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在社会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

作者：古斯塔夫·勒庞

转载：美中科教

正文

人们常常会持有一项错误的观点：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教育会万无一失地改造民众，甚至于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当它被重复得足够多时，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以至于今天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统计学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根据他们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根据一本著作显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1，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增长了整整1.3倍之多。这一点在法国体现得尤为显著，因为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这些年轻人，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而那些成为社会敌人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状况，都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面，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于是，许多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对着一篇篇语法和纲要努力，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直到变成学舌的鹦鹉为止，这种教育的惟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这些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还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然而，这种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

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

说到底，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权贵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只在塞纳一地，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失业，这些人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而被选中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我们了解了引发群众运动的五大导火索，然而对于教育因素，我们还应当额外说上几句题外话。很明显，法国在教育制度上犯了不小的错误，它进行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添加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还大有存在。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民众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只有经验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辛勤开拓事业。

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是绝对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们接受到有益的教育，让它帮助孩子们获得正确的观念呢？

要知道，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孩子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而我们的年轻人，却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毫不客气地说，在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考试而活着，然后被残酷地淘汰掉。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然后，甚至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份，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

在教育青年人的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明显做得更好。英国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比如说，英国人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是个平庸的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的话，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的好处也更多。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逐渐把自己充实成为一个全面而健康的人。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变成了一部发动机。

我们不妨看一下笛福的小说主人公鲁宾逊，尽管他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却反映了英国教育的成功，当鲁宾逊流落于荒岛上时，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像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那样，白手创立了一番事业，而这正和英美两国的教育目标相一致。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还能够接受，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脱节的趋势却令人着实难忍。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是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为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都做了些什么。

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

反过来呢？所有必要的准备、所有最重要的学习、那些丰富的常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凡是该赋予年轻人的东西，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教育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生存能力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们的这种素质。正因为该准备的没有准备，才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旦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存在着难于恢复的可能。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那种在学校中形成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这种强烈的欺骗感、强烈的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绝对难以承受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对于教育制度的批判，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然而可曾有人想过，那些今日正在群体中酝酿，明日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产生的土壤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更有理由知道，那些被恶化的群众头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还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民众，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必将是我们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