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百万的华为员工，让我看到了中国应试教育的强势之处

一个坐满人的中型会议厅里，穿着统一会议专属T恤的华为人，分不出谁的头衔更高，但我知道，在座年薪最低的也是百万起。

我以访谈媒体的身份入会，不懂技术，大家也没什么避讳。在我近距离了解每个人的过程中，我这文科生的第一反应很俗套：谁还没结婚啊？这里面有未婚的青年才俊吗？赶紧出来我给你当红娘啊……（掩面）

会议气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中课堂——台上的人一讲，台下的人就开始记。这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技术链条中的一环，而台上所讲皆为技术要点，全程干货，毫无空话、废话。

每个部分讲完后，都会有一段头脑风暴和激辩的时间。现场会有质疑，提问，解答，再质疑。华为鼓励这种技术上的“掐架”，对质疑水平最高、质疑最有价值的人，还会颁发“最佳挑战奖”。

所以，台上演说者的身份，比起“嘉宾”“领导”，倒不如说，他们是真正有技术沟通需求的“需求方”。

正是这场沟通会，让我见识了中国应试教育里几乎所有的优势。（至于它的弊端，说得人已经足够多，本文不说但不代表不存在，只是提供另一种思路。）

来自台下的质疑是相当“不留情面”的，我经常看到台上的人还在沉默着思考，未等思考完，又被新一轮质疑。有提问者甚至犀利地指出，称某位演说者“对技术名称的功能范围定位不清，这将造成各个部门对这项功能的理解不一致，引发混乱”。这位被cue到的演说者显然没办法回答圆满，辩解了一番，又被问倒。

后来我才知道，台下坐着的，竟然没几个有海外留学背景，几乎都是我们中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本土人才，土生土长的中国本硕博。其中有名校少年班、奥赛金牌出身的天才，也有勤奋努力的顶级“做题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加入华为并不需要自己递交简历，而是华为主动找上门：华为请他们出马的薪资，高到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

那就很好理解，面对这样一帮人的质疑，台上人给出的技术观点绝不能糊弄过关，也绝不可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阶段。

当所有人争执不下时，技术主管，或者这个部门的首席科学家才会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技术观点，提出改进建议。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不能有玻璃心，也不存在“第一学历歧视”，硬科技，硬本领，硬道理，才是华为人生存的根基。

天才有天才的共性，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共性。华为人之间的优点，如同拷贝黏贴，也如同是中国应试教育优点的拷贝黏贴。

我当然最喜欢和“做题家”华为人沟通，因为天才我们学不来，但“做题家”的优点，我们总能借鉴些。

这部分华为人经历了好几轮的工作调整后，当下从事的工作，和大学时的专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尤其是老员工，他们最初掌握的资源相对匮乏，但保持每天学习，学习之后再辅助新进的华为人继续学习，然后等待一个天才型的leader就位，组织技术研发，大家以工程协作的方式推进技术革新，他们作为个体，才一步步跟上新科技的脚步。

这些人当中，几乎没有人正常下班的。我们的应试教育里的“高负荷学习”——这个“双减”的反面、家长们恨不得人人得而诛之的弊端，恰恰是这些华为人必备的能力。

如果你问这些华为人：“学生时代的高负荷学习，会不会摧残青少年身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觉得，这个问题和能力成正比。

其中一位技术专家这样回答我：“其实时间这东西，你玩，什么东西都不能剩下；你学习，还能剩下点东西。所以干嘛要玩？”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当然有巨大争议，此处不展开辩驳，总之，在他们眼里，所谓的高负荷，不过是你不接受时间用于学习，而要把时间让渡给“玩”这件事罢了。

华为的工作强度大，或者说中国大厂的工作强度大，几乎是公认的。大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的技术工作也有三班倒，不分领导和基层。尤其是涉及“卡脖子”技术的小组，白班的人要攻克一个技术难点，高强度试验到晚上，来不及完成，就记录下来交给晚班的人继续试验；晚班的人运算完，再把班次的解决进度交代给来接班的早班同事。大家24小时轮班，每个人都站在同事的肩膀上奋战。这个强度，不比题海战术小，而且比题海战术还烧脑。这个战线，不比高考的战线短，三年高考，考完了就结束了，华为的烧脑工作却是“没有尽头”的。

所以华为人多半认为，高负荷学习是一个优秀人才必备的素质，如果你接受不了，也将无法胜任未来高强度的脑力工作，况且，也没有哪个高薪工作强度低了。

实际上，他们也不是靠硬撑。硬撑着高强度工作直至崩溃的人，最显著的特点是：大脑无法在运转中获得快感。很多“做题家”华为人说，他们甘愿从夜以继日的枯燥中坚持下来，并为最后一刻获取的胜利骄傲一生，就是因为完全能够从过程中获得快乐。这种快乐归纳起来有两种，过程中的快乐叫“充满希望”，最后一刻的快乐叫“延迟满足”，这是属于高强度学习的DNA。

除非身体本身不允许，这些华为人无一例外，能在精神层面承受高强度的烧脑。如同这场会议的表现，一项技术的演示，绝不可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它是高强度的实战验证得出的结果，而你得到的结果，也很可能是错的。

很多家长和学生吐槽，说中学的知识很快就会还给老师，工作中根本用不着。尤其吐槽数学，说美国的数学简单得不得了，反观我们中国的数学，小学题目连大人都做不出来，有必要吗？学那么高深干嘛？

一位非常年轻、入职三年的华为人说：“你会发现，语文需要一些激情和想象力；英语需要习惯和耐力；数学，非常需要情绪稳定和专注。因为在一道埋得很深的、很复杂的数学题面前，你抓狂没用，骂人没用，所有的情绪中，只有稳定这一种能用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做题家的做题过程，其积极意义便是：长期处在解题的过程中，相当于你长期处在稳定的情绪中。没有耐心的人，一看到题干复杂，内心已经拒绝去深入分析了。但是有耐心的人，可以把所有的思路步骤都写下来，这有助于找出逻辑中的破绽。所以刷题，刷难题，其实是在让你接受逻辑、耐心、情绪稳定等非常多的好品质的训练。

那些对高难学科要求很高的人，更是责任心和统筹能力都胜于旁人。我采访到的一位华为人，学生时代他把自己视为未来的“火箭专家”，把写数学卷子这件事，当做在填造火箭的数据。他会对自己说：你没考到100，意味着你的火箭就爆炸了；如果你是在辅助别人造火箭，那更糟糕，因为你还把别人的火箭给搞炸了！所以，为了“火箭”上天，这位老兄会去抠数学题里所有的大逻辑小细节。

华为成千上万的研发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必须拥有一致的稳定性，才能完成工作中的创新协同。他们对待所有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工作，都具备同样的耐心。

我看到的应试教育的优势就在于此——不管你是否擅长造火箭，它都是在做一种训练，你要把你的情绪放置在稳定的容器中，你要有足够的耐力去跑完这条足够长的跑道。

中国的应试教育，可能的确不容易出激情四射天马行空的大艺术家、大发明家，但出稳定优质工程师的概率，实在是太高了！

哪个国家的课本最难、知识点最多？中国一定是处于全球第一梯队。那我们的应试教育，有没有对孩子的智力拔苗助长？

“做题家”华为人的说法也很一致：难的标准是什么？

在华为，他们领到的任务，难度级别常常是“只要不违反物理学常识，你就应该尝试做出来”。这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这是实打实的，工作中“常常发生”的工作要求。所以，哪怕你觉得“天哪，这怎么可能？”，可是，不违反物理学吧？那你就无法拒绝这项任务。

在我旁听的这场技术沟通会上，涉及的重要技术环节，大概有十几个。每个人除了要理解自己的part，还得理解别人的part，否则就连执行的突破口都可能丧失。

再回头看国内高中——省重点中学的“理科实验班”，学生的数学能力基本上就是奥数能力；普高的平行班，学生的数学能力能把课本吃个七七八八就不错了。所以，学生不应该去理会难不难，因为你难别人也难，你不难别人也不难，关键是，你的能力一定会被划分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应试教育就是为了识别分层，而不是为了让学基础学科排队靠后的学生，未来也去承担难度较高的工作。

同样的道理，华为有年薪千万的科研能力和领导力双驱动的天才，也有年薪50万的实战能力待校验的本硕博。大家干的活也分不同的难度，而这些工作比起社会上很多年薪10万的工作，当然也有难度区别。

大部分的华为人，因为经过多轮“难”的考验，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学生时代一样，极少待在自己熟悉的舒适区。他们总是被动或主动的挑战“不懂”，哪怕已经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一旦出现需要跨界协同的研发项目，也会被立刻调整到新团队，面对新问题。

所以，什么是“难”？难就是超越别人的机会。

这场会议的技术主管说，他常问新来的华为人，是莫扎特厉害，还是造金字塔的人厉害？

他的答案是准备好的：造金字塔的人厉害。因为在他看来，莫扎特自己一个人干好就可以了，造金字塔却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协同。在全球，能够组织成千上万的人，协同创新一项新技术，这需要非凡的领导力。

就曾有小公司的小老板问，如何制定技术员工的绩效考核标准？因为一天写5行代码也是写，写10行也是写，你凭什么判定5行是差的，10行是好的？也许5行的更简练更高效呢？

那么华为这样需要上千人做一件事的技术效率，又该如何判断？

答案是，统一的执行方式才好判断。所以在工作中，你也确实很难在华为人身上看到“个性”。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只是众多学生中的一员。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是被“扼杀”天性的牺牲品。

我身边有个认识了20年的朋友，他在10年前去了华为，现在拿着千万级的年薪，常年在香港呆着。他和妻子妥妥的高净值人群，早已财富自由，但他俩过着物欲极低的生活。今年五一我拜访他，他带我们全家去爬山，外出整套行头没超过1000港币，香港最繁华的、常有明星出入的兰桂坊，夫妻俩从来没去过。

他通常干些什么呢？他说：就上班啊，回家觉都不够睡，哪有时间去兰桂坊？

你也不能说他是工作机器，毕竟，他去过二十多个国家，见过极光，到过南极，在非洲挂过职，在塞尔维亚接触过难民，他眼中的世界远不止于“工作”。

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博士，是乡下孩子一步步走向世界的乖孩子。他眼里的应试教育，就像一个大家庭的长子：很规矩，承担了很多责任，永远有赶不上潮流的落后感，可你不敢横加指责它，更不敢抛弃它，因为你害怕它是真正的百年基业，而自己才是那个无知后辈。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私下的时候，你总想着，该如何推翻它，却又在天亮的时候，打消了自己的念头。

他说：“没有完美的教育，美国人也在吐槽自己的教育制度，谷爱凌也要趁着寒暑假在中国上个课外班。我自己是很适应中国的基础教育。可能该改革的，只是大学教育吧。”

也是谈到这里，我要给以上全文提到的中国应试教育，都加上“曾经的”这个限定词。毕竟，现在华为年薪百万千万的员工，大多是7080后，最多90后，他们当年所受的基础教育，和现在孩子所受的基础教育也不一样了。

时代不同了。二三十年前的孩子，再怎么应试教育，也没有出现病房里齐刷刷打吊瓶写作业的情况。那个时候“鸡娃”还不成风气，也没有那么多孩子抑郁跳楼。

现在的我们越来越少听到“应试教育”这个词，不知道在哪一刻就完成了“素质教育”的迭代，大家也渐渐习惯了双减之下的教育模式。但如果给曾经那批从应试教育杀出来的做题家们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们更愿意选哪条赛道呢？这又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