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性产业的“东京贫困女子”：是因为她们不够努力吗？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在日剧《东京贫困女子》中，第一位接受编辑雁矢摩子和撰稿人崎田佑二采访的女性，是日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部的大三学生广田优花。她的出现让剧中的女主角摩子和屏幕前的我都有些震惊，她长得好看、打扮得体，而且还是入学考试偏差值超过70的优等大学的医学生。为什么上进、优秀且看起来前途光明的她会出现在这里，成为报道“疫情中，失足于风俗业的女性”受访者之一？

《东京贫困女子》剧照

广田优花从小便意识到自己家境贫穷，她的父母都是非正式员工，因为没钱，他们一度反对女儿上大学，她以“有助学金”和“会去打工赚钱”说服了他们。考上大学后，她住在家里，省去了房租，每个工作日晚上都去打工，为了应对医学部严格的学习要求，也为了避免留级而产生更多花销，周末的时间她全都用来学习。唯一可以算作爱好或者说喘息的是，她参加了网球社团。

不是不努力，也不是爱慕虚荣，只是不想放弃学习、打工和社团这三件事，想做个普通人，普通地上大学，普通地和朋友玩，普通地拥有一项爱好。为此，广田优花每周没有一天得闲，她把每个小时掰碎了使用，也申请了实际上是金融贷款的助学金，每月最终还是差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88元）。在大一暑假前，广田优花走进了一家风俗店，后来因为疫情，店内生意受到影响，她开始在网上征寻“干爹”。

这样的境况并非剧集虚构，而是一些日本年轻人面对的现实处境。根据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从1996年的1.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96元）涨到了如今的53.5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6613元），而家庭收入却从1994年的664.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29908元）降到了现在的560.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8251元）。由于学费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增加，父母开始付不起高等教育费。

而一个得不到父母资助的大学生想要维系大学生活是非常艰难的，拼了命打工仍然捉襟见肘的情况并不少见，这迫使一些女生走向了性产业，一些男生则涉足犯罪，从事男公关、非法拉客、非法引诱、协助欺诈等活动。

本剧改编自日本作家中村淳彦的同名原著，书中内容原是《东洋经济新闻》网站上以“在贫困中呻吟的女性”为题的专栏合集，是几十位女性道出的真实个人经历。全书前两章中出现了6位女性，其中5人有从事性服务的经历，这并非作者刻意选择，而是关注女性贫困问题时总会自然而然遇到的情况。

中村淳彦在书中写到，“在当下的日本性风俗业中，那些因重复过度消费而破产，或是因卷入高利贷而被迫进入这一行业的女性已经非常少见。大多数女性都是因为每个月3-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88-2480元）的花销缺口作出了这一选择。”

第二集中接受采访的女性是单亲妈妈村上女士。和前夫离婚后，她靠着一点存款和在酒店做传菜兼职赚来的微薄收入生活，但这不足以供正在念高三的儿子完成大学学业。和广田优花一样，她也是先涉足风俗店，后来自己在网上征寻“干爹”。村上女士平静地分析到，“可以边养孩子，边做的副业，是怎么都躲不开风俗店这个选项的。”

一旦婚姻或家庭关系破裂，女性很容易陷入贫困。在日本，法律上没有“共同监护”这一说法，如剧中所呈现的，女性通常成为了离婚后需要负责孩子花销的人。大约有62%的女性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选择辞职，当这些女性成为单亲妈妈打算回到职场时，她们能找到的工作通常只是低收入的兼职，再加上男女薪酬差距的存在，单亲妈妈几乎成了贫困的代名词。

崎田佑二问村上女士，有没有考虑过让儿子放弃读大学，直接工作？村上女士流露出了本次采访中最强烈的情绪，绝对不行。在日本，针对高中学历人员的招聘人数在急剧减少，从1992年的167.6万人降到了现在的43.2万人，2011年人数最少，只有19.4万人。村上女士无论如何也要让儿子完成大学学业，因为她不希望儿子和自己还有前夫那样，因为学历低只能成为低薪的非正式员工，可以说，她在努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在剧中，随着对一个个贫困女性的采访，身为单亲妈妈兼非正式员工的女主雁矢摩子逐渐接受了一个她不太想面对的事实，她其实和受访者一样，也是贫困女性。在她和女性友人聚会时，有一个一闪而过的片段，她会因为光秃秃的、没有任何修饰的指甲而不好意思把手放在桌面上。

这个细节或许可以看作是日本羞耻文化对贫困女性摆脱贫困的另一重阻碍。就像剧中崎田佑二交往了5年的前女友那样，她宁愿偷偷从事风俗业挣钱，也没有接受男友的借款提议，而在日常生活中，崎田不留心的话也很难从她的穿着打扮发现她的窘境。

大阪社会福利促进委员会是一个为单身母亲提供建议和紧急食品包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的会长发现，贫困中的单亲妈妈会非常努力地不让自己看起来很穷，她们会去日本的一元店购买化妆品和指甲油，以尽量保持外表体面。较为讽刺的是，这种努力有时会在她们向当地政府组织申请公共援助时收获一句，“你看起来并不需要福利。”

而在贫困人群中，能够走出寻求政府帮助这一步的女性并不多，作为福利接受者的耻感让许多人不愿寻求帮助。一些女性认为，如果她们靠福利生活，她们的孩子就无法挺胸抬头地生活。因为单亲或贫困父母的孩子常在社区中遭受排挤，其他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与这些孩子玩耍。所以有人评价说，“这是一套非常‘日本’的福利制度。每个人都有合法使用它的权利，但社会不一定容忍这种情况。”

还有一点也可以看作是让女性滑向贫困的推手，那就是传统教育所鼓励的那些东西正在和残忍的现实脱轨。如书中的大量实例所展现的那样，那些因为家庭观念或是出于善良而选择亲自照护家人或投身于低薪照护行业的女性，并没有得到她们应得的回报，甚至还有可能让自己也陷于困境。

第三集中接受采访的女性是53岁的川上典子，她在父母的庇荫下度过了较为顺遂的前半生。33岁离婚后也并未和女儿陷入贫困，托父亲的帮忙，找了一份年收入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8万元）的秘书工作。转折点从8年前父母先后去世开始，她有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姐姐，考虑到自己有正式工作，收入尚可，她便放弃了父母的遗产，将其全留给了姐姐。不幸的是，姐姐因为赌博、乱投资以及被黑心房地产商骗很快败光了遗产。

川上典子开始了往返于东京和关西两地之间的远距离照护，交通费和治疗费最高时一个月能达到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950元）。她以为照顾一段时间姐姐就会好起来，于是辞去了秘书的工作。结果却是，因为年龄和照护的原因，她再也找不到新工作了，连最低时薪的工作都找不到，积蓄花光还欠了债，原本上私立高中的女儿也辍学了，“为了照顾姐姐一切都毁了，连女儿的人生也是。”

面对这位受访者时，女主雁矢摩子正在考虑是否要放弃赡养父亲，让他去接受政府救助。按照日本的福利制度规定，申请援助时，必须优先考虑家人的帮助，因此家属会收到类似于“你的儿子正在申请福利”之类的通知。

让观众看得有些窝火的是女主的犹豫。她的父亲虽然赚钱养家，但并不是一个好父亲，更不是一个好丈夫，他每日酗酒且常年家暴女主的母亲，女主母亲一直忍到女儿成年才和他离婚。面对这样一个直接断亲也不可惜的父亲，同时，自己和母亲、女儿也都生活得勉勉强强，女主仍然因为要放弃赡养而充满罪恶感。

这一集最后借男主之口表达了原著作者的犀利观点。在日本，大家总是被教育，要珍惜家人、感恩父母，珍惜家人当然是没问题，但不仅限于此，社会规训我们即便牺牲自己，也要照顾好家人，并把这视为一种美德。问题是，有那么多人无力照顾血亲，本就是社会的问题。用教育去规训，把本应由政府承担、解决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每个个体需要面对的道德问题，本身就不对。

和本剧最终集所展现出的些许积极氛围不太一样，中村淳彦在书的终章里并没对未来感到特别乐观。他梳理并分析了东京贫困女性各式各样的心声，发现滑入贫困的原因几乎都来自国家的制度和法律，除此，就是男性的暴力和自身的精神疾病。

女性为了生存足够努力，却被世间的不合理逼至绝境，且常常不被周围人理解，如同广田优花因为参加网球社团而遭到网友的谩骂，单亲母亲被当地官员质疑为什么要让女儿上学费更高的私立大学（没考上公立大学）。这种谩骂和质疑背后的逻辑或许是，他们仍然以为，女性贫困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忍耐以及限制欲望去解决的个人问题，还没意识到，漩涡中的个人是很难对抗一个涵盖了家庭贫困、性别不平等、社会孤立和公共服务体系缺陷的社会问题的。

（参考资料：

《东京贫困女子》，中村淳彦，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NHK纪录片《调查报告：女性的贫困“新型连锁”的冲击》

https://www.scmp.com/news/asia/east-asia/article/3118340/coronavirus-pandemic-reveals-japans-hidden-poverty-women-hit 冠状病毒大流行揭示了日本的隐性贫困，女性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7/09/japan-is-no-place-for-single-mothers/538743/ 单亲妈妈在日本社会中的艰难处境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in-japan-single-mothers-struggle-with-poverty-and-with-shame/2017/05/26/01a9c9e0-2a92-11e7-9081-f5405f56d3e4_story.html  在日本，单亲母亲与贫困和“耻辱文化”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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