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没出息的才念文科，这是当时的风气

2023-11-08 03:11

上学记（节选）

文/ 何兆武

来源/上学记》

自由散漫的作风

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每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概当时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将来我要上大学就上这三个学校。

1939 年秋天，我去昆明报到。一来就觉着天气美好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几乎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高兴。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环境不同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 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比如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各个级的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挺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没有什么。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争了起来，那时候正在征调翻译官，有的同学是自愿的，可也有分派。比如哪一年级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强制性的，梅贻琦校长亲自开会做动员。回来后有个同学就骂：“梅贻琦官迷心窍，这回可是大捞了一把，可以升官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打仗需要人，征调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怎么能那么想呢？”于是我们就在宿舍里吵，不过过去就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这和解放后非常不一样了，同样的事情如果放在解放后，梅贻琦是来宣布党的政策的，你骂他就是反党，性质要严重得多。“文革”时候更是这样，每天从清晨到夜半就是学习、劳动，而且规定得非常死，什么书都不让看，只能是捧着小红书，每天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记得有个工宣队的人管我们，见有一个人看鲁迅的书，那应该是没问题的，结果被申斥了一顿，说：“有人竟然还看与运动无关的书？！”后来又发现另一个人看《资本论》，更应该没问题了，可也遭到了申斥，说：“告诉你，不要好高骛远！”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的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二姐念经济，三姐念化学，妹妹念的是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自杀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从1939 年到1946 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上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工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挺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然不在这些，有工夫都用来读诗、看小说了。于是决定改行，把梁启超的东西拿来看看，诸如此类，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学分不够也可以补，至多是多读一年。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新朝代建立就一把火把过去旧的皇城烧了，然后大兴土木盖新首都。只有清朝入关的时候，北京作为一座完整的都城被保留下来了。像中南海、北海，这都是明代的皇家园林，包括紫禁城、皇城——不过解放后有些给拆了，没有保留一个完整的格局。过去的内城墙有九个门，明朝中叶嘉靖时又建了一个外城，这些到了清朝入关都基本没动。设了个官职叫“九门提督”，相当于北京的卫戍司令。那么清初“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这一百多年的财力都干什么了？其中之一就是大兴土木，在西郊盖了许多皇家园林。最大的是圆明园，还有静明园、静宜园、清漪园，清漪园就是后来的颐和园。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让我觉得历史挺好玩的。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那可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劲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那时候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项羽说：“书能知姓名。”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战争时候，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觉得挺神秘的，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待了几十年，从组织关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可是不价，他捐给了清华。刘崇鋐先生在台湾去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的大学，这也似乎不合常规。我猜想，大概他们觉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满意的那段时光，还是在清华，所以愿意把书捐给清华。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文革”时候，有些激进的红卫兵大概也确实有过这种感觉，以为今天革命，明天就会“赤遍环球是我家”，马上全世界就都可以红旗招展、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都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了。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三个大学“联”得很好

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南开合起来的一所大学。南开的人少、钱少，物质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其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而且合作得很好。当然也有联不好的，像西北联大，一年就散伙了。因为那几个学校本来就是不一样的，硬把它们捏在一起，矛盾闹得非常厉害，以致无法维持。西南联大却一直都联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出身的。由此可见，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抗战后期酝酿联合政府，有人发牢骚说：“联合不起来，联了也得闹事。”于是就有人提出来，说：“西南联大联合得那么好，联合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请三个学校的校长来做联合政府的委员吧。”当然，这也许是开玩笑。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际上就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那次他来向学生做了一个讲话，不过张伯苓好像并不长于学术，言谈话语之间还带着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跟他说：‘你就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烦闷，你有什么可烦闷的？烦闷是你糊涂。”

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所以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么管。实际上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候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工作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而且一直联合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确实挺有办法。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文、理、法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比较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师资也差，希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教书人才，我想联大也不好拒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先是调云南中学的教师来上课，后来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如我们有历史系，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虑将来到中学教书，没准儿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所以就两门一起都学一点儿。再比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分开的，课程的内容、程度和他们都不一样。战后复员时，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成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工学院在拓东路，位于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校务组之类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就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连砖都没有，都是夯土打垒，古人管这叫“板筑”。窗子没有玻璃，支上几根木头棍子在那儿就作为隔断了，幸亏昆明天气好，不然天冷受不了的。

和今天比起来，那时候的学生实在太少了。工学院五个系，土木、电机、机械、化工、航空，学生是最多的，总共不过四五百人。有一个航空系的同学跟我很熟，带我去参观过，看那些风洞器、流体实验之类，像是很先进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课是必修。记得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物体在自由状态下下落的时候越来越快，通过振动仪在玻璃板上画出一条曲线，然后根据测量曲线两点间的距离得到各种数据。仪器都是国外的，实验时需要用一块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那也是学国外的规矩。因为酒精挥发得快，一下就干了，可以立即进行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可见那时候做实验一点儿都不含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候强多了。工学院的每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地干，就是没人家熟练，笨手笨脚的。

文、法、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学生我没统计过，印象中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历史系每年只招十几个，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有两三个。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特别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因为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知道他们一年也就六七个人。法律系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字，只有经济系的人比较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大概和将来就业有关系，学经济的毕业以后出路好一点。可是其他的，比如学政治的，出来你干什么？做官也没你的份。

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43级那一届只有三个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候十几个，42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才子”，现在都是大名人了。全校一年级不分科，考六十分就pass（过关），可要想在二年级入系的话，至少得考七十分。比如进大学考的是数学系，你的物理成绩够了七十分，只要愿意，二年级就能上物理系。但我至今不知道，如果每科都考六十分怎么办，那岂不是哪个系都进不了了吗？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学院的老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都是物理学的老前辈了。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大家几乎天天见面的。而且还老听同学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锺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许宝騄，都是刚回国。许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说：“就是那个瘸子。”

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不能直着走，有一条腿老在那儿画圆圈，抗战后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当时关于华罗庚的各种小道传说很多，听数学系的同学讲，他在班上净骂人，大家都说他对人过分苛刻，“人头儿差”。不过我想，这大概跟他的经历有关。华罗庚先天有两个条件很不利的，第一没有学历，连中学都没毕业，虽然刚从英国剑桥回来，可是也没拿到学位。现在也一样，非正途出身的人要吃亏很多。虽说钱锺书的学历也不高，像梁启超、王国维几位大师都没有学历，不要说博士，什么“士”都没有，但对于有些人来讲，“非正途”的阴影的确很难摆脱。第二，华罗庚有残疾，要出人头地就必须有非常特殊的才能，而且要远远超过别人。华先生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脑子非常灵活，那是别人比不了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竞争的激烈可能会对他产生影响。这是我的心理分析，也不知道对不对。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但不教课，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其实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长，除了刚才说那几个人，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只是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