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旧压舱石需要调整，还要加两块新压舱石

如何构建中美关系新的“压舱石”？我主张在找新“压舱石”之前，不妨先看看旧的是否还有用——我认为还能挽救一下，但是需要重大调整。

中美关系最初的“压舱石”是经贸关系，但是随着年久失衡，这块越长越大的大石头的位移，恰恰导致中美友谊的大船差一点翻船。

特朗普的拥趸，正如李成教授刚刚所说，他们原本是民主党的票仓，但是如今被特朗普带进了共和党；他们对中国最愤怒的地方不是中国的制度或者中国的军事力量，而是中国的贸易顺差，以及据说由此而导致的美国中部白人的失败。他们是后冷战时代唯一一个人均寿命下降的族群，在新冠到来之前四年里，他们的人均寿命也在连续下降。他们痛恨全球化，痛恨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转移出美国，而他们选出来的政客在finger pointing的指责竞赛中，把矛头对准中国这个遥远的软柿子，总好过公然攻击美国大公司和潜在金主。中美关系成为美国内政游戏的牺牲品。

中美贸易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如果说有谁受损，那么看看后冷战时期，谁的GDP停滞不前，就能明白中美关系的撕裂谁能获利。

经贸仍然可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只是需要把这块大石头放到恰当的位置上。如何调整？双方肩负着共同但有差别的调整责任。

双方共同的责任是：跳出双边来看双边。你不能要求任何一组双边经贸都趋于平衡，而是要看整体上一国的顺差或者逆差是否过度。比如说，中国可能卖了太多鞋子和电脑给美国，但是中国从中东进口了太多原油，而美国卖了很多武器装备给中东，这样一来，总体上是平衡的。如果我们再将资本项目的利益关系以及贸易商品的附加值纳入考虑，那么中美合作的利益分配其实是相当平衡的。

中方的主要调整责任是调整自己的国际收支平衡，贸易顺差应该进一步收敛，国内福利开支应该加大，共同富裕加快实现，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些正是最近十多年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而美方的对等调整责任，则是放弃自己的美元霸权。

美元的超额霸权始于1971年，在此之前，美元仅仅是黄金的仆人；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并打击IMF的SDR而捍卫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做法，相当于发动了一场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政变，仆人谋杀了国王，篡夺了王位。自此以来，美国从顺差国变为最大逆差国，美国国债失去了控制，美国产业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白人蓝领成为受损者，而获益者最主要是华尔街的大家族和大公司。

美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从各种数学游戏中走出来，直面问题，并向美国人民诚实地阐述这段历史和其中的再分配效应。对此，我和共和党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IMF的SDR部门的负责人Warren Coats博士合作过一篇学术论文，阐述其中的机理。

熟悉过去百年世界经济史和政治经济思想史的朋友应该明白：我所说的，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当年凯恩斯同怀特辩论中的若干要点：真正多边的全球货币，贸易顺差方和逆差方都肩负调整责任。这样才是一个公平而可持续的世界贸易和货币体系。

中国进一步远离重商主义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指示，实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和共同富裕。美国应放弃美元霸权，回归实体经济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真民主。如能实现，则中美关系将找到新的均衡。

再简要谈谈两块新的“压舱石”。

第一块新“压舱石”，就是相互确保摧毁的逻辑，不仅仅是以核武器为核心的暴力摧毁，还有经济战、外交战、政治战、科技战的相互摧毁。

当双方意识到对抗升级之后的巨大损失和风险，恰恰是双方关系的新“压舱石”。如果通过合作产生双赢的故事已经不再有那么多听众，那么通过在两国国内向民众展示与对方的对抗和战争给各个主要利益集团带来的负面代价，从而塑造出一种共识：中美关系的下跌必然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损失。为实现这一点，双方不妨一起搞一些公开的经济战、科技战、舆论战、外交战、军事战的兵棋推演。

经过过去十年的关系下行周期，尤其是疫情期间的自由下落，双方都有不少情绪性的指责，更有一些战略性的博弈。如果说有什么好处的话，我的感觉是美国对中国有了更多的尊重。对于中国而言，以前的美国相对友好，但是不够尊重；如今的美国不够自信不够友好，但是对华心态更加平等了。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正如“进化博弈论”的著名研究者罗伯特·艾克斯罗德所指出的那样，可以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培育出合作与信任。

第二个新的“压舱石”，可能是真正的全球多边主义精神和多边主义机制。

在国力竞争的赛场上，中美是唯二的全能型选手，欧洲没有地缘政治实力，俄罗斯缺乏经济实力，印度和巴西等国缺少政治和军事实力，且能量级别还是低了一个量级。

刚才斯提芬·罗奇教授的提议非常有启发：中美共同牵头成立一个常设性的办公室，围绕诸如气候议题、安全与军控、货币与金融、贸易与产业、科技与教育等方面，7*24地深度沟通。但是我认为，仅仅这两国合作，恐还是很难真正解决所有问题的，也容易陷入争执，容易陷入以实力为基础的零和博弈，我们必须尊重和奉行多边主义。

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二战之后的多边治理体系并共同领导新多边治理体系，中美关系才有可持续性，并能冲淡其中的现实主义对抗色彩。

当下的国际治理体系中蕴含的发言权和投票权，与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实力对比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只有将基本面与话语权之间的巨大缺口实质性缩小，才能让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提高。

金融危机之后，中美G2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响应。但是十五年后的今天，面对着双边关系的巨大下行风险，面对着进一步变化了的全球大国力量对比和时代性任务，以G2为双核心的全球多边治理体系重构，可能是一个新的“压舱石”，帮助整个人类的大船，顺利驶过风高浪急和激流险滩。

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