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渡黄河冰塞川

职场

2023-12-05 04:12

1977年8月4日，刚刚复出、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的邓小平与三十几位科学家、教育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在会上，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指出：现行的招生制度难以保证大学教育质量，应该恢复高考，越快越好。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了很多代表的附议，于是邓小平询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

“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回答说：

“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

邓小平一听，当即拍板决定：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现在就改，把原来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会上大家提的意见重写招生报告。今年就开始改，不能再等了！”

南京西岗果牧场的知青在报名高考，1977年。

恢复高考最重要的意义是转变了一代青年的价值观。

在此之前的若干年里，中学生毕业即失业，知识对于青年学子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

有背景的家里给安排工作，有门路的去当兵，大部分去插队，少部分留守待业、无所事事。

而现在，只要你高考金榜题名，就可以达到曾经特权阶层的待遇——国家包分配。

是为“知识改变命运”。

另一方面，恢复高考也重新点燃了许多处于蛰伏状态的青年们的热情。

即使在那段看不到希望的岁月里，很多人对于国家的未来仍抱有温情期待，当时私存英文读物、私下学习英文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1977年高考时竟然有不少人考上了大学的英文系，玄妙吧？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人在这一时期堪称春江水暖鸭先知。

七十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许多北京机关单位家庭就意识到英文未来大有前途。

1978年，《北京日报》刊登了题为《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的文章，文中写道：

“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一官方信号很快被机敏的北京朋友们捕捉到，有条件的迅速通过各种渠道给孩子搜集英文学习资料——北京家长卷教育不是一天两天了。

1982年，大约有1000万中国家庭观看了中央电视台引进BBC的《跟我学（Follow Me）》节目，几乎相当于同期拥有电视机的中国家庭总数。

每到傍晚时分，北京大院里就会传出《Follow Me》标志性的“伦敦音”，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主持人胡文仲（左，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和英国人凯瑟琳在《Follow Me》的一次录制现场。《Follow Me》节目从1982年一直播到1994年，且特意放在新闻联播前的下午6点20分开播（每周二、四、六）。

北京电视台特意制作了一期《记忆》节目，回忆那段往事。

言归正传。

尽管1977年恢复了高考，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大学生毕业就业模式与五六十年代并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参照之前的干部分配思路。

基本流程是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根据自身需求提报指标，通过教委/教育局下发给各大高校，高校再根据需求表推荐合适人选。

一个萝卜一个坑。

在就业率惨淡的今天，相信不少青年朋友们都会羡慕当时毕业包分配的模式。

其实没啥可羡慕的，如果现在的你痛恨关系户走后门找工作，那么“分配模式”完全就是由权力垄断，个人的命运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最典型的例子：汉东大学学生会主席祁同伟。

当心爱的人被分到北京、同学们纷纷在省厅市局高就的时候，他跋山涉水去了汉东省岩台山区一个乡镇司法所里报到。

看着简陋的办公室和年长几十岁的老所长——曾经的汉大毕业生，那仿佛就是祁同伟人生的终点，一眼望到头。

整个八十年代，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招不到大学生的，或者说根本没有资格招。

正因如此，个别从体制内辞职下海的大学生便成了香饽饽，十分抢手。

除主动辞职下海闯荡的勇士们之外，还有一些人是被迫下海的，他们往往在体制内犯了错误或受了处分，自觉前途黯淡，遂辞职下海。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当时下海的冒险家们多聚集在深圳、广州和海南，奋力捕捉时代的机会。

这一时期，那些没有离开体制的朋友也对深圳充满了向外，出差深圳甚至成为北方单位的一项福利，因为可以买到很多从香港过来的新鲜玩意儿。

1993年的深圳街头，一个农民模样的朋友左手戴着手表，非常时髦。

九十年代中期的深圳，在一家劳动力市场，一位打工妹临时拍摄证件照。

九十年代初，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一大批外企、民企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急需来自人才端的支持。

于是从1993年开始，大学生自主择业试点逐步拉开。

出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考量，中间还用双向选择模式过渡了几年，直到1999年才规划化取消包分配制度。

某种程度上看，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制度的取消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风向标——民营企业开始成为用人用工的主体。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因素：随着大学扩招，本科教育逐渐成为像发达国家一样的通识教育，而不再是精英教育。

1984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仅有27万，而今天这一数字已超过1000万，此大学生已不再是彼大学生。

以一个群体的视角来看，1990至2000年初毕业的这群大学生，是十分幸运的一代人。

我们不妨用个简单的指标来评价：在原生家庭无法提供财务支持或仅能提供少量财务支持的情况下，仅靠青年学生个人奋斗，可以在几线城市安家落户。

对于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的大学毕业生而言，答案是一线。

北京为宣传申奥组织万人长跑，2000年。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00年初北京通州的房价是1800元/平方米，朝阳的房价是3800元/平方米，丰台的房价是3500元/平方米，海淀的房价是4000元/平方米，内城四区的房价稍高一点，也不超过5000。

那当时的薪资是什么水平呢？

政府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大致是800元的水平，但可以解决户口，而且好单位普遍可以用优惠价格买福利房。

外企虽然没有太多隐形福利，可薪资十分惊人，宝洁、摩托罗拉的月薪可以开到4000，日企、韩企大致是2000~3000的水平。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更是那个年代外企中的香饽饽，2000~2005年的薪资数据大概是应届生起薪5000~5500，工作第三年即可月薪过万。

因为出众的薪资水平，使得外资企业在2000~2010年间的就业市场地位很高。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当时媒体们宣传的“成功人士”，大都是李开复（谷歌大中华区总裁）、唐骏（微软中国区总裁，人称“打工皇帝”）这类外企职业经理人，他们著书立说，风靡一时。

唐骏的畅销书出版于2008年。抛开后来的一系列事情不谈，书其实写的不错，大学时代笔者曾认真看过。

以1995~2010参加工作来计算，大致对应1970~1985年出生。

这代人在一线城市里混出彩的非常多，且这种出彩是以世代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而非50后、60后那种个例。

可以这样讲，那时他们只需要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经过五年左右的职场奋斗，就有希望攒够首付款。

不过随着2015~2016北京、上海房价实现翻倍，除金融、互联网等个别行业外，大学毕业生很难在没有原生家庭支持的情况下在一线城市购房。

于是二线城市、尤其是房价偏低的内地二线城市，优势开始显现。

一些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开始考虑在二线城市看房购房，为自己留条“退路”。

如今回头看，对于普通家庭出身的学子而言，能够在二线城市稳定扎根也是很幸运的了。

2017年伊始，逃离北上广成为时髦话题。

文章最后，引用李白名作《行路难》的四句诗来结尾：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

忽复乘舟梦日边。

个人在时代中是渺小的，大多数时候只能顺势而为。

不要在“黄河冰塞川”的时候去尝试渡河，也不必在“太行雪满山”的时候强行登山。

那怎么办呢？

像姜子牙那样没事钓钓鱼，闲待东山再起；像伊尹那样乘舟梦日，等待出山辅佐明君的机遇。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经历的2020年代，或许是一个厚积薄发的历史时期。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来源: qq

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