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造就了一支无产阶层大军
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应试教育造就了一支无产阶层大军
文/古斯塔夫·勒庞
人们常常会持有一项错误的观点: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教育会万无一失地改造民众,甚至于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当它被重复得足够多时,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以至于今天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统计学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根据他们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根据一本著作显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1,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增长了整整1.3倍之多。这一点在法国体现得尤为显著,因为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这些年轻人,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而那些成为社会敌人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状况,都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面,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于是,许多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对着一篇篇语法和纲要努力,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直到变成学舌的鹦鹉为止,这种教育的惟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这些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还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然而,这种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
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
说到底,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权贵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只在塞纳一地,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失业,这些人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而被选中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我们了解了引发群众运动的五大导火索,然而对于教育因素,我们还应当额外说上几句题外话。很明显,法国在教育制度上犯了不小的错误,它进行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添加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还大有存在。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民众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只有经验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辛勤开拓事业。
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是绝对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们接受到有益的教育,让它帮助孩子们获得正确的观念呢?
要知道,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孩子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而我们的年轻人,却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因为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一直被关在学校里,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毫不客气地说,在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为了考试而活着,然后被残酷地淘汰掉。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然后,甚至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份,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
在教育青年人的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明显做得更好。英国并没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并不是建立在啃书本上,而是建立在专业课程上。比如说,英国人的工程师并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是个平庸的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的话,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他在19岁时一次几小时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的好处也更多。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在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十分年轻便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因此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逐渐把自己充实成为一个全面而健康的人。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英国和美国的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尽量发挥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变成了一部发动机。
我们不妨看一下笛福的小说主人公鲁宾逊,尽管他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却反映了英国教育的成功,当鲁宾逊流落于荒岛上时,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像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那样,白手创立了一番事业,而这正和英美两国的教育目标相一致。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还能够接受,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脱节的趋势却令人着实难忍。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即使是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了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为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都做了些什么。
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
反过来呢?所有必要的准备、所有最重要的学习、那些丰富的常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凡是该赋予年轻人的东西,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教育不但远远没有让他们获得生存能力的素质,反而破坏了他们的这种素质。正因为该准备的没有准备,才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旦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存在着难于恢复的可能,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那种在学校中形成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这种强烈的欺骗感、强烈的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绝对难以承受的。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对于教育制度的批判,已经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然而可曾有人想过,那些今日正在群体中酝酿,明日就会出现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产生的土壤又究竟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更有理由知道,那些被恶化的群众头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群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
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还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民众,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必将是我们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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