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生命的底色

2024-01-23 05:01

2003年上映的纪录片《倾听寂静》（Hearing the Silence）中，著名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在那间风光宁静的瑞士山间小木屋中，讲起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故事。

“人们都说他疯了，但在我看来，只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罢了。”在阿巴多眼中，这位在世时曾饱受世人非议、直到逝世百年后才重又被人记起的伟大德语诗人，不断借由文字来表达对于“纯粹”（purity）的向往，而诗人对于所谓真实与纯净的执着探求，又何尝不是戳中了这位意大利音乐家的心事？

转眼，阿巴多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间，不断有乐迷、乐评人或音乐同行撰写的回忆文字见诸报端，唱片公司亦不时再版他过往的精彩录音，每年夏天的琉森音乐节更是少不了因怀念他而从世界各地来到瑞士湖畔的乐迷。这位出生在1930年代、亲历20世纪诸多转折与迁变的艺术家，不单因为“卡拉扬的接班人”、柏林爱乐音乐总监、琉森音乐节总监以及马勒青年交响乐团创办人等等头衔而被人铭记，还因为他终其一生对于音乐的爱与执着。

“他是一个没有‘小我’的人。”马勒室内乐团的长号首席Mark Templeton如是说。

阿巴多不喜欢被称作“大师”（Maestro），更愿意听到乐团乐手与合作的音乐家（不论辈分）亲切地叫他“克劳迪奥”；他在排练的时候不太喜欢讲话（“我与音乐家的沟通并不需要借助语言”），也不喜欢过多的规矩与绝对的权威（与他在柏林爱乐乐团的前任卡拉扬形成鲜明的反差），更乐意用眼神、用手势而非命令式的言辞与身边的人沟通。

“他常常希望我们在排练和演出的时候彼此聆听。” 不止一位来自柏林爱乐或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的演奏家曾在访问中提及阿巴多的这个习惯。通常，在室内乐演奏中，不同声部的乐手如果想要配合默契，必得互相聆听，方知进退与强弱；对于阿巴多而言，管弦乐团不论演奏莫扎特小巧迷人的钢琴协奏曲，抑或马勒那些动辄百多人参与的庞大交响曲，同样需要声部之间、乐手之间的彼此聆听，绝非由指挥一人自作主张。

知名学者李欧梵曾在《弦外之音》一书中回忆自己亲赴琉森音乐节欣赏阿巴多指挥马勒交响曲的景象。自从32岁那年获得卡拉扬邀请、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演出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而一举成名后，马勒交响曲便成为阿巴多常演常新的保留曲目，也几乎成为他音乐成就中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李欧梵在文中提及，柏林爱乐乐手与阿巴多排练时，每每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这位寡言随和、英语得并不算好的意大利指挥几乎从不给出明确的指令，而是什么都可以“试试看”。起初，过分宽松的环境令一些习惯了卡拉扬式“暴君”风格的乐手感到无所适从；后来，这般随性的指挥方式竟成为阿巴多与众不同的风格，甚至更能激发出乐手的创意与灵感。不信，你去听他与柏林爱乐以及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合作的马勒交响曲现场录音，尤其是他在胃癌手术之后复出指挥的那几场马勒音乐会，升天入地，宛若神启，至今仍是乐迷津津乐道的传奇版本。

当我回看那些音乐会的录像片段，总是忍不住像很多阿巴多的乐迷那样，惊叹于他左手的魅力。曾经担任阿巴多助理指挥的丹尼尔·哈丁认为那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左手”，而美国女高音芭芭拉·邦尼曾在2010年应著名古典音乐杂志《留声机》之邀，与数位音乐家一道，以阿巴多朋友与密切合作者的身份向这位知名指挥家提问。邦尼问的是：“你是如何运用那双美丽的手，在空中划出弧线呢？” 阿巴多的答案更是精彩：“因为当我们一同演出的时候，我总是想象着我和芭芭拉一起在空中飞翔呢。” 我几乎可以想到芭芭拉听到这句话后既羞赧又惊喜的表情。暖心好听的话从来在精不在多，尤其是从阿巴多这样寡言低调的人的口中说出来，更是“杀伤力”十足。

与其说阿巴多情商高、总能说出好听悦耳的话来，倒不如说他每每习惯于对他人释出善意：他享受与芭芭拉一同在乐音中飞翔；他手术后复出的第一场排练时，忍不住对乐手说“你们真是治愈我的良药”；甚至与个性十足的法国钢琴家格里莫合作灌录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时候，两人对于第一乐章华彩段落的处理意见不合而最终取消合作，阿巴多也表现得相当克制得体，还在录音结束后与格里茂一起吃冰激凌……难怪阿巴多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众多音乐同行——不论与他同时代的巴伦博伊姆和波利尼，抑或哈丁、杜达梅尔和王羽佳等后辈——都毫不掩饰对他的怀念，甚至连当年与他决绝分手的知名小提琴家“冰美人”穆洛娃也专程赶到米兰送别曾经的爱人。在从不缺乏八卦、指责、非议乃至嫉妒的古典乐坛，这位温和谦虚的意大利人竟然没有敌人。

按照阿巴多的好友、演员甘兹（Bruno Ganz）的说法，这位出生在米兰艺术世家的音乐家，骨子里既有南欧人的乐观与爽朗，也有意大利人少见的含蓄和克制。他出生在音乐世家，父亲是小提琴家以及威尔第音乐学院教授，母亲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当阿巴多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已经有机会出入享负盛名的斯卡拉剧院，观赏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以及库贝利克等指挥大师的排练。他后来在访谈中回忆，称自己并不喜欢托斯卡尼尼对待乐手严厉到近乎刻薄的态度，反而对温和的富特文格勒十分倾心。直到听到同乡指挥家瓜尼埃里（Antonio Guarnieri）指挥的德彪西作品《夜曲》后，他决意成为一名指挥。15岁那年，阿巴多遇见伯恩斯坦，后者对他说：“你有一双指挥家的眼睛。”

可是，这位生了一双“指挥家眼睛”的意大利人，事业起步的那些年，并不算顺利。17岁那年，他考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师从奥地利指挥家斯瓦罗夫斯基（Hans Swarowsky）学习指挥，与祖宾·梅塔成为同学兼好友。两人为了近距离感受彼时知名指挥家的魅力，甚至考入维也纳爱乐乐团合唱团中，跟随瓦尔特排练勃拉姆斯的《德语安魂曲》，也出现在克利普斯的马勒《第二交响曲》以及德国指挥家舍尔欣《马太受难曲》的演出者名单中。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阿巴多与梅塔结伴赴波士顿参加库赛维兹基国际指挥大赛，虽然梅塔最终不敌阿巴多而屈居亚军，却迅速与纽约爱乐和费城乐团等世界知名乐团合作，没多久便成为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而冠军阿巴多却并没有那么幸运。

当梅塔已经成为乐团首席指挥的时候，阿巴多从欧洲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纽约参加米特罗普洛斯指挥大赛。那一次夺冠为他赢得为期一年的纽约爱乐乐团的合同，担任伯恩斯坦的助理指挥——没错，就是那个曾经说他“生了一双指挥家眼睛”的伯恩斯坦。只是，美国人与意大利人的合作远不如期待的那样顺畅，阿巴多口音浓重的英文加之他对于繁华匆忙都市生活的本能反感，令他在一年合约期满后毫不犹豫地离开纽约回到欧洲，没想到，此次离别竟成为他事业上的重要转折，而这一次，阿巴多的伯乐是伯恩斯坦在乐坛的最大竞争者、时任柏林爱乐音乐总监的卡拉扬。

由于指挥乐团以及待人接物的风格与卡拉扬截然不同，阿巴多一直对这位音乐前辈保持礼貌而克制的距离，但不能否认的是，没有卡拉扬的提携，阿巴多不可能在32岁的时候，获得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马勒交响曲的难得机会。事缘卡拉扬偶然在电台广播中听到阿巴多指挥柏林RIAS交响乐团演出，便邀请他到自己一手打造的萨尔茨堡音乐节登台。而这次马勒《第二交响曲》震惊全场的演出之后，阿巴多的欧洲乐团合作邀约便源源不断地出现了。

从1968年到1986年，他是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以约2.5美元的低价将歌剧院前排坐席卖给从来不曾走进古典音乐厅的观众；1979年至1987年，他成为伦敦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带领乐团走出低迷的状态，一跃成为足以与柏林爱乐以及维也纳爱乐比肩的欧洲重要乐团之一；1986年至1991年间，他担任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创立现代音乐节Wien Modern，演出Friedrich Cerha以及Péter Eötvös等当代作曲家作品；他对青年音乐家的培养亦不遗余力，先后创立欧洲联合青年管弦乐团（EUYO）以及马勒青年管弦乐团，定期与这些年轻人排练并合作演出。在十多年后阿巴多组建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的时候，当初那些年轻乐手中的不少人已然成为欧美各大乐团的中坚力量……

尽管1980年代末期，阿巴多早已在欧洲古典乐坛成名多年，但他指挥生涯最辉煌的时期尚未到来。1989年，卡拉扬辞世，柏林爱乐音乐总监空缺，古典乐迷都在等待见证这一职位究竟花落谁家。马泽尔、海丁克、穆蒂、小泽征尔以及梅塔都是有力的竞争者，但是柏林爱乐的一百多位乐手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择了这位意大利人。要知道，从1966年与柏林爱乐合作首演以来，20多年间阿巴多以客席指挥的身份，与这个享誉世界的德国乐团仅仅合作了33次。后来，人们才知道，心高气傲的柏林爱乐乐手之所以看中阿巴多，是因为他们在经历了卡拉扬近乎专断式治理的30多年后，不再希望寻找一位马泽尔那样的商业明星（据传当时马泽尔对于柏林爱乐音乐总监一职志在必得，已经准备开香槟庆祝）或性格强势而严厉的“卡拉扬第二”。虽说一众乐手对于阿巴多的信任一直要等到数年后才积攒起来（1992年上映的纪录片《阿巴多在柏林的第一年》中，一位乐手曾相当直白地说过：“阿巴多与卡拉扬非常不同，我们需要与他磨合至少一两年时间。”），但那个曾经与卡拉扬这个名字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世界著名乐团在彼时，迫切需要一位全然不同的领导者，不论他来自哪里。

阿巴多的上任音乐会在1989年12月，那一年，不单对于柏林爱乐，甚至对于整个欧洲而言，都是破旧立新的转折时期。在排练马勒《第一交响曲》“巨人”的时候，阿巴多对乐团说：“我们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 不论阿巴多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是否语带双关，我们都无法否认未来的13年里，阿巴多带领乐团渐渐走离卡拉扬亲手锻造的帝王式辉煌乐声，呈现出丰富迷人的阿巴多风格。他的温和作风，他指挥时优雅迷人的手势，这种种都让人想到20世纪上半叶乐团的执掌者富特文格勒。阿巴多与柏林爱乐合作演出并灌录了唱片的贝多芬和马勒交响曲固然精彩，但这位意大利人为这个血统纯正的德国乐团带去的另一重（或许意义更为深远）影响是拓宽了乐团的音乐表达，令这个曾一度专注德奥曲目的乐团更多且更频繁地进入歌剧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语境中探掘。这一方面要归因于阿巴多自身包容且亲善的性格，另外也应和了古典音乐朝向多元及跨界发展的趋势。

按照乐评人莱布雷希特的话说：“从来没有一位指挥大师拒绝过柏林爱乐。” 每当乐团有空缺的时候，世界各地知名乐团的乐手都会飞来柏林面试，对于指挥家来说也不例外（据说未能如愿当上柏林爱乐音乐总监这件事，几乎成为原本乐观的美国指挥家马泽尔后半生难以掩藏的心事），因此，当阿巴多在1998年提出自己将于2002年卸任的时候，乐团内外的人都在问“为什么？”，像他当年被这一职位选中时那样。

除了阿巴多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他患上癌症，担心自己经不起乐团高强度的排练和演出，你也可以说是因为他希望将更多时间和心力用在年轻音乐家的培养以及建构乐团和音乐节上，但阿巴多的老朋友甘兹的话提醒我们，阿巴多的卸任或许有很多原因，或许什么原因也没有。“他只是想要离开了，他从来都有这样的勇气。”

在生命的最后13年里，阿巴多远离了喧闹且不乏纷争的古典乐坛，每年召集一班自己的老友（也是知名独奏家或著名乐团的首席乐师）在琉森湖畔度过美妙的夏天，也有更多时间隐居在瑞士山间的小木屋中，侍弄花草，看山看水，读一读他喜欢的荷尔德林。这让我想起他推崇的作曲家马勒，每当厌倦了城中喧嚣，也常常退居到湖畔小木屋中，静心创作不问其他。巧的是，阿巴多与马勒都是巨蟹座，如果我们借用星座那一套“信则有”的逻辑，便会发现这两位相隔将近一百年的音乐家不论性情喜好抑或人生经历，都颇有些相似之处：他们都曾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求学，都对文学以及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兴趣浓厚，都频繁指挥歌剧，而且，最重要的是，都享受孤独。

没错，是孤独。哈丁说阿巴多“像谜一样”；好友甘兹说他“含蓄内敛，专心谨慎”，从不轻易露出锋芒；连阿巴多自己也说：“我总是把事情留给自己。” 他将经历的、感受的以及思考的种种都深埋内心，酝酿良久，再借由乐音外化，与人同享。他固然性格爽朗随和，身边好友众多，但不要忘记，对于这个寡言的、低调的意大利人来说，孤独从来都是他生命的底色，只不过有时候藏得很深，不易被发现罢了。

在纪录片《聆听寂静》中，阿巴多被问及最喜欢什么样的观众，他答，是那些“在演出结束之后久久保持沉默的观众”。对他而言，当观众跟随贝多芬、布鲁克纳或是马勒的交响曲经历死生之后，掌声与鲜花都是不合时宜的，是虚浮的，只有余音中的沉默才是最恰切也是最优雅得体的赞美。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听阿巴多2010年琉森音乐节上指挥马勒《第九交响曲》的现场录音，当结尾的长音渐渐消散后，阿巴多默立台上，双目微闭，足足三分钟后才邀请乐手起身谢幕。我想，在那三分钟全然的沉默里，这位指挥家应见到了天堂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