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

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说：“艺术中没有进步的概念，因为不管我们回头看多远，都会发现前人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假如有人认为几个世纪的努力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接近完美，那将是荒谬可笑的。”

与艺术相比，历史不但从来不完美，而且还要暧昧得多。虽然历史大体追寻一种进步的路径，但由于我们永远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我们既是历史的导演又是剧中人，这种绝对时空的流动性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坐标，使我们无法穷尽历史的真相。

且不必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荣耀，单就美国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十分典型的新兴大国而言，你会发现像美国媒介生态学家、《娱乐至死》作者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一书中的类似断言，“美国人坚信未来不必和过去相联系”；

与此同时，也会看见美国通俗历史作家、记者威廉·曼彻斯特，大谈特谈美国的“光荣与梦想”。这种对待历史态度巨大的反差，本身就体现了历史无尽的魅力和不确定性。

一般而言，撰写本国人的历史大多难以摆脱“光荣与梦想”模式的窠臼，即通过抚今追昔，在总体肯定本国辉煌历史的同时，以史为鉴，观照当下和未来。

而外国人写他国历史，则主要处于一种不同民族和国家间交往与传播的客观需要。

总而言之，历史一如既往充满着复杂性、多面性的魅力。

难怪千秋功罪集于一身的李鸿章发出天问，“一万年来谁著史”?中国历史浩如烟海，一篇读罢头飞雪。

提起中国通史，其实已有很多学者、写过很多版本的中国通史，比如1923年版《中国通史》、吕思勉版《中国通史》、范文澜版《中国通史》、钱穆 《国史大纲》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北大版《未名中国史》等等。

这些版本中，有的比较难读，需要有一定的历史基础；有的比较枯燥、资料性强，适合查阅，不适合阅读；有的版本则因为年代久远，缺乏一些新的历史研究观点和新的历史发现；还有的在观点上也有一些局限性。

除了中国史学家，西方的汉学家也著有中国通史，虽然观点独特，分析独到，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中国历史，但因为对古代史资料占有欠缺，对有些问题的分析不够精准和深入。

因此，今天我们还是会推荐中国学者所著的中国通史——社科院五卷本《中国通史》。这套书充分借鉴了其他通史著作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有所创新，既满足历史学术的研究，也满足了大众阅读需求。

《中国通史》由社科院院长王伟光作序，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总撰稿。全书约150万字，图片超过1300幅。共分五卷。

卷一：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卷二：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三：隋唐五代两宋；卷四：辽西夏金元；卷五：明清。

用一百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为主线。

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探索了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领衔创作，它的每一个时段都由本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撰著，是在艰深研究基础上的普及，一家三代可以共读无碍，长读长新。

由专业文物摄影师拍摄的近千幅珍贵图片，增加了阅读的现场感。

在卷帙上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开创了专题式的综合体叙述中国历史的先例，从人物、事件等细节入手，采用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结合的方式，如周公摄政、诸葛亮治蜀、隋炀帝功过、王阳明心学等，并吸收了当代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了新的观点、新的视角和新的评价。

为揭示玄武门之变的历史真相，本书文物专家专门赴巴黎国家图书馆拍摄了20 世纪初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书《常何墓碑》残卷，通过对其的解读，得出结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早有预谋。

它不仅揭示了常何本人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也把李世民此前通过他来收买禁军将领的隐情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著者着力对有关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做出新解读。如在“周公摄政”中提出，周公在西周初年为稳定政局实行“封土建邦”和宗法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不仅给西周王朝奠定了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根基”，“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道德规范”。

书中在详述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使秦国走向富强后，指出后世有人批评商鞅“天资刻薄人”，“应当说，正是商鞅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才使得变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书中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楚汉战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等重大历史转折，做出了很有新意的论述，对于治乱兴衰的教训和全国统一局面如何经历曲折而又不断加强等方面，都有令人信服的分析总结。

如关于元代的历史地位，著者指出，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再次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就奠定中国现有疆域而言，蒙元王朝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多民族的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在此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现。当然，这种统一是伴随着血腥征服与持续破坏而完成的，统一只是其客观后果。”

在记述元代以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贸易的繁荣之后，著者予以高度评价：“千百年来，它把世界各地文明和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拉、美的海上大动脉，各种文明通过这条大动脉互相接触、碰撞、融合。”

可以说，本书把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作为记述的又一条主线，从战国诸子的争鸣，到两汉经学的兴盛，再到唐代诗歌的杰出成就，在书中充分展现。　　

通读本书，亦可发现一种新颖的历史叙事风格。长期以来，中国史学在体裁体例运用和文字表述上都形成了一定的规范，著者在充分尊重这两项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当今时代的需要进行了大力创新。

在体裁形式上，首创了“专题式综合体”，以承载全景式的史实，令人耳目一新。这种体裁，是对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的发展，又吸收了“纪传体”重视记载人物活动和典章制度的特点，同时对20世纪以来流行的“章节体”的优点也充分借鉴运用。

因为致力于撰写一部大众喜爱的通史，著者们力求语言活泼、生动可读。书中往往以说故事为开头，找到最有吸引力的角度切入。

如“殷商兴亡”开头，先讲一个故事：1899年某一天，时任清朝国子监祭酒的学者王懿荣在煎用中药之前审药，意外发现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上，刻有远古的文字，“由此，轰动世界的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通过描写有意义的细节或对话，再现历史场景。如“楚汉战争”中，写刘邦与韩信谈话，刘邦问韩信能将兵几何，韩信答：“臣多多益善。”刘邦笑道：“多多益善，又为什么被我所擒?”

这段对话，展现出韩信的自负和刘邦的政治家风度；书中还恰当使用典籍中的警句和历史人物的名言，如“帝制的终结”中引用龚自珍诗句：“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象征清朝统治危机的到来。

用精彩的议论，与叙事相配合，画龙点睛。全书各专题中，都紧扣记叙内容，间或插入学者或著者本人的精彩议论，以深化叙事的意义，启发读者进一步 思考。

如“周公摄政”这一专题最后，引用历史学家杨向奎的见解：“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中国的传统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使前面记叙的意义得到升华。

跟屈原的《天问》类似，历史学者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周武王灭商战争是血流成河还是摧枯拉朽？ 

为什么说没有周公，中国文明将会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皆兵是什么时候开启的？ 

一个被中原国家鄙弃的边陲小国秦国，凭什么崛起？

一个曾经的囚徒凭什么取代海昏侯刘贺做了皇帝？ 

胡适称王莽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社会主义者有何缘故？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获得皇帝名号的宦官是谁？

哪一位皇帝不但自己几十年不近女色，而且还让汉族僧人吃素戒酒戒色？

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域的帝王是谁？

哪一场胡人叛乱导致汉人开放自信的心态动摇？

岳飞的真正死因是什么？

“金以儒亡”之说靠得住吗？ 

明朝为什么会退出争霸世界的航海舞台？

谁做成了连皇帝都做不了的天下第一等事？

古代白银产量很低，遍及中国大地的白银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英鸦片战争后清朝为什么拒收西方世界赠送中国的高科技大礼？

哪位大清志士做到了一件颠覆弱国无外交常理的大事？ 

一纸诏书宣布两千多年的帝制结束之际，中国人心为什么格外地安静？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寻，本书著者不仅正面回答了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诸多困惑和疑虑，同时也从侧面提供了许多不寻常见，尤其是对解释历史复杂性至关重要的材料和观点的运用和讨论，引人深思。

与此同时，著者并不是封闭式地自说自话，而是十分开放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既有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进行对话、切磋比较。

李学勤、阎崇年、杜维明、毛佩琦、马勇、胡阿祥等近百名知名学者大咖对重大历史进行了深入解读。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杜维明解读了周公制礼作乐如何深深地影响了中国。

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

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的解读下，我们会知道，原来六朝时代是中国很讲究门第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唯一的贵族时代，有了好的出身，可以平流进取、位至公卿。

在这种氛围之下，出身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出人头地的。可是，陈霸先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呢？这与侯景之乱的历史背景有关。侯景之乱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破坏，而且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很多世家大族，基本上都被毁灭掉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明成祖“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郑和一封敕书，敕书中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讲清楚。

我的意图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照临、霜露所濡之处，人民老幼皆欲使其遂其生业。

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他想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阎崇年告诉我们如何理解《清史稿》中对康熙皇帝的评价——“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虽曰守成”，就是说他守住了原来祖先的事业，并且进行了巩固。“实同开创”怎么理解呢？

譬如说疆域问题，历经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特别是入关后，顺治皇帝用了十八年），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康熙皇帝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认为：从 1842 年到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错过了十八年的发展机遇，没能主动向西方学习。

中日两个国家都在 1860 年前后转身向西方学习，那么这两个国家学习西方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方，脱亚入欧转型向西，彻底地学；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地学。

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所以就带有这样一种心态：“我学，就是要复仇的，‘师夷长技’我是要‘制夷’的。”这是中日两国在学习西方时最大的差别，并因此造成了中日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在 1860 年之后慢慢凸显：中国是“一定要守住”的状态，日本则是“一定要走出去”的状态。

在史料取舍上，考虑到本书的定位是一部中小型通史，因此只保留了主线条，可使读者比较容易地掌握影响历史走向的主要事件和主要人物，避免了看历史抓不住重点昏昏欲睡的毛病。

此外，本书并没有局限于只讲述本国一己的历史，而是从当时世界的发展走向，再关注于对本国历史的影响。例如秦国崛起，就强调了当时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大迁徙使古秦人的生存状态险恶，最终形成了秦人好勇尚武的精神。

并且从地缘结构的角度，解说了华夏文明产生的原因。通过此书，我们可以得知，因气候原因、地理结构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对夏商文明的促进，更像是个伟大的幕后推手，全然不再是从前那种从禅让到家天下内部制度变化的单纯解读。

同时引入经济分析的角度，而不是单纯的人的角度。例如，说到西汉灭亡的原因，提及了西汉末年人口的激增导致了剩余劳动力的激增，换句话说，“失业”的人多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会相应增多，对政治经济必将发生大的影响，这也是摆在西汉后期保守的政治家们面前难以应对的困境。

五卷本《中国通史》站在21 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比较，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

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从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中，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创造的辉煌文明中，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是全国史学界优秀学者八年多来智慧与心血的结晶。

从这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华夏版五卷本《中国通史》里，我们可以去发掘众多历史故事背后发生的缘由，想来也是极有意思的探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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