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杨荔钠导演似乎已经留了很久的寸头。她面对镜头有些微紧张，但眼底闪着一种光亮。她时常想确认我能否体会那份似乎不属于我年龄的心情，笑着问我，“你能明白吗？”《妈妈！》是她第一部上院线的电影，距离她的纪录片处女作《老头》已经过去了25年。“25岁的时候我挺狂的，什么都不怕。”再次回到“老去”和“离别”的主题时，她回忆起了拍摄《老头》时给她留下的对死亡的恐惧。而这似乎是命运种下的一颗种子，在《妈妈！》中，她有了一些自己的答案。在后来的25年里，杨荔钠作为一个女性导演、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女儿过着自己相对简单纯粹的生活。《妈妈！》面向院线观众，杨荔钠也有一些自己的担忧，她笑着说：“我这样回答，是不是像给自己做辩护？”观众问得最多的，关于文淇的角色设置，关于电影台词的风格等问题，其实她早已做过完备的考虑。而在这次的采访中，当她谈及往事、到她的“女性三部曲”、再到她的创作方法时，她眼中的光亮，也逐渐变得有迹可循。从《老头》到《妈妈！》，思考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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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电影：这部电影探讨了阿尔兹海默症和母女关系这样两个非常核心的主题。您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呢？杨荔钠：《春潮》之后，我就开始设想这部影片了，因为《春梦》之前“女性三部曲”讲的都是青年，《春潮》也是人到中年。到了《妈妈！》这一部，我想应该做一部老年女性题材的电影。
从《老头》开始我就关注老年群体，女性、孩子，一直都是我很关注的主题。
至于阿尔兹海默症，它是目前非常严峻、非常考验人的一种疾病。我们现在对这个疾病的认知有限，很多患者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其实已经中后期了。初期的时候，家里人都会觉得那是自然老去的样子。觉得记忆消失是很正常的，但事实上其实不能轻易地去判断它，它会有背后很深层的原因。所以我想这部电影的诞生，它具有现实意义，也有普世意义。后浪电影：您提到了您的《老头》，它谈论了衰老和离别这样的主题，这部纪录片对于您个人、包括对于您现在这部剧情片的创作是否产生了一些影响呢？杨荔钠：关于我怎么看待生死这件事，其实是有影响的。甚至我从年轻时候到现在，一直没想明白这事。所以我也很想用我擅长的电影语言继续跟观众对话。每个观众都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那个东西特别值得被探讨，因为我们国家也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的进程里面，最重要的是青年角色的担当，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我们能为老人们做些什么？后浪电影：那您自己现在对于生死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杨荔钠：我认为生死是一种必然现象，就像我们身边看到的花鸟鱼虫或者我们养的小宠物，它们都会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可以悄悄地来，也可以悄悄地走。不去打扰别人，也不被别人干扰。老年的时候，我们都需要面对死亡，但我觉得人生之所以这么久，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准备的时间去面对死亡。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不觉得自己年轻，但是时光其实特别残忍。大家都认为它好的时候，你自己不觉得。然后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人生已经过半了。后浪电影：有没有具体发生什么事让你对死亡产生了新的看法？杨荔钠：我拍《老头》的时候，好几个老人在我镜头前倒下，那一刻我是慌张的，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似的，我真的有被刺激到。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种死亡焦虑，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在我的生命进程当中伴随了我很多年。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觉，在想我明天会不会醒不来。然后就会写很多封遗书，很drama。那种恐惧，只有自己知道，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的。后来当我到 40 岁、 50 岁的时候，我好像慢慢就不怕了。如果肉身都变成一颗星、或一粒尘埃，变得不再受时空控制时候，他们（亲人）的灵魂是不是随时都在你身边保护着你？我认为这些都是美妙的，也都是我对死亡的“妥协”和认知的变化。作为母亲，或是作为女儿的杨荔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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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电影：像《妈妈！》这部电影，它会不会其中有一部分关于您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或者您和女儿的关系？不一定每一部电影都要保持一致（的风格），我试图去打破我自己的边界。
我也不介意别人说你的电影怎么没那么统一。这个电影的统一性，比如说它都是女性视角，也都是讲述女性的命运。
后浪电影：那您和自己女儿的母女关系，和您过往拍摄的母女关系，是否会有一些相似呢？有的时候我拿采访提纲给她看，我说过来看看，看看这些题怎么答。她愿意帮我的时候可以帮我，她不愿意的时候就不管，我急死了她也不管我。又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听到她叫我，她叫妈妈，妈妈。我其实都听见了，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想听她叫妈妈。很好听。我们俩也会撕扯对方的头发，然后说别这样，这个太疼了，千万别扯。《妈妈！》里到最后妈妈保护女儿的方式也是我向往的一种母女关系。今年我女儿 18 岁，她马上要去读大学了，我作为母亲的角色已经基本完成了，剩下的工作是我要照顾好我自己的父母。这么多年我已经很忽视他们了，好在生命给我们一个年龄上的交错期，让人没有那么恐慌，同时要照顾两代人。不像我女儿在我面可以肆无忌惮，我作为女儿在有家规，有传统，有矛盾的时候我会让路，躲闪，再做沟通。《妈妈！》和观众，一次忐忑而期待的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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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电影：当时在设计《妈妈！》两个主角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杨荔钠：这些年聚焦女性知识分子的题材是少见的，我认为她们应该被看到。对于老一代知识分子，我是充满敬意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师传授知识，教会我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他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其实是不想忽略他们的。尤其是更年长的一代，像母亲那个角色，从民国走到今天，经过了当代中国的变迁，热血青春都贡献给了社会和家庭。但是他们的晚年生活也有困难，他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样处理的？我想知道。后浪电影：因为要上院线和观众见面，你会不会担心这样的角色和观众有一定的距离感？杨荔钠：我这两天是有点焦虑，因为电影走向市场也是一场考核，但不是因为角色，一路路演和影展走下来，观众是喜欢母女角色也喜欢吴老师和奚老师，她们赢早已得观众的尊重和掌声。但市场好像是另一回事，我们的电影只有好演员，偏作者性的一部影片，不知放到市场上会怎样，这个我没有预判。杨荔钠：每一场都很深刻，无论是疾病开始前母亲像孩子一样求关注，吓的女儿从屋子里跑出来俩人互相打脸，还是女儿发病后的过程，每次她每次见到父亲，在雨中她等待父亲，在儿时的家里和父亲跳舞，一家人在山洞里团聚说我爱你。包括冯济真和周夏相遇到周夏带着自己的女儿回来再离开，母女疲倦的坐在家里沉睡任时光滑走，岁月流转。两位老师精湛演技幻化成角色本身，电影虽然结束很久了，但一想到她们我还会下意识去想哪位是我熟悉的奚老师和吴老师，而不是蒋玉芝和冯济真。后浪电影：除了二位演员老师之外，还有一个角色是文淇演的。您在设计文淇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如何设想的？很多观众对文淇这个角色有质疑，但路演调研时很多上了年纪的观众反而觉得很正常。说到这个，我想起有一次我拍纪录片，在东北，一个特别冷的冬天。我那个时候很年轻，我往一个寺庙走，那个寺庙特别偏僻特别远。我在倒车镜里边，看到一个农村妇女穿得特别少，那会儿应该是穿羽绒服的时候，她穿了个特别薄的衣服，脚上穿着拖鞋，特别慌张地往前跑。当时也是我一个人开着车，我就把车门给她打开，我说你要去哪？那会我们的人际关系其实已经变得很疏离，人不太愿意去相信陌生人。她看了我一眼，然后还是不理我，还是往前走。然后我就跟着她，我至少跟了她有三分钟，她才上车。这个过程当中，她在想要不要跟我上车。最后她还是选择信任我。我带了她半个多小时，全程我们没有说什么。就像电影里的女儿，她面对文淇，也没有说什么。我相信文淇在她每一次的目光注视里都能看到那种深深的信任。那种信任是我知道你现在犯错，在做错的事情，但是我依然相信你会好。这也冯济真老师这个角色，觉得自己作为老师应该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她们也是有一种相互救赎的关系。文淇在公交车上那场戏，冯老师把脸转了过去，这也是一种保护。所以最后周夏（文淇饰演），带着自己的女儿回来的时候，她能让我们看到一种代际女性的延续，她也是母女两个人疲惫不堪的时候，照进她们生活的阳光。那个时候冯老师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了，但是她不害怕，允许周夏给她擦口红，允许她在家打扫卫生，然后晚上跟她们睡在一起。周夏来去匆匆像风一样，她和冯济真不一样，她犯错有机会纠正，冯济真没有。我一直都在强调我们的人际关系看上去是越来越开放的，但是同时它也越来越封闭和躲闪，甚至是伤害和侵害。也许我们作为人不需要是朋友，是血缘，才能彼此关心，互相帮助。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要建立在被索取的、被需要的价值上。后浪电影：这部影片它其中很多台词是有些诗意的，然后也有一部分台词带有一些舞台剧的质感，您是如何考虑的呢？杨荔钠：电影中，母亲出生民国，书香门第、受过高等教育，女儿在这种家庭长大，后来又成了大学老师，所以我考虑到她们的身份和成长环境。我之前去做一些大学老师的采访，我觉得他们说话是有文气的，甚至有文学性的。交流起来我觉得是很自然的，我也没有觉得有多违和。如果在电影拍摄当中，我稍微觉得有违和，或者是让奚老师和吴老师感觉有不舒服的，我也会调整。记忆中我们没有对台词部分有太多讨论。我当时也看了很多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书，这些病人发病之后说话甚至有哲学家的意味，带有哲理性的。后浪电影：因为您提到关注阿尔兹海默症，也做了很多调研，可以展开讲讲具体是如何去做这些调研的吗？杨荔钠：我去过养老院，住在北京非常多高知的养老院，他们有很多都是著名的学者、翻译家、文学家，包括数学家、物理学家。这些老人会有帕金森，认知障碍疾病的一种，就跟阿尔兹海默病一样。我感觉特别难过，现实当中的阿尔兹海默病人可能比电影还残酷。所以我觉得我们电影不能比这个现实更残酷，我认为那个尺度也是我们作者要把握的尺度。我看到这些学者们会特别难过，他们一生都在做和文字有关的工作。老了之后他们的手在颤抖，因为他们的记忆被拿走了，然后他们就坐在那在发愣，在生气。我们逃脱不了岁月的把控。在这样短暂又漫长的一生里面。但爱是永恒的。爱是唯一能解救和救赎人和人关系的渠道。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很放肆，我也抵抗。我不太确定爱是什么，包括爱情。但是人到中年，这些好像就慢慢地打开了，不去看都不行。《妈妈！》说你怎样我都爱你，唯有爱才是所有的恐惧、焦虑、犹豫、和伤感的解药。从纪录片走向剧情片，女性三部曲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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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电影：您的女性三部曲中，有您有意识地，想要抓住的共性表达吗？杨荔钠：我觉得《春梦》《春潮》和《妈妈！》都是梦境和现实的交织，哪一个是真实的？生和死哪一个是永恒的？这些其实是在我的作品当中，或者是我在现实生活里一直在想的事情。
后浪电影：您的三部剧情片，也被很多人称为叫女性三部曲，这个构思是从第一部开始就有的吗？杨荔钠：我用十年时间完成女性三部曲，她们之间有计划和排序。女性的故事我用尽一生都讲不完。在我看来，女性是情感动物，是可以牺牲自我去救助他人的这么一个生命体。但我不鼓励自我牺牲。都要好好爱自己。
女人作为个体，本身就是完整的，没有丈夫、孩子、家庭，女人自己也是完整的。所以一个女人经过的所有人生阶段，她们在社会里承担的所有角色，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值得被介绍的。
后浪电影：创作过程中有影响到您或者您个人特别喜爱的作品吗？杨荔钠：女性导演我喜欢简·坎皮恩，男导演比如说布努埃尔，我每次要开拍电影，我都会看他的书，但是他的电影我学不来，因为他太特别了。但我从他的文字当中，我就感觉特别亲近他。还有成濑巳喜男的（电影），我都很喜欢。 后浪电影：您之前提到，您在拍完一部剧情片之后会去拍一些纪录片。您说这个过程会很治愈，我特别好奇，这种治愈具体是怎么样完成的呢？杨荔钠：纪录片就是回到一种创作的单纯性和自由度上。
剧情片是集体作业，完成《妈妈！》这个影片，我特别感谢剧组主创和所有工作人员。他们都是非常职业的电影工作者，保证这部影片的呈现和诞生。
包括监制制片人尹露，摄影指导余静萍，美术指导翟涛，造型指导吴里璐，音乐沈必昂，声音指导王晓莎，剪辑指导朱琳，选角导演周正飞等等。
后浪电影：您最早是创作纪录片的，后来又有剧情片的创作，创作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片子，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有没有自己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或者理念？我们早期做独立纪录片，一台机器走天下，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做，那会儿还都在用DV。现在机器也是自由便携的，但这不等于创作的自由。我觉得恰恰现在难度是增加的，要拍摄的内容是什么，用怎样的方法讲故事很重要。纪录片也好，剧情片也罢，作品对自己、对社会的意义，这些都是我一直要考虑的，它也不是轻松的事。当然，剧情片的难度还在于要考虑团队资金的合作。现在像我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拍纪录片其实是更自由更强劲了。但同时是不是设备便捷了，拍片就更容易了，我看大家获得资金也因为竞争力大而变难了。但事实上，很多年，我都是有饭吃的钱就可以拍纪录片，我并不认为我要拿一个很完整的资金才能开始。通常年轻人问我怎么拍片子，我会说带着现有的条件去做，用眼睛去观察，用笔去写，及时很重要，时机不可以被耽误。后浪电影：您作为一个独立电影人，平时的工作习惯是什么样的？杨荔钠：平时我不是那种特别有计划性的，因为我之前计划都被养育小孩的过程打乱了。《春潮》的剧本，包括《妈妈！》的剧本，我都是在陪伴她上学的路上写的。
还有接下来的几个剧本，我都是特别随性的，都是见缝插针做出来的。我也不是那种计划型，即便有计划也会被我自己打乱。
比如那天在路演，台上的观众在问我问题，我脑子里面就嘣嘣飞下一个剧本的剧情还有台词，然后我就很快又把自己拉回到现场。杨荔钠：单从创作的角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 25 岁拍完《老头》。当时有的人就说我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还是个女演员，说我是灵光闪现不会持久。
事实证明他们错了，我觉得所有的年轻创作者，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都不要怕，不要在意别人的评判。
因为这个评判有的时候可能就来自你最喜欢、最信任的人，当你们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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