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国｜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属于“明日”的思想家诗人
疫情肆虐不断，口罩、隔离和封城，成为全球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诗歌治愈伤痛并战胜死亡，引领我们突破重围。
2022年8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先生翻译的《风的作品之目录》荣获“文学翻译奖”。
薛庆国教授在教学之余，一直致力于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他与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交往缘来已久。十数年来，薛教授先后翻译了阿多尼斯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桂花》等7部作品。
2017年，在活字文化出品的音频课程《醒来：北岛和朋友们的诗歌课》中，薛教授作为通往诗歌世界的向导，向我们讲述了这位诗人的传奇人生，解析文化深意。
在他看来，阿多尼斯不仅是当代阿拉伯诗坛、乃至世界诗坛的一位大师，还是矗立于阿拉伯当代文化顶峰的极少数巨匠之一。
音频、文章节选自《醒来：北岛和朋友们的诗歌课》
讲者：薛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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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摄影：钱小华
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家。诗人的童年是在田间地头度过的，家境贫困令他不知童年的乐趣，直至13岁，他都未曾迈进学校之门。因此，他在诗中写道：“童年长着会飞的翅膀，同时又不会飞翔。”
但庆幸的是，父亲虽是农民，血液里却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在父亲的引领下，他进入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奇妙世界。在学习、背诵古诗之余，他的诗才也逐渐展露。
1944年，当时的叙利亚总统前往阿里家乡附近的塔尔图斯城巡视，少年阿里有机会对总统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并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城里的法国学校。
阿里入学后苦读法文，两年后便能阅读法国诗人的原文作品。随后，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并开始以“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为笔名发表诗作，取名“阿多尼斯”的故事。
阿多尼斯，摄影：钱小华
50年代，阿多尼斯在叙利亚军队服役二年。其间，因曾加入过左翼政党而入狱近一年。他留下了当兵时的一张照片：剃着光头、神情呆滞的青年，令人联想起关塔那摩监狱里的囚犯。在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一谈起自己的狱中经历，他眼里还会闪起泪光，他说：“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我目前正在写作自传，再三犹疑后，我还是决定回避那段岁月。因为我若是如实记述，就一定会让我的祖国和人民蒙羞，而我不想让他们蒙羞！”因此，他对专制、独*统治，是深恶痛绝的。
退役后，诗人与女子师范学院美丽聪颖的女教师哈丽黛结婚。两人身无分文，连办理结婚手续的印花税，都得求助未来的岳父支付。对于贫穷，他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什么是贫穷？/在大地上移动的坟墓。”
1956年，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他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刚进入黎巴嫩国境5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同埃及并肩作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只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诗人。
王理行、嘉贝巴、顾爱玲、文贞姬、阿多尼斯、陈东东、薛庆国（由左至右）游玩老门东，2020年，摄影：钱小华
在贝鲁特，阿多尼斯结识了诗人优素福·哈勒，两人意趣相投，共同创办了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杂志《诗歌》，为阿拉伯先锋派诗人提供阵地。此后，他又担任另一份文学刊物《立场》的主编，并在黎巴嫩大学任教。作为诗人、学者、思想家的阿多尼斯，对贝鲁特这个阿拉伯世界“政治的边缘、文化的中心”情有独钟。30多年后，阿多尼斯回忆他与一帮诗友和阿拉伯新诗的奠基人、伊拉克诗人赛亚卜在他家中坐而论诗的情形：“我们有的坐在藤椅上，有的紧挨着坐在餐桌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聆听赛亚卜朗诵诗歌。他的声音从隐秘的深处发出，仿佛发自一节同阿拉伯历史一样漫长的芦苇。他来自巴士拉，一位历史学家称这城市为‘世界的心脏’，他的朗诵，把我们带到了诗歌的心脏。”由于阿多尼斯和他的朋友的存在，当时的贝鲁特，就是阿拉伯世界诗歌的心脏。
1973年，阿多尼斯以优异成绩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博士学位，其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的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分4卷出版后，在整个阿拉伯文化界引起震动。
20世纪80年代，阿多尼斯旅居巴黎，并任西方多所大学客座教授。80年代以来，他曾荣获数十项国际大奖。近年来，他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几年前，诗人在国外邂逅一位儿时伙伴，两位老人诉说着往事，竟动情地相拥痛哭——为了已逝的岁月，也为了难以释怀的祖国：“我和祖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她是我的祖国，就意味着我该接受她的一切。让我难过的只是——祖国有那么优越的历史、自然与人文条件，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为什么不能取得令我们自豪的文明成就？为什么会落伍于世界？想到这一切，我就伤心难过。”
今天，阿多尼斯的祖国叙利亚还处于战火之中。我相信，他的心里一定在滴血，为什么：“我的祖国和我/身披同一具枷锁，/我如何能同祖国分开？/我如何能不爱祖国？”
阿多尼斯的画作
阿多尼斯和中国
阿多尼斯的首次访华，是在1981年。
几年前，他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谈及对那次访问的印象：
“当时，北京和上海是自行车的世界。天空灰沉沉的。街道上汽车很少，而且大都是黑色轿车，让我很感压抑，好像那是一具具行进的棺材。”
“中国作协给我们安排的陪同，从来独自一人用餐。我们几次招呼他和我们同坐一席，也都被他婉拒。这令我伤感。后来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中国的客人，用餐享受贵宾待遇，而他没有资格享受如此待遇。”
“那次中国之行，让我看到一个沉闷的、封闭的、伤感的中国。但我听说，现在的中国已完全不同。所以，我现在有个强烈的愿望，想再去中国看看，重访北京或上海。”
2009年，时隔将近30年。阿多尼斯发现，中国，已是一个全新的国度，用他的话来说：“除了长城，一切都已改变。”
从中国回到巴黎的次日，阿多尼斯的夫人哈丽黛女士给我发来邮件，其中写道：
“阿多尼斯回来后依然兴奋不已，为受到的礼待而感动。他对中国的文化氛围，对中国的丰富、深厚与繁荣，对于人之美，大为赞赏。”
后来，他在阿拉伯文《生活报》发表了一篇风格独特、天马行空、华美空灵的记叙文：《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北京与上海之行》。他在其中表达了对中国美好的感情。其中写道：“北京， 她的心脏位于太阳的肚脐上”，“我从上海的脸上读到：世界是如何重新创造的。”
后来，他又三次来到中国大陆，领受了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以及青海湖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还去过香港和台湾出席诗歌活动。每次来华都接受大量记者的采访。他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说过这一句受到广泛报道的话：“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中国的未来在诗歌”。
有人对这句话不以为然，以为他不过是在讨好中国，或者是诗人表达自恋的一种说法。但在我看来，这是阿多尼斯深思熟虑的想法。
为什么说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因为阿多尼斯30多年里几次来访中国，目睹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而且也体现在人的精神状态，他亲身感受到文化界、文学界的活力，以及中国朋友的友好。中国的欣欣向荣和巨大活力，是他在西方感受不大的。所以，“世界的未来在中国”既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判断，也是他作为东方阿拉伯诗人对于中国的一种美好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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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诗人北岛 中国当代诗人蓝蓝 中国当代诗人西川 翻译家刘文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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