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环，废弃菜场里有个幼儿园

没有大门

女儿糯米两岁第一次上幼儿园，杨光答应在门口等她。她对女儿说想妈妈的时候可以来找妈妈。糯米出来做操，看到妈妈在围栏外，她个头小小的，只走出了两步，就被老师抱走了。

入园的初体验让糯米对上学很抗拒，每天早上变着花样不肯出门。持续了一个月，杨光不忍心女儿这么痛苦，决定退园。

这是2019年的事，杨光刚复工，找到一家教育培训企业做运营，工作繁忙，她想不如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经过考察，她选择了家附近一所私立幼儿园，学费加餐费每月七千多元。

面对孩子的分离焦虑，杨光工作两个月提出辞职，在家陪伴女儿。一年后，她先后报名了三所普惠幼儿园，女儿还是眼泪汪汪的，不肯入园。情急之下，她想起一所偶然看到的特别幼儿园，上面写着允许家长陪园。

第二天她就带女儿去到幼儿园。它的位置很不好找，沿着北京二环的大半截胡同走到深处，银灰色的大门看上去像一户人家，门口除了门牌号之外，无任何字样。那所“幼儿园”叫四环游戏小组，是一所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社区公益组织。

刚进门老师就告诉杨光，这里的大门从不封闭，家长可以随时进出。女儿糯米很喜欢这里，理由非常简单——妈妈可以和自己一起上学。

2020年9月，糯米3岁，成为四环游戏小组的新学生。她的同学包括途途：一个4岁的小男孩，杨群原：5岁，郭羿辰：4岁，辉辉：4岁，俊熙：4岁，暖暖：5岁，还有2岁的果果，她是小组年龄最小的孩子。这里没有所谓的大班小班，孩子混龄上学，也没有严格的入园时间，随时可以加入。

带孩子进四环游戏小组，沈腊梅看重它的实在，一个月的学费仅需600元（现在800元）。沈腊梅和丈夫在胡同里经营小卖部17年。一家6口人挤在十几平米的平房内生活。2013年，3岁的大孩幸运地排进了公立幼儿园。等到2018年，老二到入园年龄，只能上的私立幼儿园，一个月收费4000多。她有些犯难。

游戏小组的孩子，90%是非京籍的流动儿童，他们是个体户、临时工、服务员、公司职员的孩子。这些父母送孩子来这上学的理由也相当朴实——有的进不去公立园，又没有足够财力进私立园；有的因为在家无聊，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又或者是为孩子上幼儿园做预热准备。

图 |家长们和孩子一起游戏

没有刚性的户口、学费门槛，小组如同一片绿洲，接纳了够不上条条框框的孩子们。这里敞开大门，没有限制，无条件的接收孩子。唯一需要遵守的规定是——每周每户家庭必须参与半天的教学轮值。月初，老师挨个询问家长，确定好时间，再把写有家长名字的值班表贴在教室的墙上。

18年来，这项规定一直延续至今。这是项目设计者们的巧思，他们希望家长参与课堂，更确切地说，是尽可能地陪伴孩子的教育。

沈腊梅第一次陪着儿子途途走进课堂。那是一栋小小的房子，只有一个院子，院子里用小盆种了些植物和蔬菜，四间平房作为教室，空间不过百来平米。孩子们没有固定座位，四处玩耍。沈腊梅扎进孩子堆里，显得有些局促。

老师张意雪指着墙上的板报示意，那里写着几个大字：家长值班，可以干什么？一是打扫卫生；二是和孩子一起玩，讲故事；三是配合老师，维持秩序；最后一条写：尽量是爸爸妈妈来值班。出身农村，沈腊梅没有上过幼儿园，但她明白，这地方和其他幼儿园不一样。

儿子途途很自然的融入，几乎不需要适应的过程，他看见一辆小车，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有时老师会领着孩子们阅读绘本，有时是剪纸，画画。沈腊梅就坐在儿子旁边，静静地看着。

在小组，沈腊梅认识了另一位妈妈杨光。杨光是家长里学历比较高的，她主动说起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自己离职的经历。沈腊梅稍许有些惊讶，只是这样也值得大人放弃工作？

深聊开去，两位家长对育儿有了更多的共鸣。沈腊梅提到，自己生大孩时，不懂得如何做妈妈，只是将孩子放进幼儿园，下课后再去接。孩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三年里几乎没在幼儿园大便，都是憋着回家解决。那时，她不会想到这是一个问题，老师跟家长最常用的交流方式是在群里发通知，家长之间也都不太认识。

妈妈将自己的烦恼倾吐出来。如今大孩12岁了，不怎么和她交流，也不爱写作业，内向，社交有小问题。

游戏小组上午8点半上课， 11点下课，中午不管饭，家长们需要将孩子接回去，下午2点再送回来上课。沈腊梅租的房子就在附近，陪伴孩子让她感到放松，还可以和家长交换一些信息和看法。现在，去教室已成了她每天的习惯。

图 |陪孩子一起上课

教育实验

不是所有家长都喜欢这里。

园内的门窗有些破旧了，水泥地面有几处坑洼不平。一些家长会说：“这么简陋呀”，“有空调吗？”，“也没有游乐设施。”他们领着孩子看一圈就走了。除了资金问题，老师李青田有另一番解释：过去这里只招收市场摊商的孩子，家境不会太好，学校布置的漂亮，孩子会不自在，也会有比较，甚至，会嫌弃自己的家。

事实上，四环游戏小组就脱胎于农贸市场附近家长和孩子群体。它的出现缘于北师大师生的一场调研。

2004年，张燕正任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她一直关注社区教育，其含义是让父母互助育儿。课堂上，有一个学生介绍说，位于北京二环的四环农贸市场有很多流动儿童，他们急需帮助。

在市场里，这群师生发现80多个放养状态的学龄前孩子，绝大多数没有进入托幼机构。当时的北京，非京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要想进入公立幼儿园非常困难。父母需要提供在京务工证明、居住证、连续缴纳社保证明等“五证”。对个体摊商最为难的，就是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证明。

一些家长也尝试把孩子送进私立幼儿园，但这些常常半夜进货、天不亮就要出摊的人们，没有精力遵循幼儿园严格的接送时间。市场里的孩子整天像猴子一样东走西窜，处于散养状态。

摊商家庭的父母普遍觉得来北京是要赚钱的，孩子会自己“混”大，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去上学就好。可父母长期不管不顾，对孩子的教育和发展都有不良影响。张燕当时想，能不能在流动人员的居住地，发动家长互助，为这些儿童提供一定的学前教育？

一场由师生发起的育儿支援行动，就这样开始了。四环农贸市场免费提供了一所废弃库房和一间大院，供孩子们活动。师生们想得很简单，只要带头组织一些活动，就能发动家长。

可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商贩们忙着生计，根本没有时间参与。他们只好求助于市场管理办公室，请来了一些家长和孩子，但家长不理解他们在做什么。志愿者只能实际行动。他们跟家长交流育儿经验，陪孩子做游戏，坚持了一个星期，孩子们非常喜欢，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到这里来。

最多时，小组接纳了30多个孩子。老师都是北师大的研究生，这是张燕带学生的规矩——从研一开始，就要待在“农贸市场”：参与教学，写总结、教学日志，每周参加游戏小组的例会。

孩子们有了去处，形成了熟识的社区感。可张燕志不在此，她不断启发自己的学生，他们不是来帮流动家庭父母带孩子的，学生们迟早要毕业。张燕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要使家长从被动接受服务到主动参与。

师生们开始想各种招，让家长融入课堂。他们去到市场的摊位上给家长做工作，管这叫“下摊位”。和家长聊孩子在课堂的表现，了解他们是怎么和孩子相处的。为了让家长参加家长会，他们替家长卖菜，卖包子，换家长去小组参加活动。他们还建立了家长值班制度，同时设立家长会、读书会，组织户外活动。

半年后，摊商父母才第一次真正走进课堂。

图 |孩子们在小院里活动

2009年，马楠读研一，参与到小组的工作中来。她记得每周五的教室，白天孩子在上课，晚上家长们围坐在这里，和师生们一起读书。他们读《正面管教》、《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起初父母们很害羞，甚至有些自卑，马楠就带领家长一起读，读完后家长发言，讨论孩子存在哪些问题，该怎么教。

对于来城里务工的父母，参与互动育儿还有另一层含义。他们知识水平有限，遇到很小的麻烦，比如看到什么就要买，不买就哭，妈妈拿小孩没办法。家长们走到一起，聊天中将育儿的思考不断往前延伸。

2014年，四环农贸市场撤市，扎根于市场的家庭面临第一次冲击。面对孩子教育和生计的中断，有的家庭选择和孩子一起返乡，有的为了孩子在北京读小学，临时找点事做。这些年，无论外界如何动荡变化，小组的氛围，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途途在这里结识了杨群原和俊熙，组成“三剑客”，彼此成为好朋友。沈腊梅也和他们的母亲成为闺蜜。一次早上，沈腊梅带孩子买早餐，途途提出要买四个烧麦，原来是上次杨群原吃了他早上剩下的烧麦，说好吃他就记下了。沈腊梅夸儿子心细，是个小暖男。

打成一片的孩子成为陌生家庭间的关系按钮，互助育儿，来自五湖四海的家庭关系更近了，产生了信任。孩子们也常常串门，去各家各户吃饭。杨群原的妈妈记录了一次有趣的串门经历：她去接孩子，在胡同口碰见自己的孩子正坐在琪琪妈妈电动车的后座上，一问才知道在课堂上孩子跟家长熟了。

部分孩子的爷爷或奶奶等其他家庭成员也加入其中。几个爷爷们看见厕所门前的地总是潮湿的，找来一堆长木头，动手铺上木地板，这样走路就不打滑了。每次沈腊梅来小组都干个不停，打扫教室，整理教具。她还烧得一手好菜，带一个大保温瓶，孩子们都喜欢吃她做的菜。沈腊梅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不管家庭条件怎么样，从没有一个人看不起我这种外来又没学历的”。

小组是一个混龄教育的环境，老师让大孩子当小老师，负责带弟弟妹妹，还要教他们本领，孩子们“结对子”，也学到了更多。辉辉带比自己小两岁的小宇剪纸，小宇还不太会用剪刀，辉辉就拿着剪刀给小宇做示范。在辉辉妈妈的描述中，她此前常被孩子气得“原地爆炸”。

杨光也观察过自己的孩子，糯米不再粘着她，能独立参加活动。有一天杨光发现孩子知道“想”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了。小院里的白菜开花了，孩子们把它摘下来放在窗台上。糯米突然指着其中一朵说：“这是京京拿来的，我想京京了。”京京因为生病没有来。杨光很惊喜，小小的孩子体验到了友谊的滋味。

园内不需要安装摄像头，每天至少会有2-3个家庭的家长陪同在小组内，参与值班活动，无形中也消除了家长对围墙大门内幼儿园情况的焦虑。家长们几乎都能叫上来每个孩子的名字。

图 |家长和孩子在一起包饺子

妈妈老师

妈妈李青田是对教育觉察是从一次冲突开始的。

这天，女孩们和男孩为一扇门僵持着，女孩们把其中一间教室的门关上，男孩在门口叫门。“让男生也体验一下被关在外面的滋味”，糯米说，她之前总是被男生关在外面。几个男生涨红了脖子。

李青田看到后想劝解孩子们，没有成功。她只好找来经验更丰富的张意雪来解决。张老师把门打开，让孩子们喝水，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

张老师问糯米在屋里什么感受，女孩笑不说话，又问体验到了当大王感觉吗？她说挺好玩的。男生说不好受。老师说立场都没错，只是都没有替对方考虑。“以后遇到这事怎么处理，你们想想？”张老师提议每次十分钟，时间到了就换人，孩子们都同意这样的处理方式，还算比较公平。

课后，李青田来请教如何处理孩子间的矛盾。张意雪说，孩子是用感受来跟成人交流的，而不是语言。她试着让孩子们自己回答：这样做是什么样的感受？开心么？舒服么？再告诉孩子背后的原因，这样慢慢地，孩子对于自己的需求就能够表达了。

这是性格火爆的李青田从未想过的问题。儿子辉辉是她送进四环游戏小组的。辉辉睡觉前总是闹觉，需要她哄，哄着哄着脾气就上来。辉辉日常好动淘气，老爱发脾气，孩子生气时的表情、语调和李青田一模一样。儿子辉辉对她的评价是“坏妈妈”。

李青田成为四环小组的妈妈老师，源于多种偶然的结合。2011年，时年60岁的张燕即将退休，考虑到学生毕业后，小组将没有志愿者老师，从妈妈中挖掘老师的想法，就这样成型。

在有孩子辉辉前，李青田人生受惠于火爆的性格，她做事风风火火，一路从小地方奋斗到北京。她出生在安徽西部偏远农村，童年的艰苦使得她立志离开，1998年到北京后，从事室内设计十多年来，她很少在零点前上床睡觉。凭借个人的奋斗，靠自己买了房，直到迈入40岁时才结婚生子。

孩子的到来，让李青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奋斗过程。重返职场工作两周后，李青田选择了放弃，她有了孩子，人生的目标变了。在一位妈妈老师离开小组后，李青田替代了她的位置。

刚开始做老师，李青田延续了工作上的利落性格，看到东西掉了立马要捡起来，手脏了她第一时间带孩子去洗手。一次，张意雪带孩子玩陶泥，完后去洗手，有几个孩子借此打起水仗来，弄的衣服都湿了。一个家长跑过来责怪孩子。张老师想了主意，让孩子们去清洗玩过泥巴的桌子，既满足了孩子玩水的乐趣，又锻炼他们做了家务。李青田看到这一幕深受启发，提醒自己要慢下来，对待孩子不能太着急。

她在教学日志里记录下这样一件事：课堂上许多孩子都会去抢对方的玩具。她蹲下来慢慢劝解，教他们要事先询问对方可不可以，耐心等待，等对方同意后才可以伸手去取，还要说，谢谢你。不同意时不可以去抢。她要求自己对孩子耐心，并且把耐心传递给孩子。

下雨天，李青田问孩子雨滴是怎么产生的，等到孩子从树上抓下死去的秋蝉，她借此讲蝉的一生。曾经她奋力挣脱的乡村生活，在这里派上用场，和孩子们玩耍也唤起了她儿时的童趣。她讲自己小时候抓知了猴的经历，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对自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来说，陌生的乡村风物充满了神秘。

慢慢地，儿子辉辉对李青田的评价变成了“好妈妈”。辉辉画画时变得安静、专注，李青田发现儿子的才能，每次画完她会和孩子交流，了解他的想法，并施加鼓励，把孩子的画细心的收集起来。李青田察觉到自身细微的变化，她会从孩子的视角和逻辑想问题了。

图 |李青田教孩子认识秋蝉

图 |孩子们的画作

图 |去凉水河打水仗

奢侈的教育

2021年年初，糯米没有等到毕业就离开小组。原因是杨光的母亲突发脑溢血，情况危及，她赶回老家，陪母亲做了开颅手术。那段时间，女儿糯米无人看管，也没法来学校，她的家离小组坐地铁单程一个多小时。杨光只好请阿姨。

经过这件事，杨光的危机感再度来临，她选择复工，独自去往上海工作。她想的是上海离家近些，方便照顾父母，等自己稳定下来，再把孩子接过去。

杨光只能为女儿报名离家最近的私立幼儿园。此时，糯米知道上幼儿园是怎么一回事，她没有抗拒。可是仅仅几天，这个敏感的小女孩就发现，学校和小组不一样，她又不想去了。

她给女儿打视频电话，女儿说学校需要午睡，她睡不着；吃饭的时候老师要求光盘，她也吃不完；最后女儿嘟起小嘴说，自己没有好朋友。

杨光只好和幼儿园的老师沟通。针对午睡的问题，杨光提议中午把女儿接回来，到时间再送过去，老师同意了。又提出午饭，老师安慰说实在吃不完也没有关系。女儿的情绪平稳了下来。

两周后，老师说孩子差不多能适应了，作息要和其他小朋友一样。这天中午，老师留住了准备回家的糯米。晚上，杨光和女儿通话说起这件事，女儿说老师答应她在学校睡觉，下午就能在室外玩滑梯。第二天，老师试图以同样的理由说服，糯米不愿意，哇哇大哭。

电话那端，老师指责她不应该娇惯孩子，谁都是这么适应过来的。杨光不能认同，和老师吵起来，她说她无法忽略女儿的泪水，“孩子是被拘束的、无奈地接受实，还是享受的、放松的，眼神和笑脸真的是不一样的”。

杨光是小组里少有的外地人拿到北京户口的家庭，她和丈夫在北京奋斗二十余年，爬到了塔尖，她希望女儿在幼儿园阶段有更安全的保障。可眼下，她仍然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又一次离职，送女儿回到了小组。她接近40岁了，全职带孩子压力很大。

回头看，四环游戏小组这个小小的班级，对这群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来说，都像是一个奢侈品。

果果的妈妈注视教育，为了孩子能来小组，她请街坊帮忙。孩子中午在邻居家吃一顿饭，放学去接，等到5点半她下班再把孩子带回家。中午两小时，下午一小时，一个月她付给邻居两千元。这样维持了一个月，邻居不再帮她带了。她不放心外面的小时工，半年后，她带着孩子离开。

小组的家长们都知道，离这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私人开的幼儿园，价格便宜，中午包吃。一些家长图方便也会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四环游戏小组生源流失严重，作为一家非盈利机构，小组主要依靠补助、慈善机构和个人的捐助维持低成本运营。近两年因为疫情，筹资也更加困难。

李青田觉得她的工作是在给孩子们造梦，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教会他们的父母用爱，理解对待同等的生命。实际上，家里的老人反对她把孩子送到小组，也不同意她在这里工作，她的月薪不过三千元。

2022年8月，途途毕业，沈腊梅独自带孩子回到了老家安徽芜湖。她18岁到北京打工，始终觉得自己是外乡人。2017年她动了离京的念头，那年老大上小学，老二刚出生，丈夫没办法放弃小卖部，劝她留下来。夫妻俩缴上社保，解决了老大上学的问题。

如今升学难题再一次出现。大孩子即将上初一，没有北京户籍，孩子无法参加中考，为了孩子上学，她还是要回老家。原本是两个孩子一同回去，临走前老大死活不同意，请求母亲让他在北京读完六年级，沈腊梅同意了。

图 |沈腊梅一家

暖暖是为数不多幸运的孩子。她的爸爸从京籍房东那里借到了房产证，让孩子顺利进入了公立小学读书。可还没等到开学，房东就把他们赶了出去，因为家里出现了财产纠纷。好在几个月前，暖暖的爸爸在大兴郊区买下了一套二手房，一家人匆忙搬了进去。这已是务工父母为孩子作出的最大努力了。

走出四环游戏小组，小小毕业生也开始面临考验。小组从不教拼音、算数，不握笔练字，为孩子营造自由的氛围。孩子进入小学阶段，升学的问题像礁石般暴露出来。

途途最好的朋友杨群原比他早一年毕业，也离开了北京。两家的情况很相似，杨群原的爸爸留在北京继续经营修脚店，妈妈带孩子回家念书，夫妻俩开启两地分居。回到河北沧州，身边人提醒杨群原妈妈要给孩子报学前班，提前适应小学。到幼小衔接班面试时，老师发现孩子英语、四则运算都不会，当即拒收。最后几经周折，妈妈才给杨群原报上了名。

聊起小组成员的不同遭遇，沈腊梅一直庆幸自己的决定。今年9月，沈腊梅带着途途回到了县城。在县城的一所小学，途途成为了一名一年级的学生。在新的集体，孩子们一半说普通话，一半说方言。沈腊梅担心地问能不能听得懂，孩子没有回答，只告诉妈妈自己交到了新朋友。

她对孩子有信心，孩子在一个开放的环境放养过，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基础，“会是一个积极的，向上的人”。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