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张献忠杀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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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二十一日，重庆通远门外的广场上，三万七千名明军聚集。他们被编成百十个长队，鱼贯前进，到队伍前的木案处，伸出右手，放在案上。站在木案前的士兵手起刀落，那只手应声而断。

这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在处理被俘明军。六月二十日，张献忠攻破重庆城。这是他入川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上下，兴高采烈。张献忠特别指示，虽然明军曾经顽抗，但“八大王”（张献忠自号）此次宽大为怀，俘虏一个不杀，仅剁手为戒。

这些俘虏没有理由不庆幸。但还有人希图进一步的侥幸。农民军明令伸右手，有人却伸出了左手。一刀下去，左手掉了，然而又被拦住：“右手！”

于是两只手都废掉了。

这些断手的士兵被放出城，逃奔各自老家。他们把恐怖像瘟疫一样传播到了四川省的各个角落。

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时人总结说：“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

从崇祯三年到十七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实的“流寇”生涯。十四年间，张部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广几省间来回大幅度高速流动，纵横上万里，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从来没有固守一地。

长期和张献忠并肩作战的罗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必）专土为？”

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张献忠占领了湖南全省和江西一部。这是他到那时为止起义生涯中占地最广的一次，按理他可以以此为根据地，以图霸业。然而此时李自成已横扫北中国，北京也指日可下，一统帝国的大势已显。张献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只有及早放弃这块与李军接壤的地方，远离李自成的卧榻，以待将来。

天下易守难攻之地，无过于蜀。张献忠是个勇于决断的人。崇祯十七年春，他率全军溯江而上，准备“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因此有了六月二十日重庆城破的一幕。

经过十多年的流动宣传，张献忠部的威名已经传遍半个中国。可惜，“八大王”这三个字是作为恐怖的代名词被广为传播的。在巨大的恐怖高压下，张献忠于八月初九日干脆利落地攻破了成都城。

成都城破之后，局部的杀戮当然在所难免。按照惯例，成都城内的王公贵族们大都难逃一死，大小官员被杀的也很多，史书忠实地记载下了他们的名字。但是却找不到普通百姓们被集体屠杀的记载。

据说，城破之后的第三天，张献忠曾经“尽驱城内军民男女于（城外的）中园，将尽屠之。俄尔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如同龙尾下垂之状，张献忠以为祥瑞，遂免死”。（《蜀难叙略》）

这个记载听起来有点离奇。不过，张献忠当初并没有大量屠杀成都居民，是可以确定的。

在四川各地，也没有出现人们传说的张献忠据有一地后必然出现的大抢大掠大屠杀现象。

原来，“流贼”张献忠改弦易辙，打算由“流贼”变为“建国者”了。

进入四川之后，张献忠深深感觉到选择入川是对了。川兵柔脆，这一路破重庆，据成都，派兵横扫各府、州、县和土司，大都望风而下，“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短短一年之内，除了遵义（当时属四川省）和几个边远土司以外，全川已归张献忠所有。

一六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献忠称“大西王”。

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作为新朝的王宫。府中正殿为承天殿，府门外廊作为朝房，雕龙绘凤，整饰一新。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献忠掀髯大笑：“起来吧，龟孙们，弄得还挺像个样哩！”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三百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接着，又学历代皇帝，命人们“恭避御讳”，不准人们使用“献”“忠”二字，犯者杀头。

仪式举行完了，后妃、太监、名讳这些他们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须有的把戏都弄完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如何治理呢？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张献忠喜欢自称武夫，举止粗豪，称王之后，发布诏书仍然用白话文。但是，张献忠对读书人却非常重视，甚至一年举行两次科举。张献忠命令，所有的读书人都得参考，如果逃避，本人正法，邻里也连坐。

他取中了状元张大受。此人仪表堂堂，张献忠“一见大悦”，赏赐非常，又赐宴，欢聚一日。大臣们也在旁边交口称赞张献忠取中了人才，将来必然会“辅佐圣明，此国运昌明，万年丕休之象”。献忠十分高兴，“复赐美女十人，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

第二天，张大受入朝谢恩，通报人报上名来，张献忠听了，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大臣领命，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杀了。

建国之初，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个是警察管制，一个是暴力镇压，一个是特务统治。

为了保证首都成都城内的安全，张献忠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

首都成都的四个城门，不许擅自出入。凡城里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马司递申请，申请里得写明某人到某处，左右邻居是谁，由某人担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邻居及保人斩杀，再不回，则取这家人口，不拘老幼，尽行斩杀。城外入城办事者，要在左脸部盖上一个印章。出城时，如果印章被汗水冲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则立刻斩首。

与此同时，张献忠还大行特务统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装成老百姓，游串大街小巷，侦听人们的思想动态。发现在“讪讽新朝”的言论，立刻绑走治罪。以至“虽至亲遇于道，不敢相问慰，遥望即各低头去”（《蜀警录》）。一天夜里，一个男人在家里和老婆絮絮叨叨讲邻里的琐事，女人说他：“天这么晚了早点睡吧，净说些张家长李家短有什么用！”

第二天，这个男子就被捕了。张献忠听了汇报之后，掀髯大笑，说：“这是说我（张）家长，李自成家短。没事，是良民，放了吧！”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国家”之内强抢。“献贼每五日十日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又自创为小剥皮法，将人两肩膊皮自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不与亲戚人等与饭食，赶出郊外，严禁民间藏留。多有栖古墓月余而后气绝者），同伴俱斩。”

张献忠的兵马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烧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

在这样的统治之下，“最好的老百姓”们不拥护这个“自己的政权”也是情有可原。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一六四五年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不久，明朝将领先后占领了四川东部和南部的綦江、宜宾等重镇，逐步开始向川西平原蚕食。

张献忠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

越来越多的人踊跃参加官军。《蜀警录》载：“曾英至重庆，驻兵江上。招集难民入伍，舳舻百里，旌旗蔽江。”明军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张献忠始而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上去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檐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

他越来越怀疑挥兵入川是个错误。初以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们是柔而不脆，一时望风而倒，终久却不屈服。

这个时候，张献忠军中掳获了两名在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分别是意大利的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和葡萄牙的安文思（Gabriel Magalleans）。他们分别于崇祯十年和十三年来华，崇祯十五年进入四川传教。他们被张献忠留在身边，相处一年多。逃出张军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成《圣教入川记》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

两位传教士回忆，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张献忠的酒越喝越厉害，也越来越依赖看着他人流血来寻找一点刺激。他们经常见献忠发脾气，谁也不能劝止。某日，张献忠心情不好，“即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某日“又杀文官一员，谓其吸烟太多，精神疲惫”。“又杀太监七名，谓有多数军官在朝私语，该太监等渎职不报，罪当斩决云云”。无论是宫内男女还是大小官员，只要稍不如意，即处以绞刑、斩首，或凌迟碎骨。神父们的好友、礼部尚书吴继善，就是因奉命分配马匹给各军，请示献忠开列名单，以此细故而触怒献忠，即受酷刑而死的。有位武官，素为献忠所宠，因为冬至节祀天，未遵献忠令读条文，以致冒犯献忠，被鞭打至死。还有位官员，因谏献忠少杀无辜，而被献忠重刑处死。

举杯销愁愁更愁。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他平生极为厌恶官场风习，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出城远迎，进献贺礼，递“连名状”。张献忠闻知，“怒其沿故朝陋习，按名棒杀二百人。”

有一次，因一点小小过错，株连杀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他服务，他说：“文官怕没人做耶？”

眼看彻底平乱无望，张献忠想出了釜底抽薪之计。

虽然他通过科举，已经把大部分读书人网罗进城市严加看管，但漏网之人毕竟还会有不少。全川大乱，这些不安分的生员秀才显然又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张献忠觉得很有必要对读书人再进行一次大清洗。

一六四五年夏，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以国家初建，亟须人才，命令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令各地军人搜查，百姓检举，如果不出来应考，本人全家斩首，不报告的邻居连坐。

由于知道张献忠喜欢搞科举，所以川人并不以为异。命令一下，大家知道“大西皇帝”军令严明，纷纷整理行李，带上家人仆从，“诸生远近争赴”，住进了大慈寺。进去之后，就不许出门，关押起来，一如囚犯。

一个月之后，各地报告，生员已经齐聚。于是，张献忠采取行动了。参加过这次“考试”的一个年幼的考生叫欧阳直，他后来写了一本《蜀警录》，记载他在那场大乱中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遭遇。据他记载，读书人来齐了那天，自大慈寺门到成都南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在寺门口设一长绳，离地四尺，张献忠亲自边上“验发”。如果此人年龄尚小，身高不足四尺，或者张献忠看着顺眼，想留下来用，就命令站到一边。除此之外，即属检验合格，准许出发。

“于是，每发一生员通过，前面有一人，手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某州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以为是去赴考场。到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在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如此“考”了三天，除了十几名年龄幼小，张献忠看着喜欢想留为己用的孩子之外，剩下的一万七千人，全消灭了。本来欧阳直也在被屠杀的行列里，献忠看到他年幼，留作书记。直到献忠在凤凰山战死他才乘机逃出。故他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其次消灭的是“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人是流民中的精英人物。所以，张献忠亦采取欺骗手法，“托言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至则皆死”。仅在成都城一地，他就杀死和尚二千多。

然而，杀了这些火种，却没起多大作用，各地再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一旦那些从穷山大野里杀出来的叛乱武装攻向城市，城里的居民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群起攻杀守城的张献忠军，欢迎那些“再起义”的队伍。

张献忠征战十余年，从未见过这样的百姓。分析各地情报，各地城池失守，城市人民作内应通风报信起了关键作用。这样一想，他觉得成都城内处处都是危险，干脆从成都城里搬了出来，住到了当初蜀王在城外的别墅“中园”里。

丞相汪兆龄摸透了张献忠的心事，他说：“蜀民剽悍，臣先言之，今则然矣……而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也……以臣愚意，莫若先将在城人民，尽行屠戮……此制剽悍安反侧之善策也。”

张献忠深以为然。一六四五年十一月，张献忠决定，剿灭各地城市人口，以彻底消除内应。

两名传教士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屠戮成都的过程。以下是他们的叙述：

十一月二十三日，张献忠动员人马，做出将赴战场的姿态。他先召集各营军官，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开了一个会，传达了“剿洗全城，不留一人”的命令。

第二天，城内居民被挨家挨户搜出，驱赶到成都南门及东门外。“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惧绝心目，血流成渠”。

开始屠杀不久，张献忠亲自率马队来到南门外沙坝桥边，亲自观看屠杀场景。老百姓一见献忠到来，“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无军器，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

张献忠丝毫不为所动，反而破口大骂四川人忘恩负义，私通敌人，自寻死路。“随即纵马跃入人丛，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

于是数万士兵一齐动手，被杀之人越来越多，呼号之声越来越稀，最后，举目四望，只见成都城外的土地完全被尸体覆盖，“息静无声”。“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

中国史书还提供了传教士没有提及的一个细节：张屠成都时，天阴欲雨，雷声大作。张献忠“怒指天曰：‘尔放我下界杀人，今又以雷吓我耶？’用炮还击之”。

在读有关张献忠的史料时，我始终怀着高度的警惕性。起初，对于关于张献忠残暴的记载，我大多不敢相信，因为那些作为，实在是承平时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不敢相信人类能做出这样的事。然而，随着相互印证的资料越来越多，我不得不改变对人性可能性的看法。

在血洗成都前后，各地的洗城工作也在进行。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简州的洗城是如何进行的。

本来，简州久已安定，并没有人起兵反对。十一月初三日，张献忠从成都发兵，把简州城四面围住，然后进城搜检人口。

傅迪吉在《五马先生纪年》中详细地记载了他惊心动魄的遭遇。

所有城内居民都被押解到城门外的河边空地上，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恐怖的一夜。第二天一早，起义军在北门外众人中选人。傅迪吉幸运地被选中参加了张献忠军。

选过人之后，剩下诸人，对起义军来说没有用了。于是大开杀戒。“复闻举号三声毕，大叫各营传兵杀人。登时只闻刀响，大杀逾时，久之尸满大坝，无人可杀，住刀。随拖死人下河，河面不知堆积几层。及视墙下，所存甚多，犹难计数。”

张献忠控制区内的各地城市人口剿灭净尽，他又从郊区强迫村民们入城。毕竟，城市里还需要有人为军队服务。

虽然花了如许兵力人力来剿城迁人，四川各地也不见平定。在清军、明军、各地再起义军的攻势下，张献忠屡战屡败，接连几个月没有打过一个胜仗。张献忠挺不住了，他无比怀念起了当日的流寇生涯。放弃四川，到他处重新开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然而又不甘心这样走。因为实在是太恨四川人了。好，你们不是反对我们吗？把你们都消灭了，变成一片赤土。张献忠决定屠蜀，理由是“自我得之，自我灭之，无使他人得”。在撤离四川前尽量把四川人杀光，留给敌人一个空省。

这是古往今来最宏伟的屠杀计划，执行得也相当坚决。

距剿灭城市人口不久，张献忠又发出了“除城尽剿”令，令军队出城，消灭农村人口。深入穷山大岭，一个也不放过。“立搜山、望烟等头目，踪迹高山大谷有匿崖洞者，举火薰之。”

从荣县、洪雅等县县志所引资料看，张献忠在四川许多地方无可争辩地实行了“除城尽剿”的政策。他认为“凡居山野者俱叛逆，将悉行剿灭；城内俱良民乃免死”。

具体做法是：“凡剿一处，先令地方官清四至界，并乡导人送领兵官。前一日照四至界址布兵环围，次日开剿，四下齐向中央搜杀，如围场合龙口之状。”结果是：“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剿毕复扒草寻穴，细搜数日乃复命。”在这样严厉的政策下，仅川中各县，就有十四万多人死在屠刀之下。

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张献忠开始撤退。穷途末路之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眷恋家乡。他对部下说：“自来强兵战马皆产于秦，要图大事还是陕西。”

然而这时又遇到了供应问题。人口消灭净尽，自然粮食就越来越难找。数十万军队，没吃没喝，如何行军？张献忠想到了屠杀自己的部下。当然，要杀必先杀那些掳来的四川人，他们虽然被征入伍，心却不附，经常有人开小差。

献忠还认为随营妇女是自己行军作战的累赘，在杀过自己士兵以后，把屠刀探向军中妇女。一六四六年他离开成都时，首先将自己的三百嫔妃杀掉二百八十名，只留了二十名侍候自己。并命令“各营所有妇女，齐集一处，由兵围绕，献忠另选兵人一队为刀斧手，号令一声，乱砍乱杀，叫冤哭惨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

还有史料记载，由于缺乏军粮，张军曾经把这些死亡者的尸体“剐之割之，制成腌肉，以充军粮”。

收拾干净之后，张献忠率部启程。开国时的一千多文官，此时被杀得仅剩二十五名，士兵人数亦已只剩三分之一。他犹满腔豪气。

可惜行至西充凤凰山，遭遇清兵。他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队，同小军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满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中乱滚，痛极而亡”。

其时，张献忠方四十一岁。

康熙六年（1667），四川巡抚张德地来到四川之后报告给皇帝说，他只是个空头巡抚，因已经无人需要他来管理：“四川有土无民”；康熙十年，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二十二年，马湖（今四川屏山县）知府何源浚也说：“蜀地民稀”。

康熙二十四年，人口渐渐多了起来，然全省也只有一万八千零九丁，约合九万多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四川通志》卷71）。

中国人历来有崇拜暴力神的传统。

张献忠在四川时，有一次领兵路过梓潼县文昌庙，因听说文昌君也姓张，遂认此神为祖，并且放过文昌庙附近的百姓不杀。他死后不久，当地人感谢张献忠的不杀之恩，在文昌庙中自发地为张献忠塑了像，“绿袍金脸，狞恶狠状”，当做神灵崇拜起来。直到乾隆七年，“张献忠神”前一直香火鼎盛，远近数十百里的人都纷纷前来进香。

由于崇拜的声势过大，终于在乾隆七年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被当地地方官毁了张献忠神像。然而，官人走了不久，当地人又重塑了张献忠像，重新对他跪拜如仪。特别是一些地方土匪或者零星的农民起义武装，对张献忠更为崇拜，他们出去征杀前，都要专程来此，到张像前跪拜，以求保佑。

张献忠神像后来不知所终，然而三百五十余年过去了，张献忠的灵魂仍然游荡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之中。“张献忠崇拜”是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一处危险病灶，虽然已经被历史之手割除，然而割除得并不彻底，时有复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