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台湾大选后，如何推进国家统一？

第一，赖清德新执政团队的“台独”路线很可能更加冒险激进。

尽管2024大选后台湾新执政当局接续蔡英文政府的民进党身份和“暗独”“实独”大旗，但在各种外在因素制约下，蔡英文坚持的总体路线还是“温和台独”或“渐进台独”，没有对中国大陆形成具有规模的挑衅。不同于蔡英文代表民进党传统政治精英的情形，赖清德基本上算是草根出身，具有很大的冒险倾向，是伴随民进党崛起而崛起的一代本土领导人。而当选的副职领导人萧美琴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型”的领导人，对“台独”的主张也是理念型的。从团队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具有“台独”冒险倾向的团队。

赖清德、萧美琴赢得2024大选，图为2024年1月13日，赖清德与萧美琴在台北的一次集会上（图源：法新社）

第二，如果两岸交流得不到恢复，两岸人民会变得更加疏远。

因为赖清德上台很可能会使两岸面临更大的冲突风险与更严峻的挑战，没有足够理由相信两岸交往会得到恢复和发展；相反，两岸人民因此会变得更加疏远。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蔡英文执政8年来，两岸已经隔绝了8年，两岸交流几乎停摆。民进党积极塑造台湾本土的民族主义，将台湾人民“爱乡护土”的朴素情感同台湾本土民族主义混淆、捆绑，拼凑“台独”的民意基础。在这一目的下，即使台湾跟大陆同属中华民族，“台独”势力还是在推进台湾本土的民族主义，继续主张并推行在文化上同大陆断绝关系的政策。从某些方面来看，“去中国化”还是有效的——虽然新生代台湾人在“台独”问题上并非那么激进，但其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很可能会更薄弱。如果赖清德也执政8年，那么两岸人民的疏离感很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台湾问题对国家统一、安全和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可以从两方面来讨论。

第一，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地缘政治的关键问题。中国要从一个陆权国家走向海洋，成为一个海洋国家，解决台湾问题与中国向海洋国家目标迈进是互为一体的。台湾在地理上处于美国所谓“第一岛链”的咽喉，长期维持这一状态会限制中国“走向深蓝”的进程。如果不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很难成为海洋国家，南海的相关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第二，台湾是主权问题，而主权问题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大陆无论如何也不会在政治上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中国共产党或是哪个领导人都不会承担失去台湾主权的历史责任，没有人愿意在台湾问题上成为另一个“李鸿章”。李鸿章是国家贫弱的产物，而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没有任何条件再产生一个“李鸿章”。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家最大的政治，因为只有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就此而言，台湾问题构成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如果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台湾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就很难说得上民族的复兴；另一方面，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当，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就有可能受阻甚至中断，那么也很难说得上民族的复兴。如何解决这一两难困境无疑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台北投票站内的选民正在进行投票

（图源：纽约时报）

面对2024年选举后的台湾，我们既不太可能指望通过与民进党当局的有效沟通和友好协商来稳定台海局势，也无法依靠与国民党的传统联系来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更不要幻想美国人大发善心放弃用台湾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也就是说，国家统一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阻力，一是台湾内政，二是美国因素。我们需要研究这两方面的问题，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

“选举政治”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双刃剑。台湾内政受制于“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就台湾政治的现状来看，选举政治既可以成为“台独”的机制，也可以成为“台独”的阻力。就前者来说，正如以往的经验所表明的，“台独”政治人物可以实施、推动“台独”的政策，包括隔离两岸交流、推行台湾文化认同、塑造所谓的台湾民族主义等等；就后者来说，在岛内各派政治力量旗鼓相当而构成互相制约的情况下，民主意味着“谁都可以说话，但谁都做不了事情”的局面。

就台湾的内政，我们至少需要考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重新思考“一国两制”方案中主权与治权的弹性及限度问题。我们设计“一国两制”方案，主要是为了解决主权与治权问题。如果是和平统一，台湾在治权方面仍然可以实现高度自治。实际上，“一国两制”具有较大的实施弹性。尽管“一国”不会变，但两制的形式可以变。究竟是更靠向“一国一制”还是“一国两制”，就取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如果是和平统一，台湾方案可以更靠向“两制”的安排，台湾方面将享有更大的自主治权，保留所有现有制度安排。但如果是以武力方式粉碎“台独”阴谋、实现“武力统一”，那“两制方案”可能就更加靠向“一国一制”的方向。

第二，Z时代已经成为决定台湾未来政治走向的关键力量。一个更为积极的现象便是年轻人认同的变化。当前，台湾年轻人可能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较低，但另一方面他们出生和成长的过程也是中国崛起的过程，他们认同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了，不再抱持台湾上一代人对大陆的成见。随着科技进步，这一代台湾年轻人也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尤其需要积极争取Z世代新生力量，开展两岸为新世代谋福祉、谋未来的良性竞争。在新时代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注意创新两岸交流平台，注重小红书、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的使用，流转、改变台湾年轻人的认同。我们不能允许民进党宣传“台湾成为下一个香港”的叙事。台湾当局对于一国两制的反对，主要是以香港作为口实。要特别强调，香港问题的产生不是因为香港人追求民主，而是一些人想把香港成为“反中”基地。在叙事方面仍然要注重新生代的观点。对此，我们需要从传播方面强调Z世代、千禧年一代的重要性，不要只看重老一代。随着台湾人口结构的变革，新生代基本上成长起来了。如前所述，不少新生代的中国认同有所淡薄，但并非一定要坚持独立。这些新生代相对而言更加政治冷感。是否统一并非他们关心的问题，相比之下低薪问题等民生问题更突出。如果我们解决得好，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有望达成。这需要我们思考怎样推动两岸之间的沟通，以改变蔡英文执政以来两岸交流并不畅通的局面。

蒋经国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两岸“竞争”的概念。当前，我们可以重新提出一个新的两岸竞争概念，即谁能为台湾的新一代年轻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和未来，使台湾青年能真正地在大陆谋求更加美好的未来和生活。这一概念是基于民众福祉的良性竞争，而非基于两岸的军备竞赛。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以此推动单边开放，让更多台湾年轻人到大陆求学、就业。如果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在大陆生活，自然会对大陆有好感，进而使我们有机会创造反独促统事业的新高峰。

2024年1月6日，台湾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在出席竞选活动（图源：HKFP）

第三，要把“台独”势力跟需要争取的台湾老百姓分开，区分不同群体。台湾的民主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台湾戒严解除后的早期，台湾人把民主作为一种重要价值，而这一价值如今在台湾政党轮替以后也已达峰。台湾第一代的“原教旨主义”台独分子已经纷纷过世了。蔡英文、赖清德这一代的“台独”势力大都是机会主义者，只是在出现被认为是“机会时刻”时可能会敢于冒险。对此，我们有能力防止台湾当局偏离既定的政策轨道。就算赖清德政府冒险，我们也可以超前部署、提前预案。对大多数民众来说，几次政党轮替下来，人们也意识到民主为何物了。

据此，对台可以采取“混合模式”的策略。一方面提升对台独力量的打击力度和定向精准度，在对台舆论和军事威慑方面，保持持续高压遏制的态势。另一方面，只要台湾任何政党、势力、团体、人民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我们要推动精准的单边开放。要逐步放弃“大陆政府对台湾当局再惠及台湾民众”的双边间接让利模式，转向直接面向台湾民众给予“普惠性开放”的单边直接让利模式，进一步给予台湾民众国民待遇，以单边制度化开放吸纳台湾民众融合到民族情感认同圈。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一下单边开放。台湾跟大陆相结合，还是存在很大的比较优势的，从台商在中国的投资就能管窥两岸要素结合的比较优势。通过单边开放可以把两岸的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台湾当局疏离两岸人民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实行单边开放政策。

此外，我们特别需要慎用“经济制裁”的方法，因为这只会影响台湾老百姓。我们应该把“台独”政客跟台湾老百姓分开来，把“台独”政治人物跟台湾一般政客分开。“台湾意识”也不必然等于“台独”，这两者间的关系要辩证看待。

对美国，我们也需要考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中美关系的“企稳回温”中对台湾问题进行脱敏降温处理，降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比重，不要让台湾问题挟持中美关系大局。中美关系不仅仅涉及台湾问题，尽管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但不是全部。美国主要是把台湾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筹码，实现“以台制华”。今天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是世界正在快速“封建化”：包括欧盟、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印尼、沙特等各大国及中等强国（middle power）都在追求更大的国际空间——而美国就像是中国春秋时期的“周天子”。这些有意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力量都在从美国那里“分权”，只不过美国把中国视为“唯一的挑战”，因其认为中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实现对美国的挑战。其实不然。

二战之后迄今，美国力量深度嵌入世界各区域，美国今天在全球各地都无法减轻力量部署：其在欧洲减少力量存在，俄乌战争就此爆发；其在中东尝试脱身，哈以冲突又爆发；在亚太地区，美国也无法脱身。实际上，就世界权力格局而言，中美完全可以找到新的共同利益。从本次针对拜登政府要派遣由退休官员在台湾选后窜访的情况看，美国国务院在第一时间针对中国关切也作出了相关说明，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也与美方进行了面对面沟通。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两国有太多的事情和领域需要合作，双方当前都有稳定双边关系的意愿，不乐见两国关系为台湾问题所裹挟。

2023年4月5日，蔡英文在美国窜访停留期间（图源：Getty Images）

美国行政当局至少迄今表面上可以接受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点。对此，我们可以跟美国进行大谈判，重新定位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而不能让台湾问题挟持了整个中美关系。对我们而言，我们既要追求台湾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也要追求国际社会的利益；对美国而言，既要利用台湾来遏制中国，也恐惧台湾问题彻底拖垮美国导致全球范围内的霸权衰落。

第二，可探索以“切香肠”的方式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如果美国以“切香肠”的方式来推动台湾的独立，我们最有效的反制便是以“切香肠”的方式推动两岸的渐进融合统一。对美国来说，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最大利益是台湾的“和平独立”，而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利益则是和平统一。对中美双方而言，次优选项才是“维持现状”。但实际上，维持台海“现状”很难。民进党一直在寻找独立的机会，也一直在推动台湾疏离大陆的思想文化政策；而美国政府一方面口口声声要维护台湾“现状”，另一方面也经常以保护“台湾民主”为由支持甚至推动台湾往“台独”方向行走。无论是台湾内部力量还是美国，一旦推动台湾走向“独立”，那么我们也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因势利导，推动反独促统事业向前发展。

第三，根据新情况针对美国和国际社会构建新的对台叙事。一是尽管我们不会放弃以武力来实现统一，但只有当台湾走向“独立”时，我们才会使用武力；二是一定要强化以社会经济力量来实现和平统一的共识，也就是在目前维持的台海现状基础上，通过两岸的社会经济的融合来推动统一；三是一定要向国际表明，台湾问题不是民主自由维度的问题，而是不容置喙的主权问题。我们并不排斥台湾的民主化。如果台湾高度自治，我们对于台湾采用何种政体可以不持立场或保持尊重。但是，如果台湾“独立”，就涉及中国的主权问题，我们必须坚决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