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球最热年遇上“COP”，中国经验将贡献何种方法论？

在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场全球性气候峰会在阿联酋拉开帷幕。

让人欣喜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开幕首日便传来“捷报”：大会正式达成“损失与损害”基金的协议，该协议将帮助到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各国同意基金先由世界银行托管4年，基金将向所有发展中国家开放，并在下一届COP上确定基金的董事会及其他细节安排。

欢迎来到行动派的世界（图片来源：第一财经记者钱小岩）

有关“钱”的问题，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谋求能源转型的努力中绕不过的坎。

世界经济论坛能源与材料中心工业生态转型部门总负责人宋哲瑞（Jörgen Sandström）对第一财经表示，虽然存在减缓气候变化步伐的技术，但对于难以减排的行业实现净零转型至关重要的约60%的脱碳解决方案尚未达到商业规模。然而，单凭企业自身是无法以工业脱碳所需的规模和速度去调动资本的。

“我想强调的是，除了当前关于气候融资的对话之外，我们应该认识到，慈善事业可能是一个常被忽视的关键行动者，可以在催化行动和加速影响方面发挥变革性作用，以实现减少排放所需的大规模解决方案。慈善机构可以动用的资金可以起到真正的催化作用，因为它们是敏捷的、风险承受能力强的、灵活的、耐心的、公平的和系统性的。”宋哲瑞说。

这给并不平坦的减碳道路提供了另一种角度。与此同时，有限的资金该投向哪些新兴技术、何种商业模式能够有效应对绿色贸易壁垒，依然困扰着众多机构与企业。对此，埃森哲大中华区战略与咨询董事总经理、可持续发展业务主管张逊认为，绿氢、清洁电力和零碳园区有望成为未来国内“减碳工具箱”里最亮眼的存在，并为世界贡献中国经验。

绿氢，让企业“又爱又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氢能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其中绿色氢能的占比却不乐观——2021年，绿氢的比例不足0.1%。

今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第14届新领军者年会上，世界经济论坛、埃森哲和中国氢能联盟联合发布的《绿氢加速倡议⸺中国绿氢赋能措施建议报告》，引起业界广泛关注。报告明确了与绿氢相关的成本、基础设施、市场需求、行业标准和认证、技术、发展演进与合作等六大障碍和目标。

《绿氢加速倡议⸺中国绿氢赋能措施建议报告》

作为报告的主要负责人，宋哲瑞认为，中国在绿色氢能产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一方面，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势头强劲，为绿色制氢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投入和支持，为发展绿色氢能产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但难点在于，中国的绿氢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技术升级和降低成本，同时面对国内外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与中国企业交流密切的埃森哲大中华区战略与咨询董事总经理、可持续发展业务主管张逊表示，可以用“任重道远”形容绿氢的发展态势：前景光明，挑战仍存。他对第一财经表示，当前国内企业履行绿氢投资的普遍困扰依然是“经济账算不过来”。既要付出高昂的制造和维护成本，又缺乏清晰可靠的应用场景，同时与之适配的市场激励机制与规则长期缺位，使得多数企业谈及绿氢投资，态度纠结，“又爱又恨”。

“作为咨询公司，我们常常听到客户的这种顾虑，对此我们的建议是，首先要明确氢能的定位是战略储备，应该对以氢能为核心的能源介质进行持续的关注和研究。如果仅因短期的经济考量导致企业失去战略定力，这意味着可能损失未来的领先机会。”但张逊提醒，企业在真正进行投入时，要聚焦在一些可以形成商业自闭环的项目上。毕竟，目前无论是央国企还是民营企业，对投资回报率的追求都客观存在。他举例称，今年8月全面建成投产的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作为国内首次规模化利用光伏发电直接制绿氢，在生产和应用的产业链上形成了自闭环。

从氢出发，但是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带来的思考却不止于氢。张逊补充称，一些商业企业在面对自身的用能结构转型问题时，经常忽略反思企业自身能效的症结。“打个比方，我们一个地方搬家到另一个地方，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所有的家居摆设。哪些不舒服、不完善的设计，我们自然而然地要进行优化。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能源替换也不应仅当作能源问题，而是要以此为载体，全面重塑组织能力和组织效率。”

清洁电力，背后还有“看不见”的商机

如果说绿氢正处于从0到1的阶段，近年来绿色电力在中国的发展可谓进入了从1到100的大规模爆发期，光伏、风电等产品制造企业业绩由此飙升。

如同绿氢的发展困境，清洁电力的比例高速攀升也非易事。宋哲瑞认为，可再生能源的稳定性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麻烦，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工业领域的清洁电力”倡议研究显示，仍有不少突破口可以助力大规模推行清洁电力的应用：首先是降低弃风率，包括终端用户的技术，构建微电网。然后是创新储能技术，并通过更多的激励机制，例如创新的政策支持和融资模式，将现有的解决方案推广到更大的规模。最后，从输电方面来看，我们需要通过数字化和超高压输电部署来优化或彻底改变电网，这对国家层面的调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在举行的COP28议程中，加快削减化石能源、扩大清洁能源的时间表，亦是多方探讨的焦点。《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能源转型指数》显示，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多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已经超过了对化石燃料的投资。不过，今年的煤炭行业的关闭速度却是8年来最慢的。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又回到煤炭项目，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上演。

“我们确实看到全球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正在权衡不同的优先事项，包括能源转型、经济复苏、地缘政治冲突等，这可能会导致一些矛盾。但它也恰恰表明，各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一步加快能源转型，以平衡和满足对公平、可持续和安全的能源体系的需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当前的决定对现在和未来都是正确的。”宋哲瑞强调。

回顾中国市场，张逊认为，发电侧的清洁电力比例和用电侧的电气化率双重提升，意味着清洁电力在中国普及已是大势所趋。在此过程中，一些未被市场广泛关注的商机仍有较大空间可为。例如，许多头部企业从范围一、范围二的减碳，迅速进入对企业范围三减碳的关注，即通过推动生态伙伴的协同举措，推进包含供应链和服务链等多元主体所共同形成的产业链整体减碳。

“如果你是一家清洁电力转型的公司，无论是提供设备还是方法，你的第一个合作对象应该尽量寻求链主企业。以一家大型消费品企业为例，它的背后有着成千上万的供应链和服务链企业提供配套的支持服务，有的提供外包装，有的做分销，有的提供物流服务等等。对企业来讲范围一和范围二的减碳相对直接，也更容易追踪和掌控，但是范围三涉及到产业链上下游的众多企业，不经过缜密的研究和设计，难以形成统一和可追溯的衡量体系，收据的收集和核验更是难上加难。因此，相关能源服务公司可围绕这些企业的根本需求多做功课，提出合理的以清洁能源替代为主要载体的综合解决方案，推动链主企业带动其生态伙伴，一起提升电气化改造水平，并配套完整的激励、惩罚等机制体系优化，从而赋能链主企业推动整体产业链升级。这样的综合解决方案一定会带来客户企业的关注和好评。”张逊分析。

主动求变，跳出经济性和碳减排的单选题

COP28前夕，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密集出台的绿色新规，让中国出口企业头上的“紧箍咒”越念越紧。以欧盟为例，燃油车禁售令、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及《电池与废电池法规》陆续出台并实施，这促使相关贸易企业开始评估成本，并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案。

宋哲瑞对第一财经表示，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些新法规可能会增加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碳排放成本的上升。如果各国采取旨在通过排除或限制外国产品来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准备程度较低的国家可能面临市场准入壁垒，这可能对中国的绿色制造业构成挑战。

然而，中国也有机会通过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实践来提高竞争力。

零碳工业园区，正是由此应运而生的新概念。此前世界经济论坛发起了一项名为“产业集群向净零转型”的倡议，旨在为全球产业集群建立一个协作平台，通过确定产业集群的减排目标和实现途径，促进产业集群的脱碳。远景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是今年入围年度报告的代表性中国案例。它整合了电池制造与储能、电动汽车、光伏、氢燃料电池和绿色氢装备等多个产业链，通过与电网的合作，确保100%的绿色供电。就在当地时间12月5日，远景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还获得了COP28能源转型变革者奖。

图片来源：远景科技集团

宋哲瑞表示，企业为了碳减排的种种努力，不能简单归因为政策原因，也来自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世界经济论坛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联盟的报告《在绿色市场中获胜:为净零世界扩大产品规模》也表明，许多低碳材料和服务可能会供不应求，下游和上游的参与者必须应对绿色产品的稀缺性。

“我们看到了从全球价值链到不同地区的脱碳压力，担心成本不再是必然的选择——企业应该降低这些风险。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成为研究、部署、制造和采购绿色产品和技术的先行者。”宋哲瑞说。

张逊同样强调了这一点，减碳过程中不可忽视其商业价值。“如学界的普遍共识，企业追求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一定是乘法关系，而不是加法关系。这意味着，谁都不能是零。如果一味追求社会价值，追求减碳、绿色、环保，但是完全没有产生商业价值，只是为了减碳而减碳，那么这种动作自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又何谈推动商业的可持续发展。”

他谈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商业案例：某知名鞋服企业2020年推出“旧鞋新生”绿色环保计划，巧妙地实现了绿色公益、商品回收和消费者互动相结合的循环经济创新模式，不仅切实地满足了提供运动场地的公益诉求，又将良性的消费者活动有效融入，是企业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有机结合的优秀案例。“我们从中可以学到的经验是，一定要把低碳的理念跟商品价值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全球性调研成果显示，目前愿意为‘低碳绿色’而支付额外成本的消费者还是少数群体，但是拥有低耗能标识的电器往往受到消费者的好评和追捧。所以埃森哲经常强调‘共生的低碳、亲民的低碳’，表达的就是这种将低碳理念和商业价值有效结合。”

显然，这不是一个容易套用的模板，更多的企业仍在跌跌撞撞中摸索。今年年中，数十家中国公司被曝遭SBTi科学碳目标除名，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符合SBTi标准的目标，以供SBTi方验证。对于那些尚未达到预期减碳节奏的企业，张逊认为，外界应该抱以耐心和合理的引导。

“要把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保持一致的步调是有很大难度的，也是让很多企业在减碳面前左右为难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正确的出路应该是在结合自身商业模式特点的基础之上，积极探索将绿色减碳环节巧妙融入到商品价值溢价或品牌溢价的整体创新之中，而不是‘孤独’地去思考一种‘独立’的减碳举措。至于企业进入SBTi科学碳目标与否，我认为不同国别、不同企业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武断地说，没有满足某个标准就不是一家有责任的企业。不妨多留给企业一些时间，去寻找与两重价值匹配的减碳路径。”张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