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涨不过房价”北美80后的心酸买房史，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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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7年出生在温哥华，几乎一生都生活在这里。像我这一代在这个城市长大的人都从小就不断听说有两大危险威胁着我们的未来：一场可能摧毁整个城市的地震，以及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让我们无法继续在这里生活。它们都显得庞大且不可避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我们在灾难面前坚持下去，尽力忽视它们。

1992年，我在幼儿园进行第一次地震演练的那一年，温哥华超过多伦多，成为了全国房价最贵的市场。大学本科毕业后，我于2009年回到这里，在20多岁的时候搬过七个公寓，六个社区，共有五个室友。十四年前，如果你像我一样愿意忍受煤气泄漏、令人毛骨悚然的房东，或者把阳光房改造成卧室来换取低于市场价的租金，还是有可能找到一个月租650到700加币的公寓的。

我的一些朋友甚至在他们20多岁的时候就迈出了购房的一步，几乎都是在家人的帮助下。在2010年代初，你可以用大约30万加币买到一个小单卧室或工作室公寓。这比我父母那一代人用同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金额可以在城市里几乎任何地方买到的单户住宅要差很多。但这是进入房产阶梯的一个支点，我那时相信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到同样的事，都能在我们热爱的这个城市拥有自己的家。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跟随前几代人的上升轨迹，他们的收入增加使他们最终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此外，市场总有一天会纠正的，对吧？随着收入和生活成本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它怎么可能不会呢？2012年，当温哥华大都会地区的基准房价是638,000加币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兼住房分析师罗伯特·席勒预测会有一场崩溃：“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宜居的地方，并不意味着房价会永远上涨，”他说。

但房价还没有停止攀升。现在的基准房产价值120万加币，每年都在低利率、供应受限、投资者炒作和人口增长的推动下上升。而且年复一年，我看着越来越多的朋友离开温哥华去小镇，或者去阿尔伯塔省，那里他们能够负担得起养狗、有个院子、生个孩子。

一年又一年，我看着朋友们离开去小镇，那里他们能够负担得起养狗、有个院子、生个孩子。他们很幸运，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回想起来，他们在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的时候离开是幸运的。虽然即将到来的大地震仍然是一个局部的恐惧源，但围绕住房的恐惧和焦虑已经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现象。从2015年到2022年，加拿大的基准房价翻了一番多，从409,000加币升至861,000加币。在同一时期，平均工资仅增长了23%，未计入通货膨胀。

从维多利亚到多伦多，再到温莎和蒙克顿，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现在都在应对同样棘手的问题。住房太少，负担得起的住房太少，而且投资者过多地竞价抬高房价，使得住房富有者和无房者之间的鸿沟迅速扩大。那些幸运地已经拥有房产的人看着他们的净资产随着房屋价值的上涨而飙升，即使数百万其他人被拒之门外。1986年，一个全职工作的年轻人可以期望在五年内攒够首付。现在，他们必须攒17年，在温哥华或多伦多几乎需要30年。

几十年来，加拿大社会将房屋所有权定位为一种承诺，一条通往安全和繁荣的确定途径。随着它逐渐变得遥不可及，年轻的加拿大人正在努力建立社区、成立家庭和规划未来。在这种规模上，问题不像地震那样，更像是一场由人为造成的灾难。就像气候变化一样，它是数十年来政策选择和行为倾斜导致灾难的结果。

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的感觉，我称之为住房虚无主义，尤其是在40岁以下的人群中——千禧一代和Z世代——他们受影响最深。在为这篇文章采访全国各地受挫的潜在房主时，我一次又一次听到了同样的感受。他们对日益遥不可及的房屋拥有权感到愤怒，对它所代表的稳定性的丧失和对下一代的遗产感到失落。他们对被迫在由越来越少的住房富有者控制的残酷市场中无限期租房感到怨恨。他们对自己被束缚的处境感到绝望——因为租赁市场也一样疯狂，许多人负担不起搬家。如果他们搬家，他们将被迫完全离开他们的城市，以及他们的职业、朋友和家人。

我们一直在谈论住房危机——在头条新闻中、在操场上、在晚宴聚会上、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谈论我们的政府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彻底的区划改革、增加供应、增加公共住房、对投机、外国业主和空置房屋征税。有很多解决方案，但没有一个是灵丹妙药。所有这些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房产拥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已经在侵蚀代际关系并激起痛苦的怨恨。它可能扭曲我们的政治，影响我们城市的运作和年轻加拿大人的财务安全。如果没有改变，房主将继续变得更加富有，但即便是他们也无法永远推迟成本。

加拿大并非一直都是一个痴迷于房屋所有权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加拿大城市居民中不到一半拥有自己的房产。1931年人口普查报告的作者甚至宣称，在城市地区，由于现代多单元住宅的便利性和吸引力，“住房所有权的优势受到削弱”——换句话说，就是租房。

战后，一切都改变了。为了安置归国的退伍军人和大量移民，以及创造维持战后经济的工作，联邦政府在住房上做出了巨大的投资。它在全国建造了近45,000所住宅，并于1946年成立了加拿大按揭及住房公司（CMHC）。CMHC管理住房项目，向建筑商和房主提供贷款，并监管社会住房。它还向借款人提供优惠的抵押贷款条件。1954年，政府开始为私人抵押贷款提供保险。政府担保的贷款使银行更愿意放贷。这降低了进入房屋所有权的门槛，并帮助引发了加拿大迅速发展的郊区单户住宅的爆炸性增长。

便捷的抵押贷款和廉价住房的结合迅速将加拿大转变为一个房屋所有权社会，使中产阶级加拿大人成为他们自己小小领地的主人。在大多伦多地区，房屋拥有率从20世纪30年代的40%增长到2011年的近70%。房屋成为个人加拿大人建立财务福祉的主要基础之一——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而是一个坚如磐石的金融资产。

当然，房屋所有权的好处从来没有真正民主化。收入较低的加拿大人，尤其是有色人种，一直拥有较低的拥有率，原住民特别被排除在其好处之外。根据《印第安法》，居住在保留地的第一民族人民并不拥有他们居住地的土地。他们从未能够像非原住民房主那样通过房屋建立代际财富。

然而，只要住房价格与收入同步上涨，加拿大主流中产阶级社会对所有权的中心承诺仍然完整无损。如果你努力工作，你也可以买到一所房子。

直到最近，即使在我们最大的城市，情况也仍然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上涨之后，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房价在90年代上半期下降，从1990年的255,000加元降至1996年的198,000加元。到了世纪末，价格略有上涨，达到228,000加元。但在21世纪初，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继续下降，价格开始更快地上升。到2005年，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房价为336,000加元。到2011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65,000加元。突然间，成为一个房主，至少在某些城市，就像是拥有印钞机一样。

回顾过去，那是一个转折点。受低利率、人口增长和新房供应不足的推动，房价开始远远快于收入的上涨。从2001年到2011年，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房价翻了一番多，而收入却停滞不前——该地区的家庭中位收入从2001年的59,000加元仅增长到2011年的70,000加元。（这在纸面上看起来是18%的增长，但实际上在通胀率略低的情况下反而是下降。）

这种脱钩现象在2009年加速，当时加拿大央行进一步降低利率，以保护加拿大免受摧毁美国的房地产崩溃的影响。这奏效了。房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上涨得更快，支撑了加拿大经济。过去15年来，这种对房地产的单边依赖只增不减。如今，买卖和租赁房产代表了我们国家GDP的最大部分，占13%。超过五分之一的国家财富与住房相关。房产拥有者一直比租户拥有更多财富，但这种差距也在增长。到2019年，他们的平均净资产为685,400加元，是租户的29倍。随着房屋通胀使房产拥有者变得更富有，许多人利用这些资产来购买更多房产，使更多的加拿大房产集中在更少的手中。在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套房产的业主现在拥有近三分之一的住宅，而在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省，这一比例约为40%。

可以说，我们这种脆弱系统的衰落始于2011年，当时全国的房屋拥有率达到69%的峰值。或者在那之后的几年里，随着加拿大各城市的房价攀升到新的不可企及的高度。但还有另一个因素最近给火上浇了油，将原本主要在几个城市的潜在危机变成了全国性的野火：疫情。

Samantha Ireland 和 Alex Ullman 准备在 2021 年离开问题缠身的安大略省滑铁卢公寓，去购买公寓。随后，该市出现了加拿大最严重的流行病价格通胀。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购买。（克里斯蒂娜·迪特玛拍摄）

2020年3月，发生了两件事：全国各地的人们因COVID-19疫情在家避难，加拿大央行将利率从1.75%降至0.25%，以通过降低借贷成本来减轻经济冲击。大约在同一时间，加拿大按揭及住房公司（CMHC）警告称，由于疫情引发的金融冲击可能导致房价下跌高达18%，导致五分之一的抵押贷款持有者违约，并引发多年的经济混乱。许多银行将抵押贷款利率降至2%以下以促进销售。到了2020年12月，汇丰银行提供了加拿大历史上最低的可变抵押贷款利率，仅为0.99%。

市场并没有出现预测的崩溃，而是爆炸性增长。在疫情的第一年，许多加拿大人在经济上挣扎，但其他人则利用这些低利率去购房。随着远程工作的兴起减弱了城市中心与白领员工之间的联系，许多人从昂贵的地区迁出，寻找更便宜的住房，将负担不起的问题向外扩散。在2021年下半年，超过123,000名加拿大人搬迁省份——这是自1991年以来最高的省际迁移率。

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全国性的抢椅子游戏，每个人同时起立，寻找新的落脚点。在多伦多和温哥华，普通房屋经常以高出要价50万加元或更多的价格出售。安大略省的乡村房屋以双倍于挂牌价的价格售出。到了2022年3月，加拿大全国的基准房价达到861,000加元——比一年前高出28%，比两年前高出54%，比十年前高出130%。在大城市，一栋独立房屋的价格甚至更高。在温哥华，单户住宅的基准价格接近210万加元。

对于许多有希望的买家来说，这是音乐停止时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地方坐的时刻。受打击最严重的社区不是那些本来就负担不起的大城市，那里的房子价值数百万加元，而是那些被成群的寻找便宜房源的人涌入的小城市和城镇。结果是从海岸到海岸的当地房地产市场迅速扭曲。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弗雷泽谷的睡城奇利瓦克，2021年的房价上涨了40%。新不伦瑞克省的房价增长速度超过了安大略省，2021年上涨了25%，爱德华王子岛紧随其后。数百万主要是年轻的加拿大人生活在这些地方，几乎在一夜之间看到他们对房屋拥有权的长期期望破灭。

到了2022年3月，加拿大的基准房价是861,000加元——比两年前高出54%，比十年前高出130%。

在他们中间的是安大略省滑铁卢的年轻夫妇萨曼莎·艾尔兰和亚历克斯·乌尔曼，他们从2018年开始为首付存钱。当时艾尔兰24岁，刚从按摩学校毕业，在一家运动医学诊所开始她的职业生涯。当时26岁的乌尔曼计划开一家跑步装备店。他们希望在站稳脚跟并还清学生和商业债务后买房。与此同时，他们每月支付1,295加元的租金，租住的公寓问题多多——管道问题、持续的噪音以及由于无休止的建筑维修而多年无法使用的阳台。尽管如此，他们认为在准备购房之前可以忍受这些。

到了2021年，他们已经存够了钱，开始寻找公寓。不幸的是，就在那时，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在短短几年内已经升温——进入了超速状态。到2022年初，基钦纳-剑桥-滑铁卢地区的住房基准价格达到了958,000加元，相比24个月前的550,000加元。

艾尔兰和乌尔曼刚到车站，就看到最后一班车离开了。租赁市场同样火热，尽管存在许多缺点，他们的半宜居公寓突然变得太便宜而无法放弃。现在，像他们这样的两居室公寓的平均价格接近2,400加元；如果他们仍想存钱，搬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被困住了，”艾尔兰说。

因为加拿大在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大部分时间将其住房资源投入到房屋拥有权篮子里，国家没有建造足够的新租赁住房。回到20世纪40年代，房屋拥有权本应是推动战后经济的引擎，西蒙弗雷泽大学城市规划师和城市项目主任安迪·严说道。“但我们也引入了这种信念，即这是为家庭提供长期住房的唯一方式。”特别是，对建造单户住宅的关注——以及保护其所有者的财富——导致许多城市限制了公寓楼的建造，并为独立房屋预留了大部分住宅用地，为房主创造了价值，但极大地限制了新租赁住房的供应。

新的租赁住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寓中，由公司投资者和独立房东拥有。它们平均比过去几十年建造的专用公寓要小得多，而且通常不太适合家庭生活的需求——今天安大略省新建的公寓平均面积仅为700平方英尺。由于联邦和省级政府几乎停止建造社会住房，低收入租户通常不得不与日益增长的潜在房主的行列竞争同样的租赁库存。而且，租赁的巨大优势——流动性——随着租金上涨而消失。像乌尔曼和艾尔兰这样的租户被束缚在原地，不是因为按揭贷款，而是因为搬家意味着每月要支付更多的费用。

这对夫妇仍在存钱，希望最终能买到一套公寓。但他们知道，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可能会比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小，而且会极大地挤压他们的财务。他们还将与在滑铁卢拥有四分之三新建公寓单元的有钱投资者竞争。“我们可能会面对三个能出价更高的投资者，”乌尔曼说。“我不想这么说，但那就是我也会做的事。买个房产，出租它——这是每年赚大钱的最简单方式。这比拥有一家跑步商店肯定要容易。”

即便他们都认为花50万加元买下500平方英尺的房子很荒谬，但离开他们的家乡——以及他们的家人和辛苦建立的事业——同样让他们觉得难以接受。“感觉上唯一能买得起房子的方式就是搬到东海岸，那里的房价只有这里的一半，”乌尔曼说。“但那样我们就得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如果他们真的搬走了，他们会发现东海岸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到达了。大流行期间，海洋省份经历了巨大的人口增长，部分原因是相对负担得起的房地产市场，这导致市场变形。对于萨拉·皮科克来说，这种变化令人震惊。在温哥华，她作为一名艺术治疗师工作了12年，她的伴侣则是一名教师。2021年夏天，他们和年幼的儿子搬到了新斯科舍。他们俩本来就来自哈利法克斯地区，一直计划着回去。但当他们得知房东打算让她的婆婆搬进他们的出租套房时，他们的计划就被迫提前了。

“我觉得我们一直认为可以随时搬回海洋省份，买一栋房子，”刚满40岁的皮科克说。但当他们做出搬迁决定时，这个安全阀已经消失了。那个夏天，哈利法克斯的基准房价已达到43.4万加元，而两年前仅为30.1万加元。（最新的数据是50.7万加元。）

幸运的是，皮科克一家能够搬到她母亲家中，这种安排有很多好处，尤其是自从她去年生下第二个儿子以来。皮科克和她的伴侣计划继续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等到她的母亲最终卖掉现在的房子时，他们可以尝试一起购买一处房产。

在大流行期间，房价飙升，住在较便宜城市的加拿大人几乎在一夜之间看到了他们对拥有房屋的长期期望破灭。

我能够留在我出生的城市，也是一种世代的好运。1976年，我的父母大学毕业几年后，在温哥华西区的克里斯代尔社区买下了一栋带有小前廊和后院苹果树的一层半小房子。他们没有得到父母的帮助，但房子的价格只有5.6万加元，不到当时平均家庭收入1.9万加元的三倍。如果按照通货膨胀计算，今天的价值应该是29.4万加元。但实际上，它的价值超过了200万加元——是温哥华中位家庭收入8.2万加元的24倍以上。

2018年，我和丈夫开始考虑要孩子。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离开我们位于唐人街边缘、650平方英尺的单间工作室公寓。但拥有这套公寓——自我丈夫2009年以33.8万加元购买以来，价值翻了一番——给了我们比许多朋友更多的选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确定何时或是否能负担得起孩子。然而，购买一套带有两个卧室的房子，更不用说一块草地，都将迫使我们离开这座城市。在一个新社区、远离亲朋好友的地方养育孩子，这个前景让人难以接受。与此同时，我的父母进入70多岁，开始考虑从他们当时价值非常高的房子中搬出来。解决方案变得显而易见。经过一年的清理、打包和翻新，他们搬进了新装修的庭院层。在我们的女儿出生前几个月，我和我丈夫搬到了楼上。

这种居住安排将我标记为一个鲜为人讨论的群体成员：房地产市场的“nepo宝贝”。自1977年以来，房主累积了超过3.2万亿加元的财富，如今这些财富正在向他们的子女转移，加剧了代际间的不平等。我感激自己的处境，但我知道这和我的个人美德或成就无关。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和彩票一样，不是靠功绩来决定的——我们中的一些人拿着在我们出生前就印好的中奖彩票。

莎拉·皮科克 (Sarah Peacock) 和她的家人于 2021 年搬回哈利法克斯，希望买一套房子并定居下来。他们现在和莎拉的母亲住在一起。（梅根·坦西·惠顿拍摄）

搬家后不久，我注意到了邻里的一个显著特点：周围几乎没有孩子。或者说，至少比以前少得多。当我还小的时候，公园里总有人可以一起玩，万圣节时街道上挤满了小公主和超级英雄。现在，当我带女儿去游乐场时，她常常是唯一的孩子。这不仅仅是我的想象：在过去几年中，我的邻里失去了各个年龄段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自2001年以来，我家周围的普查区域1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减少了25%。温哥华总体上越来越缺少非常年幼的孩子，每人拥有的儿童数量低于加拿大其他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这不仅仅发生在我的邻里或我的城市。2021年，大多伦多地区15岁以下儿童比2016年减少了2万。多伦多本身甚至失去了更多的孩子，主要是搬到了更便宜的城市。随着便宜房源变得越来越难找，有充分理由相信加拿大家庭的规模和结构将会改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12年的一项最广为引用的研究探讨了房屋拥有权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发现房价上涨10%会导致生育率略有上升——但仅限于房主，因为他们的净资产得到了提升。租户的生育率下降了。考虑到育龄加拿大人的房屋拥有率正在迅速下降，其含义变得清晰。2011年，25至29岁的人中有44%是房主；到202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6.5%。在我们最昂贵的省份，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安大略，数据显示人们比其他地方晚得多才有孩子——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31.6岁，全国最高。

生育率下降和城市老龄化意味着的不仅仅是空荡荡的游乐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意味着对劳动力市场的额外压力，它将在老年人口的负担下蹒跚。这还意味着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减少，税收收入减少，同时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的成本上升。

阿什利·贾丁是一位年轻父母，不得不在为成长中的家庭寻找空间和城市生活之间做出选择。2020年3月，34岁的她和她的伴侣搬到了鲍文岛，这是一个离温哥华20分钟渡轮路程的地方，他们能够从一居室的阁楼升级到一个有两个年幼孩子和一个活泼狗的租来的房子。

但在这里，同样的故事重演了。到了第二年春天，房价上涨了超过30%，他们的房东抓住了热门市场的机会出售房子。他们给了贾丁一个私下购买房子的机会，但她负担不起85万加元的要价。即使这已经是个便宜货，因为岛上大多数房子的售价超过了100万加元。他们找到了另一个租赁房，但他们知道这也不是一个永久的情况。如今，家庭原本田园诗般的生活中笼罩着一种不确定性。

由于无法在温哥华为家人提供居住空间，阿什利·贾丁 (Ashley Jardine) 与伴侣和两个孩子于 2020 年搬到了附近的博文岛 (Bowen Island)。作为一名租客，她担心他们的住房不稳定，而且她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去哪里。“我感到一种绝望，”她说。（阿拉娜·帕特森拍摄）

作为租户，贾丁感受到了她的家庭和邻居之间的一种无形的隔阂。她想知道为什么她要在一个她知道终有一天会被迫离开的社区投入这么多：“我感到一种绝望。我也对此感到非常痛苦。我不想离开。”

这种痛苦并不是她独有的。2023年5月，为《环球邮报》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20至40岁之间的受访者中有一半以上对住房市场感到“愤怒”或“极度愤怒”。亚历克斯·乌尔曼描述了投资者如何抢购滑铁卢的新房，使像他这样的年轻潜在买家无法入住，他的愤怒与此呼应。“这让我很生气，”他说。

去年发布的一份TD经济报告清楚地揭示了这种日益加剧的分裂对个人和家庭的后果。“加拿大的财富不平等不仅仅是富人与穷人的问题，它是房主与非房主的问题，”经济报告里面写道。“随着住房可负担性达到几十年来最糟糕的水平，当前一代的潜在购房者正面临着错失住房财富的命运。”这种财富是加拿大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按设计——建立财务安全的关键工具。

“即使是拥有450平方英尺公寓的人，也能使用租户无法使用的所有这些工具，”安迪·杨说。他提到，政府为购房者翻新房屋提供的税收抵免和可免除的贷款。还有一个事实是，房屋是加拿大人可以出售而不用支付资本利得税的少数投资之一。还有许多房主可用的房屋净值信贷的小财富，当然还有净值本身。

经济学家和个人理财专家长期以来一直警告，我们对单一资产过度依赖以求财务安全会招致灾难，尤其是在经济崩溃时。有些人认为，我们投入建立住房资产的努力或许更应该投资于股市。但随着租金的急剧上升，很难想象那些被排除在房屋拥有权之外的家庭能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租金，同时还能投资与按揭相当的金额。

难怪乌尔曼会感到愤怒。

随着加拿大人对房屋拥有的希望被否定，新的裂痕将会出现：年轻与老年之间、邻居之间、地区之间以及政治派系之间。像亚历克斯·乌尔曼和无数其他人所感受到的挫折将以百种方式爆发出来。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

你可以看到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在省份间加剧，因为来自更昂贵地区的房主涌向较便宜的地区。大流行最初几年，近8.9万安大略省人离开了该省，许多人寻找更便宜的住房，这导致其他地区的住房负担能力上升，并引发了对外来者的怨恨。一对多伦多夫妇，在售出一套490平方英尺的多伦多公寓后，开始在TikTok上记录他们在新斯科舍翻修一栋维多利亚式房屋的过程，这引发了当地一些人的愤怒留言。“恭喜你，你现在就是每个新斯科舍人讨厌的对象，”一则信息这样写道。“谢谢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园。”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否定房屋拥有的承诺，新的裂痕将出现，在不同代际、邻居、地区和政治派系之间。

你也可以看到这种紧张关系在城市围绕新开发的持续战斗中体现出来，通常是房主坚决反对新住房。虽然例子数不胜数，但过去几年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就发生在——别的地方不用说——温哥华。2001年，斯阔米什第一民族成功地夺回了位于市中心不远的历史村庄地点Sen’ák¯w。2019年，该民族宣布计划在这10.5英亩的地块上建造6000套出租住房——这种密度远远超出了市政区划允许的范围，但由于作为第一民族的土地，Sen’ák¯w不受城市规则的约束。斯阔米什住房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让他们的成员能够建立那些对第一民族来说历史上难以触及的住房财富——更不用说为在住房短缺的城市中的成千上万人建造住房。这引起了附近基斯拉诺社区居民的激烈反对，基斯拉诺是60年代的嬉皮士飞地，已经成长为城市中最昂贵的社区之一。附近的一个邻里协会甚至向不列颠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寻求对第一民族和城市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进行司法审查，该协议要求城市为开发项目提供市政服务。

新的是对这种邻避主义的反击，来自所谓的YIMBY（for “yes in my backyard”）——通常是年轻人和住房倡导者，他们希望大量新住房供应的注入将有助于遏制住房负担能力的潮流，不管现有房主对此怎么看。这样的团体现在发现自己正与邻避团体对抗，游说当选代表，并推动他们希望允许在更多地方建造更多住房的区划改革。

这些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将沿着代际线划分，因为年轻的加拿大人发现自己被排除在过去二十年的房屋拥有热潮之外。随着住房有无之间的差距增大，压力将向下移动，压垮那些已经最脆弱的人。受影响最严重的仍然会是那些过去最不利的人，包括有色人种和原住民。这一差距正在扩大：加拿大黑人的房屋拥有率已经是全国最低，从2011年到2016年间下降了近8%。我们还将面临更多明显的功能失调迹象，比如大流行期间全国各地出现并急剧增长的无家可归者帐篷城。

政治极化可能也会加剧。2021年，英国研究人员分析了11个欧洲国家最近的选举结果。他们得出结论，不仅租户和房主在政治上存在分歧，而且随着房屋变得越来越负担不起，这些分歧还在增加。房主对帮助非业主的政策，如租金控制或税收改革的支持度降低，甚至对建造新房屋的支持度也降低。租户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不平等的受益者会倾向于保持那些使价格保持高位和上涨的政策和政党，”作者总结道。“他们这样做的代价是租户和业主之间日益增长的极化。”

当然，任何政治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可以利用有关住房成本的正当民粹愤怒。在加拿大，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埃夫成功地利用房价作为一个楔子问题。保罗·科舍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口与公共卫生学院的政策教授，也是专注于解决代际不公问题的智囊团“代际挤压”（Generation Squeeze）的创始人。“波利埃夫正在以保守党通常不采取的方式吸引年轻人群的愤怒，”他说。“日益增长的代际不平等，无论是在财富还是在获得住房安全方面，可能会改变年轻人和老年人在政治隶属上的划分，以及这些隶属的含义。”

换句话说，这对于通常稳如磐石的加拿大政治来说是一个未知领域。年轻选民是过去两届自由党政府的关键，但目前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这一人群几乎没有可信度。这可能与多处产权业主在过去几年房地产价值大幅上涨中获益良多的事实有关，他们在政府中代表性很强。超过100名议员，占议会三分之一以上，拥有多处房产。其中包括联邦住房部长艾哈迈德·胡森和温哥华格兰维尔选区的国会议员塔利布·努尔莫哈默德，自2005年以来，他通过在大温哥华地区出售40多处房产赚了近500万加元。与此同时，他的选民越来越多地被排除在拥有一栋房子所带来的财务好处之外。

“我们已经让年轻人和所有年龄的新来者遭受了损失，”科舍说。“我们需要吸引的群体是那些已经安全居住并变得更加富有的老年人群。我们需要就此展开一场关于置身事外的道德讨论。”

否则，结果很明显。越来越多的加拿大社区将开始变得像我的社区一样：安静而孤独，只对那些已经获得或继承住房财富的少数特权人士开放，而他们还想变得更富有。最终，我们所有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