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发音不标准，外景又没场地， 新加坡华语戏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郑东发先生是我们那个年代参与媒体工作的政府高官。在这之前，郑先生曾在多个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但是，对新加坡民众和加利谷山的山民来说，他在1979年被调派到文化部担任常任秘书那一次，影响巨大且深远。

他开玩笑地说，他当时以为从重量级的国家发展部调到文化部，工作会比较轻松。他环视文化部属下的各个部门，有些看起来跟日常生活比较接近，其中之一就是广播部门，当时叫做新加坡广播电视台（RTS）。作为一个国家广播电视台， 他认为RTS在传播信息和推广教育这两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在提供娱乐方面却差强人意，可以做得更多更好。那时，RTS是依赖财政部为它提供资金，如果一旦预算拨款被削减，广播电视台就一筹莫展。郑先生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他决定在RTS多花点时间。

从政府部门到法定机构

郑东发先生很清楚，如果新加坡广播电视台要发挥它的最大潜能，就不能继续以一个政府部门的身份靠拨款过日子。郑先生深信，当机会到来时，动作一定要快而准。郑先生的第一步，就是说服当时的文化部长王鼎昌先生：为了更好地完成它传播资讯，推广教育和提供娱乐的目的，RTS一定要先成为一个法定机构，以便在管理、财政和人事上有自主权。部长同意了。

郑先生和总检察长一起草拟了新加坡广播法，这项法案后来在内阁和国会通过。

1980年2月月1日，新加坡广播电视台（RTS）成了新加坡广播局（SBC）。郑东发先生担任总经理，黄李淑珍女士是副总经理，王鼎昌先生是广播局主席。新加坡广播电视台的企业化让很多员工担心，不知道新的架构会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什么影响。那时，许多人都知道郑先生向来对工作要求严格，没人可以糊弄他。他们也知道郑先生做事一向迅速彻底，那些步伐缓慢的只好打起精神来跟上。

华语戏剧的诞生

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吸引资金，以便推行多项大规模的新计划。对郑先生来说，大量还没用到的电台和电视广告时间是一个金矿。为了吸引广告商，他知道首先要提高收视率，而要提高收视率，就必须制作更好的本地节目。由于潜在的华语观众群很大，他看准了比较有票房保障的剧种——华语戏剧。虽然本地戏剧必须遵守和鼓吹新加坡价值观，并支持新加坡政府的政策，郑先生仍然希望华语戏剧会受到新加坡观众的喜爱，或许，还能跨越长堤。

要制作华语戏剧的计划，点燃了华文节目编导们的热诚。郑先生认为需要引进一些外国专才，但是编导们认为借助本地华语剧场的力量就可以自己来干。12 个月过去了，没看到什么成绩，因此郑先生决定从台湾和香港进口人才，这包括导演、编剧、服装设计师、摄影队、灯光师、美术指导等等，让本地实习生跟外来人才配对一起工作。他也聘请外籍老师，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管理艺人的单位，叫艺人联络组（ALU）。但是最令人瞩目的是，广播局为华文戏剧的制作建了一个历来最大的摄影棚，建造和设备总共花了860万元，是一项破纪录的开销。

王玉清与邓妙华是《小飞鱼》的主角。 

1982年，《实里达大劫案》的成功，标志着华语戏剧的诞生。接下来，更多成功的剧集陆续登场，这包括《新兵小传》系列，《小飞鱼》《雾   锁南洋》《大侠吴三奇》《亚答籽》《咖啡乌》 《盗日英雄传》《红头巾》《芝麻绿豆》《奇缘》《边缘少年》和《牛车水人家》等等。华语电视剧迅速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一些演员，如黄文永、王玉青、陈碧凤、向云、黄佩如、陈丽萍、朱厚任等，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在一夜之间成为明星。随着观众人数以几何级数增加，广告收益滚滚而来，员工士气高涨。

郑先生亲自主持一个执行委员会（EXCO），这个委员会里包罗了所有主要单位的一把手，如制作组、创作组、摄影棚、设计、影像、工程、人事和行政部门。所有戏剧的提案都要先送交执行委员会讨论，它简化和加速了决策过程。这个执行委员会就如一个机构的超级大脑，拥有整条制作链里每一个环节的专业知识。它保证了任何决策都遵循一套相同的准则，执行时也一视同仁。执行委员会的决策，尤其是要严格遵守制作预算这一项，都由行政官（AO）加以监督执行。这么一来，制作单位的专业水平和效率全面提升，连带的，员工的士气也提高了。

郑东发先生在广播局长期服务奖颁奖礼上发言。

那时也碰到不少困难，其中两个郑先生记忆犹新。

其一，我们的演员说的华语不标准！那时我国正在全面推广讲华语运动，让说不标准华语的演员在国家电视台的荧光幕上曝光是不能被接受的。解决方法很简单，用标准华语的声音来取代。于是，配音组迅速在电台旧址成立，我们请来外国配音专家，把他们标准动听的华语借给我们的演员。与此同时，专家们给本地演员上语音课，教他们说正确的华语。专家们的声音价格不菲，但是如果不请他们来，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一定会更大。渐渐的，随着我们的演员华语的进步，配音组被淘汰，有些配音员还转行当了真正的演员。

其二，我们严重缺乏外景场地。开始的时候，加利谷山上的洋房业主愿意借出他们的房子让我们拍戏。但是，不久业主就投诉摄制队因赶工而没有好好地爱护他们的房子：地毯和地板被践踏弄脏，家具被不小心损坏，饮料和食物垃圾到处乱丢。其中一次，摄制队队员竟然在人家的游泳池里洗脚！随着我们几乎天天收到业主的投诉，这一段你情我愿的合作很快就结束了。郑先生审视每一部戏有固定外景预算的局限，另做打算。他决定建一条街景，两边都是店屋，加上一个小镇中心。这项建设将成为华语戏剧的拍摄基地。当时他的指示是：这条街景要有百变的功能：既能是牛车水，也能变成小印度，或甘榜格南，或翡翠山。为了节省经费，沿着街景的屋子都有门，让人以为门后面有厅有房。这条街景整整用了30年，节省下来的拍摄费用远远超过它当初建设成本的好多倍。这条街景也成为了影迷们来参观加利谷山的必到之地。

加利谷山街景。

郑东发先生（左一）于1985年亚洲电影节与广播局艺人交谈。左二是黄文永，右一是向云。

利用滑行轨道拍摄外景。

当时，电视广告是用胶片拍摄的，而胶片又必须寄到香港和澳洲去冲洗，制作费昂贵。因此许多小公司都不愿意在电视上打广告，因为费用太高了。郑先生要另辟途径，他决定把一个比较少用到的第二摄影棚改成广告制作摄影棚，他指示这个摄影棚用录像带制作电视广告，不需要送到外国去冲洗。广告制作费一下子下降到原来的5%至10%。虽然开始的时候有人质疑录像带没有胶片的“质感”， 但是越来越多的小公司愿意打电视广告，一个新的收入渠道因此建立起来。每星期一个钟头的戏剧广告收益，就足够让我们去扩展和改进其他的项目。

华语戏剧制作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其他的节目组，娱乐节目随着观众的要求， 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长足的进展。在郑先生的娱乐节目左右手刘芸娘（Maureen Liew）女士的领导下，《缤纷八三》从原来的每周一次增加到每天晚上一次。由  于节目内容增加快速，原本我们偶尔需要的自由身乐手和舞蹈员，变成几乎天天报到。在这种情况下，RTS乐队和SBC舞蹈团也应运而生。

大型节目的出现

在那之前，综艺节目都是在加利谷山上的摄影棚里录制的，不过新的挑战值得尝试。刘芸娘尝试把大型现场表演带到新加坡的各个地点——在政府大厦前的台阶，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国家体育场和其他地标性地点。在众多大型户外表演中，令人难忘的有《Reach out Singapore》《Hello’84》《公益金节目》和《1987年环球小姐大赛》。

1988年《才华横溢出新秀》宣传海报。这是广播局举办的第一届大型选秀节目。前排左二的郑惠玉最终夺得冠军宝座。

由新加坡广播局和新加坡旅游促进局的成员组成的队伍，先被派到美国新墨西哥的阿尔伯克向1986年美国小姐大赛的团队取经。决赛当晚，数千人出席了在新加坡世界贸易中心现场直播的1987年环球小姐大赛。这个节目直接转播给世界各国的5亿观众。节目非常成功， 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有了制作世界级大型现场演出的经验和信心。

80年代初期，华语戏剧处为新的儿童剧集《小无知》举行记者会。

《新兵小传》的主要演员在广播局庆祝华语戏剧25年（1983-2008）大型综艺节目上亮相。

在那之前的一年，时任国防部常任秘书林祥源跟郑东发先生提起，他认为由新加坡武装部队主导的国庆庆典有点千篇一律和过时，新加坡广播局能不能为它注入些新意？当然没问题。郑先生于是委任刘芸娘组成一个团队来提高国庆庆典的水平。刘芸娘建议在军队检阅之后，马上就来一场夜间表演，一场夜空之下变化万千的团体操、花团锦簇的舞蹈表演、以及璀璨耀眼的灯光设计和缤纷夺目的烟花燃放。

但是一个问题浮现了：国家体育场的灯光达不到做电视直播的亮度。工程师们说他们需要数千盏灯和数百万瓦特的电力供应。国家体育场、公共事业局和国庆庆典筹委会主席都说：这个方案没办法执行。郑先生请林祥源先生召集他的军官们，跟公用事业局和国家体育场管理层一起开会。会议过后，林祥源先生跟他的军官们说，为新加坡广播局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时间过得很快。国庆庆典委员会由邓文宝上校主持，他的团队，广播局团队，以及包括了学生和年长人士的表演团队，一直忙到1986年8月9日的最后一刻。1986年国庆庆典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从此之后，国庆庆典永远改变了面貌。直到今天，夜晚的表演狂欢仍旧是国庆庆典的核心项目。

时事节目

整个广播局都在发生变化。八个新的部门成立了，它们是广告时间销售组、广告制作组、出版组、选角和艺人联络组、节目采购和排程组、法律和秘书处、公司和项目计划组，以及公共关系组。

郑东发先生尝试使用ENG摄像机。

郑先生把新闻和时事处分开，时事处由 Chandramohan 带领，新闻处由 Ananda Perera 带领。对一个新兴国家的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和灌输共同的价值观，对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项任务由时事处负起。广播局对制作纪录片和采访新闻要用到的最新器材毫不犹豫，这包括购买当时最新型的ENG摄像机和户外广播车。

英国广播公司（BBC）顶尖的节目制作老师和现场播报导师，以短期或中期合约的方式被请来训练我们的人才，他们包括 Richard Wade, Adrian Herring, Tony Hughes 和Martin Evan-Jones。时事处杂志节目《星期五汇报》（Friday Background) 启播，由梁建德（Kenneth Liang）和王春蕙（Wee Soon Hui）主持。接着，其他语文组的杂志性节目也跟着开播。中文的《焦点三十分》由王连三主持，马来语的《Tinjauan》由Basir Siswo 主持。这些节目都有很好的收视率，被认为是对政治、经济和社会课题提供了平衡和深入的报导。其他重要的节目包括《Feedback》和《Life and Times》。

‍郑东发先生为广播局的体育赛事颁奖。

广播局的另一个里程碑是1985年3月1日开始播出国会开会情况。

每年的政治重头戏是总理的国庆群众大会。这是总理向全国人民就国家的现状发表演讲，并回顾过去的一年以及展望未来。国庆群众大会以往是在里巴巴利路的国家剧场举行。这个由文化部管理的剧场也是许多文化表演的演出地点。一天，公共工程局报告说国家剧场的悬垂屋顶有部分生锈，因此对观众可能会有安全隐患。政府认为国家剧场应该拆除。凑巧，有一个私人拥有的嘉龙剧院，已经转型成一个电影院，但电影院并不赚钱。剧院业主找上郑先生，出价一千两百万要把整个建筑卖给广播局。郑先生看到剧院有一个大舞台，相关设备还齐全， 认为可以把它还原成剧院。郑先生于是上书建议政府买下这栋建筑，内阁批准了这个建议。重新装修过的嘉龙剧院，在接下来20年里成为广播局拍摄国庆群众大会、综艺节目和许多其他文化活动的好地点。

1986年3月，国家剧院信托委员会在国家剧场被拆的几个月前搬到嘉龙剧院。1986年，嘉龙剧院成为一个设备完善的剧场。更具意义的是，它取代了国家剧场，从1983年到2000年是国庆群众大会的举行地点。

郑东发先生是一个敢于创新干实事的人，他唤醒了一头沉睡的老虎，还教会它吼叫。他刚到加利谷山时，山上有900个山民，他离开时，山民增加到3000人，并累积了两亿六千三百万元（263 million dollars）的巨额盈余。RTS时代，我们是依赖固定的拨款过拮据的日子，郑先生没给我们鱼却教会我们如何钓鱼。在他的引导之下，许多部门因勤奋努力和专注热诚而发光发亮，他也让员工们有更好的收入，但最重要的是，他让加利谷山上的人觉得当一个广播从业员是何等骄傲。

本文出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回望加利谷山》一书。

郑东发

作者简介：

郑东发先生曾经是国家发展部常任秘书。1980年至1988年，当他担任文化部常任秘书时，他兼任新加坡广播局总经理，及后来的新加坡广播局副主席。他被公认为是新加坡华语电视剧在80年代初起飞的重要推手。郑东发先生离开加利谷山后，出任新加坡驻中国第一任大使。

CY丨编辑

HQ丨编审

回望加利谷山丨来源

郑裕通丨整理

郑东发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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