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出了趟远门，创造了历史

在2023年快要结束之时，频上热搜的“60后”作家余华又火了一次。

2023年12月6日，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第246期出刊。在官网公布的杂志目录上，“作家访谈”栏目访问了两位作家，一位是刚去世的美国诗人、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路易斯·格丽克，另一位是中国作家余华。

有人说，余华创造了历史，因为他是首位登上“作家访谈”栏目的中国作家。自1953年在法国巴黎创刊以来，《巴黎评论》每一期都会刊登当代重要作家的访谈。创刊号采访的第一位作家是E. M. 福斯特，此后陆续采访了艾略特、海明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300多位著名作家，其中包括34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巴黎评论》的访谈栏目几乎是一部当代文学经典档案。不论是多么有名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机会被《巴黎评论》访问。每一位受访作家会按照其写作身份归入不同子单元，并获得唯一的永久性编号。余华在“小说的艺术”子单元编号No. 261，这意味着余华成为“作家访谈”栏目创立70年来第261位小说家。在此之前，华人作家中也只有美籍作家哈金在2009年登上过该栏目。

对于已经足够了解余华的中国读者来说，《巴黎评论》访谈的内容恐怕会令人有些失望。整个访谈中几乎没有太多余华不曾说过或写过的内容。这是因为访谈的目的是为了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完整而详细地了解作家本人，但余华保持了自己“好耍嘴皮子”的本色，这使得访谈读起来依然妙趣横生。

采访余华的是与作家相识多年的美国学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他也是余华的《活着》、王安忆的《长恨歌》等多部小说的英文译者。

在采访中，他问余华：“你是像海明威一样每天规律写作5—10页，还是靠灵感？”余华反问：“海明威一天写5—10页吗？”白很肯定，因为海明威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

余华却笑道：“不要听他们作家胡说，作家接受采访的时候，80%的话是不可信的。”但紧接着他又给自己台阶下：“今天我有50%是可信的。”

作为一名读者，白睿文见证了余华从一位在中国拥有知名度的作家一步步成为世界知名作家的道路。

1994年，张艺谋根据余华的小说《活着》制作了同名电影，在美国市场上大获成功，在法国、美国、英国等地屡获大奖，这也推动了原著各个译本的销售。

和许多海外读者一样，白睿文也是首先看到电影《活着》。他曾经告诉媒体，1994年，他还在大学读书，有教授放映了这部电影，还布置了作业，让白睿文给电影做一个口头分析。他从存在主义和佛教的一些理念出发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现在看来相当幼稚，但在当时他却非常兴奋。当他在中国台湾第一次买到《活着》的小说原著，白睿文在自租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一口气读完整本书。

大约在1997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白睿文联系了余华，想要将小说《活着》翻译成英文。他们最初用传真机通信，而白睿文仍然记得，“当我收到同意让我翻译他的小说的消息时，我感到的兴奋”。白睿文当时刚刚二十出头，也没什么经验，余华却很大方，愿意相信他。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1998年左右的纽约，那是余华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在白睿文眼中，余华用孩子般的兴奋回应着时代广场的霓虹灯、百老汇的演出以及西村的爵士俱乐部。余华表现出的顽皮、机智和不羁都让白睿文感到惊讶。他想，这个兴高采烈的游客真的能写出令人痛彻心扉的《活着》吗？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当白睿文把译稿完成，却发现当时的美国图书市场对中国不感兴趣，很多大出版公司都不愿出版《活着》。白睿文甚至想过找大学的出版公司。余华说，不行，再等等。作家相信这本书肯定有市场。后来，兰登书屋旗下的出版公司终于答应出版。

25年后，余华早已是获过多项国际文学奖的作家，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当白睿文透过Zoom再次访问余华，作家的风采不减当年。他说：“我看到了同样反应快速的幽默、辛辣的讽刺和坦诚相见。”除此之外，作家还增添了几分睿智和审慎。

实际上，余华也是首先作为世界文学的“游客”踏上作家之路的。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写作者同时也是读者。余华的写作离不开世界文学的馈赠。

1980年左右，余华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时值“中国对文学解禁的时代”，很多文学期刊得以复刊，大量外国文学被译介到中国。余华有机会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外国经典小说。他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解释道：“因为只有在外国文学里，我才真正了解写作的技巧，然后通过自己的写作去认识文学有着多么丰富的表达，去认识文学的美妙和乐趣。”

最初让余华着迷的是川端康成和卡夫卡。1980年的冬天，20岁的余华偶然读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吓了一跳”。那时正是“伤痕文学”的黄金时期，而余华则在川端的作品中发现，写受伤的小说还有另外一种途径，而且比“伤痕文学”的那种控诉更有力量。

在《我的写作经历》中，余华写道：“川端作品中细致入微的描述令我着迷，那个时期我相信人物情感的变化比性格更重要，我写出了像《星星》这类作品。”阅读川端的经验不仅让余华下决心开始写作，也影响了他整个自我训练时期的写作，在5年里写出了23篇短篇小说。

余华用“忠贞不渝”来形容自己对川端的崇拜。1982—1986年之间，余华阅读了译为汉语的所有川端作品。川端的每一部作品他都购买双份，一份保存起来，另一份放在枕边阅读。

然而，川端对于叙述完整性的执着也让余华陷入困境，总是在想如何“将前面的叙述继续下去”。将余华从“川端康成的屠刀下”解救出来的是卡夫卡。他在1986年春读到《卡夫卡小说选》，书中的《乡村医生》令余华“大吃一惊”。卡夫卡让余华意识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是自由自在的。“他想让那匹马存在，马就出现；他想让马消失，马就没有了。他根本不做任何铺垫。”

受到卡夫卡的启发，余华写出了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讲述一个18岁的男孩初次出门远行所遭遇的怪诞经历。这篇小说写出来让余华自己都感到意外。他到北京，心情忐忑，把小说拿给《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李陀看。李陀看完后非常喜欢，他认为余华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余华说，前辈的这句话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就是他这句话，使我后来越写胆子越大。”

不过，在1980年代，余华等先锋派小说家的作品并不被主流看好。文学杂志《收获》在1987年、1988年间大张旗鼓推出四期先锋文学专号，占据版面的除了余华，还有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洪峰等作家。主流评论界认为，这些人写的“不是小说”，他们是在玩弄文学。

说他们写的“不是小说”是盛行一时的观念，先锋作家们都感觉可笑。他们认为小说的叙述形式不应该是固定的。小说“应该是开放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

当时主流文学观念对中与外的简单划分也让余华感到荒谬。作家和批评家们仍然把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这些19世纪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当作中国文学的传统。对他们来说，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还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荒诞派等都是外国的。余华在《制造先锋》一文中说：“我们感到奇怪，难道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不是外国的？”

正因为余华怀着“同样的忠诚”不断阅读世界文学经典，文学传统的影响在余华的作品中总是隐约可见。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余华后来的小说在国外评论界的接受程度比在国内高。比如《兄弟》在国内出版时曾经引发巨大争议，小说情节和语言的“粗鄙化”让主流评论界无法接受。

但《兄弟》在国外却广受好评。国外评论界从这种“粗鄙化”中辨认出拉博雷式的放纵。实际上，余华也正是用拉伯雷《巨人传》中的一句话诠释《兄弟》：“如果不想被狗咬着，最好的办法是跑在狗的屁股后面。”余华从这句写于近500年前的话中提取出一种理解当代中国复杂现实的角度，而现实相比于小说往往显得更加粗鄙。

不过，评价上的差异也并非简单的中外差异。有学者发现，《兄弟》在国内网民评论中的反响也没有专业评论界那么惨。大众读者并不认为“粗鄙化”有什么问题，这不得不令人质疑，脱离群众的究竟是主流评论界还是余华？某种程度来说，余华从世界文学传统中汲取的反而是最贴近中国民众的叙述形式。

余华的写作并非有意迎合读者，更不是为了迎合外国读者，他的出发点是对文学的热爱。不管是本国的文学传统还是他国的文学传统，都应该为作家所用，它们最终都会变成本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余华在挑选自己作品的外文译者时，首先会和候选人聊天，聊那人自己国家的文学。如果他表现出不太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学，余华就会谢绝对方的邀请。他说，这样的译者仅仅是想翻译一本书，而不是出于对文学的喜爱来翻译小说。

余华至今还记得1987年的一个夜晚，他和格非、苏童等好友在上海一所大学的招待所彻夜长谈。那时的大学晚上11点就大门紧闭，他们要爬上摇晃的铁栅栏门翻出去，吃饱后再翻回来。

如今，这所大学已经不会在深夜时紧锁大门，可以24小时进出。对余华来说，这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隐喻。曾经有外国读者惊讶余华的小说为什么在国内可以出版，他的小说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

余华回答说：“我不是勇敢，是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和宽容了。”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姜雯

新媒体编辑 | 忍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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