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今天的新闻就是未来的历史”？这句话非常简单，我们好像都明白它的意思，说不定还觉得赞同。可是再仔细想想，会发现这句话有很多问题。比如它好像隐含了一个标准，关于什么事能被写进历史的标准。难道只有今天被新闻媒体报道过的事实，才上得了历史的殿堂吗？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小事 ，老百姓如何在地摊买卖，如何在交通工具上互动，这些东西都没有资格被写进新闻，因为它们太平常了。可是现在的很多历史学者，研究的就是日常生活的历史。今天的文章，梁文道通过介绍“理想国”M译丛之一，由牛津大学历史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写的《事实即颠覆》，来探讨在站队和表态的压力前，如何尽可能靠近事实和真相。“在我看来，这种犹豫的、不敢下判断的、不敢轻易保持一个立场，有倾向，但是又总是试图看到事实本身颠覆力量的态度，是今天这本书仍然值得我们一读的理由。”假如以后有人要研究我们今天这个年代的日常生活，只把新闻当史料的话，会遗漏了多少东西呢？他可能会遗漏了我们怎么排队去做核酸，遗漏了我们怎么看自己有没有成为时空伴随者。这些东西都不容易写进今天的新闻，那将来如果只靠新闻写历史的话，它们又怎么进入历史呢？还有一个问题，媒体从业者很多时候需要判断什么事才有新闻价值。做判断总是先有一个预设，而这个预设又总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时代的眼界。那我们凭什么要求明日的历史学家全盘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闻标准，以及它背后的种种视野和预设呢？所以为什么在历史学的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新研究、新方向、新进展，都跟新史料的发掘相关？那不只是新发现了一批被人遗忘的文档，而是更根本地，把一些以前的人根本不会看重、也从来没想过要入档留存的东西当成史料。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砍开树木之后，会看到树干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轮。以前的历史学家会认为年轮是种史料吗？不太会。但在今天，历史学家已经很普遍地利用某片树林的年轮去判断过去气候变化的痕迹。比如说哪一年雨水充足，这一条线与另一条线之间就宽点，这树就长得好一点。看到这些材料，大概可以知道过去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们，经历了多少丰收的季节，又经历了多少旱年。我们不妨大胆地说，今天的新闻固然可以是未来的历史。但对今天新闻标准的疑问，很可能是将来历史学家重点关心的问题。所有史料，如果被确认为是可信的话，都可以当成是一种事实，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可是什么叫做事实呢？它是现代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包含的问题不光是怎么样发掘以前的人忽略的事实，或者在历史的不断复写当中被埋没的事实，还牵涉我们到底可以用这些事实来证明什么。历史学家可能想发现一些新的、过去的人所不知道的历史现象，可能想指出，某个历史事件或者某种历史动态形成的原因。这可能都是我们想要利用一些事实，利用一些可靠的史料去证明的东西。可是自从上个世纪，影响力非常大的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之后，就没有那么强调事实和证明的逻辑关系。反过来，强调什么呢？这些用来证明历史事件的发生、用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因果关系的事实，它们是怎么样被诠释和叙述的。有人说这是一种后现代的倾向，这种倾向渐渐变成史学的主流趋势。因为什么算是史料，什么叫事实，其实是把它们放在什么框架下叙说，又如何叙说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任何时代的人用来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视角以及价值标准，都是一些可以说出来的叙事，而这个叙事还可以不断地重新叙说。所以你会注意到，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当大家在谈论历史的时候，讲故事、讲叙述、讲书写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几乎恨不得把历史看成是一套像小说似的纯粹的叙述技法跟艺术。相反地，依旧坚守某种单纯，甚至天真地认为事实本身就有力量的这种想法，好像就不合时宜了，听了都要打哈欠。你怎么能认为找到一个事实，就说它必然能带来很颠覆的真实的力量呢？在这个背景下，蒂莫西·加顿艾什这本《事实即颠覆》，不会是一本很符合当下史学潮流的书。因为他连书名都很老派了，事实怎么就能颠覆？他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他仍然相信“事实具有颠覆性，能够推翻民选领导人和独裁者、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间谍和英雄、拷问官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断言，能够推翻谎言、半真半假的东西和神话，能够推翻所有‘为了安慰悲惨之人而脱口而出的演讲’”。加顿艾什这番话是真的吗？事实本身不需要任何叙述框架，就能够有这样的颠覆性吗？还是说，我们编撰事实和安排事实的新叙事，才使得这些被叙述的事实有了颠覆性呢？加顿艾什在英语世界和欧洲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曾经当过英国著名的《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在著名的《卫报》有固定的专栏，还是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他常年在东欧、波兰和捷克居住，跟哈维尔（已故的捷克大作家、总统）和瓦文萨（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波兰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第一任总统）是老朋友，还被人认为是前英国首相布莱尔身边的顾问。所以你看，这个人比较复杂，他穿梭于学院、政坛以及大众媒体之间，他的著作和读者是不计其数的。老和他笔战的新左派史学大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曾经有点不怀好意地说他是冷战末期推倒东欧共产政权最有力的一个声音。最近这些年，国内终于陆续译出了蒂莫西·加顿艾什，这个大名鼎鼎的英国红人的几部作品。比如这本《事实即颠覆》，算是跟中文世界读者的初次接触。虽然回过头讲，我也不太认同蒂莫西·加顿艾什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可我还是会长年看他写的东西。且引一句当今左派领域的大红人齐泽克的话：“尽管他是我的政治对手，我也一直认为他那些丰富的精确观察仍是值得阅读的，可以作为东欧沧桑剧变的可靠材料来源。”说实话，整个英语世界大概没有几个人比蒂莫西·加顿艾什更明白前东欧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他的本行领域。我们不妨再拿另一个出现在“理想国”译丛里的著名作者，中文世界更多人熟悉的伊恩·布鲁玛来做对比。伊恩·布鲁玛最常书写也最擅长的领域，是他熟悉的日本以及东亚地区；而加顿艾什，就像是东欧版本的布鲁玛。他们两位都是记者型的学者，或者反过来讲是学者型的记者。这种类型在英语世界里是有传统的，从奥威尔开始，记者就已经取代了那种会渲染异国风情和浪漫化自身经验的传统旅游作家。比如著名的大诗人吉卜林，他其实从来没去过曼德勒，但是他能够为曼德勒写成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而学者型记者或记者型学者，就成了比较可靠也比传统学者有趣的外国知识来源。当前市面上，介绍各个国家发展进程、基本背景情况的非虚构书籍畅销，其中有大批驻外记者的作品。他们知道怎么和公众读者沟通，又有常年的第一手经验，有的甚至还具备相当不错的学养。加顿艾什和布鲁玛就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是20世纪之后大众传媒国际化年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有点像人类学家，在祖国和异国他乡之间迂回来去，往往能够从一段距离中清醒地观察本地人视而不见的事实，然后再把它们放到另一个框架中考察。当然，加顿艾什同时还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德国史的了解比一般德国百姓厚实得多。所以他在看待今日某些比较隐暗的角落的时候，就有了一道从历史往昔深处照下来的微光，来帮他照明。然而《事实即颠覆》并不是非常典型的加顿艾什。因为东欧在他这部文集里占的分量真是太少了。相反地，他写了很多不那么熟悉的地方，比如说伊朗、缅甸，甚至是中国香港。于是问题来了，他凭什么去写那些他没有长住过的土地？又凭什么去和当地人沟通呢？我们要知道，访问是记者获得事实的首要手段，所以通晓当地语言一向是学者型记者的基本要求。加顿艾什会波兰文、捷克文和德文，可是他懂波斯文吗？他不懂。那他怎么写关于伊朗的事情？跟当地人聊天吗？他甚至从来都不是一个研究伊斯兰和中东的专家，怎么能够写那么多关于欧洲穆斯林的评论呢？当所有通向事实的管道都不是那么扎实，当事实本身都难以获得的时候，事实还可能有他所说的“颠覆的力量”吗？蒂莫西·加顿艾什所谈的事实问题，是一种更加接近新闻记者专业关怀，更加贴近常识意义，也因此更容易被我们一般人理解，但同时也可能更容易犯错的问题。比如说，在谈到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当年美国总统布什在任期间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讲法。他真的相信美国人所讲的，认为伊拉克拥有传说中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它当成事实。结果呢？错了。在整个伊拉克再度陷入困境的后来，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像个并不好笑的笑话。不止如此，加顿艾什还在那篇文章里说道：“萨达姆政权是当今世上最令人厌恶的政权之一。他对库尔德人进行了种族大屠杀，还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中。推翻他对他的国家和该地区而言都是福音。无论战后的伊拉克会多么混乱——肯定会混乱，就像战后的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样——它几乎已经不能更糟糕了。”然而后来的事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好像颠覆了他当年的判断。这大概就是所有这类媒体工作人、时事评论人，像我这种人的一种尴尬，就是你当初预想的某些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你原来以为已经很糟糕的东西，后来你才发现，还会有更糟糕的局面出现。《事实即颠覆》这本书，原文英文版出版于2009年。其实加顿艾什当时应该已经发现，他当时写伊拉克那篇文章是错的，他大有机会删掉这篇，他很后悔当时弄错了事实的分析，可是他没有。为什么呢？一来，错了就是错了，不掩饰自己的过错是一种道德义务。二来，我猜他或许可以稍稍放心，是他毫不掩饰地在那篇文章题目里就已经表达出来的态度。那篇文章的题目里面表达出来态度是什么呢？它叫“为骑墙派辩护”。也就是说，尽管他相信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是个事实，相信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的伊拉克一定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轻易判断美国以及它的盟友，包括他的祖国英国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对的，因为他觉得反战派的主张也很有道理，也很说得过去。那问题是，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场呢？这大概就是他文章题目所讲的“骑墙派”。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的情况，你大概还记得那是个多么黑白分明的时刻。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非常霸道地说：“你要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就是站在他们那边。”战或者不战，义或者不义，几乎没有任何灰色地带。可是加顿艾什居然要为骑墙派辩护。没有立场，那你写这篇东西干吗？他的解释是这样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这样做，热情洋溢，过分简单地相信复杂的两难处境中的一面，即使这样确实可以让电视更好看。”他甚至认为，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态度，他大胆地讲：“我的直觉是，如果你在黑夜中为托尼·布莱尔注射吐出真相的血清，他将基本上坦承这种自由派的犹豫不决。”自由派，或者我们平常中文世界讲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像加顿艾什这种老派的英式自由主义者，并不是没有价值倾向的虚无主义者。最起码，自由主义者要相信言论的自由。好比加顿艾什，他可以同情欧洲穆斯林被边缘化的处境，但他绝不能接受因为信仰受到了冒犯，就理直气壮地跑去杀掉敢替先知画画的漫画家。他主张“所有神明的信奉者与那些坚持没有神明的人，应该自由平等地在广场上较量”。所以他比较不赞成法国式启蒙运动的路子，干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头罩还是十字架项链——出现在广场上。英国式的自由派要拥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权。所以当年他和哈维尔这些东欧异见分子站在一起，主张出版结社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派，还会看重一些最显眼的事实矛盾。他不太会关注那些矛盾的各种深奥的辩解，他认为都是诡辩。老自由派真正的麻烦不是价值虚无，而是对付不了身份认同困扰背后的那种激情。就拿英国人脱欧这件事来讲，英国人到底算不算是欧洲人，又懂得欧洲，并且亲近欧洲的加顿艾什，他分析过了这里各种应该考虑的条件之后，又摆出骑墙的态度。他说什么呢？“我的结论？没有结论。这是因为身份研究的本质很少会有明确的发现。也因为英国身份的特质，或许‘没有结论’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结论，甚至是一个重要又积极的结论。”我们通常要求的是要有明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就代表了一个鲜明的立场。可是像加顿艾什这种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只能提供倾向。他欢迎前波兰和前捷克政权的倒台，但也看到了整个转型的困难。所以他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当成神一样来朝拜的人，不顾现实地迷信明天一定会更好；但更加不能像另一些愤慨现实、愤世嫉俗的人，走上怀念老日子或者保守国家主义的道路。像他这样的人，他总是要在信念支撑的理想倾向与层出不穷且困扰理想的事实之间，进退犹豫。由于《事实即颠覆》离开了加顿艾什熟悉的安全地带，因此他在这部文集里面变得更像那些什么国家的事都能够畅谈一番的“国际问题专家”。这部书就更能考验他身为记者、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能耐了。又由于他在事实材料的占有上没有了优势，他不懂波斯文，但又要写伊朗，所以带动他写作的信念和倾向就会变得更加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战。他是个记者，把自己的写作类型规定为是一种“当下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不要误会，这不是思想家福柯所说的那种“现在如何成为现在的历史”，而是冷战“围堵理论之父”乔治·凯南推介的学术与新闻的混合写作，是一种简单的写作的类型。所以他当然要发掘事实，最大程度亲近现场。但他究竟是个史学家，就算不爱谈太过哲学化的过理论化的什么方法论，也不能够百分百信任他自己从现场带回来的材料。在布拉格天鹅绒事件期间，瓦茨拉夫·哈维尔身边的一群人在一个叫做地下魔灯剧院的剧院里面一间奇特的玻璃墙房里会面，要做重要的决定。大多时候，加顿艾什回忆说：“我是唯一在场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个人拿着笔记本试图记下他们说的话。我记得当初想，如果我不记下来，就没有人记下来了。”像大多数的历史一样，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是这样写成的历史，基础是多么脆弱。记忆问题就是见证人问题的核心所在。记忆是可以重新加工翻录的CD，会受到不断的加工，而且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仅让我们理解故事，还会让我们更加感到舒服。历史学家加顿艾什疑虑的，大概就是这种舒服，把事实裁剪修整得比较合体，较为符应论点逻辑的舒服。老式英国自由派加顿艾什所疑虑的，是让自己皈依某个既定立场的舒服。他怀疑这种舒服，他宁愿让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倾向不停地在现实上头像拿相机找对焦一样，找不着一个安稳的落脚处；他宁愿让这个不能被他的理论框架安好去解释，把事实套进去框架的这些现实，让它们持续发出噪音，扰动他心目中那个理想世界的安宁。所以他总在犹豫，他总在进退。为什么今天要介绍这样的一本书？那就是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犹豫的、不敢下判断的、不敢轻易保持一个立场，有倾向，但是又总是试图看到事实本身颠覆力量的态度，是今天这本书仍然值得我们一读的理由。*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政治的诘问：M译丛导读第一季》，标题为编辑所取，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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