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出国远行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451 篇文章

根据高考成绩，新加坡教育部从 S 大学的入学新生里选拔出一批学生，然后再对这批进入初选的学生进行面试、笔试等考核，最终要选出约三十名全额奖学金学生，可以赴新留学，就读新加坡国立大学或南洋理工大学。我们后来知道，这是新加坡政府引进海外人才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这批初选出来的学生成了一个特殊的小团体，有时候一起开会，还些仅仅和我们有关的消息会在圈子里流传。因被告知需英语笔试、智力测试和面试，我们的闲暇时间基本都用来读英语了。我印象中有些学生很努力，至少在女生宿舍，我常常看到几个“候选人”在辛勤练习口语。在学习方面，我总是比较消极，在努力的愿望和懈怠的行动之间徘徊。我一方面认为临时抱佛脚不会有多大效果，另一方面感到新加坡人的考核未必和中国的考试一样，那么根据中国的考试习惯去准备又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证明，我的考虑不全错，至少没有浪费太多无谓的努力。据负责我们事务的院系老师说，最重要的一关是面试。大概因为被按高考成绩初选出来的这批人，笔考和 IQ 测试想必相差不大，那么剩下的就是面试印象分了。不过，个人印象测试比笔试还重要，这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真算新鲜。在以往求学的任何阶段，我们都是被用考试分数衡量的，这一衡量是绝对而不容质疑的。而面试、个人印象，这该如何准备呢？在我看来，唯一的准备就是穿得整洁漂亮，头一晚睡个好觉。

英语笔试结束后的某天，我们去面试。我们等在一个会议室外面，有的女孩儿还在走来走去地背诵也许是自己事先默写好的“自我介绍”。大家看起来都很紧张。我们要根据抽到的顺序走进那个会议室，据说里面坐着来自新加坡教育部的面试官，还有中国教育部和 S 大学的一些陪同面试者。

我很不幸地抽到了“1”，每个人都看着我，替我感到不幸。我的脸红了，仿佛我的不幸已经转化为现实。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之前被教导的用英语和面试官“温暖地”打招呼的事也全都被抛在脑后。我大约带着傻乎乎的笑在别人指给我的椅子上坐下来，等着被询问。后来，我发现面试官似乎不打算考核我的英语口语，因为我坐下不久，一位带着亲切笑容、仿佛从我过去看的新加坡电视剧里走下来的女士，就用中文问我叫什么名字、来自哪个专业。其他面试的人我都不记得了，只对这位女士有印象。她的面容、表情、打扮都说明她就是那位新加坡教育部来的代表，她衣着和我们 S 大学的女老师不一样，穿着一件杏黄色的羊毛衫，下身是一条格子呢短裙，脖子里戴一条白金的项链。她看上去整洁得体，有股都市气息。而且，她脸上的笑容非常明朗，具有让人放松的功效，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 professional 的微笑。在这种笑容的鼓励下，我渐渐忘记了我抽到“1”的不幸。

主要的提问者就是这位女士，她问的都是些和学问无关的、很简单的“生活问题”。例如，我的家乡在哪儿，我的爱好是什么，我对新加坡有什么基本的了解……一般来说，如果我感觉别人对我坦诚，我会立即对他或她坦诚相待，这有时是个弱点，有时是个优点，全看对方是什么人。总之，我对最后这个问题的“坦率”回答让在座的面试官们都发笑了。我说，我对新加坡没什么了解，除了从地理书上知道它是花园之国，其他的了解都来自于新加坡电视剧，例如《调色板》、《人在旅途》、《窈窕淑女》，所以，我知道新加坡有李南星、郑惠玉……

事实证明，看这么多这些电视剧并非毫无用处。那位新加坡女士听到我对他们的明星侃侃而谈，显然十分开心。气氛更加放松，我就大胆地反客为主，开始问她一些问题，都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例如，当地的大学需不需要体育达标（体育达标是我的一大心病），需不需要参加军训，会不会规定学生的发型等等。那位新加坡女士给我的答案都是“No”，而且从她的笑声中，我知道这些问题被当成是滑稽的问题。难道在那边的大学里，体育达标、军训像是无稽之谈？如果这样，那它倒很合我的心意。我从面试的会议室里走出来时，心情十分愉快，当我看到那群睁大眼睛看着我的学生时，才意识到这并非一次愉快的交谈，而具有决定前途的意义。抽到“2”的学生走进去，我则立即被几个女孩儿和她们的问题包围了，她们问我都被问了什么，问我都是如何回答，问面试官什么样……

如果说这位女面试官是新加坡给予我的最初的真实印象，那么这个印象是很好的。她和我在医院遭遇的那些女医生们，在校务处遭遇的女办公人员，以及劝我剪发的院系负责人，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比。我觉得她是愿意听我说话、了解我的想法的，或者说，她愿意较为平等而友好地对待我，尽管她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我的前途命运。

很快，大约三十名学生接到了确认通知。我们开始办理出国手续。办护照的过程中，我护照上的出生日期弄错了，由于“种种原因”，修改过来是不太可能的，我名字里的“惠”也被写成了“慧”，尽管这不是我的错，但我只能交钱在护照上补一个附页，说明这两个字都可以用。

在这些错乱中，有位热心人给我留下了温暖的印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当时 S 大学里负责帮助我们这批学生办理出国证件的人。因为我护照上出现的错误，他好几次和办理护照的公安部门联系，尽管最后未能更改，但在他这方面，的确已经尽力而为。每一次我去找他，他都没有失去耐心。有一次他对我说，他知道了军训的事情，觉得我做得对，说让女学生都留兔子尾巴一样的头发的确不好看，而且不必要。他最后把护照给我时，鼓励我说，我离开之前事事不顺，这应该意味着我出国后必有后福，他相信在这批学生里，我将来会是最争气的一个。这些话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可惜，我远远不是最争气的一个，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还是最不争气、最消沉的一个。我辜负了这番祝福，但仍心存感激。

在济南办好护照，我就回家了。在我家里，存在着一种喜忧参半的情绪。父母因为让我在这么小的年纪出国而不安，怕我不能照料自己的生活，同时，大家又都相信出国于我的前途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那时已经是深秋，我们家旧宅的废墟早已清理完毕，在它原来所在的地方，正在修建一条新路，也许它的一部分变成了路基，另一部分变成了路边正在挖掘的下水道，总之，它已无迹可寻。我以往喜欢在平台上眺望的那个城郊村庄也变成了一片忙碌、脏乱的工地，不知道村民都迁去了哪里。在我离开的四个月里，这个地方仿佛又变了一种面貌。以后，我的故乡会向我证明，它力争一年换一次面貌，让我最好在返家时认不出它来。

尽管如此，当我日后在某一处看到旧日故乡的一点儿影迹，当一间旧屋、一条小路勾起我对过去那些温暖充实的岁月的回忆，我知道我其实并没有远离过它，只是这个它已成为往昔的一部分，转化为我内在的一部分。它变成了一个非实体。就像祖国在我心中也不是一个实体，它和政府、经济数字、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所谓面貌的发展和变化都没有多大关系，它存在于我如今正用以书写的这种古老文字中，存在于我曾阅读、背诵的那些诗里，也存在于我童年时、少年时曾徜徉于其中而今早已消逝的美好人情与事物之中……从某个时候起，它就和不断变化的这个实际而具体的国家、地方分离了，我甚至感到唯有那已转化我自身之一部分的抽象的“它”，才能勾起我的情感，才具有意义，我离那抽象的它越近，我便离眼前的它越远。

我们租来的那个小院被前面的房子遮蔽，采光不怎么好，在深秋的时节也显得更阴冷。在我们拥挤的临时居所里，我又开始准备另一个旅程，要往更远的地方去。

得知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母亲和姐姐们要为我置办夏装。那时候已经临近冬天，服装店里夏天的衣服都已经下架。姐姐们带我到临近的周口市，那里有条专卖服装的步行街。我们看到哪家店里的衣服比较时髦，就让店主拿出她们夏天的存货给我们看看。女店主们总会好奇地问为什么要找夏天的衣服，我姐姐告诉她因为我要出国。那还是 1995 年，出国的人并不像今天这么多，尤其在小地方，”出国”两个字足以引起对方的惊讶和羡慕。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多多少少得到了满足。

我们买了很多衣服，以至于我的行李箱里基本上装满了衣服。我后来发现，这些衣服简直比新加坡的衣服价格还要昂贵，但父母的想法总是让远行的孩子带上所有需要的东西。以当时我的眼光看，这些买来的衣服算得上“摩登”，但现在想想，它们的样式或者过于隆重或者过于正式，总之基本上都过了头。

一年后，我就不再从国内带衣服到新加坡了，而是把从新加坡买的衣服带回家穿。那时候，除了支付全部的学费，新加坡教育部每个月发给我们 500 新币的零花钱，后来增加到 600 新币。按照 1995 年新币和人民币的汇率，我每个月有了 3000 人民币的收入！除去一些日常花销，剩余的钱足够我每年两个假期买机票回家。让我颇感骄傲的是，我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靠奖学金支付，没有给父母增加任何经济上的负担。

那年的十一月，我和一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赴新奖学金学生在北京集合，那是在我们高中时期如雷贯耳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外的大部分建筑和 S 大学一样，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产生的平板丑陋的混凝土方块，但那些在深秋时节变黄的树木让我觉得很美。每天早上，当我穿着秋大衣、围着毛线围巾离开留学生招待所，沿着学校里的小路走向上课的教室，从两边高大的树木上凋零的黄叶就一层层飘落在我的身前身后。这种富于诗意的秋天的美悄悄地打动了我的心，仿佛我的心顷刻间意识到了什么深奥的东西，关于自然，关于生命，但我又不清楚那是什么。很奇怪，当时在哪里上课，究竟学了什么，谁教了我们，都已经被我忘记，只有那些树木的样子、叶子的颜色，路边的风景，这些最不重要的细微事物还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离开前的最后一站是机场。那时的场面相当混杂，在同一个地方，有一百多个和我一样青涩的学生，还有随着他们来到首都机场的送别的家人。在这么个地方，人要忙着和相识的同学说话，要忙着听从领队学生的指令，还要忙着告别。我相信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第一次出国，当时是九十年代，而且，我们都是十七八岁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出国，这毕竟和去另一个城市不一样，因为父母不可能去探望我们，而我们也不可能因为什么烦恼而跑回家……这都让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一次意义完全不同的远行，和以往的离别都不一样。此后，我们在陌生的国度里，远离父母兄弟，将无人可依赖，只能独自面对世界。

几乎每个人带的行李都超重。领队的人和航空公司人员交涉，最后，超重不是过于离谱的全部都放行了。工作人员看到我们这些带着超大行李、独自去国的青涩少年，可能也动了恻隐之心吧。第一次带超量的东西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中国人的习惯就是外出时把用得到的东西都带着。以我自己的行李为例，我母亲总是无法相信新加坡完全没有冷天，她让我带了毛衣、厚夹克，还有一套秋衣秋裤。这些衣服后来搬家时只能扔掉。但我记得到新加坡两三年后，仍听说有中国学生不远万里从国内带牙膏、香皂到新加坡，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再后来，我工作之后，听说有新加坡人到中国公干，带着大量新加坡超市买的快食面，这也是我无法理解的习惯。

周围有一些人在哭，大部分是学生们的女性亲属。或许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我们这些学生都尽量装作不在乎，因为周围有那么多别的同学在，哭鼻子让人很难堪。我相信我也在这些心里苦闷彷徨却故作无情的人之中，几乎不敢看别人的红眼睛。进入海关检查的门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头看，我知道所有的送行家长都在离门口不远的那一块地方站着，我父亲和我姐姐也挤在他们中间，他们势必要等我完全看不见了才肯离去。这在当时不仅让我伤心，还让我有点儿生气，因为我从来不愿意别人看到我难过的样子。我知道如果我回头看一眼，我的眼泪就会流下来，所以我决不能回头看。直到我经过了海关安检、一个人往登机口去的路上，才忍不住哭起来，一路上泪水流个不停。结果我只好躲到洗手间里去。在洗手间里，一个洋空姐问我：“Are you okay?”我也无法回答她。最后，我洗了脸出来，又回到我的同学们中间。

尽管我在以后的多年里经历了那么多次离别，我还是不能习惯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