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要认识到自己是活生生的“人”

许倬云先生的儿媳归诗雅（Thalia Gray）在卧室用针灸为他治疗疼痛日甚的颈部，我和许乐鹏（Leo Hsu）及许归仁（Oliver Hsu）在厨房聊天。

乐鹏是先生的独子，和父亲一样，他喜欢摄影，擅长拍摄人物和静物。许先生80岁时，有幅非常传神的照片作为《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台版的封面广为人知，便是乐鹏作品。

记得刚到匹兹堡不久，先生指着书桌左侧墙上一幅照片说：“这是Leo在多伦多拍的，天将破晓，水天相接一线。这种分寸感，时间和光线的把握，比拍人物更难。我常说‘往里走，安顿自己’，这幅照片较能传达如此意境。……我小时候在长江边长大，想念故乡的时候，会看看这张照片。”

近四年，先生出版了四本新书、两本英译，讲了五个系列在线课程，与李善友、许纪霖、张维迎、余世存、刘擎、项飙、俞敏洪、陈东升、许知远、樊登、许宏、王石等进行了十几次谈话。

垂暮之年，寄身海外，他以如此高频的学术活动，在故国成为安顿人心的“精神坐标”：从致力于为常民写史的历史学家，跨越时空和代际，成为众人眼中的“宝藏爷爷”、长者、智者，陪伴、指引了许多孤独、困顿中的人们，度过艰难时日。

然而，他自己已常年身处困顿。90岁那年，先生下肢瘫痪，背部神经痛不欲生，严重到吗啡都无法缓解。仅剩右手两根手指可以操作鼠标、键盘以及轮椅的操纵杆，上下床、吃饭、洗澡等无不需要人照顾。幸好儿媳已取得针灸师执照，帮他止住了疼痛。这段经历，使他越发感觉“时不我予”。也因此，我才有机会在先生安排下，前来匹兹堡大学访问，在他身边工作、学习至今。

每次录制视频、线上谈话，先生都要以手臂靠在桌子边缘，勉力支撑一小时。“我的身体表面看还不错，其实已经只剩一个空架子，不知道哪天就走了。所以我不愿意欠债，总想赶着把事做完。”他常常自称“儒家的和尚”——“今生还没到终局，我能做的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我的祖国，这些同胞是我的手足，中国的建设与我休戚相关。我梦里都在想中国怎样才能更好，因此不辞冒昧，有求必应。”（《倬彼云汉》，2023）

面对工作，他依然保持高度专注。工作之余，却常感沮丧，觉得对不起师母的操劳。“我前半生是母亲护持，后半段就是曼丽了。她们是隐身的天使，我非常感激。……为了照顾我，曼丽确实比一般的妻子辛苦，这是我感愧终身的。”尤其从2017年开始，先后经历火灾以及先生身体瘫痪的长期劳累，师母身体大不如前，这种“内在的愧疚感”愈发强烈。师母则显得淡然——“他是儒家，我是道家。我们彼此理解，相反相成。”

九十高龄，知交零落。2023年《<思与言>一甲子感言》中他说，“似乎就只有我在茫然四顾，天天担心接到故人殒落的消息。”撰写悼词，成为他不愿却无法辞谢的工作之一。2022年冬末，台湾“大法官”马汉宝先生过世，先生口述悼文，行将结束，噙着泪水一字一顿：“汉宝，我不叫你大哥了。你我的交谊，超越阴阳界，梦中常相会。”2023年农历新年刚过，朱云汉院士病逝，悼文有种克制的哀伤：“云汉，你好好走！我找你们的时间也不会太远，在那边我们再见吧。”

好在先生精神依然健旺。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及电话，让他通过邮件，与亲友故交维持了相当固定的交往圈。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每周与他通一次电话，交换对时局、学问的诸多想法——新作《经纬华夏》英文版正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书名即是与王德威通话时确定：Reorienting China——重新定位中国。

他居住的公寓，坐落在德国移民的路德会教堂旧址，当年教堂的马厩和钟楼屋后犹存。困居家中，他的生活相当规律。每天早晨起床，在电脑上翻看《纽约时报》《大西洋杂志》，YouTube及百度、Google的资讯，获取考古、国际政治、两岸关系等他所关心的信息。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做工”——工作的价值，在于工作本身，一点一滴、持之以恒的用心。也因此，对于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他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关切，大到巴以冲突、中美会谈，小到谷歌翻译的操作方法。去年秋天的某日，他忽然问：“润”是什么意思？

2020年7月，《许倬云说美国》由理想国出版：“六十年前，我满怀兴奋进入新大陆，盼望理解这个人类首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国家，究竟是否能够落实人类的梦想。六十年后，却目击史学家、社会学家正在宣告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这令很多知识分子感觉惊诧：一贯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许先生，为何会对美国持有如此激烈的批判？甚至有朋友直接向我表达：我很尊敬许先生的学问，他这本书我无法接受。

其实，这种反思批判其来有自。芝加哥大学博士期间，他就一直在“读美国社会这本大书”——参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为黑人争取权益。1961年，肯尼迪当选美国第35任总统——这是美国总统竞选史上，首次利用广告手段包装、设计参选者形象，影响乃至操纵媒体舆论赢取选票。由此，他得以了解芝加哥政治世家Daley家族如何操纵选票。同时，他也切实体会到当时美国社会对于“人”的尊重：“远溯希腊，近到美国独立运动和拓荒事业，社会上只有分工，个人没有高下……由总统到乡镇会议的主席，谁也不比旁的老百姓更圣明、更贤能、更该有职务以外的特权。”（《心路历程》，1964）

1962年芝加哥大学毕业，当时他是第一位学成返台的文科博士，同时在台大历史系、史语所和“中研院”任职，与马汉宝、沈君山、胡佛等人一起，深度参与了台湾政治转型及经济建设进程。

正是有此切实的人生经历，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才尤为注重“文化比较”这一课题：既追随韦伯、雅思贝尔斯所开拓的道路，也有自身对人类不同文明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悉心考察，最终发展为独具一格的“大历史观”。

1964年，出版方预支的散文集《心路历程》2000元稿费，他捐给了与胡佛等人创办的同仁刊物《思与言》——从名字即可看出当年的办刊宗旨：既注重思想文化的探讨，也注重现实的关切与批评。虽然因此招致诸多政治压力，这本刊物独立运营至今。日前，接到潘光哲来函，邀请先生撰写《思与言》创刊60周年贺词。他心心念念，依然是安身托命的海峡两岸：

我在美国生活了六十年。我看见当年一个人类设计的“理想世界”，在这六十年中一步步走向败坏。我也看见，当年在俄国出现的一个社会主义联邦，居然完全走到理想的反面……上述美国、俄国两个例子，都让我们警惕：海峡两岸都必须步步小心，不要掉入前面这两个前车之鉴。

当年先生一方面在“中研院”和台大从事学术事务，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主张政治民主、思想开放、学术自由。因为协助时任“中研院”院长王世杰先生处理公务，他与当时台湾主政者蒋经国相识，并有多次谈话，介绍西方民主政治、社会保障的现状，以及柏拉图所忧心的民主政治走向寡头政治、僭主政治、军事独裁等几种败坏的可能。

先生很早就意识到：民主并非一成不变，更非一蹴而就。现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只是西方近500年来的经验——既不完美，也非“普世”。

修订《经纬华夏》英文版时，他借围棋讲道：“美国政府中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围棋高手，面对乱局频发的全球问题，就只能穷于应付。”至于美国的前途，他持有一种审慎的悲观：“美国正在进入缓慢的衰退期，全局性的变化，或许就在十年内发生。”我接着问道：“为什么您自己还愿意住在美国？”他回答：“《礼记》有一则故事，记载孔子路过泰山，碰到一位妇人在墓旁哭泣，原因是公公、丈夫、儿子都死于虎患。孔子问道：‘何为不去也？’妇人回答：‘无苛政’。这个回答，也正是我的心情。”

关于“理想”，先生曾经这样回答年轻人：“理想就是尽我的能力，做我可以做的事情。……不要求高，但要求‘尽其在我’。”对于“理想世界”，无论“左右”，他却始终心怀警惕：“哪怕是我们认定的理想世界真正实现，随着时间推移，‘新’变为‘旧’，‘旧理想’出现毛病，或者‘旧理想’构建者懒惰、老化，我们不免又要追寻新的理想。……我不认为普天下有标准答案，同样也不认为人类社会有个终极‘完美制度’可供遵循。”

如此反思，既是长程历史研究、中西比较融通得出的经验，更是对中国近现代化历程的深切反思——“近两百年来中国颠颠簸簸，挫折不断。这中间最大的错误，就是总盼着有一面镜子在眼前，我们如‘螟蛉之子’一般，以为照样模仿就能走向现代化……中国走到这条路与日本不可能一样，中国也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倬彼云汉》，2023）

不幸言中，台湾政治转型以后，现实的走向，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与许先生他们当初的期望和规划渐行渐远。他们苦心孤诣，努力将台湾建设到如此局面，如今自己居然成为“不受欢迎的少数派”。“日暮途远，人间何世”，这是庾信笔下的江南故国之哀，也是先生心中的凄怆伤心处。

理解如此“历史背景”，或许才能明白先生批判美国的立场：他是立足后现代、反观前现代，既有文化比较的历史反思，也有多年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对于当前和未来深深的忧虑。他是以中西文化互为参照，这背后的眼光和关怀，一以贯之，直至今日——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

先生曾经把自己一生研究中国历史概括为“两头”：上古史，以及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史。前者想要解释的，是传统中国“天下国家”这一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如何发展成形、熔铸一炉的过程；后者所关怀的，则是这一如此“早熟”的文明体，“为何到了近代两百年来，中国面对着西方，无法抗拒那些乘潮而来的欧洲人？在奔入世界大海洋这一关键性的时刻，为何中国文化的反应机制无法适当地感受变化，发展出应有的调节与更新？”（《经纬华夏》，2023）于他而言，这是父祖两辈及至自身的切肤之痛。

去年开始，我们着手筹备六卷本三联版“许倬云学术作品集”的出版。借此机会，先生也陆续对过去的学思历程，进行了一些梳理。首先，是他的写作方式，时常被冠以“大历史”的标签。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简而言之，有四个要点——长程历史的尺度；中西比较的视角；为常民写史的立场；呼应现实的问题意识。他的历史研究，其实是因为关注现代而寻找过去的因果。

先生自己认为：这种注重大尺度、长程的历史发展，以及比较研究的视角，固然有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也是史语所的传统。傅斯年、李济之等先生，都是气魄宏大之人：李济之当年在哈佛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族的形成》；傅斯年当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经历数十年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的检验，愈发显出其眼光的锐利。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的几位老师，顾立雅（Herrlee G.Creel）、威尔逊（John A.Wilson）、米哈洽·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彼得·布劳（Peter Blau）等名师，无一不是眼光宏阔、处理大问题的人。

中国传统的学问，本就注重“究天人之际”的贯通。先生学术方面最为重要的三本著作——《西周史》《古代中国的转型期》《汉代农业》，实质上是希望从政治思想、文化转型、经济结构三个角度，解释周、秦、汉这一“天下秩序”形塑的过程；他的观点，基本上着重在文化塑造与国家运作时，上述种种因素彼此纠缠而又呼应的复杂过程，而不仅仅是专门史的陈述。

从这次“古代中国三部曲”副书名的界定，也可瞻见先生上古史研究的旨趣：《西周史：中国古代理念的开始》《古代中国的转型期：春秋战国间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变化》《汉代农业：天下帝国经济与政治体系的生成》。尤其《汉代农业》，经常被人误读——这绝非简单的经济史著作，其所处理的问题也不限于汉代，而是从精耕农业、农舍经济、贯通全国的道路交通和商品贸易网络，结合意识形态和土地制度等因素，解释中国之所以能整合为一的内在机制。

有一次我请教：“自1980年《汉代农业》英文版出版至今，40多年过去了，您觉得这个领域还有可以往下做的空间吗？”先生回答：“因为材料所限，这本书当年所论述的范围着重在中上层。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日渐丰富，尤其南方各种简牍的出土，使得秦汉时期基层治理的面貌愈发清晰，年青一代的学者或许可以补足这一层面的工作。”

《易经》中“变”的思想，是理解先生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历史是动态变化发展的过程；无法以某一个制度作为惟一、恒定的标尺，哪怕是被视为“普世价值”的民主制度，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乃至欧洲，都各有其特色，也有其各自所面临的问题。对于自己的学术风格，先生视之为“百花错拳”，本能地排斥“盖棺定论”式的陈述——“虽然已经九十多岁了，我的思想一直在变化，我也无法断言自己哪本书、哪句话、哪个观点，是惟一正确、颠扑不破的所谓‘经典’，因为时间在流逝。”

这种实事求是，不断在一点一滴中寻求进步可能的治学风格，在过去一年半里，协助先生写作、修订《经纬华夏》的过程中，我深感触动，受益终身。通常是先生口述，我笔录初稿，回家修订润色后，他再订正。三稿完成后，先生感叹：“我终于可以随时走了。”

未曾料想，字斟句酌的修订，后面又进行了五轮，历时一年多；中间还邀请考古学家许宏教授等学者审稿，从结构到细节作出诸多调整。

2023年7月9日，临近印刷，他根据2018年7月19日《史密松博物馆杂志》对印度一处钟乳石洞里石笋的同位素分析结论，增补说明4200年前全球性普遍存在的长期干冷气候，对龙山文化往西、往南迁移的决定性影响——这一发现，足以解释中国古史这一突然发生“大流散”的成因。（《经纬华夏》，2023）

近年来的著作和讲课中，先生尤为注重传统中国文化价值：“我强调中国文化的特色，一个是群己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责任，在提升自己之外，还要帮助别人提升。”60年的美国生活，他深刻体会到极端个人主义之下，传统宗教团体、社工组织、社区结构、家庭伦理纷纷瓦解，个体走向“核子化”后导致的社会问题。

先生经常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自己所见、所感的“现代性困局”：“我们东方几乎所有的民族，坐着独轮车、汽车、马车，一个个进入同一个辉煌的火车站；但是我们进入以后，发现轨道已经生锈了，最后一班车已经走掉了，火车站后面是一些荒芜的坟墓……”（《往里走，安顿自己》，2022）

所以先生劝告年轻人：“经营圈子使你温暖，扩大胸襟使你能够容纳世界。”也希望国人关注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合理的部分，呼吁参考北欧诸国的模式，重建一个个以小社区为单位，邻里间守望相助的社会结构，以补救极端个人主义之下的困局。于他而言，这并非困居他乡的“复古怀旧”，而是洞悉种种“现代性”弊病后，清醒、理性的选择。他曾持续很多年，以自己家庭为中心，组织本地华人的定期聚会、讨论，直到疫情以前，身体瘫痪才告结束。

然而，重视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个体的权利和尊严。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先生身上令人感受最深刻的，恰恰是“平等”二字：“一方面他对人，所有的人，包括年轻人，都非常尊重；另一方面，不会因为你是权贵，就有丝毫特别对待。”（《倬彼云汉》，樊和平，2023）

同时，对于年轻人人生的困惑，他尽量有求必应：“作为老师，我不能拒绝学生请教问题。哪怕是他所提的问题不明确，在回答时我也尽其所能，让他能有所收获。”

他也曾反复教导我，要注重“人”本身的价值：人不是机器，而是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个体。儒家所讲的“仁”，就是“人二”——两人相处同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乃至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就在于“忠恕”二字所体现的“仁”：“‘忠’，就是我心中最深处、最真挚、最诚恳的部分；‘恕’就是将他人看作自己，将心比心。”他给孙子取名为“归仁”，即是希望他能以此二字，作为其一生行事做人的原则。

2022年12月19日的一场谈话，余世存提问：“您92岁的人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对于年轻人，您最想讲的话是什么？”先生回答：“我不是传奇人物，我也没有资格做圣人，我要做个‘人’。我希望年轻人能了解自己、同情他人。了解自己的短处，佩服他人的长处，可能赢得许多意料不到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不是工具，而是活生生、大写的‘人’，要学会以心感受世界，以情覆盖世界。”

重阳节后，霜降日下午，先生驾驶轮椅从电梯下到车库，开上斜坡左转，穿过草坪进入后院，与太太对坐，享受了一个小时深秋红叶的景致。这是近三年间，他首次出门，不啻一场远行与冒险。事后他对我讲：“原来中国人所说的‘土气’真的存在，居家日久，出去就能感受到这股气息，让人很舒服。”

那天餐桌边短叙，乐鹏说：“我没有想到，爸爸到晚年居然焕发出这么大的生命力。”这让我想起，鲁迅曾说过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于是借此回答：“其实你父亲的生命力一直如此充沛，过去是以文章和著述的方式呈现；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才以视频、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触达更多人。而他之所以能够被如此广泛的人群所接受，恰恰在于他心里的关怀足够大，大到整个世界，以及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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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 非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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