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21日，刘允斌去世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和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一起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这个所远离北京市区，是我国最早的原子能研究基地，是新中国早期最保密的地方。

我1955年大学毕业，先跟前苏联专家学习了几年，后来就到这个研究所工作；刘允斌是从苏联回来直接到这个研究所的，比我早到一年。

我初到原子能研究所时，听同事们说，所内有不少高干子女。我们研究室里就有一位彭士禄，他是彭湃烈士的儿子，据说他幼时由周恩来、邓颖超收养，后来送到苏联留学，他和我不在同一个小组，但经常见面。他个子瘦小，为人极诚恳，我们俄文水平差，看不明白的地方去问他，他总能详细地帮你解释。但不到一年，就见不到他了，原来调走了。那时调动工作，就像部队换防一样，说走就走，不欢送，也不告别，也不知去哪儿。后来我调到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搞浙江秦山核电站设计时，他来过几次，那时他是核潜艇的总设计师。

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留在英国工作。当李四光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回国担任地质部部长时，李林跟父亲一起回国，在我们研究所任材料研究室的主任。我是在一次批判会上才认识她的。

原子能研究所有20多个研究室，我不知道的高干子弟一定还有很多。

我第一次认识刘允斌是很偶然的。

那天，我和几个同事去食堂吃饭，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忽然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他和一位戴眼镜的矮个子女同志在另一条小路边谈论什么。

出于好奇，我们就驻足观看。刘允斌和刘少奇长得很相像，宽阔的前额、高高的鼻子，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而已，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他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倾听那位女同志讲话，直到女同志把话讲完，他才发表自己的意见。

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的室主任，估计那位女同志是他室里的一位科技人员，有什么事情找他，“狭路”相逢，就把他拦住了。后来听与他同一研究室的人讲，这是刘允斌的一贯作风：当有人和他讨论问题时，从不把别人的话打断，总是仔细地听着，让对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他在室里声望很高，人人称赞。

刘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比我早一年多，虽不在同一个研究所，但工作时间一长，又在同一大楼，后来见面的机会也多起来了，平时碰到也偶尔聊聊天，有时也到他办公室坐坐。

刘允斌从苏联回北京时，刘少奇在门口迎接，刘少奇看到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允斌，你回来了！”这是一句含意丰富的赞美词，不言而喻，刘允斌相当争气，做父亲的哪有不感到高兴呢？

刘允斌是共和国主席的儿子，人们总以为他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其实不然，刘允斌的童年是历尽坎坷的。

刘允斌是刘少奇和何葆贞所生的第一个儿子。1925年刘允斌出生以后，刘少奇就南下工作，四海为家，因环境险恶，带着儿子很不方便，想把儿子交给一个矿工收养，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他认为刘允斌毕竟是刘家的亲骨肉，与其送人，不如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第二年，何葆贞回炭子冲看望不到2岁的刘允斌，不料这次见面就成了永别，不久何葆贞就在狱中英勇牺牲了。刘少奇则在10多年以后才见到自己的儿子。

刘允斌寄养在炭子冲六伯家中，因六伯家庭境况也不好，生活很艰难，到5岁时，刘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天刚发白，刘允斌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一边照顾比他高出一个半头的大水牛，一边割草，晚上将草背回家喂猪。中午取出怀里带的山芋，就着喝几口山水，就算是中饭了。

天黑回到家时已经很累、很饿，便自己摸黑到灶间，盛碗稀饭或什么的，有时连这个也没有，就饿着肚子躺到稻草堆上过夜，他在这个家里已经要像成人一样照顾自己了。

到了七八岁，他干的活更多了，除了放牛、割草，还要背犁种地，一不小心，手脚常常被划破。一次被野狗追着撕咬，鲜血直流，他的哭声惊动了附近干活的人，他们赶来打跑了野狗，背他回家。后来伤口化脓，他依旧天天下地干活，放牛、割草。

1938年，六伯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的父亲要接他到延安去。刘允斌不知道延安离炭子冲有多远？爸爸是什么样子？既然爸爸在延安，又能离开这个充满苦难的地方，他心里真不知有多高兴！

1938年7月，六伯陪刘允斌到了延安，刘少奇上下仔细地打量自己的儿子，安源一别，自己戎马倥偬，就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儿子，现在儿子来到身边，怎么不高兴呢！

刘允斌对刘少奇有点陌生，回头望了望六伯，六伯告诉他，这就是你的父亲。刘允斌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但张着嘴却叫不出声来，刘少奇鼻子一酸，一把抱住自己的儿子，刘允斌才一声“爸爸”叫了出来。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烈士孤儿和高干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他们在苏联几乎都是学习理工的，回国后都在国防系统的保密单位工作。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都被打倒，不少人还被迫害致死，刘少奇3个子女中，刘允斌和刘允诺先后被迫害自杀；刘爱琴则3次被关，放出来后，又被开除党籍和工作，送去劳动改造，最后落脚在内蒙；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女孙维世则带着脚镣、手铐，含恨去世，这是后话。

刘允斌到苏联以后，先入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改入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军长驱而入，儿童院里从西欧来的大孩子穿上军装，开赴前线。刘允斌也要求上前线打仗，但没获批准。他又要求献血，可是苏联规定不准在国际儿童院采血，他软磨硬缠，最后献了血。

德寇入侵，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深渊，国内供应严重短缺，儿童院的男孩被动员去捡废铁，女孩则参加做手套、缝军衣。刘允斌和毛岸英还到军工厂参加劳动，制造枪支弹药，到附近农庄参加收麦子、挖土豆。战争时期，儿童院的粮食供应受到很大影响，经常碰到挨饿受冻的日子，人人面黄肌瘦，没有血色，刘允斌比父亲矮了半个头，也许就是因为在战争岁月中经常饿肚子，影响了他的生长发育。

1942年11月19日，苏联进行了斯大林格勒大反攻，德国节节败退。到1943年11月，德军全部退出苏联。但是战争胜利未给儿童院带来半点好处，因为这一年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儿童院成了“无娘的孩子”，新来的院长只是象征性的，根本不管学生能否吃饱，忍饥受饿是寻常的事。

幸亏儿童院好心的老师，介绍他们加入了苏联籍。当时苏联管理很严，没有户口就得不到配给、借不到住处、考不了学校、找不到工作。刘允斌就利用苏联籍的身份，给出版社抄稿子、到码头背蒲包，增加一点收入，改善生活。

1945年夏天，苏联红军攻入德国境内，国内恢复了和平生活，各大学相继复课，这时刘允斌高中毕业了，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由于学习勤奋，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使教师和同学惊叹不已。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使不可一世的日寇无条件投降了。这一下大大刺激了苏联。在德国投降后，苏联千方百计搜罗德国参加过原子弹研制的专家、图纸、设备、仪器，抢先带回国内，开始自己的原子弹研究工作，并在莫斯科大学开设了原子能专业，这是一个十分保密的专业，非俄罗斯人不能进入这个专业。

刘允斌知道原子能对自己国家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但又进不了这个专业，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他在钢铁学院学完一年之后，决定退学重新报考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因为化学系有一个核放射化学专业与原子能有关，将来也可为原子能事业服务。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刘允斌如愿以偿考入这个专业学习。

1947年，中国留苏学生成立了一个同乡会，由于刘允斌学习成绩好，工作认真，有组织才能，肯为大家服务，大家一致选他为会长。他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国内形势，开联欢会、座谈会，交流学习心得，唱歌跳舞，会上欢声笑语不断，他把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

那是1951年，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他一向学习用功，为了不影响宿舍同学的休息，他经常独自一人在校园或到校外学习；玛拉姑娘也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学生，她父亲是个红军老战士，母亲是教师，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道小康。刘允斌天性开朗，又能唱歌、跳舞，这一切早被玛拉看在眼里。有一次他们对面相遇，四目相对，玛拉对刘允斌温和地浅浅一笑，出于礼貌，刘允斌也点头致意，道一声好。这样两颗异国青年的心就靠近了一步，慢慢地，他们各自的心就像小鹿一样地撞击起来了，彼此感到心里都像有股温泉在流动。

此后，他们接触的机会就多起来了。图书馆、阅览室、校园树荫下和联欢会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玛拉和刘允斌都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但是不同一个专业。刘允斌对学习抓得很紧，在图书馆里他常常是第一个到，闭馆时又是最后一个离开，他对待学习就像玩命一样。玛拉感到有些心疼，劝刘允斌注意身体。不幸真给玛拉言中了，后来刘允斌真的大病了一场。在异国他乡，多亏玛拉的细心照料和中国留学生的关怀，刘允斌的身体才渐渐恢复了健康。

刘允斌对这场跨国婚姻并不是盲目的。一来他年龄已经不小；二来他学习还没有结束，一年半载回不了国；三来他感到玛拉为人不错，真诚大方，对自己真心实意，是个好姑娘。刘允斌也知道自己和玛拉结合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父母能接纳她，同意他们结合吗？将来自己是决心要回国的，玛拉能跟自己回去吗？她父母会不会拖她的后腿，还有玛拉在中国生活会习惯吗？等等。

刘允斌决定趁暑假带玛拉回国一趟，因为自己已经在苏联生活了十几年，很想看看自己的家人，同时也让玛拉有个适应的过程。刘允斌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快回信了，并对玛拉来中国表示欢迎。

就这样，1950年，刘允斌在离开祖国11个年头以后，第一次带着女朋友玛拉踏上回国探亲之路。

刘少奇和王光美见到了久别的儿子和未来的媳妇，感到很高兴，破例举行家宴招待他们。席上，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向刘允斌提出：“你将来学成之后是要回国来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国需要你。”并说，玛拉初到中国，会一切感到不适应的，你从现在起就应该在各方面帮助她适应。

于是，刘允斌就带玛拉买了裤子，换下裙子，陪她一起逛街、吃中餐。这一切玛拉都容易学，容易接受，但最大的难题是语言的障碍。因为在苏联时，她和刘允斌都讲俄语，但到中国以后，刘允斌不能寸步不离陪在她左右，玛拉成天听着莫名其妙的汉语，犹如坠入云里雾中。更主要的还是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一个土生土长的苏联姑娘，要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谈何容易。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了，并通过了论文答辩。不久刘允斌和玛拉结婚了，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双方都继续学习，刘允斌考上莫斯科大学放射化学系的研究生。

这年，刘少奇第二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刘少奇告诉刘允斌：中国科学院已经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所谓“近代物理”顾名思义就是“原子核物理”，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前沿尖端科学。刘少奇说：“机构是有了，就是缺少人才。”言外之意要他学成赶快回国服务。

第二年，刘允斌夫妇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索尼亚，再过两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阿辽沙，起的都是苏联名字，他们的小家庭和和爱爱，生活十分美满。当时刘允斌不抽烟、不喝酒，在家中体贴妻子，疼爱小孩，家务事抢着干，这在俄罗斯男子中是绝无仅有的，难怪莫斯科大学的女同学对他们羡慕不已，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找到一个像刘允斌这样的爱人。

1954年，刘允斌研究生毕业，并到莫斯科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玛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学候补博士的学位，并且担任了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两人收入相当可观，生活十分富裕。

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国服务。刘允斌从来没有想要一辈子留在苏联，一直想回来报效祖国，但这时他不能不想到爱人和孩子，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小家庭啊！刘允斌试探性地问过玛拉：“愿不愿意到中国去？”玛拉摇摇头：“现在我们情况不同了，我们有了孩子，有了稳定而称心的工作，如果到了中国，年迈的父母谁来照顾，谁能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教育孩子，我在人地两生的中国能够生活得下来吗？”

这些问题，在现在读者看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现在跨国婚姻多如牛毛，与日本的、与美国的……然而在解放初期，五六十年以前的跨国婚姻如凤毛麟角。苏联对自己公民与外国人通婚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法律规定苏联公民不允许与其他国籍人结婚，当时刘允斌持的是苏联国籍，一旦回国，就必须退掉苏联公民的身份，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很难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儿子不是中国公民，持的苏联国籍。

再说，那时中苏关系正处在微妙的关头，时而“晴转多云”，时而“阴转雷阵雨”，而我们国家又是十分注意意识形态的。这一切对涉世未深的玛拉来说，如何适应得了。

玛拉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

苏联政府高级官员也很欣赏刘允斌的学识和才能，主动出面劝说刘允斌留下来。甚至把刘允斌和玛拉请到家中作客，席间主人真情地劝说：“留下来吧！克林姆（刘允斌的爱称），你虽然是中国血统，我们也很理解你的爱国热情，但你毕竟是我们苏联培养起来的，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在这里有你的同学、同事、老师、朋友，还有你美丽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孩子，难道你真的会舍弃这一切而去吗？

我知道你还有一点担心，那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了，但那只是些理论之争，丝毫也不影响你在这里搞科学研究。”

那位官员真的动了感情，连眼睛都湿润了。

刘允斌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说道：“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在中国只生活了14年，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还要熟悉得多。我也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我不能不回去，因为贫穷的祖国更需要我，就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母亲更需要儿子强健的臂膀扶持一样，我的感情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

那位官员默然了。

苏联毕竟不同于当年的美国，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玛拉彻底失败了，也明白了，任何力量也留不住丈夫的心，她懂得一句中国的老话：“留人不留心，留住也枉然。”她万般无奈地对丈夫说：“克林姆，你回去吧！但以后你会后悔的。”玛拉抱住刘允斌痛哭一场，默默地为刘允斌准备行装，刘允斌则为这个小家庭安排好一切。

刘允斌回国以后，出差加探亲回过苏联几次，每次回去，两个孩子一左一右围绕膝前，左一声“爸爸”，右一声“爸爸”，使刘允斌感到无比辛酸。刘允斌拼命帮家里干活，轻活重活都抢着干，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要把今后的家务全部干完似地。玛拉知道：刘允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内心实在太痛苦了，想借此减轻心里的一些痛苦。

刘允斌和玛拉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知子莫若父”，刘允斌的心事瞒不过刘少奇。一次刘少奇问起玛拉母子的近况，并劝慰说：“不要灰心，要争取玛拉来中国，爸爸会尽量帮助你的！”事实证明，刘少奇确实为解决刘允斌的跨国婚姻问题花了不少心思。

无奈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在这场政治大风暴中，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不可能维持下去了。刘允斌给玛拉母子在莫斯科买了一套房子，让她们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此后，玛拉和她的两个子女就一直住在那套房子里，刘允斌不时把自己的工资换成卢布寄给玛拉，作为家中开销的补充。

刘允斌和玛拉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一年，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虽然在苏联的时间不长，刘少奇还是抽出时间把玛拉的父母、玛拉和两个孩子全部请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列宁山苏共中央别墅相见。依然把玛拉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家，把玛拉视为儿媳，把孙子、孙女搂在怀里。他对玛拉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时，可以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寻求帮助。”他知道这桩婚姻的失败，其过错不在儿子和儿媳身上。

刘允斌性格开朗、为人随和，易与别人相处。在工作、学习、劳动中，他都走在前面，对同事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没有半点架子，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人们知道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共和国主席的长子，除尊敬之外，更增加了一份亲切感。

当时刘允斌着手研究的是把原子弹爆炸物——核燃料从同位素中分离出来，并把它提纯。可是要获得合格的核燃料谈何容易，几十年来，世界上多少国家的科学家殚精竭虑，为合格的核燃料绞尽脑汁。

刘允斌的工作与当时原子弹研制成败密切相关。

1962年8月，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周总理指示：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中央决定在包头建立核燃料二厂，这就是后来人们常称的“包头202厂”。

二机部刘伟部长调刘允斌到202厂工作，并把原子能研究所整个核燃料工艺室人马并入该厂。

刘允斌一到202厂，就成立了几个研究室，分别从事物理和化学实验、理论计算、工艺试验、分析研究，研究工作很快步入正轨。研究人员想到自己工作在原子弹研制中的重要性，一到室里，就一头钻进实验室。刘允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乱蓬蓬的头发没有时间去理，一件蓝布大褂日夜不离身，晚上就和衣躺在实验室里，第二天一早起来接着干。

刘允斌常以自己应该不愧为刘少奇的儿子自励。刘少奇也以能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儿子而高兴。记得王光美不知在什么场合下提到过，刘少奇认为几个子女中，刘允斌是最出色的，无愧于共和国培养起来的好儿子。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喜讯传到202厂，刘允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禁泪如雨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几年来，自己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核化学系，并不惜抛妻别子回到祖国，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紧接着，中央又发出号召：尽快研制氢弹。刘允斌又投入新一轮的战斗中。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来了。这场风暴一来，刘允斌首当其冲，成了“革命”的对象。因为他在厂里是领导干部，在技术上是权威，他又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修”字号人物。

202厂是个绝密单位，中央三令五申军工厂不准“串连”，当时刘少奇还在台上，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批斗刘允斌。但自《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黑司令”明摆着指的就是刘少奇。

这样一来，202厂就像炸开了锅，刘允斌成了“替罪羊”，各派无不以揪斗刘允斌为荣，批斗得愈狠，愈独具匠心，谁就表示最热爱毛主席，这可苦了我们这位刘大哥，厂里批斗不够，又把他挂上牌子，牵到离厂几公里路的市区游斗。北京城里二机部系统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连夜来厂里抢人，把刘允斌揪到北京去批斗。

随着刘少奇被“打倒”，刘允斌的日子愈来愈不好过了。最使他感到难过的是：过去一些受到他帮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别在一边；一些平时相处很好、经常来串门的，现在充当起打手来了，揪他的头发，往死里整他，要他揭发刘少奇。

刘少奇平时对子女要求很严，特别是刘允斌。因为他是长子，可以起表率作用。刘少奇和刘允斌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刘允斌14岁时才见到刘少奇，同年就出国到苏联去了，在苏联生活了18年。

回国以后的11年中，前5年刘允斌住在离城50多公里的原子能研究所，后6年则在包头工作，和父亲几个月、几年才能见到一次面。

见面时，父亲要他们汇报工作，然后加以鼓励。刘允斌相信父亲的光明磊落是日月可鉴的。所以刘允斌被批斗时，“造反派”要他喊“打倒刘少奇”，他不喊；要他断绝与刘少奇的关系，他不为所动；要他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也说不出。

当时，我仍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由于刘允斌身份特殊，大家十分关注他的情况，私下谈论不少。

刘少奇被斗，202厂“造反派”对刘允斌就更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厂里对刘允斌的批斗和北京城里对刘少奇的批斗“遥相呼应”，今天这一派“批”，明天那一派“斗”。劳动、批斗、拷打、审问，不写交代，坐“喷气式”，没完没了，日子真够难熬。

1967年11月21日晚上9时许，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汤水点滴未进，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带着满身的伤痕，一步一拐地回到住处。

刘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他想到没有做人的尊严、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人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价值？他想起离开苏联的时候，玛拉跟他讲过：“你回去会后悔的。”当时他掷地有声地回答：“我九死而不后悔。”然而现在呢？他说不清、道不明，感到自己的心在绞痛，像被撕碎了一样。作为一个核科学工作者，勤勤恳恳地工作一辈子，现在……他想不下去了，他不禁流下了热泪。他褪下手表，取下钢笔，把它们整齐地放在写字台上，然后轻轻地推开门，再把它关好。

室外，狂风大作，雪花漫天飞舞，他一步一回头地走下楼梯，漫无目的地朝荒野走去，大地一片荒凉，远处、近处都散射着白光，一条铁路静静地自东向西穿过原野，铁轨上也积满了雪，“轰隆隆”的机车声自远而近。

当人们发现刘允斌不见了，急忙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东方发白，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追述一下玛拉和两个子女的情况：

前面介绍过，由于政治原因，玛拉没有跟随刘允斌一起来到中国。刘允斌回国后，两人天各一方，分居两国，玛拉一个人默默地扶养着两个孩子，饱受分离之苦，含泪把索妮亚和阿辽沙培养成才。

1990年，玛拉第三次来到中国，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风云过后，她想回来看看！更重要的是她要亲眼看看刘允斌最后的归宿地——八宝山。

这次真的圆了玛拉萦牵梦绕几十年的思念，看到了刘允斌和李妙秀所生的儿子——维维和东东。维维一家还给这位苏联妈妈送了礼物。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一下：

刘允斌和玛拉分手以后，把全身心都投入了工作，白天、黑夜没命地搞科研，刘允斌抽烟也是这时学会的。所里不少好心人都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组织上也为他着急，当时他才35岁，怎么能一个人过日子呢？后来一位好姑娘走进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

她是同在原子能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叫李妙秀，也是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上海人。

她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温柔、文静、体贴，能体谅刘允斌的苦衷，从生活上、思想上、工作上理解刘允斌，并加以有力的支持。刘允斌调到202厂以后，李妙秀也跟着来到了这座草原雪城，担任一个分室的主任，为了使刘允斌无后顾之忧，李妙秀包揽了全部家务和负责抚养两个孩子的责任。

玛拉和李妙秀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情如姐妹，她们互相感谢对方对刘允斌的照顾。可惜玛拉回国以后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那么刘允斌和玛拉在苏联所生的女儿索妮亚和儿子阿辽沙呢？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都已年过半百了。

刘允斌的女儿索妮亚爱好文学，从事文艺创作，很有才华，是一位诗人，她早年移居美国，在美国成家立业，生活安逸幸福。儿子阿辽沙就没有姐姐那样幸运。阿辽沙小时就与刘允斌分开，5岁时见过爷爷刘少奇一面，后来由于中苏交恶，更加上刘少奇被揪斗，影响所及，阿辽沙就一直隐姓埋名长达数十年之久，就连刘允斌被迫含冤自杀的消息，母亲对他也守口如瓶，一直到20年之后他才知道。

阿辽沙在苏联上中学、大学，直到参加工作，他都没有在各类表格中填写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那个时代，中苏关系交恶，克格勃时刻监视着他们一家。母亲玛拉为了他们的安全，带他们到自己娘家去住。上学以后，阿辽沙跟母亲的姓。阿辽沙事后回忆说：“这样做除了考虑到安全之外，我们也不想炫耀给人知道我们祖辈是伟大的人物。”

在学校读书时，阿辽沙非常刻苦自励，因此门门功课的成绩都很优秀，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从事苏联极为机密的国际尖端技术研究，而且必须服役。

此后长期以来，阿辽沙一直想和北京亲人取得联系，回中国寻亲。无奈中苏两国关系尚未解冻，一直到1987年，他才得到刘家的消息，从此他便产生回中国去看看的想法，直到玛拉因心脏病去世，他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

1998年，在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我国有关部门向阿辽沙发出邀请，请他回国参加纪念活动。可是，阿辽沙在苏联国际尖端科研单位做了20多年的机密工作，按照苏联规定：必须要等到退役3年之后才可以出国，但当时阿辽沙还未退役。因此这封邀请信被苏联有关部门扣留了，阿辽沙知道后十分焦急和生气，后来便以“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为由，向苏联有关方面提出申请，但一切努力均告失败。不得已，阿辽沙选择了提前退役一途，希望中国之行能够早日实现。

2003年4月，阿辽沙和妻子准备踏上回中国的寻根之路时，他们第一次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办理签证，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孙子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大惑不解，惊讶万分，因为当时大使馆工作人员频繁调动，弄不清他们的存在，有的工作人员或许还不知道刘少奇和刘允斌还有这么一个后代。工作人员把他的护照拿进去核实了老半天，然后才出来告诉他：“事情弄清楚了，情况确实这样，确实是刘少奇的后裔。”

办齐手续，获准出国以后，阿辽沙和妻子就买好机票，直接飞往魂牵梦绕的北京，和奶奶王光美见了面。

阿辽沙和妻子在北京奶奶王光美身边住了几天，接着就到湖南老家炭子冲寻祖归宗。

这些年来，阿辽沙不断穿梭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前些日子，阿辽沙到广州参加祖母王光美的事迹图片展，他已经获得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他很喜欢中国南方这座城市，他愿意长期居住在广州。他表示：由于工作和家人的关系，他打算一半时间住在美丽的广州，一半时间住在莫斯科。

1960年，爷爷刘少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看望了儿媳玛拉和孙子、孙女。那年阿辽沙5岁，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爷爷，阿辽沙一直珍藏着那次爷爷亲吻自己的照片。

现在，阿辽沙经常往来于中、俄两国之间，他声称：自己愿意做中俄关系的民间使者。他还打算在莫斯科开设一间中医院，将祖国的传统医术介绍给自己出生的另一个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