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1:200的24小时“服务员”？

今年秋天，胡筱琪辞掉了大学辅导员的工作。

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份体面的好工作：省会城市、高校、编制、有寒暑假，而胡筱琪又是一位快35岁、有家庭和孩子的本地人，她的性子温和，说话轻声细语，看起来和大学老师的身份十分适配。此前，胡筱琪在深圳一家外企做翻译，公司从2016年起开始频频有裁员的动作，“风雨飘摇”。家人劝她回老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海量的求职信息里，她相中了辅导员这一岗位。

胡筱琪对辅导员工作的认识来自自己十几年前的大学生活。她在一所“985”高校念完本科和硕士，七年时间里，和辅导员打交道的时间屈指可数：辅导员的日常通知都通过班干部传达，如果遇到修学分、选课之类的问题，胡筱琪就和同寝室的女生一起摸索，或者向上一届的学生讨教，“不会有人想到去找辅导员解决”。只有在撰写毕业论文、找工作、寒暑假离校这些关键节点上，辅导员会给学生开班会，提一些建议和要求。

《女士的品格》剧照

然而亲自上岗的第一天，胡筱琪就感到了巨大的落差。那天正好是新生报到的日子，她要一一登记所负责年级将近200名学生的信息，并且在一个月内摸清所有学生的特点，包括生源地、家庭情况、心理健康情况等，为每人建立一个档案。接下来四年里，学生有任何问题都会第一时间联系她——大到生病受伤、考试挂科，小到室友之间有矛盾、宿舍里的水龙头坏了，胡筱琪都要管，“像来到了大学里的街道办，给学生又当爹，又当妈”。

辅导员这个特殊的岗位，在中国高校中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初，我国政府将之前的军队政治指导员制度继续延用，为高校配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充分地做好党的政治宣传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当时指导员的唯一职能。

此后，根据不同时期的高校教育需要，辅导员的职能被不断“多元化”。2017年10月公布的教育部令第43号《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高校辅导员工作的九大职责是：思想政治教育、党团和班级建设、学业指导、日常事务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危机事件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研究。规定还要求，高校里的辅导员和学生配比不低于1∶200，这意味着一个辅导员要同时对接200名学生。

这200名学生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实际上，他们中的相当多数人远远没有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

《青春派》剧照

有一年冬天，胡筱琪收到一位学生发来的信息，“老师，你来宿舍帮我叫120，我头晕、手抖，没法打电话了”。这是个18岁高个男生，得了流感。其实，胡筱琪每次开班会，都会告知学生学校附近医院的情况，以及如何就医。但这位学生不停地发信息催促她，胡筱琪只好马上开车从家里赶到学校宿舍。“以前都是父母带他看病，他有点害怕独自去医院，怕不知道流程，也把头疼脑热想得很严重。”

大学默默认可了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模式。一位辅导员说，学校对学生的细致管理已经达到了“保姆级别”：辅导员每个月要有两天住进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帮忙处理宿舍问题，“甚至开学第一周，我们还要每天早晨到教学楼附近巡查，给找不到教室的学生指路”。

不这样做，家长首先不满意。刘垚在2011年进入浙江一所一本高校当辅导员。在10年前，她的工作是不会和家长发生交集的。但最近5年内，有家长会提出来：“老师，你们学校有没有家长群？”新学期报到的时候，独自前来的学生越来越少。有学生的妈妈办理入学后问刘垚：“老师，宿舍床铺尺寸多少？孩子以后要办学分替代，去找哪个部门？大四的实习岗位怎么找？”妈妈身后跟着个头将近一米八的男孩子，始终低着头不声不响。刘垚性子急，年纪又比其他辅导员大些，和家长说话直来直去：“我说，让你儿子自己来问我，好不好？家长说好，结果儿子问了两句，家长又凑上来替他问。我忍不住‘骂’家长：什么事都要替孩子做吗？以后孩子找对象、结婚，家长也要冲在一线吗？”

一次暑假，学校刚刚完成招生工作，刘垚在值班，接到了一个家长电话。“家长跟我说：‘老师你好，我们儿子今年被录取到这个学校了，是电子专业，他接下来是要从事人工智能行业的，以后计划到某某单位去发展。但是做这个工作需要学会一个计算软件，我研究了你们的专业培养方案设计，好像没有专门教这个软件，希望学校能增设此课程。’”刘垚很惊讶，“家长已经帮孩子考虑到这一步了，孩子还需要自己做什么？”

《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照

如今，辅导员和家长的联系已经到了细碎的地步。有人说，学校这样做是为了推卸责任。刘垚觉得有苦难言：“你不随时同步消息的话，有的家长会找你麻烦：‘我的小孩在学校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这样的事’是什么呢？可能只是学生之间的矛盾、一些感冒发烧的小病。”

“无微不至”之下，即使上了大学，学生们“成人”的渴望也并不迫切。

35岁的王鹤在安徽某高校做了10年专职辅导员。他发现一个现象：这几年新来的大学生总是“很害怕出错”。有时候，王鹤把需要填写的电子表发在学生群里，附上详细的填写说明，但还是会有学生反复来问：“老师，这一栏这样写行吗？”填完之后，他们还要发截图给王鹤：“我可以确认提交了吗？”王鹤隐约觉得一些学生是这样盘算的：如果我问过你，事后再有问题，就不是我的责任。

“不为自己负责”，这种心态潜藏在各个角落。不久前，王鹤通知一个学生从外地回学校补考。学生说买不到火车票。王鹤替他查询了售票信息，告诉他二等座没有了，但是一等座还有。学生问：“我来考试，学校给我报销吗？”王鹤一时竟无言以对：“他们真的认为学习不是为自己学的。”学校常组织各种比赛，学生的参与率也不高。王鹤私下动员学生，他们也总是推脱，除非王鹤承诺一定能拿奖，或者自己帮忙把材料做好，确定有个好结果才会参加。

《追光的日子》剧照

王鹤学校的生源都是省内的，有大约80%的学生来自于市级以下城市。这些家庭大都算不上很富裕。从前，学生会在周末的时候去兼职，发传单、做地推，一个小时10块钱的兼职也是有人做的。王鹤发现，现在的孩子没钱了，会去借“花呗”，刷信用卡。绝大多数时候，他们也不会没钱。王鹤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每个学生的饭费和零花钱平均每个月有3000块。

这些学生到了毕业的关头，更加难以迈出真正进入职场和社会的那一步。今年，王鹤带的是毕业班。他觉得自己给学生们推荐了不少不错的工作——按从前的惯例，好工作是能去“北上广”，能有更多机会，能锻炼人，但学生们问他：能赚多少钱？工作轻松吗？上班“摸鱼”可行？

从前，学生会在周末的时候去兼职，发传单、坐地推，一个小时10块钱的兼职也是有人做的（视觉中国供图）

武汉工程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的辅导员曾学菲有同感。这几年，他所在的土木工程专业常常因为工作辛苦在网上被称为“天坑专业”。其实，曾学菲和同事们做过许多毕业生回访工作，发现“下工地”只是短期需要，“在工地上没有那么累，毕业生的薪资待遇和晋升速度都不错”。他们把调研的结果告诉学生，也请毕业生回校开讲座，但在校生们仍然兴致寡淡。

西南某高校的辅导员林婷刚送走了2023年的毕业生，她发现，疫情期间的物理隔离让学生离现实社会更远了一点。三年里，学生大多数时候待在宿舍里，无法迈出校园，只通过手机了解外面的世界。许多学生生活在想象的恐惧中。“他们会跟我说，现在的公司裁员十分夸张，可能刚入职就失业；工资很低的工作还要加班到深夜，经常被老板PUA……我劝他们，去实习试试，外面真的有这么可怕吗？他们不愿意，还是一心只等着考公、考编。”

考公、考编、考研也成了学生们避免与现实世界短兵相接的防火墙。“选择性逃避——我都已经去考试了，你就不要再催我就业了。”王鹤说，“只要在准备考试，就是在做一件正经事——于是做一套卷子，然后打个10把游戏。”

这种逃避往往得到了家庭的默许。有很多家长跟曾学菲说：“我的孩子不就业，他就想考研，他今年考不上，明年考不上，后年还可以考，我一定要让他考上为止，我可以供他生活。”

上大学的时候，王鹤班里有位同学家中突发意外，经济拮据。辅导员组织大家给他捐款，嘱咐同学们日常言语间要注意保护这位同学的自尊心，多多鼓励保护。辅导员本人也经常看望他，毕业时还帮扶他找工作。王鹤看在眼里，觉得辅导员的所作所为真是扭转了这个同学的命运。10年前，王鹤进入安徽一所高校做专职辅导员。对这份工作，他怀揣了类似的理想和信念：能给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大方向上的指引，“在他们人生的重要阶段提供影响和帮助，也想更深入地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现在的学生可能比从前的学生更需要帮助。刘垚从2011年开始当辅导员。最近这些年，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的“鸡娃”风潮很明显地改变了大学新生的面貌。刘垚感到，学生的知识系统很发达，和鲜活的现实生活却极为隔绝。

疫情期间的物理隔离让学生离现实社会更远了一点

新生入学后，刘垚让学生分享成长过程中一件有意思或有成就感的事情，“100个人里可能只有2个人会说，他难忘的事情是谈了个恋爱，或者和同学做了某件‘离经叛道’的事。其他98个人会说，‘老师，我想分享一下我中考/高考时的经历’，开始回忆他们如何通过努力学习克服短板，取得好成绩”。军训时，刘垚到操场找新生聊天，问他们“上大学了，你有什么想干的事情吗”，大多数学生的眼神里无光，吞吞吐吐半天，也挤不出一个回应。

童年和青春期“缺的课”让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既手足无措又空虚寥落。对自我的认知、情绪情感的管理、人际交往的能力、对社会的认识……这些东西统统都需要补上。刘垚观察，如果补不上，一些学生在学习上就会转向维持原有的应试学习方式，在娱乐上就转向了深度依赖手机、电脑、游戏。

但作为辅导员，想要助人成长，却是困难重重。王鹤说，现在辅导员们之间流行的一句话是：“放弃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

辅导员们普遍感到自己在教育中的位置很尴尬。在面对学生时，辅导员是“无限责任综合体”，需要“7×24小时×365天”回应学生的需求。“现在的孩子太金贵了。家长把孩子的地位抬得很高，相反我们这些教育者的地位摆得很低，”一位辅导员告诉本刊，“制度的导向也是如此。一旦学生出了事，不管具体情况如何，问责制度下首当其冲拿来开刀的就是辅导员。这样一来，学生其实是没有敬畏之心的。”

《瞧！你这小脾气》剧照

胡筱琪收到过学生发来的一条消息。“她上专业课时听不懂，觉得是老师有问题，请辅导员和学校沟通换个专业课老师。”让胡筱琪哭笑不得的是，学生的措辞看起来认真、诚恳，“她是真心认为，大学像以前参加过的培训班，可以由自己决定老师人选”。

还有一次，胡筱琪在晚上收到一个学生发来微信，询问并不紧急的事情，她想着第二天上班时间再答复，没想到学生直接将聊天截图发给了胡筱琪的上一级领导。第二天，领导马上隐晦地“敲打”她：“学生发来的信息还是要及时回复啊。”

和学生的交往，有时候也会让王鹤觉得“受伤”。学校要求辅导员每天晚上要查寝，每周还要有两次陪学生吃饭。王鹤自己都能理解，在学生眼里，辅导员更像是服务员。“你会对服务员有敬畏之心吗？”他去学生宿舍查寝，常常遇到的情况是：“寝室里几乎没有学生看你来了，站起来给你打招呼，全在低头打游戏，假装看不见。”

大多数刚上任的年轻的辅导员会抱着和学生成为朋友的期待。已经辞职的胡筱琪还记得，六年前上任时，自己还把微信二维码打印出来贴到工位上，催促学生添加好友。按照她的理解，这是做好辅导员工作的前提，因为你需要很好地了解学生，知道他们真的在想什么，才可能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但后来，她渐渐发现“朋友关系”并不现实。

《盛夏未来》剧照

首先，她根本没有时间去和学生进行深入接触。“身兼数职”是高校辅导员的常态。在大学里，辅导员往往有教师和行政的双重身份，作为教师，他们要开设就业指导、心理健康等课程；行政工作的范围则极其不固定，胡筱琪常常会被临时抽调到某个部门协助党建、办会议等活动，“每个部门都觉得辅导员只管学生，可以打辅助，有时一个人会同时被拉进两三个工作小组”。

其实，辅导员的职责本身就已经极为繁多而细碎：每个月必须开一次大班会；要给学生做就业指导，传授求职经验、分析就业形势；要善于做学生活动，一个学期，小活动不断，大活动不少，从策划到备案到组织到宣传再到经费报销，全是辅导员一手负责；暑假寒假需要带社会实践；考虑到个人晋升，还需要参加各种辅导员技能大赛，参加课题申报……每件事情要做得像样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

再者，辅导员的工作究竟是对学校负责，还是对学生负责，往往存在冲突和矛盾。

胡筱琪说，当了好几年辅导员，她并不真的清楚学生们在想什么。小问题学生会找她，真的在心理和思想上面临什么大的困境，他们是不会把胡筱琪当作倾诉对象的。胡筱琪承认，她很理解这一点。因为她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管理者的面貌出现的，和学生相处，始终有个问责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她头上，让她必须以短平快的方式处理学生问题。

2021年5月20日，贵州省贵阳市一名老师在为高三学生上心理咨询课

疫情期间，学校要求辅导员每天晚上9点钟之前上报学生核酸检测结果。有学生不配合，胡筱琪着急上报结果，只能“吓唬吓唬学生”：不配合学校疫情防控政策的话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为了保证学生绝对安全，学院要求辅导员提前一周在学生群里发线上统计表，让学生详细列出他一周后的出行计划。干这件事，胡筱琪觉得自己完全夹在了学校和学生之间。她能理解学校的立场，她也明白学生内心是抗拒的，连她自己也觉得这样事无巨细的管理有点越界，但这项工作无论如何还是要推进的。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辅导员都感到，大家在问责制度里透不过气来。刘垚告诉本刊，辅导员的许多行政工作在流程上十分繁琐。“经手的事情都要‘留痕’，比如开个讲座，要把整个活动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记录下来，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能追到相应的责任人。现在还是高校系统数字化改革的过渡期，为了保险起见，纸质和电子材料我们都要有。”

胡筱琪感到，这几年，学校对互联网的舆情特别敏感。为了防止学校出舆情问题，学校在日常工作里对辅导员的要求抠得越来越细。她刚入职那一年，学校要求对重点学生留存谈心谈话记录，但是现在的要求是对每个学生都要有一对一的每学期的谈话记录。而且这些谈话中，辅导员还必须完成规定动作，覆盖一些“重点内容”。比如之前，山东某所高校出现了中国学生与留学生结成“学伴”的舆情，胡筱琪就必须在谈话里增加这方面内容。“200人，就算每个人只谈15分钟，也要50个小时才能完成。”

“做什么事都要留痕留迹”，王鹤讲到他的经验：有学生出了问题，家长找到学校问责，学校正是拿出了谈话记录才证明自己已经做过干预。这种情况发生得越多，要留记录的事情就越多。甚至有些记录，辅导员还得找学生来签字。

《一起同过窗》剧照

在这个过程里，师生之间的交流难免被异化。胡筱琪提到，她和学生之间那种不带着功利性的谈话彻底消失了。“我们现在谈话说白了就是为了写谈话记录而谈，是为了确保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据可查，而不是真正想从学生的角度去和他们交流。”胡筱琪说，“学生非常清楚辅导员是不是真的完全对他们开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信任你，向你敞开心扉。他知道你说到底就是个老师，是来管他们的。你会和你的领导掏心掏肺说话吗？不会吧，大家走走表面关系。”

问责之下，王鹤感到自己能为学生做的事情变少了。99%愿意和他聊聊烦恼的孩子都会说到自己的“迷茫”：“大一的时候不知道大学怎么过，毕业班的时候不知道未来怎么过。”他苦口婆心地给他们讲道理，但是这样的困惑，是道理所不能解决的。

王鹤心里有一种冲动，他想能够和学生说：大家要勇敢走出校园试一试，实习也好，实践也好，说到底自己去干点什么才能有发现和成长。但是话到嘴边，他说不出来。“学生想申请出去做个什么实践，辅导员是要对申请签字负责的。两三天就还好，超过一周的申请基本很难通过。我们心里怕呀，学生要是出点什么事情怎么跟家长和学校交代？我要对200个学生负责，不可能一对一盯着每一个人，无能为力。”

工作时间久了，王鹤慢慢对一切规则之外的操作都变得警觉。2013年刚入职时，他处理过一起纠纷。当时，班上的学生和外校同学起了冲突，双方各自纠集了十几人在校门口碰面。眼看着就要打群架，王鹤听到消息后冲到校门口，拦在两拨人中间，掏出手机：“今天谁动手了我马上报警，被抓走以后的后果如何，你们自己考虑。”僵持了5分钟后，人群终于平安散去。我问他，如果是今天发生这样的事，他会怎么处理。王鹤笑了，“我肯定不会马上冲上去，我会先报告领导，请领导定夺后再执行！”

《听见她说》剧照

夜间的电话铃声一度是胡筱琪最害怕的声音，“一听到，心跳就会瞬间加速。不是学生受伤了，就是出现‘重大舆情’事件”。下一秒，她就要拿上车钥匙，直奔医院、警察局或者是任何一个与“坏事”挂钩的地方。有一次，胡筱琪不小心睡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半夜2点多起来上厕所时，发现屏幕上赫然显示“5个未接电话”。她回拨过去的电话被领导秒接，“你有个学生闹着要跳楼自杀，幸好被室友及时发现了！”胡筱琪猛然清醒过来，马上坐到书桌前开始写情况说明，检讨自己作为辅导员为何没能发现学生的异常。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胡筱琪匆匆直奔学生宿舍，带学生看心理医生、联系家长、给各个部门一遍遍做汇报。

彻底处理完这件事，胡筱琪终于忍不住提了辞职。她的岗位空出来后，学校很快挂出新的招聘启事，“30岁以下，（‘985’毕业）国内博士或海归硕士，雅思成绩7.5分以上”。即便是这么严格的要求，很快就有一名年轻男生入选。胡筱琪在办公室见过这名新辅导员，“眼里有光，脸上还有些青涩，充满对新工作的期待”。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2期，文中胡筱琪、刘垚为化名）

排版：布雷克 / 审核：杨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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