我是如何变成河东狮吼，深宫怨妇。”

我和布雷格通电话时，我很想知道，有没有哪个明显的转折点让她意识到情绪劳动的失衡已经失控、难以逆转了。我有点绝望地问她，过程中她有没有发现什么预警信号。但她的回应正好呼应了我最担忧的状况：情绪劳动一直以来都是那么失衡，尤其是生养两个小孩以后。

她写道，她的丈夫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却始终搞不懂情绪劳动的失衡。她的丈夫从小看着自己的父亲不需要承担家里的任何情绪劳动，因此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中，每次需要有人分担家务时，他们之间总会出现一股暗流暗暗呢喃：“这不是我的分内工作。”当他把碗盘放进洗碗机时，他还颇为得意，希望能博得赞美，尽管布雷格做同样的事情三次也没有人会注意到，更遑论获得赞美了。

每次她提起情绪劳动时，感觉好像是她在当“坏人”，导致她的丈夫心生愧疚，为他永远做得不够多而自我苛责。丈夫的那种反应使布雷格不禁产生罪恶感，有时她甚至觉得，默默地独自承担情绪劳动还比较容易一些。

我突然觉得我不只从她的描述中隐约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我根本就是在照镜子。

我回想和罗伯刚开始交往时的情况，试着找出我们的关系和布雷格夫妇的关系有什么差异。或许我希望借由差异来安慰自己，我们的关系没有问题。我想毫无疑问地确定，我们两对夫妻是不同的。但是，我和罗伯之间曾经有过情绪劳动比较平均分摊的时期吗？

我们从高中时期开始交往，那时我们十七岁，一起去参加共同朋友的婚礼，当时连挑选结婚礼物都是由我负责。我买了一台松饼机，把它包装好，附上我们一起签名的精致卡片。开车去参加婚礼的路上，我们都很紧张，因为罗伯对于我们以情侣身份出席婚礼感到很不安，虽然他没明说。他刻意保持沉默，不愿正眼看我或放在我们之间的礼物，这些举动令我困惑，车内的紧张气氛令人窒息。

当他紧张地偷瞄一眼礼盒时，我问他是否想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他说他不在乎，我不禁翻了白眼，问他要不要我把他的名字从那张愚蠢的贺卡上画掉。我知道他有多讨厌在卡片上签字（这是在嘲讽他送我一张空白的情人贺卡）。这个问题惹恼了他，我连忙缓和气氛。显然当时的我不像现在那么擅长处理情绪劳动，但我已经开始练习了，不管当时我是否有那个意识。

当天回家的路上，罗伯花了很多时间抱怨婚姻制度，还信誓旦旦地说，他确信自己永远不会想结婚。

“我将来想结婚。”我一本正经地说，语气坚决，两眼坚定地看着前方。

我常开玩笑说，我们二十岁结婚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踏入什么情境。但我回想起车上的那一刻时，又觉得“或许我们知道”。在感情上，罗伯从来不是浪漫派，而我总是不肯放弃想要的东西，这些特质始终没变。然而，即使我大概知道我们的性格将如何冲撞或互补，十七岁或二十岁的我并不知道将来的自己会承担什么情绪劳动，或情绪劳动在我们成年后的生活中将如何演变。那时，一切都很单纯无害，感觉像儿戏一般。

事实上，我仍清楚记得当时我觉得买松饼机很有趣，那感觉很像在玩大人的游戏。当时我应该很喜欢想象我们在未来生活中合买礼物的情景，因为并排写上我们的名字感觉很浪漫。对青少年时期的我来说，浪漫和成熟正好是我迫切想要拥有的特质。我们一起在松饼机的贺卡上签名，就好像我在中学的笔记本上签下“杰玛·哈特莉女士”那么正式，而且更令人振奋，因为我不需要把签名藏起来。事实上，我可以把罗伯那张不安的脸庞也记起来，因为那可以瞥见我们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

当时我完全没意识到，“一起送礼物”带给我的惊吓，应该比带给他的惊吓还多。事实上，当我负责娘家和婆家的礼物挑选及卡片撰写工作时，已经可以瞥见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也看过我母亲、阿姨姑姑婶婶、祖母外婆等做过同样的事情。我看着这些跟我最亲近的女性聚在一起规划假期和家庭旅游，我看着她们为晚餐上菜，娴熟地安排家庭的行程表，以确保每件事情（从家务到家庭作业）都能完成。

我从那些女性亲人照顾每个人的方式上，看得出来情绪劳动是一种持久的关爱之举，她们的丈夫也因为她们如此付出而深爱她们、尊重她们。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可以看出爱需要付出一切，至少对女人来说是如此。当时我还是一个涉世未深又沉迷于爱情的青少年，对我来说，为了爱情而牺牲自己似乎全然值得。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每年把我们的名字和三个孩子的名字写在四十张圣诞卡上，会让我心生怨恨。十七岁的时候，我光想到为全家人做这种事情就觉得乐不可支。

或许这正是我现在落到这步田地的原因。身处在美国文化中，又是在基督教文化中浸淫，我从小就习惯了把情绪劳动浪漫化。我知道，信仰虔诚的女性把“服侍”丈夫视为展现虔诚信念的不二法门。

以前我就读一所规模不大、不受规范的基督教学校，那所学校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我们男女角色截然不同的观念。我们广泛地学到，身为女性的力量，来自我们服务、奉献、营造社群，维系家人信念的能力。我们的本分是支持男性，让他们能够领导大家。基本上，我们负责在信仰和生活中，帮他们腾出一条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即使后来我开始质疑并摆脱童年时期的许多误导教育，我接收到的讯息并未完全消失。我依然相信情绪劳动本来就是比较适合我的责任，至少我“先天”就对这种事情比较在行。让我来负责这些，我可以做得更快，更方便。

当我以有限的经验环顾外在世界时，这是少数几件看似真实的事情。我那个信奉基督教的祖母、无神论的姨妈，还有周遭邻居们，都为她们的丈夫负担起了所有的情绪劳动，我甚至从没质疑过可能还有别的方式。我思考未来时，想象自己从事着情绪劳动，那是贴心女友和贤妻良母的特征，也是我从小看到所有深厚持久的情感关系都具备的共通点。

女性负责情绪劳动，男人就会待在她们身边，爱她们。事实上，我完全吸收了这种思想，甚至在我中学第一次谈恋爱时就开始实践。在篮球比赛日，男友需要系领带，我会帮他把领带打直。我知道他的行程安排，尽管他从来不会费心记住我的。

即使当时年龄还小，我已经把情绪劳动视为本分。

无论我们是十二岁或二十岁开始约会，我们大多是开始恋爱时才第一次遇到需要付出情绪劳动的情况。我们的文化鼓励男性独立自主，避免太黏人，女性面对的则是全然不同的目标：我如何让这个人快乐？

我们的文化鼓励女性退居幕后，把爱恋的对象摆在自己之前，并把自我价值和情绪劳动做得好不好联系在一起。我们开始交往时，除了成长过程中社会一再灌输我们的性别角色以外，已经吸收了许多被社会强化的想法，包括如何成为一个贴心女友、以后如何成为贤妻良母。女孩因此变得合群，拥有高情商，知道如何培养关系，而社会并不鼓励青春期的男孩这么做。

我们找到伴侣时，会主动弥补对方缺乏的情感技能，这一切似乎变得自然而然。不仅如此，我们还会从文化中进一步收集我们“该”做的事。女朋友理当贴心关怀，但不可以太傲娇；要顾及他人的需求，不要太在乎自己的需求；要个性随和，灵活可变通。当然，这是在符合一系列父权期望的前提下所增生的额外要求（例如，要有带得出场的外表、女性柔美的行为特质，要聪明、幽默，等等）。

在感情上，女人需要迎合男性，让男性感到舒适快乐，这种要求已经被放大到极致。为了外貌所下的功夫，随和又体贴的互动，以及在感情中投注的规划和深谋远虑，这些都很劳心伤神，但女性又必须掩盖努力付出的所有迹象，让一切顺利运作，无缝接轨。

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评语比“难伺候”更侮辱人了。“难伺候”大多是用来形容那些要求伴侣付出情绪劳动的女性。把情绪劳动纯粹视为劳动是很煞风景的事。男人当然想从女人那里得到情绪劳动，但他们比较喜欢把它视为女性性格的自然延伸，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到的愉悦事情，而非把女性搞得灰头土脸、精疲力竭的棘手劳动。

男性对情绪劳动的预期，跟女性截然不同。唯一的例外是他们追求女性的时候，可能会把情绪劳动当成求爱手段。这时他们会暂时为了“追到”女孩而切换角色，从事情绪劳动。

我十几岁时非常爱看爱情文艺片，《恋恋笔记本》我看了无数遍,《初恋的回忆》也是如此。这些小说和电影都是我“无可救药的浪漫”食粮。我最喜欢的浪漫喜剧设定总是大同小异：男人跳脱传统的阳刚刻板印象，以证明他对一个女人的爱。在《初恋的回忆》中，兰登·卡特冒着被其他酒肉朋友排挤的风险，把完成女友的临终遗愿清单视为个人使命，为她的愿望找出既具创意又深思熟虑的圆梦方案。在《恋恋笔记本》中，诺亚为艾莉建造了她梦想中的房子，他甚至不知道这样付出是否会获得认可。

这也难怪斯帕克思有那么多的小说被翻拍成电影，为他打造出数百万美元的事业。他把情绪劳动发挥到极致，然后把那个重担交给男人。对年轻的异性恋女性来说，那就是所谓的浪漫。那些行为都充满了现实生活中很难看到的情绪劳动。很少男人会主动深入思考伴侣的需求，并把规划和远见付诸行动。

虽然文化脚本可能会说，男人在最初交往及男友阶段应该做一些情绪劳动，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化对不符合这种模式的男人比较宽容。我和那些仍处于约会阶段的女性朋友聊天时，很少人仍幻想着找到爱情文艺片里的那种男人。她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恐怖故事远比浪漫喜剧还多，例如有些男人老是提起前任女友，希望你能同情他，给他一些慰藉；有些男人希望他玩电玩时，你可以在一旁静静等候；有些男人带你去他最喜欢的辣妹服务生餐厅，吃下百分之八十的餐点后，才想要跟你分摊餐费，以显示他的观念“先进”。这些都不是白马王子的特质。

然而，即使男人在恋爱初期从事情绪劳动，他们也只不过是把它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对男性来说，从事情绪劳动本身并不是一种奖励，而是追到女孩或挽回女孩的方式，那是你“领奖”的奖券。我们的文化把男性必须顾及女性的欲望、需求、情绪反应的时候视为异常，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那是非常时期，不会永远如此。

在一段感情中，大家对男性必须付出情绪劳动有一个到期日，相反，女性则必须一直从事情绪劳动。

《当哈利遇上莎莉》中有一个情节，说明情绪劳动从一段感情中消失时，女性所经历的失望。诚如男主角哈利所说的：“你送某人去机场，那显然是恋情的开始，这也是我从来不在交往初期送人去机场的原因。”莎莉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因为久而久之两人熟了，你就不会再送她去机场了，我不希望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再也不送我去机场了？’”

这段对话很有趣，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把送人去机场视为一种多浪漫的举动。比较常见的比喻是，男人不再带女人去跳舞，或不再带女人去特定餐馆，或不再带女人去做一些其他的体验（在恋爱初期，那些经历象征着体贴、关怀的情绪劳动）。

在流行文化中，这种转变意味着一段感情岌岌可危，男性必须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才能“挽回”女性的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那是女人不仅要学会忍受的普遍经历，也是意料中的事。当对方无法履行合理的关爱行为时，久而久之你就习以为常了，也许这正是机场接送的例子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我们希望他人能为我们做出那种关怀、预先设想、规划的举动，因为那是我们一直在为他人做的事情。

哈利从来不送女人去机场，以降低女性对他付出情绪劳动的预期，这样做或许比另一种选择（在恋爱初期投入大量情绪劳动，但随着恋情进展，情绪劳动逐渐减少）更公平。相较于打从一开始就显现本质的人，那种一开始为了追你而大献殷勤、关怀入微的人，很容易让你大失所望。

这也许是许多女性很务实，不为童话般的爱情神魂颠倒的原因。当“王子”不再送我们去机场时，我们降低了对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所抱持的期待，以避免极度失望。

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的三十二岁自由作家兼编辑伊丽娜·冈萨雷斯当初开始和现在的丈夫约会时，已经不奢望男方特地为她付出什么，她只想要一个不会索求无度却完全不付出的对象。

她说：“认识我丈夫以前，我曾跟一些人短暂交往过，也认真谈过两次恋爱，那些男人常向我征询意见，但很少为我提供同样的东西。他们往往并不真的了解平等关系意味着什么。”

和现在的丈夫第一次约会结束时，她可以看出这个人跟多数女孩企盼的童话中的对象不一样，而且更难能可贵。那次咖啡厅约会历经四个小时，两人对彼此真的有心，互有交流，呈现出真正的平等，为他们今后的关系定下基调。

说到她的新婚生活，她表示：“我们尽力把家务平均分摊，而且尽量根据彼此的优点，也就是每个人的好恶来划分。”她知道她不必要求他吸地板、洗碗或倒垃圾，因为那些事情都是他的责任。但这不表示她不需要以其他方式承担情绪劳动的精神负荷。她依然负责家中的财务开支、旅行规划和时间安排。她坦言要是决定生小孩的话，时间安排可能会变成争论点，但目前家务的分工很适合他们，她的感情世界有了一个幸福的结果。另一半总是主动清扫屋子时可能不像电影剧情那么浪漫，但长远来看更有价值。

当我回顾自己的感情关系时，我知道这是真的。日常的情绪劳动远比煞费心思的求爱举动更重要。当然，偶尔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错，但是那种行为并不是让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发展下去的动力。

当我们渴望轰轰烈烈的爱情时，注定会大失所望，因为那种行为很少见，而且那种恋情也会让我们对于男人所付出的情绪劳动抱有错误期待。求爱需要费尽心思，但那不是维系感情的日常情绪劳动——那不是送你去机场，不是记住你母亲的生日，也不是注意到水槽里的盘子没洗，我们仍把这些日常劳务留给女性来做。我们打从一开始就在追求错误的幻想，而且往往花很长时间才能搞清楚真相。

一个朋友告诉我，她和丈夫决定直接结婚，省掉令人心醉神迷的订婚时，我记得自己听完后，内心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当时我已经花了几年时间，瞎掰一个从未发生过的订婚故事。

故事中有一个不曾存在的戒指，还有一些从未说过的浪漫情话。我觉得有必要瞎编一下订婚的细节，这件事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每次有人要我讲述我们是如何订婚的，我就不禁畏缩。我不想承认，我的未婚夫并没有像社会所期待的，为这个重要时刻承担起情绪劳动，即使我并不在意他是否那样做。

私底下，我对订婚经历一样平凡的朋友透露，我们的决策过程总是让我确定，我们是基于爱和理性而决定订婚，而不是受到可能影响我决策的观众所左右。这种人生的重大决定为何非得公之于众呢？然而我也无法忽视一个事实：我内心深处那个迷恋爱情文艺片的少女，依然渴望在那次求婚中拥有前所未有的浪漫。现在我知道原因了：在现实生活中，在缓慢而稳定的权力转移发生之前，求婚理当是男方的最后一次情绪大劳动。

电影把焦点放在令人神魂颠倒的求婚场景及童话般的婚礼上，但并未展现出“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的真实模样。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一段关系的开始，或者就是以情绪劳动作为第二次机会，承诺未来。电影告诉我们，爱情一开始，男人需要投入情绪劳动——有时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那种情绪劳动（尽管规模较小），但有时我们得不到。

不过在我看来，无论我们是否得到那种情绪劳动，最后大家的处境都大同小异。随着恋情不再火热，转为更舒适稳定的关系，我们对情绪劳动的预期也开始改变。那些一开始在照顾家庭和情绪方面承担较多责任的男人会慢慢放手。他们把情绪劳动的责任交托出去，只因为女性“在这方面比较在行”。

到了成年时期，女性的情绪劳动技能变得更加娴熟，再加上经历的悬殊，男人似乎觉得交出情绪劳动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否有意，男性往往把情绪劳动视为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女性则把情绪劳动视为一种存在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会从一开始幸福平等的关系，走到若干年后满心怨恨的田地。

在我的婚姻中，为这段关系承担所有的情绪劳动并非一夕之间的转变，也不是有意识地全盘接收，而是一段漫长的渐进过程。

我和罗伯从年少就开始交往。我们刚认识时，有另一个女人为他叠衣、做饭、写贺卡，也就是他的母亲。然而，即使男人有时间独处，他们一旦有交往对象后，通常会为了减轻精神负荷而放弃在许多方面的独立自主。他们把情绪劳动的责任交给伴侣来承担，那可能是缓慢的改变，也可能是一次骤然巨变（例如从同居开始）。

男人与亲友的关系（包括社交活动），突然归属于“夫妻／情侣”的范畴，而不再是男人自己，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够麻烦了，但是随着女性被训练得对情绪、亲属、家务等方面的责任更敏感，她们逐渐成为“夫妻／情侣”中那个负责维系那些人际关系的人。我就是这样变成在婚姻中负责注意行程安排之人的，我不仅要提醒丈夫他的家人何时生日，还要帮他写下他不愿签名的贺卡。

男性不仅让自己的家庭社交关系就此松散，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对营造温馨美好家庭的参与程度也逐日减少。在家务方面，男性的干活速度往往较慢，标准也比较低，所以女人只好独自包揽，只有在迫切需要帮忙时才把任务交派出去。这部分可能是因为女性通常把家务的整洁与个人成败相联系，而男性的成败只和工作有关。

无论女性是否意识到这点，我们的自我价值都和家庭劳务息息相关。此外，社会也默认女性应该维持家庭的井然有序。如果有人来造访我家，发现我家乱成一团，为此感到内疚的人一定是我，而不是罗伯，因为大家默认在乎家庭整洁的人是我，所以我总是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这些事情不见得会多到令人难以招架，但是那种疲于应付的感觉总是在表层之下酝酿着，而且几乎一定会发展到一个爆炸点。那时我们总是失望地发现，自己是唯一扛起一切情绪劳动的人，也纳闷自己为何会落到这步田地，却在过程中毫无察觉。

肩负起所有的情绪劳动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而且自然而然地呼应着感情关系的发展。那是双方都已经习以为常的文化规范，未经讨论就发生了，只是女性是为此付出代价的一方。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情绪活力、精神空间，以解决情绪劳动的问题或独自承担全部的工作。

女性有责任找出解决方案，让男性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而这也强化了情绪劳动“先天”是女性职责的观念。除非我们表达出来，否则我们无法指望男人投入情绪劳动。当我们对自己付出那么多情绪劳动而感到沮丧时，那也是“我们的错”，因为我们掌控那些事情的方式使对方产生了习得性无助，于是改正或处理这种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的任务”，因为你不处理的话，没有人会去处理。

当贤妻良母的文化压力，再加上我长期以来对情绪劳动的思考和投入，使我很容易就适应了这个转变。我觉得罗伯从来没有刻意把所有家务、精神负担、亲属劳务、家庭安排等事情全部推给我，一切转变看上去顺理成章。长久以来，我就像许多女性一样，对此毫无察觉。一般人往往不会意识到这种任务换手的累积效应，因为我们不会一次同时做所有的工作，至少一开始不是如此，我们是逐一把那些事情揽在自己身上。

由于你总是率先回复邀请你们两人一起参加喜宴的请帖，久而久之，回复邀请函便成了你的任务。他说他不知道该买什么礼物送给家人时，你帮他买了礼物，久而久之，这又变成你的责任。某次他拖地拖得马马虎虎，你决定还是自己来比较干净。用过的碗盘一直搁在水槽中，你不希望脏碗盘一直堆到地老天荒，于是你又把洗碗盘这件事揽在自己身上。他把换洗的衣服扔在脏衣篓旁边就出门了，等他回到家，发现那些脏衣服都已经捡起来、洗好、叠好，收进了衣橱里。

在“谁先注意到状况”的等待游戏中，女性几乎总是比男性更早发现。虽然不是每次任务都由你实际动手，但你还是得负责交派任务，因为注意到地板上的袜子，想到某人生日快到了，注意祖父母是否都收到圣诞贺卡等无限延伸的精神负担，现在已经算是你的任务了，因为上次是你主动做的。

至于我们是如何落到这步田地的，答案是，我们是逐步陷落的。童年时期我们观察周遭世界，在耳濡目染下接收了“情绪劳动是女性任务”的讯息，以为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先天的优势、浪漫的命运安排。我们在感情世界里浮沉，希望找到“真命天子”时，也不乏练习情绪劳动的机会。幸运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好男人，一个思想先进的男人，一个只要我们开口求助就愿意帮忙的男人，这才是童话故事的真实结局。

之后，我们接着展开一段新的旅程，慢慢地承接一件又一件的情绪劳动。我们这里操心一点，那里提醒一下，那都没什么大不了，也不明显，确实没什么好抱怨的。我们就这样一小步一小步地迈向愈来愈严重的失衡状态。每一小步都是如此隐约微妙，小到几乎察觉不到。直到某天，我们在验孕棒上看到两条小蓝线，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节选自新星出版社《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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