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国有大行股改史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方向，拉开了中国银行业史诗级“大逆转”的序幕。

20年过去了，中国银行业早已今非昔比，从破产边缘到大象起舞，从遍地唱衰到领衔全球，无数空头被打爆。

在大步迈向中特金的当下，银行业又一次站在了历史转折点上。

回望来路，这场“大逆转”是如何发生的？重温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主编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一书，可以收获更多启发。

以下，为新金融琅琊榜整理的读书笔记：

即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2003年至2010年这段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过程，也是史无前例的创造性改革，为世界提供了市场化转型改制的成功范例和宝贵经验，完全可以载入世界金融史册。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特别是国有银行的改革，始终围绕邓小平同志的“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目标，40年来国有银行由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国有控股股份制银行，经历了企业化改革、商业化改革，最终通过股份制改革实现了市场化经营，这是一个内在连贯的逻辑过程。

应当说，2003—2010年的股份制改革最终把国有银行推入了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轨道，然而始于 1978年的中国银行体系独立的改革、1994年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和1998年首次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的改革，都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必要准备和历史基础。

计划经济下的金融体制忽视价值和市场的作用。银行不搞经济核算，也无须效益考核，只是计划经济和财政的出纳，是执行和配合国家计划配置和管理资金的工具，是印票子、发票子的行政机构。

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0月8日，邓小平在这次座谈会上再次指出：是否设想这么一个问题，把财政制度改为银行制度，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更新技术的杠杆。银行本来就是要生利的，可是我们现在的银行只是算账，当会计，并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

时任农业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回忆说：“当时关于这段讲话还没有文件，我们在机要室查中央会议简报，从简报上看到了小平同志那段话的内容，许许多多从事银行工作的人对这段话的内涵非常敏感、特别激动，感到了这句话抓住了要害。指示传达后，我们这些改革第一线的工作者，感到心明眼亮，知道劲该往哪里使了。”

自此中国金融改革的大幕拉开了，一个金融新时代来临了。尽管之后每次改革仍有激烈争论，但改革的方向是坚定无疑的。

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问题，相当程度上根源于特定历史阶段国有银行所不得不履行的政策性和商业性双重职能，这也是国有银行不得不承担经济改革成本的根本原因。

国有银行在逐步走向市场、推动商业化改革的同时，一方面执行着行政化的业绩评价、薪酬管理和职务晋升体系，导致国有银行干部员工按市场化规则办事的动力和积极性调动不充分。另一方面，约束机制又与市场原则脱节，导致经营不善的机构和干部得不到相应处罚，或者助长不思进取、消极懈怠的作风，或者为盲目扩张、违规经营提供反向激励。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当各方意识到中国金融风险山雨欲来，国有银行改革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之时，对国有银行产权问题的关注也渐渐多了起来，而解决产权问题在此后国有银行改革进程中，逐步成为解锁全局的突破口，并驱动国有银行最终踏上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保障社会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就业充分是其主要职责，因此握有国有银行直接控制权的政府常常把这些公共管理职能加于国有银行身上，要求国有银行对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等公共管理目标负责，这就必然导致国有银行经营目标的双重性和经营行为的扭曲。

在银政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往往会淡化商业动机，弱化风险管控，尽力满足政策要求。所以，要有效调动国有银行的活力和增强国有银行的自我管控，必须从产权这一问题的源头人手、从产权体制完善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上寻求突破。

1997年2月1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再次组织召开会议，重点听取了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关于化解金融风险措施的汇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筹备召开有关金融问题的全国性会议，以期达到增强党政高级领导干部和大型金融机构领导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认识，研究化解金融风险的措施，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等目的。

就在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筹备期间……1996年广东省恩平市再度发生金融风波。风波导致当地金融机构约100亿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此次风波肇起于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不正当干预，这使得中央意识到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纵向管理的重要性。这一事件促使强化党对金融的领导被纳入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议题。

把国有银行体制问题的重要源头之一定位到银政职能边界不清晰、银政关系失调，在理论和政策导向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它意味着中央开始把国有银行改革的着眼点由国有银行内部管理范畴拓展至国有银行与政府、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关系重构上，真正触及了金融宏观运行管理架构和体制等改革顶层设计层面的问题。

回顾国有银行改革历程，1998年的注资……是国有银行改革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创新，即第一次尝试在不直接动用财政资金的前提下解决国有银行资本补充问题，第一次尝试使用央行资产负债表来化解国有银行改革中的矛盾。

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确定为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根据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经验，对国有银行提出了打造“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的改革目标，要求把国有银行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

针对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三年脱困期间大量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甚至各级地方政府存在的失信问题，会议首次提出对社会信用体系进行综合治理的举措，强调要加强经济金融法治，健全法规，对逃废金融企业债务的单位个人，以及进行包庇、纵容逃废债的国家工作人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快信用制度建设，建立全国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

国有银行综合改革已箭在弦上，若再在如何让财政出资解决国有银行历史包袱问题上纠缠下去，必将把改革拖入死胡同。所以，对于改革谋划者们而言，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一个不过度依靠财政的改革方案，以确保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顺利推开。

方案中提出了一组重要的概念，即国家资产负侦表、财政资产的债表、银行体系资产负侦表。之所以说“重要”，是因为“三张表”配含着在财政之外解决国有银行财务困境的途径。方案指出，国有银行改革从宏观角度看，实际是三张资产负债表的结构重组。

据有关人士回忆，早在1997年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人民银行就在研究如何在不动用或少动用财政资源的条件下推动国有银行改革，但当时大家都还不清楚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直到后来找到一本英文教材，讲了国家财政、央行职能以及之间的关系，给了当时还是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周小川很多启发，使他开始意识到可以直接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来进行运作。

汇金公司成立后，通过向国有银行派驻董事等方式，使国有资本出资人具象化，解决了长期困扰国有银行的国家产权主体虚位的问题，为重构银政关系、廓清责权边界、减少行政干预和促进国有银行转换经营机制创造了体制基础。

周小川的回答是：上市仅仅是国有银行整个改革过程中的前半阶段。既然国家有能力为国有银行注资，则上市主要不是为了筹资，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场激励和约束机制，强调投资者利益，彻底打破国有银行的“准官僚体制”，改变“官本位”的经营目标，通过合理的绩效激励机制、充分的风险控制和资本约束，将国有银行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

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了建设银行的股权结构，促进了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分享和技术转移。美国银行派出董事和专家协助改善建设银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零售银行、资金服务和IT系统等，使之缩小了与先进银行的差距。本着竞争回避的原则，美国银行关闭了其在中国境内的零售网点，严格限制在中国的公司业务，使其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只有通过与建设银行的合作来实现。

2000年4月工商银行提出了改制的“十字方针”，即“效益、质量、管理、发展与创新”，建立了以质量和效益两大类指标为中心的新型经营管理体系……促进了全行资产质量、经营效益的根本性好转，在资金实力、业务创新、信息化建设、机构改革、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理念来看，“常青藤”贷款显然是一种“悖理”现象，它违背了银行贷款的本质特性和信贷业务的基本经营原则。但这种“悖理”的贷款经营模式长期伴随国有银行的事实，却也反映出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对国有银行制度的基本要求。

在2006年上市路演中，工商银行自豪地向国内外投资者介绍：在IT 战略方面，工商银行在过去几年建成了世界先进的IT 系统，在国内率先完成了数据集中，领先国内同业4~5年。现在所有的交易、客户数据都集中在一个中心，每天高峰时期处理能力达到5000万笔。

对于农业银行分拆上市的方案，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反对。刘明康认为，服务业的网络十分宝贵。更重要的是，将农业银行一分为二，强行分拆成“好银行，坏银行”，这在过去国企改革中已经证明是一种不大成功、遗患甚多的试验。这便是后来农业银行坚持整体改制上市的由来。

国有银行股改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财务重组和不良资产的剥离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再造，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股改，国有大型银行获得了机制重建的机会，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机制与责任机制。

在完成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的同时，五大银行将精力集中于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致力于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内控机制的完善，在主要治理标准和风险管理上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使风险管理与责任认定切实落实到银行的每一层级、每一环节、每一个人。

股改的目标不在于解决银行一时的困难，而着眼于培育形成银行自觉寻求科学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激励机制。所以，判断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成功与否，既需要看股改以来国有银行经营业绩和质态的变化，更需要检验国有银行是否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发展理念和模式。

可以说，若非股改重塑了大型银行的经营体制和发展模式，夯实了银行的资本基础、盈利基础和信贷基础，大型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也不可能发挥出对经济如此突出的支持服务作用。

不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给国家带来的收益项合计为14.94万亿元，成本项合计为2.64万亿元，净收益为12.3万亿元。若不计入资本溢价和品牌增值收益，则净收益为10.44万亿元。

股改使得五大银行具备了在新规则下实现业务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基础，释放了经营活力，极大提升了创利能力，根本上改变了国有银行长期虚盈实亏的财务窘境，使五大银行真正成为市场盈利主体和国家税收重要来源。

1978—2018年的40年间，实现邓小平关于“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四自”目标，国有银行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潮同行，历经了企业化改革一商业化改革一股份制改革的漫长历程，终于在股份制改革中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制。

2002一2011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而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正是发生在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期。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归根结底源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源于国运昌盛。国有银行公开上市时之所以受到国内外特别是国际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国际投资者看好蓬勃发展、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

并且在这10年间，力配合国有银行消化历史沉积的不良资产包袱和财务困难，中央银行延缓了全面推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在国有银行股改的近10年时间里，央行基本保持了3%的银行利差，为国有银行攻克不良资产难关、恢复盈利能力、重建资产负债表赢得了时间，也为股改上市后国有银行持续保持良好经营业绩，进而步入国际优良银行前列创造了条件。

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实现国有银行财务重组的方案……抓住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特别是进出口贸易突飞猛进、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有利时机……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央行资产负债表救助大型国有银行的首个成功案例。

股改的每一环节、每一步骤，包括财务重组、引进战投、建立股份公司、公开上市，对于国有银行当时的领导者们都是陌生的和全新的任务，都必须以极大勇气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去探索、去实践。

通过股改的财务重组、剥离不良、引入外资、上市路演等各个步骤，国有大型银行的领导者和管理层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种种考验，一大批专业银行家和国际化、信息化人才在大型银行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的过程中脱颖而出……把大型银行带上了市场化、现代化经营的轨道。

如何正确处理市场化经营和体现国有资本意志间的关系；如何在充分发挥“三会一层”公司治理架构作用的同时保持党对大型银行的领导；如何在遵循市场原则和利用市场薪酬机制吸引人才的同时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这些都是大型银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必须破解的课题。

股改之初，大型银行也曾进行过努力，尝试性地实施过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搁浅。目前，大型银行高管的薪酬水平与市场薪酬水平已经脱钩。长此以往，可能会使一些管理人才向外资金融机构和民营机构流动，大型银行的管理队伍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影响管理素质和员工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股改的顺利完成，使大型银行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重生。但是，股改成功只是大型银行改革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中国银行业改革仍然在路上。

本书得到了顾问们的鼎力支持。周小川行长、戴相龙行长、项怀诚部长、楼继伟部长、刘明康主席等领导提出了要求并给予了具体指导。有近30位部委领导、“一行两会”领导和五大银行时任、现任领导接受了本书的访谈，成为本书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