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那个不肯剪短发的女生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444 篇文章

到 S 大学后，第一件令我产生羞辱感的事是在 S 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体检时遭遇的。

当时我们班的新生都在轮流接受体检，医生和护士（尤其是女医生和女护士）对我们的态度非常恶劣，那种呼来喝去的腔调尤其让我难受：“叫你转过身去呢，没听见吗？”“谁让你手放在这儿的？”“做完了赶快到那边站着去！”……这些粗暴的话在体检的地方此起彼伏。她们似乎把我们当成了痴傻而可厌的动物。她们带侮辱性的无礼态度给我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强烈印象。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少年，多多少少应该得到一点尊重。而当时令我感到愤慨的不只是那种蒙受羞辱的感觉，更主要的是对此无能为力、无法反抗的感觉。这仿佛是刚步入成年的我接受的有关社会的第一课。

这个印象之所以这么深，大概也因为我以往极少和外界打交道，我的生活圈子就是我的家人、老师和同学，我也从未和政府衙门或类似大学管理处之类的机构打过交道，否则我应该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

让我继续追溯在 S 大学的那个短暂过渡期。入校不久，新生开始军训。如果不是军训，我大概不会发现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军队的作风，非常沉醉于身为士兵、遵守长官指令的感觉。我们的一些男同学真的以为他们已经成了见习军官，在日常生活中也流露出一种严酷、仿佛说一不二的神情，但这种很男子气概的神情从未妨碍过他们和女生抢位置、插队。

我对军队没有特殊好感，相反，我常常觉得军训希望培养的那种习惯有时很可笑，大概因为我是个天性散漫的人。给我最滑稽印象的是拉歌比赛，在这种比赛中，都会有积极分子跳出来，站在前面给自己班鼓劲儿，向对方挑衅、示威。说的话不过是那么两三句套话，唱的歌也都是那么四五首老歌，而且所谓比唱歌，其实就是比吼叫，看哪一边吼得嗓门更大，哪边的拉歌代表表情更丰富、动作更滑稽。在这种拉歌比赛里，我基本上都是只对口型不发声的滥竽充数者。我不喜欢跳来跳去、声嘶力竭的各班代表，不喜欢傻里傻气、只顾吼叫的热闹，在这种时候，我发觉军队生活有为了达到效果、把丑的当成美的的嫌疑。

奇怪的是，在这种轰轰烈烈、干劲儿十足的大合唱里，我特别想家，想念我在年少的乐园里度过的那些光阴。我还想到，我的院落已经没有了，我的乐园也已经死亡了……于是，大合唱竟常常让我悲从中来，仿佛它让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和周围的一切隔膜，意识到自己是吵吵嚷嚷之中的落单者。

但我仍然老老实实地呆在军训的队伍里，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逼迫我退出了军训。我考入 S 大学那一年刚好是学校几十年校庆。中国大小单位组织都沾染了官方机构喜爱大操大办搞庆典的习惯，于是，S 大学决定把军训大阅兵设计成校庆庆典压轴的表演节目。我至今也想不出军队阅兵的绝对整齐划一和大学理应具备的自由气质有什么相干。但是，大阅兵显然成了重点。为了让阅兵方阵看起来更整齐划一，为了踊跃地表现、在大学各院系阅兵表演中争取第一，我们学院的领导心血来潮，要求学院所有新入学的女生都将头发剪成女兵式的齐耳短发。这是我进入 S 大学之后得到的第一道“硬性指令”，它竟然具体到我的身体发肤层面，竟然伪装成一道军令。

我觉得这道命令实在无理而愚蠢，为了走过广场的队伍五分钟之内的“好看”，为了取悦某些领导的眼睛，剥夺我们对自己头发的权利。我决定反抗这道命令，因为它愚蠢粗暴到如果我不反抗我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步。于是，我给漂亮的班级辅导员写了信。我记得我的信写在 S 大学的红色横杠稿纸上，写了大约五页。我现在也很好奇我究竟写了什么，竟能写满五页稿纸，大约就是申明拒绝的理由，批评学院粗暴的做法，写及人的审美追求、人的个性，把问题提高到违背人权、违背大学应有之自由精神的层次吧……

我想我大约从小就有一点儿反骨，但这反骨很温柔，而且惯以傻乎乎的文艺青少年的方式来体现，例如写“抗议书”。如果我面对什么时代的抉择，我一定是改良派而不会是革命派，愿意抗议申诉、不合作而不愿动用暴力向人开火。我的啰嗦毛病大概也是在这种文艺性质的反抗中形成的，可这个啰嗦的毛病对我写长篇小说从未有过帮助。我呈交“抗议书”竟受到重视，辅导员（她是刚从 S 大学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邀我到她的住处谈心。

她住在单身教师宿舍楼，我发现那座楼的楼道里几乎是一片昏黑，挂着油腻、发黄的电灯泡，有人在这黑乎乎的楼道里炒菜，有人家的门前摆着煤块、洗菜盆、旧纸箱、鞋，使本就狭隘的楼道显得更拥挤。我走在这里又一次失望了，我想象中的明亮宽敞的地方，却破破烂烂、昏暗而逼仄。

我的女辅导员很好，她表示对我的完全理解，最重要的是，她认为我的信写得富有文采和激情，并建议我将来可以负责班级板报。在我们激动了一阵之后，却不得不回归令人失望的现实：她提到学院里要求必须剪发，谁也不能蓄发，这是整个学院的规定，她知道不对，但也没有任何办法。她说这些话时显得很为难，还提到学院领导到时要“验收”，不剪发的学生不允许继续参加军训，而军训挣得的二十个学分就没有了，将来毕业可能会有麻烦……

我们谈了很久，我再次申明我绝不妥协的态度，她也再次表示她很欣赏我的勇气，但帮不了我的忙。她这么说绝非在推诿，在宿舍里一点儿也不明亮温暖的灯光里，我从她那双眼睛里看出了她的真诚和正直。她身上具有那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人才具备的特殊气质，大概是其心思的单纯和一点儿理想主义产生的纯净感，使我对她产生了信任，这是我后来意识到的。后来的阅历还让我知道，和这种气质相对的则是一种恶俗、老气横秋的油滑，它指向了人生所有的倦怠和乏味之处，没有丝毫的活力，没有丝毫的好奇心，让面对它的人不得不感到生命是如此僵化而没有意义。

在我们俩最后一次确定没有解决办法以后，她仍客气地邀请我留下来吃晚饭，但我婉言谢绝了。我知道我已经给她带来了麻烦，如果仅仅是她带的这个班出了个不听话的人，她的能力就会被学院领导怀疑。我很不愿意让她受影响，但我既然已经反抗了，也只能反抗到底。临走时，我感谢她对我的精神支持（这似乎是我从读过的小说里学来的风度）。

走出那个黑洞般的教师宿舍楼，一下子投身于外面清新的气息之中，我竟有点儿“壮怀激烈”了。我在平时散步的那两条小路上来回地走，时而低回，时而激昂，伴随着热切的心理斗争，仿佛我正要去投身革命似的。我想到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如果我失去军训学分、毕业无门，我倒不如回家。但是，不读大学，这是不可能的，也许我可以转去别的大学，如果这样不行，我就回家等待明年重考……我考虑了种种可能，发现最容易的就是“屈服”，把头发剪掉，走进我拒绝走进的假军人队伍，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我觉得我没有错，那没有错的我为什么要向错了的东西屈服呢？所以，重要的不是头发的长短，而是一个“理”！因此，我的蓄发就相当于“蓄发明志”。这样想，我就坚定了。

我在小路上一直走到将近晚上九点钟。那一天，学院的所有女生已经都把头发剪成“一刀切”了，男生都把头发推成半秃了。我不断看到三五成群的他们顶着高度一致的难看发式走在校园的路上，有说有笑地拐过某座楼角。我明白我成了孤立者，也明白了读书的人也不一定懂得什么是自由，还明白了嘴里追求和热爱自由的人不一定愿意真地为此付出代价。

但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我的处境究竟如何。由于全学院只有我一个人不愿剪去长发，当我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起床下楼排队时，带我们的那位战士显得很为难，其他“战友”则几乎不愿看我，有些仿佛在替我感到难堪，有些则觉得我是拖大家后腿的害群之马。空气里存在着一种静止的、耻辱的气味。

我不愿为难谁，自己主动走出队伍，走回了宿舍。那个上午，高年级的学生在上课，一年级新生都在大操场军训。整个校园突然非常静寂，充满蝉声和透明的阳光。女生宿舍楼空荡而安静，我独自爬上我的铺位，躺在那儿看书。我读的好像是一本关于屈原的书。我前途未卜，却没有忧虑，也不再觉得被迫“退伍”是什么羞耻，至少那不是我的羞耻。我甚至有点儿快乐，觉得自己在这场对抗院系荒唐规定的战斗中已经胜了，因为道理在我这边。快乐的我读着悲愤诗人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

两天后，学院一位抓纪律的女老师找我谈话。她和辅导员留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就像很多利落的中年女干部一样，她眼中所见和真正关心的只有纪律、程序和学院的规矩，况且她的发型就是我们被要求剪成的那种妇女主任头。没有同情，没有理解，一味要求我服从，这只会激起我更强烈的反抗意识。

我如今记得在我和负责人之间，有这样一些对话的片段：

在这类极简短的、具有明显对抗性的话语之间，不时插入片刻的沉默对峙。例如，当她要求我考虑这种违纪行为的后果时，我们之间就出现了长时间的、僵持的沉默，她在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在试图抵制压力给我的影响。最后，她劝我说头发会很快长回来的。我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我心里想，这不是头发的问题，她大概不明白这一点。但我不认为她个人和我之间有什么敌意，给予她这种思维、这种态度的是她所在的那个体制，在那个体制特有的风气中“成长”，她不太可能有别的做法。也许，二十年后，好看的辅导员也会变成这样，她身上也会沾染上那种女干部呆板而有些迂腐的习气，以狭隘的眼光藐视一切“越轨”的企图，一切无利可图的反抗。

我和负责人的谈话没有结果，我临走时又一次被告知我不能再参加训练的队伍。这大概属于“官方”的正式通知，而我此前已经自动离队了。我不愿别人觉得我的发型成了他们要体现美观、整洁的障碍，尽管他们不一定对。

在退出军训之后、参加到新加坡留学的选拔考试之前，我是一个真正的闲人，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一切，没有人管我。我的室友们都在训练，早出晚归，除了晚上和她们小聚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其他时间我都是一个人。我现在仿佛还能看见我那张稚嫩而又有点儿固执的脸，看见我在那学校的水泥路上独自一人来来往往。而我之前说过，我那时候其实很害怕孤单。

这番经历使我成了新生中的名人，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从小到大，我都在用我的方式挣脱那些在我看来不合理的管制。以往，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我用好成绩来换一点儿自由。当我考上了大学，成为一个成年人，我认为我理应得到更多合理的自主权，不必再遵守那些愚蠢、武断的命令。可结果，我因为头发被置于这样一个境地！

在我真正被官方通知不许参加军训后，我最初两三天那种胜利的欢悦和快意起了变化，我有点儿彷徨，有时忍不住发愁，不知道后面该怎么走下去，不知道如何对我的家人开口说这件事。我并没有后悔，仍然还有那么点儿骄傲。当剪着齐刷刷短发的女孩儿和半秃的男孩儿们去参加训练、高喊“首长好”的时候，我一个人躺在宿舍里或者爬到宿舍楼的楼顶看远处的山，掂量着这个该死的惩罚会给我此后的生活带来多大的问题。远处灰色的山影让我非常想家，因为我相信它就是我来时路上经过的那些山，穿越它们，我就接近了我那个平原上的家。

孤独让我的思乡病又严重起来。我已经烦透了寝室里拥挤狭小的居住空间，因此即便我家那个租来的狭小院子，也让我怀念。至少，在那里，我还拥有一间属于我自己的、清静的小居室。S 大学的女子公共浴室的淋浴头严重不足，我尤其厌恶在公共浴室的众目睽睽之下，赤裸着身体找水龙头、低声下气地和人商量共享。以往，我还讨厌打饭时被愣头愣脑的、粗鲁的插队者们挤来挤去，讨厌早晨在每层楼公用的洗手间里抢水龙头洗脸，退出军训以后，这个问题总算不存在了，因为我总在人们离开宿舍后才起床，在别人打饭前就去餐厅把饭打回来……但我知道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等到正式上课的时间，我又会回到那些“竞技场”中，继续我在洗水间、热水房和食堂里的斗争。我最怕的就是争抢，不是怕争抢不到，而是怕自己在争抢的行为里变得面目可憎。

对于这一切，我本来以为只能忍受下去了。可就在我退出军训几天后，我得到系里的通知，新加坡教育部要来 S 大学招收奖学金学生，获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在教育部的全额资助下就读新加坡国立大学或南洋理工大学，而我就在进入初选的几十名学生之中，需决定是否参加下一轮选拔。在我几乎走投无路，陷入烦恼的深渊之时，我面前又有了另一条道路，我还有一个选择的机会！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不是说我没有想过出国，但我从未想过会这么早，从未想过这种仿佛从天而降的机会突然落到我头上，而且是在这么一个时刻。

我不假思索地决定参加下一轮选拔，我想我不仅可以脱离当时那个苦恼的状态，还可以让那个不公平的惩罚落空，我这个“耻辱”的被驱逐者将彻底脱离他们……我不是没有想到去国远行的难处，不是没有想到一个崭新的国家和我这些年成长的环境多么不同，但乍现的希望，其强烈的光亮使其他的想法都显得黯淡朦胧、不怎么重要了。我打定主意离开令我失望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