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儿童的支原体等传染病的严重流行，给医疗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部分地区的儿科已经到了爆满的程度。

面对即将入冬的复杂传染病形势，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也发布了要求各地做好冬春季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的通知。

今年春天开始，已经陆续出现了甲流，二阳，三阳，最近则是支原体和甲流等混合流行。有一个崭新的现实是必须去面对的，那就是在后新冠时代，我们需要面对的公共卫生情况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无视并不能解决全新的问题。

后新冠时代，弱鸡支原体也能成气候

长期以来，对于类似于肺炎支原体这种，绝大多数情况可以自愈的疾病，医学界的研究投入不算大，因为往往对症治疗之后等待自愈就好，可是现在的情况变了。

某种疾病能够较快地自愈，是建立在人群普遍免疫力可靠的情况下，但是这一前提显然出现了改变。我们都知道，很多对于常人来说并不严重的感染性疾病，对于免疫力缺陷人群来说是相当复杂的。按照过往经验，这些不幸的患者在人群中的比例是很低的，但是新冠的流行一定程度改变了这一点，新冠对免疫力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些自限性疾病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复杂程度来说，都变得更加棘手。如果不打算装鸵鸟的话，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改变的。

还是从疫苗说起，最近关于肺炎支原体没有疫苗的事情，上了热搜。肺炎支原体因为其特殊的结构，其脂质特殊的生化免疫性质，以及复杂的血清型，疫苗研制的难度是很大的。

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以肺炎支原体为代表的这些常见但是自限的传染性疾病，因为缺乏经济动力，所以疫苗药物研发动力不足，只从技术来说，就算是普通感冒也是可以研发疫苗的，最近流行的各种传染病都是如此。而随着人群免疫力环境的改变，类似的疫苗会成为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疫苗研发都属于吃力不讨好的投资，类似肺炎支原体疫苗的研发，恐怕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单靠市场的结果，相信大家也已经知道一部分了。

还有个热点是关于抗药性的问题，长期以来支原体肺炎感染首选的药物是阿奇霉素，确实有不错的效果，但是目前已经在人群中积累了很明显的抗药性，指南推荐药物可能需要调整。不过这并不是个单纯研发新药的问题（当然新的抗菌药物是很重要的）。

通常来说，一个抗生素快速形成抗药性，意味着这种抗生素好用且方便，以至于到了滥用的地步，口服的阿奇霉素确实比较符合这一点，新一代的抗生素在性价比，可及性上能否补充缺口，就存在一些变数了。而同时，新的抗药性也会逐渐发展出来，这不是单纯新药能解决的，这需要整体层面优化抗生素的使用，否则总有一天，会出现无药可用的窘境，而遗憾的是，新冠从整体层面加速了全球细菌抗药性的产生，类似这样的公共卫生灾难，不是装作看不到就不存在的。

同时，这样的问题不止存在于支原体这样的细菌感染之中，很多自限性的病毒感染情况类似——但是并不是因为抗药性而无药可用，而是因为这些自限的病毒感染本来就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都是指望机体自愈，常用的各种抗病毒药物实际上并不适合类似普通感冒这样的感染。只不过，这种事情不应该成为一种理所应当的状态，同时，新冠带来的群体免疫力下降，也使得这种理所应当正在动摇。但是资本市场是否愿意在这方面投入，实在是难说。

回到目前一些地区医院爆满的问题，从现实的角度讲，我们不可能廉价又快速的建设数量足够庞大的医院来满足这种需求。但是好在，虽然免疫力受到了影响，但是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类似支原体感染这种情况，并不需要特别优质的医疗资源就可以解决，简单地说呢，这是分级诊疗该干的活，但是分级诊疗在我国很难强制性的推进。同时，在涉及到儿童和老人的疾病上，大多数普通人对基层医疗的信任是很差的。或许之前，涉及到分级诊疗与基层医疗的某些问题还可以得过且过，但是现在，麻烦已经到了门口了。

不过正像是笔者多次重复的那样，像是这样的传染病流行，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考虑到现在的环境，学校，养老院等场所为疾病流行做好准备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在学校和养老院安装高标准空气净化设备，在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学校调整教学方式等等。

这些事情突出一个不受欢迎，可是现在的情况足以说明，社会面对全新的环境，如果不做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做出调整，总归是有问题和代价的。

很多人试图装作一个事实不存在，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公共卫生环境已经永久的改变了，在这个新的世界，有更多全新的问题。不过或许这些全新的问题并没有那么新，他们是曾经旧的问题，在被无视之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一年之后，复盘“叫魂”

目前距离去年疫情放快已快一年，我们有必要对一些事情进行复盘。笔者在2022年冬天“阳康”（即核酸/抗原转阴，并不是真正的康复）后就曾以“叫魂”的角度做出复盘，现在来看，无论是完全存疑的“支原体”肺炎，还是爆满的儿科病房（笔者的外甥女甚至一度被开具了病重通知书），无一不是在说明，当时关于“叫魂”的揣测，或许是有道理的。

首先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去年最后两个月疫情政策的转向是突然的、原地掉头的，以至于许多人感觉猝不及防。

我们重新回溯一下2022年我国各阶段，以舆论场为指针：

①   防控乱象：如新疆地区连续封控长达数月之久，无法有效扑灭疫情，以及各地在管控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乱象”

②  叫魂疑云：在夏秋之际，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大会之后放开”，虽然这一说法有些荒诞不经，（荒诞是因为不符合科学常识，在相对干燥和寒冷的环境中，呼吸系统疾病威力会强力增大。去年冬天疫情中北京的体感症状相对其他地区如此痛苦，上海对冬天疫情感知“症状要比春夏之际那次猛烈”，以及今冬儿科的爆满和北京“除了新冠外各种流行病都在肆虐”都是例子），但这一说法仍不胫而走。

③  群众运动：顶层出台了重新解释《第九版》的“二十条”，同时大会结束、人流管控有所放松，帝都发生了疫情散发，随后控制不下去，疫情告急。多地疫情快速扩散，重新再度加码管控，此时突然爆发了强烈的舆情，线上线下均对管控的各项措施或书面或武力的表达了不配合与对抗性情绪。乌木木齐小区火灾被舆论“嫁接”到封控导致后，出现了A4纸，和多地冲卡现象。

④  新十条和完全放开：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威慑和拘传了极个别分子（仅仅是象征管治权，不具备传染病防治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则被迫事实上停止管控，以方舱和大规模核酸流调为代表的过去三年的防疫工具被停止使用，并在数日后以“新十条”的顶层文件正式宣告。随后就是在极短时间内进入了“事实躺平”的新阶段。

本文主要复盘这种“叫魂”实现的现实原因，至于为什么没有实现所谓的“渐进式”，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复盘。我们用热力学思维方法来看问题。对超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这个事物，对它精细治理、合理有效的管控，是一种“低熵体”结构。那么社会高度的有序化，是精确治理、精准有效的前提，这样的秩序维持，是需要不断输入能量才能得以维系的。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特别是Omicron毒株，其空前强大的传染能力，靠简单的封堵是无法管控的。如果用传统的集体主义可以简单的战胜Omicron，那么如朝鲜古巴越南等具有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友好国家也不至于都被迫停止管控，特别是仍在坚持国营经济模式的朝鲜。这说明，对病毒的超强传染力，必须有十足清醒的认识。如新疆等部分地区，长达三四个月的封控，如上海2022年上半年花了两个半月才动态清零。

对Omicron毒株的清理，应该是大小圈模式，即通过不断缩小次风险区域，来剥离沾染区。这个过程是动态的，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控制中枢和一个积极、稳健、灵活的基层执行组织，而这个动态过程是低熵体行为，不但中枢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基层也必须补充相当的能量。于社会组织而言，就是“人财物”。那么，当能量耗尽且无法有效补充的时候，低熵就无法保持了。

在政策转向前，笔者已有专门论述过在防控过程中实施主体——基层组织——所面临的的困境。现在再次回溯，其实防控工作到了中后期至少需要面对四个主体困境：①基层组织困境；② 各级政府的财税困境；③各个市场主体的困境；④全社会普遍性的心态疲沓乃至对抗。其中基层组织困境已经有过专门论述，参见旧文《两难困境与基层之痛》。

这里稍微说明下，市场主体的困境和政府财税的困境有重合点，但原因不完全一致。市场的困境原因主要是：一个方面，作为我国货币金融市场信用创造机制的地产行业，在2022年，“预期”被杀死了，因此难以创造更不要说加快活跃国民经济的信用创造和派生关系，而随着美国通胀不断上行和全球其他国家央行加息，我国的出口同样前景不佳；另一个方面，则是2022年以来各关键物流节点频繁产生的不可预测的管控，这对国民经济循环的打断，影响深远，对稳定市场预期非常不利。

而政府的财税困境则是这样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土地预期被杀死，各地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 “膝盖斩”，还要考虑到饶是已经如此恶劣的情况，其实大量的土地是被地方政府控制的城投公司平台拿地，或者地方政府控制的优质国资企业——如贵州茅台——主动拿地，就是说地方政府面对的财税困境已经很恶劣了，但真实情况更加恶劣；另一方面，则是国民经济循环的转速下降，让作为流转税（增值税）为主要财税来源的税收大幅下降。

对比年初全国两会通过的2022年度中央和地方公共预算法案和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情况，大致可以预估，2023年各级财政收入将会出现3万亿左右的短收。（这是2022年底的估计值）

短收，不是赤字，而是财政预算表不平衡。如本年的收入不足以支付预算支出，这叫赤字，将使用国债、备用金等方式填补，在预算表上是平衡的。然而，公共预算收入的短收，则将根本性危及公共财政。12月中央财政再度发行7500亿特别国债，这个发行方式很有意思，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中国式MMT。而2022年开始，各地方为防疫情、保民生、刺激经济恢复，还临时多支出了不少钱，诸如许多地区的核酸公司没结账根本就不是新闻。如《第九版》将“14+7”改为“7+3”，其实背后体现的强烈动机是“降成本”。

（上文是当时的推算，根据2023年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财政公共决算和预算的差值是-6490.71亿，即决算数比预算数少了。而2021年的差值是3025.67亿，即决算超过预算。需要注意的是，税收部分差值是-13459.9亿元，税收比预期少了，而非税部分差值是6969.19亿元，即非税部分实际比预算多收入了6969.19亿，非税主要是收费、罚没、国有资本经营、国有资源使用权转让等。而更多的差值比例在地方。税收方面地方政府2022年实际只完成了预算数的88%，而非税收入则完成了预算数的113.7%）

所以，当时之所以“核酸公司发了大财”的“都市异能传说”大行其道，充分体现出社会的根本背景，即在防控下民气已失，社会对疫情防控疲惫不已。这些传说其实也是“叫魂”的一部分。在不触及根本体制变革、结构变革的情况下（指为了防疫，改革社会结构，大幅度乃至根本性扩增政府的税权），难言作为。甚至当时一些局部地区对封控不仅仅是不配合，而是自购“自卫武器”，准备对基层工作人员“斧钺相加”。

老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封控所次生的经济冲击，被舆论当做是全国性经济萧条的原因，实际上为防疫主要支付成本的，是中低收入阶层，而中高收入阶层受到的影响要小得多。而中高收入阶层又极其在意“个人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无论穷富，提起“防疫”都意愿消退、意志消沉。

时代尚未诞生新集体主义

如果这是是现实决策中的背景，想必有一些读者朋友们是会不满意的。因为似乎还不是“不可解决的困难”。

的确，必须承认的是，在之前所提到的这些疫情防控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并非是完全不可逾越的。即便是在政策根本转向的时刻，动态清零的防控体系也并非是全然破产。在更深层次上，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时代呼唤新的集体主义，但时代尚未完全诞生新的集体主义。如逆水行船，“行动点数”已然耗尽。

正如本文上一部分就已经说过的：对omicron毒株的防控，需要新的方式方法。幻想用“一封了之”的办法解决，便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而与新冠的搏斗过程，恐怕会是新时代的集体主义的诞生的“螺旋上升”这一普遍性规律现象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西方国家，也不只是我国，对新冠疫情“疲了”“麻木”的心态是全世界共有的。人类社会不拿新冠当回事，不是因为“新冠是小感冒”，而是“当代的人类社会组织不起来，人类拿新冠没办法”。而这种全世界的“没办法”，又再度加注到了我国身上，并最终为我国人民所承担。

这类似于欧洲在二战爆发前的“绥靖”思想，即“祸水东引”，不解决问题。“我给我国公民发钱，他们只要能生存下去，病毒遏制什么的就没关系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有限的管控措施只是给了病毒演化的“选择压”，即筛选出了更强有力、具有对戴口罩等防护措施、对疫苗免疫逃逸乃至对群体免疫也具有逃逸能力的超强病毒。

从这个程度上来说，如奥密克戎以来的各种具有“玄幻般”感染和传播、免疫逃逸能力的病毒，是当代人类特别是西方社会总体放纵的结果，正如是西方绥靖政策一手养大了纳粹德国。如果没有莱茵重新武装，出卖捷克，拿下法国，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军备不会武装到牙齿；不是在西方国家有限的管控中充分演化、和疫苗乃至“阳康”的免疫群体充分练兵升级，不会诞生Omicron以来的各种病毒，须知新冠病毒原始株远远没有这么魔幻的传染、逃逸能力。

在奥密克戎之后那种戴口罩也传染，做核酸也传染的病毒，是在西方国家漏洞百出的管控和各自为政的防护里，被层层筛选进化出来的。能克服障碍、感染更多的人的病毒，就可以将基因更多延续，这是病毒演化的选择压。

病毒的超强存在是一方面，另一面，则是我国同样小生产思想和小生产者大行其道。希望达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和超级强权的治理效果。包括14+7最终被改为7+3，是对现实中小生产群体的无奈选择。

我们说，当代世界几乎已经没有完全产业链的掌控者了，随着产业融合、价值链整合，股权分置和上市公司改革，分工协作日益细化，这导致无论是底层劳动者还是中间层的管理者、工程师抑或是专业技术服务人员，还是上层的掌权者，大资本家，每个群体都具有“小生产者”的特点。从局部算账，搞局部均衡分析，是小生产者思维方法的普遍特点。在这种思维方法来看，砸掉承重墙，就可以拓展房子的建筑内可使用空间。

在上文里笔者将去年8月以后“大会后放开”的思潮称之为“叫魂疑云”，就是因为当代小生产者这种普遍认为各种防控措施特别是14+7的入境防控措施阻碍了其生产生活的秩序，“会损害我的利益”，这一思维方法与孔飞力名作《叫魂》中所描述的小农的思维方法如出一辙，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同一种社会结构的产物。

“所有人都说有人叫魂，最终酿成大规模误伤后，所有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所有人都有（海外）朋友得了病没事，都说已经是感冒了，放开后大部分人都病痛难忍”

如果回溯笔者之前一篇文章曾提到的内容：“新冠治理的场域，成为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对主权（sovereign）的直接感知，这一场域中是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竞合与博弈，个人既依赖于国家的庇护但也恐惧这一权力嬗变后的危害，在许多中产看来，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其政治性后果则归于抽象的“国家”。”

可以看到，当代中产阶级认为，大集体应该保护自己，对大集体也颇具热爱，即认为国家是保护自己的，也应该保护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乏爱国言行。然而需要注意，宏观函数是微观函数的叠加，在具体的微观生活场景里，每个微观行为的主体都是精致而利己的，这当然没办法长时间保持宏观状态的稳定。

这就是当代人类社会的现状，大的集体主义思想已经回归，然而指导每个人具体行为的，小的客观的具体而微的新的集体主义，他的生活准则、行为范式等，仍在路上，将随着新时代的苦难而呼之欲出。当代社会的普遍结构仍然是原子化的，是自由主义的，因此构筑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其整合能力具有物理极限。中国已然是世界上这种物理极限的代表，但在未来的新时代，这仍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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