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一个童话 ｜编辑部聊天室

第120期主持人

潘文捷

本期嘉宾

董子琪  林子人  徐鲁青  尹清露  姜妍

音频&文字版整理

孙杨 黄东婕（实习记者）

尹清露：年会就像一个仪式，让大家暂时忘却平时的权力，产生与民同乐或男扮女装这样一种比较倒错的氛围。就像日本的上班族，在上班期间和上司有很分明的权力关系，但会在下班喝酒的时候称兄道弟。

这其中仍然隐藏着很深的权力关系，因为你不能拒绝表演节目，不能拒绝下班去应酬，不能拒绝和老板喝酒。这一仪式的功能也在于，它希望短暂的放松结束之后，大家可以更好地整合到这一套体系当中。或许这正意味着，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只能更加严谨地遵守这一秩序。

董子琪：想起电影《年会不能停！》中高层领导一个“学猫叫”的节目，主持人的介绍词说，这些人为公司排忧解难，为基层员工作出榜样，今天他们在年会上一改严肃的样子，变成了最可爱的人。但是，“学猫叫”这个节目是在给“最可爱的人”增色还是掩饰呢？是想通过这样的节目跟员工打成一片，还是满足对自我形象的想象？

林子人：无论年会中间的落地情况如何，它给大家带来的真实感受是什么，一个理想的年会或说年会想达到的最深层目的，应该是告诉员工，你就是这个组织的一份子，我们没你不行，你会在我们这里得到长足的发展，包括个人职业和收入上的发展。

但在今天，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张力变得越来越强，使得年会的“我们是一家人”叙事变得越来越摇摇欲坠。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企业越来越难用家来做类比，因为家庭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因为一时困难而放弃家庭成员，企业却不一样。企业的惯常做法是，我一旦遇到经营困难，我需要降本增效，那一定会先从裁员开始。这就会凸显出年会的讽刺性。就像子琪提到的电影片段，主持“裁员广进”计划的高管们要在年会上“学猫叫”，表现出可爱的样子，但其实他们是最可恶的那群人。

姜妍：我做文化报道快二十年，毕业时进入上一家报社并待了十一年，看到了上一代文艺青年的面貌。那时候，每天下了班，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闹，带着很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我记得我的前同事说，他从飞机下来后看到了报社的创刊词，他非常激动，直接拉着行李箱去了报社，想要入职。那是一代非常有个性的人，我们那么开心地在一起。 

但是它也有另外一面。回想起来，报社也在消耗你的理想。有的时候，我跟你谈理想，你跟我谈钱，但要是我跟你谈钱，你反而跟我谈理想。我离开时发现自己待了十一年，公积金就只有十一万，而且一半是自己交的。那么多年，它只是按最低标准给你交一个社保，你也会觉得很心寒。这种不对称的情况，不是这一代人才有的。

董子琪：通过年会可以看出一个公司的文化。《年会不能停！》电影里表现得比较明白，一进去要取一个洋名、一个花名，从花名册、食堂、下午茶到年会，都是大公司文化的组成部分。好像越大的公司越强调这种自成体系的价值观，越重视这样的职能。派一些人来组织企业文化，到底是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年会或许是一个可供观察的直接场合。

年会更是重申公司价值观的重要场合。一般来说，和“价值观”挂钩的都是很好的词汇。我之前在淘宝上专门搜过公司的企业文化标语，都是“追求卓越”、“诚实守信”、“以公司为家”之类的好词。这是一些写在员工手册上的内容，可能只有刚入职的新员工会去翻一翻员工手册，然后丢在抽屉某个角落，在电脑上再也不会打开。但是，这些价值观会在年会的时候被重新提出，你又可以看到这个公司的模样。

年会在组织的时候会按照级别来排序。董事长坐在最前面，旁边是两个副总，小女孩因为加班而不能参加年会，这都是系统的安排。职场剧《理想之城》讲一个大建筑集团的故事，演员高叶饰演一个连年会主会场都不能进的人力小职员，本来有个节目，但是被临时替换到门口接待。坐在什么位置？能不能在门口的板子上签名？这些年会所附带的东西，可能也是给予一部分人以荣耀感、另一部分人以被剥夺感的一种组织安排吧。

徐鲁青：除了文化之外，年会办得有多实力雄厚，好像也能反映出一个公司的经济状况，以及在这个时代和这个行业中最赚钱的是谁、不赚钱的是谁。《每日人物》的文章《2024，消失的年会》写阿里二十周年时办了最大的一届年会，是在杭州为亚运会建设的大莲花场馆里面举办，一共有八万个座位席，光是购买员工文化衫就花了好几百万，有18个抽奖是清空购物车的特等奖，以10万封顶。文章也提到，2024年万达的年会寂静无声，没有晚会，王健林也没有出来说话。所以，年会还是蛮能反映行业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的。

尹清露：也能在年会上看到内部员工的关系如何，矛盾是否激化。文捷在按语中提到2019年新东方年会上那首改编的《沙漠骆驼》，唱出了“领导随口一说立刻讨好跟着 项目马上启动不计后果”等歌词，我想，或许因为这个矛盾还没有那么激化，所以员工调侃的空间相对灵活。在现在的新东方，当人们都知道董宇辉和高层间可能的关系和冲突，反而不一定能够再用调侃的方式去表达。

《年会不能停！》剧照 图片来源：豆瓣

林子人：《年会不能停！》给出了一个童话式的结局，一切问题都是某一个坏人的错，只要把这个坏人打倒，事情就会恢复原状，我们又重新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但现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前两天我看到“硬核读书会”采访了《一人公司》的作者卡丽·莱恩，一位美国的社科学者，她研究的是2000年左右美国互联网公司的裁员潮中失业的美国科技公司工作者。采访提到，作者将高科技工作者比作“稳定就业矿井”的“金丝雀”，但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成熟知名的互联网公司，比如Meta和亚马逊，还在裁员并导致大量科技工作者失业。

卡丽的回答是，她相信裁员还会持续。因为我们曾经相信雇主对其员工负有责任，而现在更强调的是公司对股东的责任。此外，对短期利润而不是对长期可持续回报的强调，已经创造了一种大规模裁员在纸面上对公司有好处的情形，裁员是公司所谓改善它经营状况的一个必要手段。可以看到，只要我们社会依然允许雇主在公司本身继续创造巨额利润的情况下能够轻而易举解雇员工，那么这种情况就会继续存在。

拿掉这一个坏高管，仍然会有下一个高管在下一次公司危机出现的时候再提出类似的计划。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电影只是给出了一个童话般的结局，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结局。

尹清露：或许正是因为电影的童话无法成立，很多观众反馈前半部分很好看，后半部分则有许多问题。电影的结局可能就像年会本身一样，只能起到一个压力阀的作用，让大家哭一下、爽一下、疏解一下情绪，但没有办法起到很实质性的作用。

徐鲁青：可能老中青三代人在电影院哭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看到九十年代的工厂场景，想起自己曾经也被工厂裁掉，有人是看到大厂裁员，想起正在遭遇这些的同事。似乎大家到头来都会面对这样的事情。

董子琪：我哭的点是在开头，看到飞速发展的九十年代末到零零年代初，那么多重大事件一起发生。我不是说我有多么感动，我是在感慨，我们要怀念过去，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需要集体怀念过去的现在了。

林子人：跟子琪很像，我看完电影的强烈感受也是开头的怀念九十年代。这个意味太浓厚了，甚至很多歌曲和电视剧《繁花》使用得一模一样，比如《我的未来不是梦》。当下吹起九十年代怀旧风，我们到底在怀念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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