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科学院院长：切断中美科学合作是全球科学界的损失
杜宁凯（Nicholas B. Dirks）是研究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者，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现在是美国纽约科学院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长，那是美国第四古老的科学协会，在100个国家拥有20,000多名会员，致力于推进科学研究和知识，支持科学素养，并促进基于科学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挑战。
在上海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这位历史学和人类学专家的专题发言——科技合作与历史教训（Science collaboration and the lessons from history）引发了很多听众的共鸣，在发言中，他回顾了中美科技合作的历史与广沪成就，重申了国家合作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到今天，我们又落入了与奥本海默相似的境地……科学家虽然竭力用他们创造的知识造福人类，却仍不免为紧张的地缘政治所阻挠。但其实，正是在这类地缘政治的紧张时期，有原则的共事才显得空前重要。”
《知识分子》获得了杜宁凯先生授权的演讲稿全文，现发布见下：
撰文 | 杜宁凯
翻译 | 高天羽 翻译校正 | 董梁
责编 |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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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女士先生，尊敬的同行，各位贵宾。谢谢各位今天请我到上海，来和大家谈谈心得。
能来到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在第六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World Laureates Forum，WLA）上发表主旨演讲，对我是一份荣誉。我目前是纽约科学院的院长，以前做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上海我已经来过好几回了，上一次还是2019年秋天，今天阔别四年之后再度来沪，我感觉尤其欣慰。
我们今天在“科学引领变革”（Science Leads Transformation）的主题下聚会，令人不禁想起科学发现的深远影响曾经塑造这个世界，以及更重要的，它的巨大潜力将如何指导我们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只需望向不远的过去就能够领会科学的重要意义。新冠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将我们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抬到了新的水平，我们的生活、工作、旅行和其他活动，无不被它颠覆。这时，是科学、确切地说是各国之间的科学合作，向我们指明了一条摆脱不确定性的道路，我们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出了新的疫苗，使今天这样的集会得以再度举行。
过去一个百年，人类对地球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影响，乃至有人直接将这个新的时代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时代也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全球性挑战，比如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及环境退化将带来严重后果；比如人工智能的影响将无所不包，一边改变劳动力市场的面貌，一边创造新的武器和危害；又比如结构生物学和基因编辑这类技术施展的“绝技”。在一个人类似乎要与不确定性长久共存的时代，本届WLA论坛的主旨“科学引领变革”已不单单是一句战斗的口号，还是一条深刻的真理。科学对于知识的不懈追求，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共同构想被这个复杂时代所改变的新世界，一方面又要求我们在构想时能尽可能为广大公众多谋福利，并联手减轻潜在的威胁。
我们正在面对许多难题，无论是新的疫情，愈加严重的洪水、干旱、火灾或是气候变化的其他后果，还是如何妥善地利用新的计算技术服务公益，它们都要求我们不只做零散而相互隔绝的努力，而是要有一种集体的协同的响应。当科学家联手共事，科学便能赋予我们恰当的知识和工具，它们不仅能用来适应变革，更能够引领变革，而变革不单能克服难题，也能为社会创造繁荣的新机遇。
但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世界是有一点复杂的。因此容我先来回顾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它足以对照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那便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所处的时期。这位才华横溢的美国物理学家曾领导曼哈顿计划，在原子弹的研发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生平不久前刚由克里斯多弗·诺兰拍成了电影，主要情节则源于马丁·舍温（Martin Sherwan）和凯·伯德（Kai Bird）所著的《奥本海默传》（American Prometheus）。在奥本海默的时代，科学家面临着双重责任，一面要增进知识的发展，一面也要应付他们的发现带来的严重伦理后果，因为曼哈顿计划本就有明确的军事用途。影片《奥本海默》刻画了因为匆忙建造原子弹而产生的道德问题，也带着同情揭示了奥本海默是如何下定决心，主张成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守护核能机密、仲裁核能事宜的。到今天，我们又落入了与奥本海默相似的境地：科学的发展与科学在正反两方面的潜力相纠缠：它既能招来毁灭，又能推动进步，比如促进健康、助长经济、令社会繁荣、用技术来解决已知和未知的问题。为确保科学始终为大众利益服务，我们亟需开展负责任的合作与共事，并且要在信任与开放的气氛之中，集体审议科学的最佳用途和目的。奥本海默觉得核科学需要各国间的互信与开放，但他终究落入了冷战期间因为担忧国家安全而产生的分歧之中，他因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信念而受到事实上的审查，失去了安全许可。今天又和当时一样了，科学家虽然竭力用他们创造的知识造福人类，却仍不免为紧张的地缘政治所阻挠。但其实，正是在这类地缘政治的紧张时期，有原则的共事才显得空前重要。
演讲现场图
自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已经开展了许多成功的联合研究计划、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合作项目，将两国都推向了卓越的科学前沿。1979年，时任总统的吉米·卡特和中国领袖邓小平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U.S.-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eement），奠定了如今的两个科学强国在知识、人才以及资源上的空前交流。这份协定虽未资助任何合作项目，也没有指定特定领域的研究，但因为它的缘故，两国的政府机构、大学、企业和其他实体得以联合开展研究。《协定》在能源、生物医药、环境、农业等领域推动科学合作，由此促进基础和应用科学，并帮助两国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例如，两国间的合作帮助中国摆脱了消耗臭氧的氯氟烃（CFCs），从而加速了缩减了地球大气中的臭氧层空洞。《协定》还使两国得以分享流感数据，每年研究者利用这些数据开发疫苗，保护我们不受新的流感毒株感染。我们还共同开展了几项标志性的临床追踪研究，通过跨国研究的影响挽救了无数生命[1]。1从1985年延续至2000年代的新生儿缺陷研究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队列研究之一，参与者包括25万名孕妇和她们的婴儿。该研究证明了补充叶酸具有防止神经管缺陷的功效，因此，如今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食物中都加入了叶酸，使千百万名胎儿免于死亡或患上终身的先天性缺陷。
《协定》的内容，当然不止是推动基础科学或应用科学。另外还有人力资本，以及人才的流动。这也一直是美中关系的关键一环，从留学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以及赴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人数中就可以看出来。近年来这一数字有所下降，尽管疫情显然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无可否认，美中关系的降温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这影响可能比过去几年的疫情隔离措施更加长远。然而维持两国间输送学生的管道仍至关重要。美国方面，因为《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推动了多个研究生合作项目，使美国学者得以为自己的实验室选拔顶尖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者。截至2021年[2]，这些中国留学生里有74.4％留在了美国，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及私营部门能够做出重大创新，他们功不可没。反过来说，在地质学到古生物学到生物学领域，美国科学家们也因为与中国同行的共事获益良多。几十年来，美中之间的数千个联合项目增进了我们对于板块构造和冲积平原的理解，强化了我们对早期人类起源的知识，也使我们认出了数量庞大的植物及动物（包括在中国的内蒙古极为多见的恐龙）。
毫无疑问，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流动是双向的。这一点不仅得到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印证，也不仅发生在科学领域。回顾更早的历史，我们可以对胡适的人生做一勾勒，1910年清政府派遣一百多名中国学生赴美国学习，胡适即是其中一员。在美国，胡适受到他的教授、知名哲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强烈影响，他在归国后参加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此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提高识字率。由于这层师生关系，杜威对中国发生了极大兴趣，乃至在1919至1921年间造访了中国两年，其间他发表重要讲话，还与中国的教育界领袖会面，他认识到此地亟需成立先进的大学院校，那样才能为中国进入现代科学、技术和思想奠定基础这两位大知识分子在长期的个人友谊和学术关系结出了一枚硕果：1941年，担任战时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发挥重要影响，说服了罗斯福总统不要和日本签订一份协议，而是要求东京将军队撤出中国。
美中交流还有一个更晚近而切身的例子，就是我与清华大学的合作，我在2014年参与创建了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我为学院的合作架构感到自豪，也为学院培育的伟大科学和私人情谊感到自豪。重要的是，这一项目并非像某些批评者形容的那样，只是给了中国科学家接触美国科学的机会，它的本质是汇集两边的人才、资源、还有我们对一流科学的共同热忱，在协议的约束下，任何成果都必须公开分享、完全发表。事实上，根据俄亥俄州立大学卡罗琳·瓦格纳（Caroline Wagner）的研究，自2019年开始，在全世界引用数最多的1％的科研论文中，中国研究者的发表比例超过任何一个国家。[3]日本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NISTEP）也证实了这一说法。[4]NISTEP统计了1％引用数最多的论文，并使用了一种称为“分数计数”（fractional counting）的方法来划分功劳。比如一篇论文由一家法国机构和三家瑞典机构合著，则法国分到25％的功劳，瑞典分到75％。用这一套度量方法得出，2018、2019及2020年发表的引用最多的论文，中国占到了27.2％，美国占到了24.9%。英国以5.5％名列第三。
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推出，有大量科学成果是产自跨越国界的科学合作。事实上，美国和中国是迄今最大的科学论文产出国，其中有超过28％的论文是由参与各类国际合作的中国研究机构主导的。而在美国，有40％的科学论文是国际合著[5]。5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产出科学研方面究中国和美国都是彼此的头号合作者。在2015到2020年间，由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合著的论文数量从每年3412篇跃升到了每年5213篇――这在《自然》杂志编制的索引中超过了其他任何两个国家的配对[6]。6事实已经足够清晰：切断这两个科学超级强国之间的联系，不仅对中国是坏事，也不利于美国，并且对整个科学界都是损失。
可惜的是，最近美中关系的愈发紧张已经开始威胁到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解在大范围内的进展了。虽然围绕知识产权的安全性产生了明确且反复发生的问题，虽然数据和强化的计算能力都可能用于不良目的，虽然关于技术用于军事的担忧也很合理，但是就科学而言，放弃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公开合作产生的巨大风险远远超越了其他方面最迫切的担忧。
我们来依次说说其中的一些担忧。首先是知识产权。严格的监管机制、关于信息分享的协议以及透明度倡议都有助于确保合作过程不至于危敏感的/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受到国家管控的技术。但同时，各国也都需要公开承诺拥护伦理规范，并尊重对方的知识产权，尤其是在5G/6G电信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方面。实际上，认同这些规范也符合中方利益，因为在某些技术上他们自己就是世界的领导者。在关于数据使用的担忧方面，这是所有国家都想努力解决的问题，这也同样需要国际合作来推动各个国家、产业和研究机构接纳AI的伦理规范。最后是关于技术的军事用途方面，我的主张是，如果我们放弃合作转而独自研究，对新兴技术的军事使用（及误用）的可能性只会更高而不是更低。只有在各国之间开展合作，我们才可能畅想一个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的成员将联手在先进技术的开发和部署中推动并落实透明和问责，尤其在可能用于军事的科技领域。
像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斯蒂芬·基弗尔森（Steven Kivelson）和彼得·迈克尔森（Peter Michelson）这样的著名美国科学家明确认为，总的来说，美中合作是有净收益的。在一封1000多名美国学者签署给拜登的信中[4]，联名的众人一致认为《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使美国取得了重大利益”，并且“与中国脱钩会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我们密切合作者的研究、以及我们大学的教育使命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麻省理工大学的前任校长拉斐尔·赖夫（Rafael Reif）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如果强烈劝阻美国大学与中国合作，这些大学将不再有能力通过与中国科学家共享观念和资源来加速自身在应对全球挑战上的进步，也不再有能力通过合作、竞争及吸引优质人才来改善自身。还有最重要的，美国对于中国现状的了解将会大大减少――不仅是中国的技术发展和军事现代化，还有中国人民的志向和目标。”
我们面临的难题，无论是应对全球健康危机、气候变化、还是地缘政治压力本身，其实都是美中两国、乃至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回顾历史经验，我们清楚地看到科学合作能够发挥桥梁作用，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能促进国家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事实上，美国与6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研究协定，中国与64个国家有此协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科学是国际合作的完美载体，因为众所周知，科学这一领域不是独自一人的努力，而是整个学界在共同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在纽约科学院（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我们通过一手经验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从一开头就是一家国际机构，今天我们的项目更是遍布全球，覆盖了各个不同的领域、部门和机构。我们的全球会员中有2万多名科学家及科学爱好者， 我们很擅长运用科学的力量跨越国界。
怀疑者或许认为，在这样一个地缘政治紧张的时代渴望合作未免幼稚。但其实，我今天的这个主张，在历史上不乏显著的先例。在冷战最高峰的1972年，美国和苏联共同启动了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Apollo-Soyuz Test Project），它标志着第一次国际人类太空飞行任务，也是双方关系缓和的标志，这个计划奠定了后来在太空探索领域延续数十年的国际合作。在国际合作与观念交流方面，更晚近的例子出现在西非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内，多个国家联手开发了疫苗、疗法和遏制策略。合作使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汇集到一处，由此加快了发现的步伐，以及用科学知识来应对重大全球危机的速度。
我们必须明白，在诸多领域开展国际科学合作会带来多重益处。科学和技术的繁荣，向来是通过观念的交流、跨越国境的合作、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得以实现。我前面已经提过，超过40％的美国科学产出（衡量标准是美国科学家产出的高品质论文的数量）都包含了与外国研究者的合作，并且中国和美国在产出科学研究方面是彼此的头号合作伙伴。尝试将本国与对方的科学探索相隔绝只会扼杀进步、阻挠创新、削弱我们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这一点在气候变化上尤其明显，因为气候变化没有国界，最近发生在北京和纽约的极端降雨和洪水，还有席卷欧洲的破纪录热浪，都印证了这一点。切断国家之间在科研上的联系甚至可能加速新技术在非民用领域的应用；科学知识的军事化是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的。
今年八月底，《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延长了六个月。这点时间显然是不够的。《协定》不仅仅是一份文件，它还是用科学本身的力量克服共同挑战的证明。将《协定》续签到2024年2月之后，不仅符合科学进步的利益，也对促进全球稳定与合作至关重要。美国和中国在科技领域相互交织的命运凸显了世界各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再说一遍，这联系不仅对中国和美国有利，也对整个世界有利，因为在联合研究项目中获得的先进知识，将为全人类造福。
人类基因组计划、大型强子对撞机、国际空间站以及新冠疫苗都是例子，证明了全球合作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也显示了合作如何拓展了人类认识的边界。在纽约科学院，全球合作已经刻进了我们的DNA。我们最近从疫情中培育的一个项目是国际科学储备（International Science Reserve，ISR）――这是一个由纽约科学院运作的组织，其前提是面对共同的全球挑战，科学家可以也应该联手共事。ISR动员全球科学界对复杂而快速多变的局势做出响应，这些局势超越了国界，规模之庞大绝非任何国家能够独立应付――例如下一场全球疫情、一次粮食系统灾变、或是数场与气候相关的气象灾难。我们让科学家及科研机构做好准备，并动员他们在实景演习（readiness exercises）中应用他们的研究，我们还为研究者提供关键的资源、如IBM的地理空间发现网络（Geospatial Discovery Network），并给予他们在紧急时刻做出快速反应所需的支持。我们已经汇集了30多个不同国家的专业人才，在去年开展了第一次针对野火的IRS实景演习。将ISR这张网络黏合在一起的是我们的热切信念：科学对于全体人类都不可或缺，它因此也需要我们的携手合作。
并且，从合作中获益的不仅是科学。我们的大学和研究者（教员以及学生）之间的合作还会产生其他种类的纽带和益处，不仅在如何开展跨越不同界限的合作，还有在如何看待世界上，我们都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的视角和兴趣当然会有不同。但迄今为止，科学家和学界人士的联合都超过了我们之间的任何分歧。而且在局势紧张时，正是私人情谊使我们能维系彼此之间关键的沟通形式，并且着眼大局，产生对彼此文化的欣赏与理解。这些人与人的关系提醒我们，即使在艰难时代，我们仍怀有共同的抱负，那就是平等地为所有人增加知识、促进人类的繁荣。
今天各位在这个享有盛誉的会议上济济一堂，最好再确认一遍我们的承诺，那就是信任知识、拥护探索和求证的原则、并且联手对抗那些企图削弱科学信仰的人。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orld Laureates Association）印证了合作的力量，也印证了那些终其一生追求开放的、国际化的科学的人们留下的不朽遗产。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牢记科学改变世界的力量，从而服务美中两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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