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家庭里的钢琴为何“消失”了？| 编辑部聊天室

第118期主持人 | 尹清露

尹清露：你们小时候有学钢琴或其他乐器的经历吗？长大后还会想学乐器吗？

林子人：我是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学琴的。一开始学的是电子琴，老师就是幼儿园里的音乐老师。有次我和我爸在外滩散步，他回忆起90年代买一台电子琴有多不容易，他特地坐火车到上海，在外滩一带的一家商店买到，再背着琴回杭州。上小学后父母为我找了一个本地音乐学院的老师教琴，那位老师其实是钢琴老师，我第一次去老师家就被他家的钢琴迷住了。回家后我吵着要改学钢琴，甚至对我爸嚷出“不给我买台钢琴就不要回家了”这样任性的话（笑）。父母宠女儿，真的花了八千块买了一架钢琴，放在本就局促的一居室家里。前两天看到珠江钢琴销量暴跌的新闻，感到有些伤感，我家的那台钢琴就是珠江牌的。

现在想想，我父母让我学钢琴的目的好像既是超脱的，又是务实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跟我、跟老师说，让女儿学琴不是为了培养一个职业钢琴家或满足什么加分要求，而是希望女儿能通过学琴培养出好的品格——能对选择要做的事有所坚持（学琴的孩子都知道每天练琴是很苦的，别人家的孩子看电视的时间就是我的练琴时间，以至于我现在对90年代末2000年初的电视剧大多比较陌生），能有好的时间管理意识，而且能劳逸结合，在学习之余有个陶冶情操、放松自己的爱好。我父母当时还相信，学一门乐器能开发孩子的智力，甚至保护视力。我不知道这个理论有没有道理，不过我在学生时代倒确实一直视力很好，反而是这两年眼疾不断开始戴眼镜了（泪目）。

很遗憾，初中开始住校后不方便练琴，我就放弃了学琴，但回家时依然会时不时弹弹琴自娱自乐。我对古典乐不算特别热衷，但音乐确实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给了我很多欢乐与慰藉。如果算投资回报率的话，学钢琴对我来说是一笔好投资吗？我不知道。但我非常感激父母能支持我拥有这段经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孙杨（实习记者）：我的童年基本上就是在兴趣班和图书馆里度过的。我学过电子琴、长笛、吉他、架子鼓诸多乐器，考过各类证书。但因为父母的工作经常转移地方，我经常转学，光是小学就转了足足四所，所以基本上都没有坚持下去，到现在能稍微“露一手”的乐器是penbeat，一种只需要两支笔就可以模拟架子鼓的桌面演奏方式。

像我这样流动家庭的小孩基本上无法在有古典乐熏陶的空间里稳定练习，长大之后，那种能校内提前把作业写完、为校外生活腾出文娱时间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这种音乐启蒙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会从焦元溥、田艺苗等对古典乐进行科普的书籍中收获乐趣，也能够在各类视听作品中因为听到熟悉的旋律而产生微妙的共鸣，但不会把这类音乐与阶层深深绑定在一起。如果未来有机会，我还是想重新把乐器的技能点拾起来的。

尹清露：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小时候被我妈逼着学电子琴，上了几天课就再也不去了。不过，我吹葫芦丝还挺有一手的，初中还在联欢会上用葫芦丝吹过潘玮柏的《不得不爱》，这在我们班都是一段佳话。

董子琪：小时候，我们整个楼栋的小孩都在学习钢琴、电子琴和手风琴。我对门的小孩日日夜夜练手风琴，后来突破重围，从小城市考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对门妈妈原先是上海人，对于孩子的敦促真可谓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从这个角度来说，练好钢琴还是手风琴，大概都不是家长心里最重要的，民乐还是古典乐也不要紧，关键的还是能够找到某个位置，像是上音或者上海交响乐团。

我最近最接近追求古典乐的一个行为是买了一台黑胶唱片机，入手之后又下单购入了许多古典乐唱片。这些唱片是很便宜的旧货，以盲盒形式销售，一张只要三十多块钱，有一张还是乐团彩排训练的版本。正当我洋洋自得时，我妈说，这种老机器怎么还有人用呢？原来奶奶家里的唱片机和许多碟片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买到的难道是别人家奶奶不知道流到哪里去的唱片吗？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潘文捷：理查德·克莱德曼是很受我们县城女性欢迎的钢琴家。没记错的话，克莱德曼戴着白手套在电视里演奏，他那几首世界名曲《给爱德琳的诗》《梦中的婚礼》《水边的阿狄丽娜》等更是在各大卖场循环播放。能与之抗衡的，只有电梯神曲、下班提示乐——肯尼基的《回家》（学萨克斯的却很少见，我估摸是因为当年师资薄弱，兼之萨克斯过于sexy不符合国人当年的家庭教育）。

总之，无数妈妈抱着对克莱德曼的好感，把孩子塞进了琴房，由此掀起了一股世界罕见的钢琴热潮——毕竟在西方国家古典音乐已是老头老太的爱好，只是在我们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看钢琴就像法国人初次看到中国瓷器一样感到新奇，把孩子塞进琴房的意味是我们家既赚到了钱也有着不俗的品味。

现在国人见多识广，对西方的东西该祛魅的也祛了不少了，“白人饭”已经是贬义词，钢琴的阶层区隔作用也没有当年那么大了，换句话说，学钢琴已经太常见。今天取代钢琴当年地位的可能是花滑、马术之类fancy的活动。现在的小孩子学点儿别的乐器也挺好，更多元也更方便融入集体，我听到的很多小朋友为演奏而感动到落泪的故事，都是第一次和其他人配合或者加入乐团演奏。如果你是弹钢琴的，抱歉，和乐团合作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

尹清露：文捷提到sexy的萨克斯，我儿时家里曾播放过一张萨克斯音乐碟片，现在想起来是一种非常梦核、略带伤感的回忆，老商场的闭店歌曲也有萨克斯。后来听到《银翼杀手》的萨克斯配乐，也一样忧伤，电影本身也是年代久远的。

林子人：之前采访国风音乐人徒有琴，她高中就上了音乐学院附中，她虽然是个“国风音乐人”但其实不会什么民乐器，学的就是钢琴。她提到早年混古风圈的时候，圈子里的创作者大多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不会乐器，像她这样有专业音乐训练的创作者挺稀缺的。到了AI创作的时代，可能普通创作者连乐理知识都不需要懂就能写歌了吧。

我对“钢琴被中产家庭抛弃”这个说法觉得挺悲伤的，好像高雅的文化兴趣就必须是中产独享的阶级标签似的。前两年有一个热议新闻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一个外卖小哥在商场里弹钢琴，有一种评论很典型：会弹钢琴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在送外卖，让孩子学琴还有啥意义。可是我们在社交网络上也常常看到国外的公共场所里普通人一展琴技博得满堂彩的视频啊，这时候网友又交口称赞了。

说到底，还是文化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根基还是太薄弱了，一点经济上的风吹草动都会立刻唤醒“饥饿”记忆，认为和赚钱相比，兴趣爱好、文化素养统统应该靠边站。于是钢琴消失了，图书也不好卖了。

孙杨：据我所知，对于大部分音乐生来说，钢琴都是必修课。走特长生的道路并不是城市孩子的专属，那些在县城里读书成绩够不上本科线的学生，往往都会考虑这条路。所以学艺术的家境条件不一定好，也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一种选择。

“钢琴消失”可能反映了普通家庭对就业更实际的考虑。现在很普遍的一种“内循环”是：留学生出国归来进留学中介，艺术生考上名校之后做艺术辅导。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并没有给这些专业提供太多可以就业的空间。对很多家庭来说，教育的本质不是让孩子全方面成长、多试错，而是一场以小搏大的投资。如果觉得投入那么多教育成本，未来可能“回不了本”，很多家长就不会考虑让孩子再学习这个了。

当代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在自传《无乐之词》里写，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为了赚音乐学院的学费、演出费，当了整整十年的水管工，三十多岁又去开出租车为生，直到中年才真正算走入了职业作曲家的正轨。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孩子来说，在高压做题的环境里，很难再孕育出这么强烈的“不管付出什么我都要做好古典乐”的热爱。

董子琪：清露提到了金爱烂的《滔滔生活》，在半地下室生活的姐妹和她们的钢琴这个意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印象一方面来自于视觉冲击，巨大的钢琴处于逼仄的空间之中，一方面是钢琴发出的声响令人难以忽视，就像人们无法对自己的现状视而不见。

这篇小说和最近出版的《我的母亲做保洁》都提到了声音的质感，贫穷是有声音的，它可能是无休止的塑料袋摩擦的声音，因为空间有限，许多东西都只能暂时安置在塑料袋里，所以日日夜夜都会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当塑料袋的声音夹杂起琴声，那里可能包裹着破碎的梦。

《滔滔生活》

[韩]金爱烂 著 徐丽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10

林子人：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它性能全面，用途广泛，音域宽广，具有其他乐器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吸引那么多人去学是很好理解的。我个人的感受是，虽然对小孩子来说钢琴的琴键沉重，但它依然是比较好上手的一门乐器。它不像弦乐器和管乐器那样需要自己去摸索发出准确的声音，小提琴初学者拉出的琴声很多时候像是在锯木头，但钢琴初学者就能弹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了；它不像打击乐器那样单调，能演奏出动人的旋律。钢琴在中国的普及当然也和郎朗、王羽佳这样的明星钢琴家脱不开关系。

我之前读上野千鹤子和汤山玲子的谈话集《快乐上等！》，被汤山对郎朗演奏方式的描述逗到捧腹大笑（她的父亲也是一位钢琴家），原来日本人是这样看这位中国钢琴家的：

用演奏者的出身来形容演奏的个性，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听众也希望尽可能在听音乐时摆脱这种影响，但他完全打破了这种思虑。他用非常易懂的诠释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演奏。用世界流行的超绝技巧，把所有最强音都清晰地弹奏出来。他的手指和手臂都很强壮哦。他就用这强壮的手指和手臂来弹奏肖邦的《英雄波兰舞曲》。伴着‘锵锵啷，锵啷啷啷啷啷’的钢琴声，怒目圆瞪。演奏时双手在空中挥舞的样子完全是京剧。让人不由得想敲锣。

《快乐上等！》

 [日] 上野千鹤子 / 汤山玲子 著 马文赫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未读 2023-2

徐鲁青：从产业方面来说，中国的钢琴占有率的确是很夸张的。乐评人邓柯就在微博上怀疑钢琴是否过度繁荣，根据他的数据，2008-2018十年间，全球钢琴生产量稳定在60万台，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钢琴占到70%以上。2018年中国有3000万的琴童，同时期全世界其他国家琴童加起来还不到1000万。他也提到，日韩在二三十年前都出现过钢琴热，且热度降下去后再也没有回来，随着出中国生人口数下降，对钢琴的需求也会不断走低。

在我小时候，钢琴、小提琴、芭蕾是家长给孩子选得最多的特长，也可以体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向往——西方的，高雅的。但时至今日，这些乐器的象征意义都已很弱。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在《流浪北京》里拍了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盲流”艺术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北京，没有工作单位，没有户籍，天天躲警察查证，大部分时间在发疯；其中一个女作家张慈后来去了美国，有了小孩后也是让她学钢琴、学芭蕾，还挺难想象现在类似的艺术家会对钢琴、芭蕾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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