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走出功利化误区，促进科学文化繁荣

来源：财经网

11月12日，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技日报》原总编辑刘亚东在《翔龙鸣凤科学论坛：科学与哲学对话》上表示：“科学精神远比科学知识重要。”他认为，掌握了科学知识不一定拥有科学精神；但拥有了科学精神，不但会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而且能够掌握探秘未知的钥匙。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技日报》原总编辑刘亚东

他还谈到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尽管当代科学和技术不断地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但这并不足以打破科学引领技术的主流趋势和总体规律；科学和技术也还远未发展到可以合二为一的程度。” “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科学强国必须拥有一大批足以改变人类重要认知的伟大科学发现，以及众多能够领导世界潮流的科学大师。”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刘亚东：大家好。我是刘亚东，我挑选了20页PPT，争取在规定时间里把它们讲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对科学的呼换已经回荡了一个多世纪。说到科学，很多人都把它理解成科学知识。科学当然包括科学知识，但除了科学知识，它还包括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其中，科学精神是统领，它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和理念。

科学精神远比科学知识重要。你掌握了科学知识，不一定拥有科学精神；如果你拥有了科学精神，则不但会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而且还掌握了探秘未知的钥匙。就一些具体的科学知识而言，它真的没那么重要，特别是在知识快速迭代和更新的今天。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天天起早贪黑泡图书馆学了那么多知识，现在还有多少能用得着？我看连10%都不到。但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学？因为通过学习科学知识，我们能够得到了它所承载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1916年，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发表了《科学精神论》一文，这是中文文献中首次提到并阐述“科学精神”。作为五四时期探索和传播科学文化的先驱,任鸿隽创用"科学精神"一词，阐述科学的本质与主旨。

1922年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上，梁启超在演讲中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作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方法，叫作科学精神。“

在我看来，梁启超把科学精神说成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有失偏颇。科学精神是一种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它一方面约束科学家的行为，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又逐渐地渗入公众的意识深层。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10年后，苏格拉底诞生。中国的先秦文化与古希腊文化有着较长一段重合期。《礼记·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由此衍生了一个成语：格物致知。意思是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这是科学和科学精神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萌芽。但遗憾的的，我们在祖先并没有把它发扬光大。

先秦时期，中国也曾有过”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辉煌，但在自然科学领域，与古希腊文明相比，显然是相形见绌。

科学是舶来品，不是我们的土特产，而且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水土不服。“西学东渐”也是一个外来词，指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西方学术文化两次传入中国的艰难曲折过程。

明朝万历年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此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西方开始迅猛发展，而中国尚处于蒙昧状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播科学知识。

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很多西方的天文、历法、地理和数学等科学知识。比如，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无济于事。利玛窦以及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才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

清朝的康熙皇帝对科学很感兴趣，而且肯花大力气学习和研究。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是同时代人。彼得大帝学习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爱好和宫廷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创办西方式的大学，从而让中国与人类现代文明失之交臂。

雍正时期，开始禁教。乾隆皇帝更绝，干脆把传教士统统赶出了中国。乾隆和乔治华盛顿是同时代人，他们都在1799年去世。但乾隆留给中国的依然是一个专制、贫穷、愚昧的社会。

应该说，第一次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有所触动。但总体上讲，中国从士大夫到平民的各个阶层，对宗教不感兴趣，对科学也不买账。第一次西学东渐无果而终。

和第一次西学东渐相比，第二次西学东渐来得就不是那么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了。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开路，把鸦片和科学一起打包，硬塞给了中国。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社会逐渐接受西方学术思想。这一方面是慑于淫威，另一方面也是切身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今天看来，这是很普通的主张，但在那个时代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因为从皇帝到老百姓，人们满脑子都是“天朝上国”“华尊夷卑”的观念。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推翻帝制到五四运动，在近80年的时间里，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剧烈碰撞。这次西学东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可以与之媲美。经过西学的洗礼，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开始改变，社会变革也随之发生。在此过程中，一些思想先驱应该被人们铭记。他们是林则徐、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胡适、鲁迅、陈独秀……

我还想谈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区别。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已经提到这个问题，我再多说几句。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简单地说，技术背后的道理是科学，而规律的运用是技术。

那么，科学和技术是什么关系？考察最近三百年的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形，即技术发明促进科学发现，或科学发现引领技术发明。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蒸汽机催生了热力学，而热力学又让蒸汽机得以改进，从而发明了内燃机。

我不否认，当代科学和技术发展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二者之间的界限有时变得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特征。从形成一种新知识到把这种知识运用到产品和工艺，所用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甚至还有一部分科学正在变成技术，材料科学、基因科学、人工智能等很多领域的发展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技术越新（尤其是高技术），包含的科学知识越密集。另一方面，科学的进步也越来越依赖最新技术装备的支持。

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科学和技术不断地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但这并不足以打破科学引领技术的主流趋势和总体规律；科学和技术也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可以合二为一的程度。

科学帮助我们认识和发现自然，而技术帮助我们征服和改造自然；科学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技术解决“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科学以知识的形态存在于无形，而技术以可见、可感、可触的形态存在于有形；科学一般与生产实践没有直接关系，而技术通常可以立竿见影地惠及大众，造福百姓；科学属于上层建筑，而技术则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科学有时能够颠覆人类对宇宙的根本认识，让世界观发生彻底改变，而技术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懂得了科学和技术的区别后，你马上会对许多司空见惯的东西提出质疑。比如，你可以认识到，现在的热门话题——所谓中美“科技脱钩”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科学发现或者成果实施垄断。你可以说，这是中国的技术，那是美国的技术。但不可以说，这是中国的科学，那是美国的科学。因为知识就是知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中国的知识”或“美国的知识”。而且，对知识共享持开放态度，是科学探索取得成功的基础和关键。

两百年前，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就得出“科学无国界”的结论。在21世纪“快速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的地球村，如果有人想在科学的园地里竖起篱笆墙，那必定是徒劳的。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讲，科学发现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所以不具有可专利性，而技术发明不是人类共有的财产，发明者可以独占，所以具有可专利性。所以，就纯粹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而言，国家之间不可能做到脱钩。所谓的中美“科技脱钩”，其实是“技术脱钩”。即使是技术脱钩，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脱钩，它会在局部领域发生，集中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很多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搞不清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弄懂科学的本质和属性。

从本质上说，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汉语里合二为一的简称“科技”带来很多麻烦。它把人们搞糊涂了，认为科学和技术差不多，没多大区别。不仅普通老百姓这样认为，一些政府官员，包括部分科技系统的管理工作者也这样认为。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它们的目标任务不同，途径方法不同，因而考评和管理手段也不同。用管理科学研究的办法管理技术开发，或者用管理技术开发的办法管理科学研究，都是行不通的。混淆这两个概念，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科”“技”不分，以“技”代“科”的危害主要有两点。一是实用主义泛滥，导致基础科学发展停滞；二是科学认知底下，导致无知之愚。

就“科技是生产力”而言，其中一些概念四十多年前用不着讨论，但今天就有必要厘清了。说技术是生产力，没有问题；但要说科学是生产力，是有限制条件的。

首先，在数千年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人类始终在孜孜以求地探秘科学，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我们很难找到科学发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例证。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的时代如此，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时代也如此。一部分科学变成了生产力，那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如果从186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算起，到现在仅仅160年。

其次，科学，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分科而学的意思。我们也有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分。有些科学是生产力；有些现在不是，将来有可能是；还有一些永远都不是。

比如，数论研究的很多问题，如果从实用角度看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们不可能期待“哥德巴赫猜想”或者“孪生素数猜想”一旦被证实，会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改变。但你能说这些数论研究是不是科学吗？

当然，你可能会说，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世界，而数学研究的是抽象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数学不是科学。而事实上，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工具，也可以说是科学中的科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很多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揭示自然规律，探索自然奥秘，它们并非以促进生产力为目的，也不可能转化成生产力；开展这些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我们的天性使然。

中国有着务实的文化传统，有时过分强调“学以致用”，对学术一向抱有明确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态度，从不认为学术、学问、知识有独立不依的价值。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在我看来，科学研究没有“没用”的。科学，探索的是自然的规律。人们每掌握一条规律，都是一次自然认知的升华，从而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中生产和生活，直至创造出新的文明。

就基础科学而言，我们尤其不能片面、机械、僵化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牛顿试图用微积分来描述他所发现的力学规律的时候，麦克斯韦基于法拉第的实验成果探索电磁学的数学表达的时候，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原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时候，普朗克为了解释黑体辐射而提出量子化假设的时候……我敢说，他们中任何一位都没有想到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将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兴趣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最强大也最持久的动力。人类渴望了解这个世界，迫切地想要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所有的文化，包括宗教，都是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时给出的不同答案。而科学的使命就是要不断地揭示宇宙的本质和真相，也只有科学研究才能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

生产力这个“筐”里远远装不下科学。事实上，促进生产力只是科学发展的一种派生效应。如果只是从生产力的视角审视科学，那是对科学的矮化。所以，今天的人们应该超越对科学功利化的肤浅理解。科学能够做什么？它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科学是技术的源泉。而在科学中，基础科学又是应用科学的源泉。一般而言，科学发现比技术创新难得多，而技术创新又比跟踪模仿难得多。我们的目标是到2050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认为，现代化强国的内涵必须包括强大的基础科学。一个现代化强国当然要有技术，但更要有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一个真正的科学强国必须拥有一大批足以改变人类重要认知的伟大科学发现，以及众多能够领导世界潮流的科学大师。否则，那时候我们很难宣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功告成。未来三十年，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科学精神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弘扬科学精神绝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它关乎我们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文化创造和文化进步应该包括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弘扬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必要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我希望它能成为我们的国家意志和全社会的共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