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泽的《桑塔格传》对桑塔格的家人、朋友、助理做了地毯式采访，在探究桑塔格的私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推进。
苏珊·桑塔格生前对别人为她写传记这件事深恶痛绝。撇开希望保护个人隐私这一点不论，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桑塔格的态度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传记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卑弱的文体。除了《约翰生传》这样极少数的例外，总体而言，传记是一种缺乏原创性的东西。传记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材料，让人了解，供人思考。它有用，却并非不可或缺。我们读过优秀的传记，但“伟大的传记”？似乎只能属于矛盾修辞。作为评论家，桑塔格从未写过关于传记的评论，这应该能说明一点问题。与桑塔格的意愿相悖，在她去世前四年，其传记就由她几乎不相识的职业传记作者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夫妇完成出版，这就是《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桑塔格去世后，罗利森对该书进行增补修订，中译本改题《苏珊·桑塔格全传》。此后出现的四部传记分别为英国人杰罗姆·博伊德·蒙塞尔写的《苏珊·桑塔格传》（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德国人丹尼尔·施赖伯写的《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以及今年译介出版的法国人贝阿特丽丝·穆斯利写的《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第一版）和美国人本杰明·莫泽写的《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译林出版社2022年10月第一版）。苏珊 · 桑塔格（摄于1989年1月20日）
莫泽的传记最晚出、部头最大（英文版及中译本均超过800页），且由桑塔格之子授权，因此，理所当然会得到我们的重视。不过，关于桑塔格传记的一个难题就是它们其实各有特点，难以相互替代。如果有读者因喜欢桑塔格的著作而对她的人生发生兴趣，我会首先推荐她/他去读罗利森夫妇的《苏珊·桑塔格全传》。这本书是以局外人的超然写就的，叙事详明，而无最近两部传记的冗长之病。如果读者只想获得扼要的了解，那读蒙塞尔的《苏珊·桑塔格传》是个不错的选择，它篇幅最短，所附照片却有好几幅既生动又为其他传记所无。施赖伯的那部也许是最平板的，无甚足取。穆斯利的，正文600多页，篇幅足够大，作者对桑塔格作品发表后的相关评价格外重视，所收集的材料是有价值的。莫泽的《桑塔格传》优点明显：作者对桑塔格的家人、朋友、助理做了地毯式采访，在探究桑塔格的私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推进，比此前桑塔格儿子、儿子前女友的回忆录及桑塔格自己的日记暴露出的要多得多。《苏珊·桑塔格全传》里曾提到，有些桑塔格的情人的“姓名和生活有待于她授权的传记作者去考证分析”，比如有个“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的C”，我们以前不知道是谁，现在莫泽已经揭示，她是安娜·卡洛塔·德尔·佩佐。卡洛塔（Carlotta）是那不勒斯的贵族，不爱读书，不事生产，1969年到1970年，桑塔格爱她爱到受虐狂的程度。桑塔格的朋友唐·莱文说：“苏珊其实只拜倒在两个人的脚下。如果她走进一个房间，看到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汉娜·阿伦特或卡洛塔，她立马就会坐在地板上。”
然而，在桑塔格的亲密关系中，她扮演过的角色可不止受虐狂这一种。20世纪80年代末，桑塔格跟著名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交好之后，她的角色似乎就反转为虐待狂了。桑塔格的儿子称：“她俩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一对情侣。”桑塔格颐指气使，甚至会当众贬低、侮辱、谩骂莱博维茨，“骂起来像开一挺小型机枪一样”。而莱博维茨则在这段关系中扮演一味隐忍的崇拜者角色，尽量做到无微不至，她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照顾一个伟大的纪念碑式的人物。”莱博维茨慷慨的程度，像桑塔格粗鲁的程度一样，让人震惊。富有的她为桑塔格大把大把地花钱，她们的会计师估计，“在她俩交往期间，安妮至少给了苏珊800万美元”。
不用说，奢侈的、任情肆欲的生活，是有腐蚀性的。莫泽的《桑塔格传》第三十二章的标题“劫持人质”，是个很形象的隐喻。作为世俗存在的桑塔格，被奢华生活和肉体享受所劫持，成了人质。用桑塔格自己在小说《火山情人》里写下的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她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她知道自己在上升。”是的，她上升到上流社会中去，上升到丧失现实感的地方去。
我们说莫泽的传记在探究桑塔格的私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推进，还是很含蓄的，假使直白一点，说是在探究桑塔格的性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推进，也未为不可。我没细数，传记中涉及的有名有姓的、与桑塔格有过性关系的人，约在20位左右。其中最值得玩味的一位，也许是肯尼迪总统身边的年轻工作人员理查德·古德温。桑塔格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我睡过的最丑的人是床上功夫最好的人。”（第307页）但当她从古德温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肉体愉悦后，桑塔格想的居然是：“哦，该死，现在我真和旁人毫无区别了。”这里的“旁人”，指的是一般的异性恋者。为什么跟旁人一样这件事，在桑塔格看来，会是“该死”的？把这一点想明白，或许也就掌握了打开桑塔格精神世界之门的一把钥匙。莫泽的《桑塔格传》在传主性生活方面的出色挖掘，是无可置疑的。在此之外，它则跟另外四部传记共享一个特征，那就是在思想诠释、精神阐发方面的贫弱。自然，这是毫不奇怪的：五部书的作者中没有一位是有思想的人，他们是材料的收集者，是事实的报道者。莫泽偶或有一两句具有心理分析的深度，已属难得。我们对这类传记作家还能有什么期待呢？他们对桑塔格一生的真正贡献所在——她的评论——不可能有深入、精微的体会，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把作为作家、批评家和思想家的桑塔格真正写好。
由于他们没有思想，也就不会去关心思想，所以哪怕仅仅在思想事实的层面，也有许多信息被这些传记作家忽略或漠视了。比如，假使你对桑塔格跟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早期交往感兴趣，那你即使翻遍这五部传记，恐怕也找不到什么结果的。这时，你就得去看爱丽丝·卡普兰（Alice Kaplan）的《在法语中做梦：杰奎琳·鲍维尔·肯尼迪、苏珊·桑塔格和安吉拉·戴维斯的巴黎岁月》（Dreaming in French，2012），才会知道德里达在信中对桑塔格的第一部小说《恩主》多有鼓励。你还要再读米娜·米特拉诺（Mena Mitrano）的《在渴望的档案中：苏珊·桑塔格的批评现代主义》（In the Archive of Longing，2016），才会看到德里达信件的照片，他认为桑塔格的第一部论文集《反对阐释》跟他自己刚发表的两篇文章有应和的关系，而那些文章就是德里达后来的名著《论文字学》的雏形。
其实我无意苛责传记作家们，而只是想指出，作为读者的你，应该明白你手上捧着的这厚重的读物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书。你不能指望从里面获得思想的启迪和刺激，如果你想得到那个，你更应该去读桑塔格，读《反对阐释》，读《激进意志的样式》，而不是桑塔格的传记。桑塔格晚年曾对自己做过一个有名的，同时也是发人深省的区分。她说，有一个“我”，有一个“她”，“我”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使“她”成为可能的那个人，而“她”则是写作者。桑塔格写道：“我不过是我，陪伴着管束着照料着那个她，好让她写出东西来。”（《重点所在》）假如我们借助这一区分，也许可以如此评价莫泽的《桑塔格传》：他活灵活现地呈现了桑塔格的那个“我”，却没能刻画出桑塔格的那个“她”。桑塔格在那篇文章的结尾似乎表达了那么一层意思：她已经渐渐将“我”和“她”合而为一，融为一体。但，哦，不！她远远没能。那个写作的“她”，那个思想的“她”，仍像一个幽灵，在外漂泊，未被擒获。莫泽说：“桑塔格真正的重要性越来越在于她所代表的东西。”这话当然没错，问题只在于，到底什么是她所代表的东西呢？在我看来，她所代表的，就是她自己笔下的那个“新感受力”，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个“新感受力”应该永远是灵活的、机敏的、警惕的。正如桑塔格自己在评价卢卡奇时所说的：“当然，每一个批评家都有权做出错误的判断。但某些判断失误却表明整个感受力的急剧衰落。”当桑塔格自己的感受力急剧衰落后，她也就违反、背叛了自己所代表的那个东西。后来的思想者的任务就变成，不仅要像桑塔格提示的那样，把她分为“我”和“她”，还要进一步把“她”再分为“能代表她的她”和“不能代表她的她”。而这种思想的无穷尽的辨析和追索，是桑塔格曾教给我们的东西。（本文选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44期）
排版：雨筠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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